还原梭罗
仲泽
亨利·戴维·梭罗，生于一八一七年，美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是美国“文艺复兴”的中坚人物和美国精神的奠基者之一。
梭罗于一八三三年入哈佛大学，受教于当世的精英，一八三七年毕业，毕业后曾跟兄长约翰创办学校。一八三九年，两人曾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泛舟而游，这段经历他后来写成《河上一周》并于一八四九年出版。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那天，梭罗移居瓦尔登湖畔，直至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结束，这段经历产生了著名的《瓦尔登湖》。回到康科德之后，他曾替师友爱默生照料过一年的家务。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五三年之间，梭罗曾有过几次短暂的旅行，这为他故世后出版的作品提供了素材。一八五四年，经过他七易其稿精心结撰的《瓦尔登湖》得以问世。此后更多的时间，他依然僻居于康科德的狭小天地，从事土地测量、铅笔制作以谋生。与此同时，他致力于其他作品的撰写和文稿的整理，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日记，这成了他作品的主体。
一八六二年，梭罗因肺病辞世，终年四十五岁。
梭罗因为在瓦尔登湖畔的经历，被时人目为异端，而被后世“誉为”“隐者”。然而，这是莫大的误解，尽管爱默生在梭罗没世后就明确地予以批驳，梭罗自己也曾说：“我当然不是隐士，若有必要，我可能会安坐在酒吧间，并且比屁股最沉的常客坐得还久。”但是，作为“隐者”的梭罗却是留给广大读者的主导形象，甚至，让人惊讶的是，这位清教徒式的思想家不时被误解为模山范水的小资人物。
一
中国隐者总是高蹈方外、餐霞饮露，他们终老泉林，了无烟火气息。纵然将梭罗归为隐者，他也绝非这种形象，他在流连自然、沉吟山水的时候，并没有忘却自己的时代，更没有忘却对人类价值体系的反省和批判。在《瓦尔登湖》的叙述中，不时见出他振聋发聩的社会批评。
一八四五年春天，梭罗便开始在湖畔营造小屋，他在书中详尽地开列了所有花销，除去自己的人工外，建房成本为28.125美元。由此引发了他关于房屋无比丰富的思考。
他在第一章《简约地生活》中说，“连空中的飞禽都有它们的鸟巢，狐狸则有自己的洞穴，野蛮人也拥有各自的棚屋，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所。在文明尤其普及的重镇和都市，拥有自己住所的人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一套普通住房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八百美金，即便一个劳力不受家庭拖累，要攒够这笔钱也得花上十到十五年时间——将一个男人一天劳动的经济价值估为一美金，因为考虑到如果有些人挣得多，其他人就会挣得少——因此，在他挣得自己的那间‘棚屋’时，势必已经耗掉了大半生命”。而更加深刻的原因却是：“一个阶层有多豪奢，另一个阶层就有多贫穷，一边是宫殿，另一边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他说那些身居陋室的人“因为寒冷和痛苦，蜷缩身子已经成了一种长期的习惯，以致无论老少，其形体就永远那样缩着，肢体和官能的发育因之遭到了抑制”。因此呼吁：“正是这个阶层的劳动成果使我们这代人显得卓越特出，对他们的处境给予关注绝对说得过去。”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托马斯·莫尔思考的余绪，也是宋人“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的描绘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写照……因此，提到金字塔的时候，他愤慨地说：“如许之多的人（按：奴隶）挥霍生命，备受屈辱，在给某个野心膨胀的蠢货建造金字塔作为坟墓，若将这蠢货投入尼罗河淹死，然后抛尸喂狗，才算聪明勇武。”
随着对慈善事业的批判，他的锋芒指向了普遍的不公：“有人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奉送于穷人，可能恰是此人不遗余力地制造了苦难，却又在不遗余力地徒然施救。”这番思考以严厉的质问结束：“你吹嘘什么将十分之一的收入献给了爱心，或许，你应该如此支配那其余的九份然后收场。到头来，社会仅仅收回了十分之一的财富——这应该归功于因占有而得以彰显的慷慨，还是政府对公道与正义的怠慢轻忽？”
跟其他思想家一样，梭罗认为，文明社会是文明公民的作品，而文明公民又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文明公民的培养则是教育的最高目的。然而，当世的学校教育又是如何？他拿自己曾经就读的哈佛大学开始了讨论。
“剑桥学院（按：现在的哈佛大学）的一间学生公寓比我这间小屋大不到哪里，而仅仅是年租就得三十美元，且不说这家公司还要在一个屋顶下修上三十二间毗连的房屋取利。”在他眼中，大学成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除了生命的艺术，什么都会传授，什么都会实践——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世界，从不用他的双眼；研习化学或力学，而不知道面包如何烤制，如何挣得……”关于所受的教育，他说：“我在离开学院时震惊地获知，我居然精通了航海术！”而研习经济学的学生，“就在他阅读亚当·斯密，阅读李嘉图，阅读萨伊的时候，却将父亲拖入了无可挽回的债务泥淖”。
社会的荒谬和不公背后，是赤裸裸的罪恶。
他在第八章《镇子》中写道：“有天下午，我去镇子上到鞋匠那里拿鞋时被捕入狱，原因我在别处曾经提及，只因我没有为政府纳税，只因它在参议院议事厅门口像倒卖牲口那样倒卖男人、女人和孩子，只因我不认可这样的权力。”这是对蓄奴制度的强烈憎恶。奴隶竟成了天经地义的商品，正如他所说：“我几乎无须拿南方各州的那些劳力来说事，他们为本国提供了大宗的出口产品，而他们本身也是南方的主要产品。”
上述引文中“原因我在别处曾经提及”，指的是他的另一篇名作《非暴力抵制》。他曾经为反抗蓄奴制的斗士约翰·布朗奔走呼告，且撰文声辩。梭罗关于社会变革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一大批人，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人，也为人类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另一种值得思考的途径。
二
面对社会不公和罪恶大声呼告的梭罗，又是一位笃爱艺术，有卓越文学修养的文学家。他在指斥人类罪恶的同时，也留下了世间最浪漫的吟唱。
写到他的“栖心”之处，梭罗在第二章《我居于何处，又因何而生》有无比动人的吟咏：“屋顶拂过款款的清风，跟掠过山脊那样滋润和畅，它捎来若断似连的曲调，那是将大地之音滤过后剩下的天籁之响。早晨的风儿永不停息，造化的诗篇永不间断，却鲜有耳朵去聆听。奥林匹斯本在人间，举世皆然。”
这是田园牧歌式的歌颂，而他在第十七章《春》中对春天的礼赞则成了最美的一组颂诗：
太阳终于开始直射了，暖风驱散了雾霾和阴雨，消融着岸上的残雪。太阳驱散了雾气，洒播着柔柔的光线，大地气象万千，黄白相杂的蒸气宛若熏香缭绕飘荡。游人取道其间，从一个小岛到另一个小岛，心田激荡着溪水与小河的淙淙欢唱——它们脉管中冬天的血液正在奔向远方。
春的浪漫、温润，以及无坚不摧的力量在梭罗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梭罗写出了世界文学园地中关于春天的绝妙好辞：
在欢欣的春晨，所有人的罪孽都能获得宽恕，这是洗刷恶行的日子，这时，在强劲灼热的阳光下，最邪僻的罪人也将回头。我们返回了真朴，便能见出邻人的真朴，在你眼中，昨天他可能还是个盗贼，醉鬼，或好色之徒，你对他只是同情，甚或鄙弃，也因此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但是，当艳阳高照，温暖了初春的第一个早晨，让世界焕然一新，你遇见他在恬静地劳作，看到在他往昔挥霍放纵的血管中，充溢着宁静的快乐和对新日子的祝福，满怀婴儿的纯真品味着春的浸润，这时，你会忘却他所有的错误。
然而，这种描绘都是“隐逸文学”的常态，“隐者”梭罗的浪漫更有格局和气象。
梭罗很多描绘已经成了该类题材的典范，除了对蚁群大战的著名描绘外，他对猫头鹰深夜号叫的文字也闻名遐迩。那“是忧郁的墓园谣曲，自戕的恋人在相互抚慰，在阴森地府的林间追忆超尘拔俗的创痛与欣悦……它们用这幽暗泣涕的音乐风格，情不自禁地吟唱着追悔和叹息。它们是精灵，是消沉的精灵在传递阴郁的兆头，也是沉沦的灵魂，一度赋有人身，暗夜中走在人间，从事着黑暗勾当，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罪恶，用凄厉悲恸的圣歌和挽曲偿赎着它们的孽债”。
他对鹌鹑眼神的描写也是绝唱：
雏鸟的眼睛大方安静，那种极其成熟，然而无比纯净的神态让人难以忘怀。所有的灵慧似乎都写在那双眼睛里，其中不只是童蒙的纯真，也有经过砺炼得以升华的智慧。这双眼睛是造物者的馈赠，跟它映出的苍穹一样久远。大森林再不会呵护出这样的珍宝，游人也难得机会欣赏如此明澈的水井。
物是人非的慨叹是文学艺术永不过时的话题，梭罗写到满目荒圮的时候曾说：“多么哀恸的举止——把井口彻底封死！封死水井就打开了泪井。”“门板、门楣和门槛早已荡然无存，而活泼的丁香又送走了一代人，它依然会在每年春天绽开芬芳四溢的花蕾，留给沉思的路人去把弄。”而这株丁香却是一个孩子手植的，他何曾想到，“在半个世纪之后，当他们既已长大又离开人世，还会隐隐地向那位孤独的漫游者述说他们的往事。它美丽地开花，芬芳地传香，依然跟第一年春天那样，让我铭记着它那娇嫩、温婉、欢欣的花色和芳香”。
梭罗的超凡才华不仅见于命意遣词，也表现于篇章的营构。他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了两年又两个月，然而《瓦尔登湖》的讲述被精心地安排在一年之内，十八章文字的布局显示了卓越的匠心和恢宏的格局。
第一章《简约地生活》是导言，而第十八章《结语》则是结论，紧接着，通过第二章《我居于何处，又因何而生》，他奠定了一个基点开始朝圣之旅，而倒数第二章则通过《春》的描绘，意味着旅程的圆满结束。剩下的十四章也是两两相对的格局：宁静对声音（《阅读》和《声音》），独处对社交（《远离喧嚣》和《访客》），乡村对市镇（《豆田》和《镇子》），纯净对堕落（《湖》和《柏克农庄》），精神对动物性冲动（《更高的原则》和《禽兽比邻》），当下对既往（《室内取暖》和《昔日的居民和冬天的来客》），动物的自然生活对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索（《冬日的动物》和《冬日瓦尔登》）。[1]
三
当我们惊讶于一个“隐者”金刚瞋目般的社会批评时，他又为我们展示了诗人和歌手的浪漫，然而，这位浪漫的吟者却又以渊博学者的身份让我们再度惊叹。梭罗对科学充满了热情，甚至到了膜拜的程度。杰出的文学家梭罗又是渊博、严谨的学者。
梭罗对大自然之形容声貌做了巨细无遗的观察和记录。
在第十三章《室内取暖》中，他详尽地记录了从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三年间瓦尔登湖彻底封冻的日期；同样，在第十七章《春》中，对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四年间瓦尔登湖的彻底解冻也有准确的记载。关于一八五四年的解冻，他写道，“到了（一八）五四年，（彻底解冻）大概是四月七日”。关于这条记录，他没有忘记加一个表示难以确定的辞藻“大概”。
周详的记录还见于瓦尔登湖和周边湖泊与河流的水温。
由于梭罗曾经做过土地测量员，一八四七年离开瓦尔登湖之后，他依然通过这种工作赖以谋生，因此，在《瓦尔登湖》中出现了很多与度量相关的数据，比如，在《室内取暖》中，他写到了冰中的气泡，除了交代其形状、位置、颜色等之外，还交代了大小，“这些气泡直径从八十分之一英寸到八分之一英寸不等”。读者须知，八十分之一英寸是一个不到0.32毫米的数字！他还指出“湖上大概每平方英寸就有三十到四十个气泡”——这种现象在常人的眼中很可能不存在。
梭罗对自然的观察到了这种让人愕然的程度，因为他说过：“我移居林中的一重诱因是获得闲暇和机会目睹春天来临。”因此，他看到了春天的第一只麻雀，也见到了鸽子和雨燕何时在天空重现，也指出“乌龟和青蛙总会跻身春天的先驱和信使之列”。在第四章《声音》中，他发现夜鹰在每晚固定的时间总会前来歌唱，于是庆幸“因此获得良机熟悉了它们的习性”。
数字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一种量度，也是对这种认识的一种记录，梭罗出于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和热衷，在《瓦尔登湖》里留下了大量的数字，有些数字到了小数点后面的第三位，他严谨审慎的态度可见一斑。
梭罗这种严谨态度在《瓦尔登湖》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他关于瓦尔登湖深度的探测。“关于湖底，或者它压根就没底，有好多传言，当然，这种‘深而无底’的说法肯定没有根据。”他指出，很多人不动手量一下就轻信这种无稽之谈，而个别前来测量的人也因为粗率马虎得出了怪诞的结论。“有人曾平趴在冰上向下张望，那重介质飘忽迷离不说，他那双眼睛也可能充了水，且因担心胸部着凉而感冒，所以草草收场，因而看见‘能够容下整车干草’的若许巨洞……千真万确，那就是冥河之源和冥界入口。”而有人则郑重其事地前来探测，“带着五十六磅的砝码，一车一英寸粗的绳索，也没能找到湖底。因为，在砝码已经落到湖底的时候，他们还在松手里的绳索，就这样徒然地量着他们心中那不可思议、确实无法测量的深度”。他自己则“毫不费力就测出了水深”，所用的“工具是一根鳕鱼钓线和重约一磅半的石头”，方法是“准确得知它（石头）何时离开了湖底”，原因在于“在石头尚未拖离湖底时，因缺乏浮力之助致使牵拉格外吃力”，最终的结论是“最深处刚好一百零二英尺，如果算上后来上涨的五英尺，那就是一百零七英尺”。有学者指出，梭罗得到的结果跟目前瓦尔登湖的实际水平略有差别，如果考虑一百五十余年来的变迁因素，我们会吃惊于梭罗所得数据的精确。
关于湖底，梭罗量取了好多数据，最终提供了一幅关于瓦尔登湖的全图和纵横两幅剖面图，并且以此为据，就测量进行了非常精彩的一番申说（这幅地图绘于一八四六年，见于《瓦尔登湖》一八五四年的初版）。
梭罗对科学的热衷还见于他对文化知识百科全书式的涉猎，两年的湖畔生活，除了让他“摆脱干扰做些私事”，也使他得以有暇进行大规模的阅读。《瓦尔登湖》征引的著作很多，举凡文学、历史、科学、农业、地质、政治等等，无不收于笔下，从上古到当代，从欧美到亚非，无不穷搜毕罗，其丰富和浩瀚让人讶然。尤为让人吃惊的是，梭罗积极地关注着科学的发展，在他援引的作品中，有好多是同代人面世不久的成果。
梭罗关于语言有专业学者的修养，在他就读哈佛大学期间大钱宁讲授的写作对他影响颇深，此外通过琼斯·威利丰富了他关于希腊文化及哲理诗人的知识，他亦曾暂居于奥利斯特斯·布朗孙家中，师从对方学习德语。当然，他卓越的语言修养肯定源自求知热情和勤奋。
由于他对语言的特殊敏感，《瓦尔登湖》显示了卓越的修辞技巧，也给翻译带来了很大很多的障碍，这一点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四
梭罗珍爱富有原始力量的野性生命，崇尚融入自然的那种真率质朴的生活，因为文明时代的人类早已异化，早已成了文明的奴隶而丧失了生活的本真：“且看，人们已经成了自己工具的工具，饥饿时自发采摘果子的人成了农夫，站在树下以求荫庇的人成了户主。”社会的分工已经使人们无暇于真朴的生活，他们早已迷路，“不再露营过夜，而是定居于大地遗忘了天空”。因此，他这样热切地讴歌奔放无拘的生命：“这印第安野鸡曾经野性未泯，在鸣禽家族它的歌声自然超群绝伦。它若能更换环境却野性如一，不久便会成为我们林中最知名的歌手……在所有的国度，诗人对这种野生鸟儿的啼鸣和本土歌手的吟唱都不会吝啬赞词。”
《瓦尔登湖》是一部回归伊甸园的作品，是一部面对眼前世界矫弊的神话，也是对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面临天翻地覆变化的一种呼告。依照中国的标准，梭罗是一位虔诚的求道者，作为严肃的思想家，他捐弃了近代西方学者西方文化至上的狭隘观念和盲目自大，以恢宏的气度和开放的胸襟审视、甄别、接受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工业文明相比，他更钟情印第安的土著文明；面对纷繁扰攘的西方物质主义，他将目光投向了高贵的古代和卓越的东方。
《伊利亚特》是梭罗的挚爱，他多次提到这部文学“圣经”，在他心里，这部著作代表着人类一度矗立于天地间的英雄气质。印度教典籍也多次形诸笔端，他提到：“早上，我沐浴在《薄伽梵歌》那宏伟深远、关于宇宙演化的哲学中涤洗自己的心智。”这部经典成了他借以鄙视俗世生活的一个符号，“较之东方的废墟，《薄伽梵歌》是多么让人艳羡向往！”他屡屡征引《圣经》或暗用其典故，并且，每每将“异教”经典和世俗作品跟基督教的这部圣书并称：“当梵蒂冈充盈着《吠陀经》、《阿维斯陀经》[2]、《圣经》、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之时，当未来的时代能够相沿不替地将他们的成果齐集在世界这个巨大的论坛之时，我们便迎来了一个丰盈充实的时代，凭着这些库藏我们最终有望达到天的高度。”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曾有过“世界公民”的设想和呼吁，我们有理由认为梭罗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梭罗对中国传统典籍和思想的热情让我们更有兴趣。
林语堂先生这样说过：“在美国作家中，梭罗是最有中国气质的一位……如果将他的作品译为中文，没有人会怀疑这是一位中国诗人的手笔。”他尤其指出，梭罗的朴野、强毅和个人主义活似庄子。
《瓦尔登湖》所征引的儒家典籍相当丰富。
在第一章《简约地生活》中谈及真诚地面对生活的时候，他引证孔子的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第五章《远离喧嚣》中，梭罗论及“孤独”的时候说，精神的愉悦会让人获得自我满足：“孔夫子可谓一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在第十一章《更高的原则》中，梭罗力倡对官能欲望的节制，认为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表征，孟子的话进入了他的视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在热情讴歌春天化育力量的时候，录入了自己从法译本转译的孟子：
宁静嘉惠的晨间清芬会让人性的美复归，人们因此会弃恶向善，微微趋向朴野的天性，一如偃卧的林木再度挺身。同理，白日的恶行会阻遏人们趋善自新的念头，并最终扼杀它们。
自新的善念数度受阻，连慈惠的夜都无法挽救它们，人最终将沦落到近乎禽兽的地步，既然不异禽兽，则在世人眼中压根没有天赋的理性。生而为人，这难道是真实本然的思想和感情？
梭罗对“四书”中《论语》和《孟子》之外的其他两部典籍也有所引证，他提到，如果食物可以“哺育智性”，纵然它多么粗劣，也会让人获得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心不在焉’，曾子如是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瓦尔登湖》的若干表达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他谈到了学术的堕落，说“现在只有哲学教授，而没有哲人”，我们未尝不可以认为这是对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回应；他说，“在智者眼中，万物的本性纯然无辜”，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所说的“智者”就是老子和庄子，因为《道德经》第五章这样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谈到猫头鹰凄厉的号叫，梭罗深有感触，“我对我们共同栖身的自然，就其多样性和包容性有了新的感受”，这分明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周易》系辞的另一种说法。
切勿将这种分析理解为捕风捉影的附会。西方学者曾经指出，梭罗曾经大量阅读中国典籍，而不见于《瓦尔登湖》征引的老庄也曾是他的钟情，他们在研究梭罗手稿之后发现，《道德经》的文字屡屡出现在梭罗的日记之中。[3]
五
幽默既是一种人生境界，又是一种辞令风尚。思想家梭罗在严肃地思考人生，然而，文学家梭罗却在幽默地品味，优雅地讲述，他的作品亦庄亦谐、妙趣横生。
在第十四章《昔日的居民和冬天的来客》中，写到一位暂居于此的黑人加图的时候，他不失时机地做了一番调侃，“这位加图当然不是尤蒂卡的那位”，就因为此人跟古罗马名宿加图同名。在交代其身世的时候，他着墨无多，然而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依稀有人记得他在胡桃林中的那一小块地，他让那些树一直长着，兴许老了能派上用场，然而最终却给一位比他年轻的白人投机者用了。不过呢，他最终还是有一间跟别人大小无异的窄小居所。
我们不知道其中是嬉笑怒骂，还是惋惜同情，但是，黑人财产遭到侵占却是事实，死亡消弭了尊卑贵贱的差别也是事实，人间的不公总有个终了，亡灵因为最终的“居所”“大小无异”而实现了众生在人间难以实现的平等。这是不露声色的讲述，又有谁能够面对这种文字无动于衷？
这种幽默不仅见于人生的观照，也表现在物象的描摹。
比如，晨雾被阳光驱散，在他的笔下滋味不同：“雾气像幽灵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林中退去，恰似夜间的宗教密会被驱散一般”；暖雨让残冰突然消失，被他写得妙趣横生：“这些冰面就会全然消失，好像遭到诱拐，随雾而逝。”
我们说过，《瓦尔登湖》关于动物描写的很多片段已经成了最著名的典型，如上文谈及的蚁群之战、猫头鹰的号叫等等，作者在第四章《声音》中对牛蛙环湖而鸣的文字让人捧腹。
这些牛蛙“环湖聚集，喇叭高鸣”，“这帮纵饮之徒是古时醉鬼的化身”，“只是一味地豪饮、猛灌而腹肚滚圆”，“尽管酒已跑味，仅仅成了充胀肚皮的液体；尽管美妙的醉意从未驱散既往的回忆……它们依然乐于恪守节日盛宴上嬉闹的旧俗”。在群蛙之中，梭罗对其中一位特予关照，来了个特写，“最有市议员派头的那位在北岸下方，它下颌涂满口涎，将下巴托在心叶草上权当垫着餐巾，面对原来不屑一顾的白水，来了个一气痛饮”。我们不由得深感纳闷：梭罗笔下的域外形象怎么让中国读者倍感熟悉和亲切？梭罗似乎对“市议员”格外钟情，总会不失时机地让他们抛头露面。比如，他说，粗劣的饭食照样会给人带来莫大的满足，“清教徒面对黑面包皮或许会大嚼大咽”，或许是担心读者对他的描述没有形象的感知，他于是跟了一句，“好像市议员面对甲鱼那样”，这种信手拈来的比喻肯定会让个别人极不舒服，不过让他们片刻的不悦带给读者解颐之乐或许也是梭罗的本愿。
幽默被当作一种人生态度，乃是因为这是一种角度别致的观照，连观照者自己也成了被观照的对象，这时候，幽默便会升华为智慧。
梭罗说，“若有一位客人来访，有时他还能分享我的一顿便饭”，然而，如果来人超过二十个，则进食就成了“斋戒”，但这“斋戒却显得那么自然，从未让人觉得有违待客之道，反倒认为‘这道菜’善解人意，恰如其分”。
梭罗常常通过双关、原始义和典故的活用让文字充满了谐趣。
双关常常会使讲述蕴藉隽永、意味深长。他写到一位渔人长时间垂钓而一无结果，而得出结论，他已经“跻身那些古老的修士之列了”，而“修士”这个词在英语中恰好是“鱼儿未曾上钩”的谐音。梭罗说到铁路的兴建所付出的生命代价时提醒某些人，确保铁轨下面的那些“沉睡者”陷入酣睡，不要让他们醒来，而“沉睡者”一词在英语中同时指的是“枕木”（sleeper）。这些枕木是物，它们没有生命，而这些枕木同时也是人，他们已经丧失了生命，他们还是一批沉睡者，有人担心他们苏醒。因此，在《瓦尔登湖》面世八十年之后，中国作家夏衍写到《包身工》的时候，援引梭罗的这段文字，也发出了同样的棒喝与呼告。
梭罗写到，他曾经“办过学校”，谈到这件往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副词，那就是thoroughly，该词为“彻底地、全副身心地”等意思，当然，其字面意思足以达意。然而，作为非英语读者的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该词从读音上恰好跟梭罗自己的名字相谐，所以这个词同时可以理解为“像梭罗那样（做某事）”，而我们知道，梭罗是极其认真的人，因此，通过谐音，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曾经全副身心、一丝不苟地办过学校。
他写到了春天的雁鸣说，“头雁的规则鸣叫不时传来，满怀期待能在泥泞的池沼中开斋”，而“开斋”一词，其常用义却是“用早餐”，追溯其语源，却由break（打破）和fast（斋戒）合成。写到人们的卑琐生活时，他说“‘镇子’在他们那里成了实至名归的‘社团’”，须知，梭罗让“社团”（community）一词通过连字符将前缀com和词根munity加以离析，词缀和词根的离析恰好为该词赋予了另一重意味：利益共同体——人类群居似乎源于“共同防御”的需要。如此，人类满怀惴栗，难得从容的生活常态便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这是梭罗通过原始义的剔发予文字以点化，以获得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法，这种任由驱遣、挥洒裕如的辞令技巧源自卓越的语言修养，而典故的化用则显示了他深厚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识断。
他说，他栖居湖畔时几乎没有丢过什么东西，唯一的例外是一本荷马史诗，至于下落，他说“它曾摆在我们营中的某个士兵面前”，这句跟上下文多少有点距离的表述让我们感到纳闷，殊不知，这句话是在化用中国的典故，其出典在东方典籍《孔子家语》中。这个典故既交代了事象，又因其内涵而隐隐地传递出值得揣摩的人生态度；他说，农事是一门神圣的艺术，“不但第一枚果实是神圣的祭品，最后一枚也是”，这同样会让我们感到些微的不解，因为前文根本没有交代关于“第一枚果实”的相关信息，所以怎么能理所当然地据以为前提而得出“最后一枚（果实）也是（神圣的祭品）”这样的结论呢？实际上，对于谙熟《圣经》的西方读者而言，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梭罗是在化用基督教的典故。
谐音、双关、原始义和典故活用等辞令技巧在《瓦尔登湖》中俯拾即是，乃至成了这部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它为本书赋予非常别致的意味，同时也形成了翻译的巨大障碍。译者面对这种现象，在尽可能照顾表意的前提下进行了移译，但终因英汉语言和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无法尽行表现，所以，通过注释再现作品风貌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尽最大可能以译语传递源语的信息是译者的责任，同时因为《瓦尔登湖》是散文而非韵文或戏剧。这也是本书为什么在提供背景知识以外还有那么多注释的原因所在。
六
梭罗既是犀利的批评者、浪漫的吟者，也是渊博严谨的学者、东方的朝圣者和幽默的言者，他还是一位虔诚的求道者——这是梭罗的历史形象。
梭罗说过，他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是“在深夜盯着星星，以图发现它背后的上帝”。这既是他对童蒙生活的记录，又是他孤独寂寞又异彩纷呈的一生的写照——终其一生，梭罗都在探索生命的意义。
这一探索以试验的方式正式开始。
一八四五年，二十八岁的梭罗移居瓦尔登湖畔，开始了他的人生试验。而移居林中的直接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摆脱干扰做些私事”，也就是写一本旨在记录跟挚爱的兄长约翰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泛舟而游的书，因为此时约翰已经辞世；第二是从事人生试验，旨在验证人们对经济的依赖可以降低到什么程度，而为更有价值的精神事业赢得充裕的闲暇。
很明显，梭罗的这番探索被时人理解为无所事事的游浪，而他本人也被视为无聊的闲汉，对于这种讥讽和谬见，他在书中给予应答：他进入林中，是想“带着明确的目的去生活，以图直面生命的本质”，因为他“无意顺从天命”，而是想“深切地活着，吸纳生命所有的精髓，活得像斯巴达人那样刚劲强毅，以彻底革除并非生命本质的一切，披荆斩棘、斩草除根式地开拓出一条道路，将生命逼入死角，滤去其他，只剩下最基本的要素”。
他的探索首先从“生命之必需”入手，他为这种需要提供的定义为，“于生命关系甚大，乃至成了没人能够离得开的物品，容有例外，无非因为蒙昧、贫穷，或是人生哲学的缘故”。照此定义，“生命需要”不外乎如下四个方面：食物、住所、衣物和燃料，而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持机体热量”。然而，他通过试验发现，“一年只需三四十天的劳作便足以供养自己”，实际情况却是，人类的生活，从个体到群体，都围绕这一“需要”展开，都服务于这一需要的满足，从而衍生出观念，沉淀为规范，上升为道德，组织为团体（社会），人彻底蜕变为这一“需要”的奴隶——他除了不是自己，什么都是！
这种“保持机体热量”的“需要”直接表现为营谋生活，而间接表现为追求金钱，因此，人蜕变为这种“需要”的奴隶其实就是被金钱所挟持，通过这一分析，梭罗实现了对萨伊、斯密等经济学家的瓦解，实现了对拜金主义和物质至上观念的颠覆。他断言，“要满足灵魂的需求，金钱没有用武之地”。
《瓦尔登湖》便是对这种“生命需要”的衍生物的解构，他解构出一幅芸芸众生臣服于“生命需要”而疲于奔命的“生活”图景，解构出林林总总被视为圭臬和指南，然而荒谬绝伦的生活意识，解构出攘攘熙熙的各色人等……而这一切，都通过现身说法的方式加以对照，正如《瓦尔登湖》首版的前言所示，他这一番努力的用意在于：“像居于栖木的报晓晨鸡，昂奋傲然地做自我道白，冀以唤醒我的邻人。”
梭罗指出，“如果人们愿意简约智慧地生活”，则“生命需要”原本可以如此简单地得到满足，这样，“在尘世间保全自我乃非苦差，而是乐事”，因为他可以为自己赢得时间去开发精神潜质，以“领会生命给予的启示”。
这种开拓从直面自我开始，直面自我是重塑自我，甚至于重获灵魂。因此，梭罗屡屡强调，每个人应该去进行生命的实践，“生活的方式丰富多样，一如从一个圆心可以引出无数半径”，人“尽可能地各异其面，各适其性……觅得自己的道路并付之行动”，直面自我的人才是勇者，所以，“只有败者和逃兵才去参战，也只有这些懦夫才逃避自我前往应征”，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自己，去开拓自己的精神潜质。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书终章的《结语》中，梭罗拟想了一番对话的缘故：
面对眼前的沼泽，旅人问男孩底部是否硬实，男孩给了肯定的回答，然而，旅人的马匹很快便陷入其中没及腹部，他便对男孩如此比画：“我以为你是说那沼泽下面是硬的。”“是啊，”男孩回答，“那是因为你还没走完一半。”
梭罗认为，大自然为这种开拓提供了领地，在本书稍具形而上意味的第十一章中，梭罗这样断言：“我身上有一重趋向更高生活，或曰精神生活的本能，这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同时还有指向原始和野蛮生活的另一重本能，两者我都看重，并且对后者的热衷丝毫不亚于前者。”这既是对至善的肯定，又是对野性的颂扬。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很多答案：为什么在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便利面前，梭罗对印第安生活模式给予了肯定？他为什么膜拜东方文明？他为什么热衷并皈依于自然？作为超验主义者的梭罗对自然的态度跟其师友爱默生大异其趣，后者认为自然是导向精神归宿的途径，而梭罗却认为，这一归宿就寓于自然本身。这让我们明白，他何以像泛神论者那样赋予自然以某种宗教意味。
中国曾经以“大节不护细行”替言行两违的举止辩护，然而，这种说辞在梭罗那里没有用武之地。终其一生，梭罗都在认真地观察，严肃地思考，严正地躬行，以图最终做出明确的判断。“如果生命注定卑琐，便彻底掘出劣根公之于众，如果生命注定崇高，则用自己的经历予以印证，能让它在我下次的游历中得以显现。”世人因他这种力行的处事原则而给他奉送了清教徒和禁欲主义者的称号。
梭罗一生命运多舛，饱经坎坷挫折，屡遭丧亲之痛，他由于纯粹的追求而见疑于世，他对物质主义极端抵制的态度让自己深陷孤独——乃至，我们需要说明，他跟自己的启蒙者、自己的师友爱默生也因为性情扞格而存在痛苦的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梭罗的探索带有些许悲壮意味，这让我们对人这种动物试图超越天赋的动物性所做的努力感到骄傲，又深感怜悯。这是古往今来的圣贤心仪的事业，因此，梭罗并不孤独，他既有先声，又有嗣响。他在基督诞生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后做的那番努力，为人类赢得了荣誉，为十九世纪留下了光辉，以一缕馨香长久地慰藉着向往神性的人们。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