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的童年
现在说到我自己了。我生于1932年5月5日，后来才知道我竟然与马克思是同月同日而生。老人讲起我来，都认为我命大。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家中院子有养鱼缸，可能我扒到缸边看鱼，就跌到水缸中去了。幸亏我的姨奶奶发现得早，把我救出来，否则，早就一命呜呼了。
姨奶奶是我奶奶的妹妹，丈夫去世后，就住在我们家里。我的姑姑都是她带大的。她很慈祥，做得一手南方口味的菜肴。是母亲为她养老送终的。
就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也就是上小学的前后，让我至今能够记住的事情，就是大姑私奔不久，一个夜晚，我们正在熟睡，家里闯进土匪。我蒙住被子，只听着土匪在翻箱倒柜，后来才知道，他们不知是听谁说的，说我家里有枪才来搜查的。
1938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一天正在上课，家里来人把我带走，原来父亲去世了。家里乱吵吵的。那时小妹刚出生百天，她连父亲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人生缺憾，可能给她带来莫名的心灵的伤害。
人活着是很不容易的。
我记得我上学时，不是那么用功，课后不记得有什么作业。晚上，家里也不可能给每个人提供一盏油灯。每间屋里，开始我记得是点煤油灯，后来就是豆油灯，放到柜台上，闪烁着，周遭都是昏暗的。
冬天，很早就上炕睡了。
不过，在家里，大姐、大哥都学得很好。我可能也受到他们的感染，考试时，也很下功夫，我记得每个学期的考试不出前三名吧。
关于我，我的大姐在我80岁生日的宴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短文。我照录在这里：
相弟的故事
命大
我的祖母爱养花，一到夏天，满院花香。后来祖母老了，养不动花了，一些花盆就闲下来了，特别是两个养荷花的大荷花缸，到了夏天，就用它接雨水洗衣服。有一天，下午，我的姨奶奶在荷花缸旁洗衣服，相弟在荷花缸边玩耍。那时他才三四岁，个子不高。他蹬在缸边的一条板凳上，玩儿缸里面的水，一不小心，一个倒栽葱一头扎进水中。这时，姨奶奶就听见“扑通”一声，抬头一看，荷花缸上两只小脚丫在扑腾！姨奶奶立即跑过去，提起他的两只脚，把他抱出来，拍打他的后背，就看他哭着吐出许多水。
我们全家都吓坏了，母亲赶快把他抱过来，擦干了身上的水，用一条小被子把他裹起来，还给他吃了一点镇惊的小药。大家说：“捡了一条小命，三儿命大。”（三儿是相弟的乳名）
胆大
父亲刚刚过世，家中有些亲朋来慰问，有时要留下客人吃饭，所以准备了一点酒，没喝完的酒瓶子就放在里屋的桌子上。
一天下午，大家都在堂屋做事，就看到相弟涨红的脸，瞪大的眼睛，从里屋晃晃悠悠走出来。问他话也不说，一闻浑身酒气，知道他把放在里屋桌子上的酒给喝了。母亲很着急，于是二姑母赶紧给他喝醋，折腾了一个下午，总算把酒解了。事后，问他你怎么喝酒啊！他说：我不知道瓶子里是酒，喝了一口觉得好喝，就喝下去了。母亲说：“你胆子真大！”
心善
我们的二姑母爱养鸡，有时院子里养一群鸡。从刚孵出的小鸡，养成大鸡，母鸡留着下蛋，公鸡留着过年或过节日时，杀了添个菜。有一年，二姑养的鸡中有一只大公鸡。这只大公鸡长得非常漂亮，高大的身材，金黄色的羽毛，朱红色的鸡冠，打起鸣来，响亮震耳，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有时四弟拿它当马骑。到了年根底下，就想把它作为祭祖的礼品，可家中人谁也不肯去杀它。怎么办？这还得让相弟办这事。母亲只好求三儿了。就听母亲对三儿说：“三儿，还是你把这只大公鸡送到肉铺吧，请他们给杀了，咱们好过年啊！也让这只鸡孝敬孝敬你爷爷、奶奶和你爸爸啊！可以吗？”这时，就看见三儿对着大公鸡跪下，磕了个头，提起大公鸡去了肉铺。
当吃年夜饭时，相弟把炖好的鸡肉放在祖先的灵位前，磕了三个头；当大家用饭时，看着饭桌上的鸡肉，谁都不肯动筷子，尤其是三儿。
能干事
我们小的时候，因为父亲、爷爷都过世了，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全家过着清贫的日子。
我们家原有百十亩荒地，在曾祖父时就让一些穷人种着不收租粮。后来家境没落，就向佃户收些租粮，但经常是收不齐的，只是在过年时给点粮食，有时，就得让人亲自找佃户要些租粮。让谁去讨要呢？这时，也只有相弟能干这件事。家里的地在海河北大猪窝（现在的东丽区中心庄），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从葛沽镇过河还得走十几里地，这一趟路程不近，但他从不退却。有时得向租户讲些好话，才能要回一些粮食。他得背着粮食走十几里路，将要的粮食背回家，从不畏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萧条，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难，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那时是要不上租粮的。爷爷逝世后，家中的生活更困难了，就得靠卖一些旧衣物度日，有时甚至就揭不开锅了。怎么办？就得向粮店里暂借点粮食。这时，谁去借？就听母亲喊着：“三儿，到韩棒子面铺借五斤棒子面去。”这时三儿二话没说，提起面口袋，一路小跑，一会儿，提着五斤棒子面回来了。这时，我们全家的晚饭就有着落了。于是就形成了规矩，凡家中有难办之事，母亲就会叫三儿去办，因为他不惧困难，能办事。
有主见、果断
自从父亲、祖父过世后，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姐弟妹五个人的身上。她经常对我们说：“好好读书，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光宗耀祖。”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光宗耀祖？可是我们从小时候都好读书，每个人都怀有一个“大学梦”。
1949年，天津解放了。那时，我和良弟、相弟都在天津读书，良弟在南开大学读化工系，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读教育系，只有相弟就读于河北省立师范学校，可是他并不安于读师范学校。原来他也想读完师范再考大学，可是解放之后，他积极走上革命之路。
解放后，我们姐弟三人都积极拥护共产党，一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我和良弟都想把大学读完，因为解放前从家乡出来，就是梦想着读大学的，解放了，更加坚定了这一梦想的实现。可是，相弟不同，他比我们积极，没有和我们商量，也没有告诉母亲，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他那年才17岁，小个子，去扛枪！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多少有些担心。因为南方还没有解放，他南下一旦遇到战争，出了问题，我都不好向母亲交代；他的年龄偏小，缺乏社会经验，还是应该实现大学梦。但是相弟的革命意志坚定，决心南下，我们也只好支持；特别是他南下后，回到北京，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和良弟都感到难以告知母亲。可是母亲非常开明，对于相弟的南下和抗美援朝，她虽然担心，但是积极支持。我也就以又羡慕、又担心的心情送相弟走上革命大道！
从相弟走上革命道路那一天起，他已走过曲曲折折的六十多春秋，在具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大学梦，也实现了作为一名学者之梦。说明他17岁时的决断，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今日正适相弟八十寿辰，姐，以此几则小故事，以表祝贺！
我很感谢我的小学教育。最初上的是官立小学，在天津县都是首屈一指的，校舍都是很规范的：一进校门，就是一个大操场，左右两边展开的是三排教室。后院是图书馆，还有生物标本展览室、音乐教室，以及养鸡场等。可恨的日本兵一进来就把我们的小学占领了。
因为离家近，就到陈子衡主办的私立渤海小学读书。此时已经是1942年前后了。在这所小学里，一位戴眼镜的苏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他每一次上课，就大讲二战的形势，什么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什么斯摩棱斯克保卫战，让我们这些不懂世事的小孩子，知道外间还有一个血战的大世界。后来，他就悄悄地不见了。我又转到公立小学。
官立小学的刘伯声老师，我们同他接近较多，后来，他到公立小学任教，我们追随他到公立小学。他是天津市人，初等师范毕业就来到葛沽，一心扑在教学上，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还懂点中医。记得我的大哥病了，懂中医的祖父已经去世，就请他来看病。他对我们兄弟似乎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很努力学习的缘故。
他担任书法课，其实是不占正课的。每周六天，中午饭后提前回校，周一写大字，他指定的是柳公权，或者是欧阳询的大楷；周二是行书，临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周三是小楷，周四到周六再循环一遍。他每天都将头天写的作业发回来，一是讲评，二是表扬。几乎他判的作业，每个字都有所标示，最好的字可以得到两个红圈，将你的字包围起来。这是最高的奖赏了。其次就是单圈。再次就是，哪个局部写得好，就把那里圈起来。如果字的结构有毛病，他就加以矫正。有时，还有批语。这样一种严谨的教学学风，对我是有影响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很得力于小学教育，无论是数学、语文、地理和历史课都学得很扎实。我后来考中学、考大学都因为有小学的底子，几乎没有遇到麻烦，都顺利过关了。
我很喜欢听评书。在三板桥，有一个书场，记得最清楚的是马正明的说书了。他家就住在南园，离我家不远。我晚间路过那里，总是看到他拿着一本书在看，可能是在准备明天的节目。只要给他一毛钱，我就可以一直听到散场了。《三侠剑》、《雍正剑侠图》、《说岳全传》，都听过。不知是由于听书，还是由于看武侠小说，引起我阅读的兴趣。祖父很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时最流行的，他都买。我就在他外出时偷出来读。那时还珠楼主的小说是最时髦的，什么《蜀山剑侠传》，有四五十卷，还有《青城十九侠》，也有二十卷，我都看过。再有就是家里收藏的《施公案》、《彭公案》等，都是看过的。家里有一本《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画得极为精美，我对三国的知识均来自此书。后来，我读中文系，喜欢上文学，大概同这些阅读是有关系的。中国武侠小说，不但是成年人的童话，自然也是青少年的所爱，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文学的入门向导。
在这里说说小学的同学。刘士锟、刘士铭都是同班同学，士锟为人比较仗义，士铭功课很好，后来他考上医科大学。闵僖珍、闵隽珍兄弟，僖珍后来成为我的姐夫。在抗战时期，他们兄弟就在他们母亲的带领下，到大后方去求学。僖珍于自忠中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后来成为黄梅剧团的团长，就是在他任职时，推出由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轰动全国。隽珍与我同桌，一放假就在一起下棋，游泳。可惜，他后来不幸去世。
在公立小学，我和戴文华、王铭卿还成为拜把子兄弟。铭卿为人敦厚，他家是养船的，父亲就是船老大。他家院子里，都是做虾酱的大缸。我曾经坐着他家的船在海河上看他的父亲是怎么打鱼的。解放后，他在塘沽工作。戴文华聪明能干，在中学进修班学习时，就参加了青年军二十八师。国民党节节败退，1948年，他好像逃离部队，在天津混生活。记得天津解放，马上就过春节了，但是交通还没有恢复，不知他从哪里弄来自行车，我们哥仨，还有他自己，每人一辆。那时，就觉得他有些不规矩了。因为他，在“肃反”时我也被整肃了一番。他一度在咸阳银行工作，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这些小学的同学，留在记忆里的是纯真的玩耍和欢乐。
如果说小学时期，我还有可纪念的，那就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参加了全校的演讲比赛，题目是《不识字的故事》，因此校方还派我到小站参加过一次日文演讲比赛。也许这也是后来我愿意当老师的一个因素吧。
我的少年时代
1944年，我小学毕业了。
虽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而且大哥又在天津汇文中学读书，家里还是要我到天津考中学。报考的是中日中学，也许是因为它离大哥就读的学校比较近吧。但是到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烧，就没有考成。这样，就失学了，在家里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
1945年抗战胜利。我记得，日本还没有投降，高空中就经常出现拉着长长白烟的飞机，还有在低空掠过美国的“黑老鸭”，呼啸而过。传说，大沽口已经有美国军舰了。紧接着，就看到美国的大型运输舰，在海河里向天津开去。有时，还在葛沽的河边停下来，张开前舱，吉普车就从中开出来。这些新式的武器装备，让我惊奇不已。
突然，一个夜晚，河边的日本军谷公司起火，大街上拥挤着四乡涌来的人群，他们每个人不是扛着就是挑着从军谷公司抢来的东西，熊熊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在狂喜的抢夺中，发泄着八年来积在百姓心头的仇恨。
八路军突然也来接收了。穿着灰色的军装，住进老百姓的家里，我家也住进一个班，很有纪律。他们帮着家里挑水，将水缸倒得满满的，还帮着打扫院子，住了没有两天就悄悄地开走了。这支部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的二姨从宁河县的芦台镇来看望我的母亲。她孤身一人，家里有盐滩，还是比较富裕的。也许是想要一个孩子吧，她就带我到芦台去。可是并没有住在她自己的家里，而是住在姓朱的一对老夫妇家里。她每天抽大烟，有人帮她做饭，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最多就是派我到街上买羊汤。
一天，我听广播，说天津中学进修班招生，专门吸收失学、失业的青年，不但可以免费读书，而且免费供给食宿。我就把这消息告诉家里，希望同意我前去报考。家里将本家的一个三爷田茂典的住址告诉我，大哥还将与他要好的一个同学的姓名、地址告诉我，二姨给我一点路费和零用钱，我就只身一人坐火车进津了。
那时，我才14岁。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胆量，和我在家里受到的锻炼有关，因为经常帮着家里外出做事，也不觉得怎样了。为了省钱，下了火车，我就拿着路条，边走边打听，从天津的东站一直走到城里鼓楼西大街。三爷家的生活也很艰难，三奶奶已经去世，一个叔叔似乎没有工作，婶婶带着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称她四姑，她和建国后任过北大校长的陆平的夫人石坚（三姑），是亲叔伯姐妹。一家子挤在一个小院子里。最好的主食就是“银包金”了。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做法，就是用白面把玉米面裹起来烙成饼。姑姑对我很好，她还没有出嫁，身材很好，也很精干。后来，她嫁给一个台湾的商人去了台湾。
大哥的同学带着我到现在鞍山道的尽头，中学进修班就在那里（现在的总医院住院部斜对过）。说来也很简便，可能刚刚开始招生，没有多少人报名，填了一张表，问了我的近况，出了数学和语文的试题，我很轻松地答出来，就这样被录取了。
这个学校是天津失学失业辅导处主办的。其时国民党为了吸引青年，就创办了这样的学校。
我回到葛沽，我的大哥、大姐以及我的一些同学也来报名，就这样我们兄弟又都可以上学了。那时，还可以不花钱上学，就是天大的福音了。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中学毕业之后再考大学，之后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我们设想的人生之路。
中学进修班
中学进修班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属于军事化的生活。早晨要出早操，夜晚也准时点名、熄灯。睡的是地铺，在水泥地面上铺上稻草，很潮湿。很多同学，都长疥疮。我也长了。每堂课下来，疥疮的脓就粘连在裤子里，站起来，硬是将粘连的地方撕开，很痛很痛，而且很脏很脏。最要命的，是一两个星期，才能洗一次。病痛折磨着我，似乎西药是无效了。一天，我路过南市，看见马路边一个人吆喝卖治疥疮的药，一张牛皮纸上亮晶晶的就是药，只要贴上一次包好。价钱也便宜。我买回来，果然贴一次就好了，真是灵丹妙药。本来由于祖父行医，我就相信中医，这一次让我知道民间是有宝贝的。
我插班在初中二年级。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真是来之不易。这时，我懂得努力了，确切地说是拼命了。我喜欢数学，当时一位数学老师，他说他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就以解题寻找快乐。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毕竟我是插班生，学得还是很吃力的。
三九天，出早操很苦。伙食也不好，吃的是高粱米，更谈不上有什么菜，咸菜窝头是经常的。这样，营养也跟不上，当然扛不住酷寒的天气。为了躲避早操，我参加了鼓乐队，我学的是军号。竟然，学得还不错。只要有什么活动，鼓乐队都是要走在前列的。
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三青团办的，自然有三青团的活动。因为我的年龄小，无人找我的麻烦。而我的大姐，就不断有人拉她入三青团。即使这样，也会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记得东北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全校集合到民园参加反苏联反红军的大会，抗议苏联红军奸淫妇女、掠夺厂矿机器物资等。这件事，也成为我参军后不断交代的“错误”。
因为进修班的生活条件较差，我就转入职业班。它位于河北路上，这里，学习和生活条件稍好些。我选的是合作科，学成后，可以到合作社工作。据说，它是为全国的合作社培养人才的。学的功课有经济学、会计学等等。
至今还记得“边际效用”这个词，会计就是记账那一套，我也学得很认真。一次，我竟然在考试中取得第一名。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位合作社的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提前毕业，到天津合作社工作。我很高兴，还专门跑回葛沽，向母亲报喜。但是，一回来，就变卦了。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较我年长的女同学，康群，平时男女同学都不爱搭话的，但她很关心地对我说，先生喜欢你，要把你带走，可是，你看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起来了，恐怕他也做不了主了。
是这样的，就在天津，1947年学生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联合全天津的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此刻，学校当局明令我们不得参加，不得观看。
还在进修班时，南开大学就在六里台，和我们学校挨得很近。他们游行队伍出来，必然经过我们的校门。他们举着南开大学的旗帜，浩浩荡荡，在我心里，既有一种羡慕感，看看人家大学生是何等的神气，又很畏惧。那时，只要我和大姐、大哥聚在一起，他们就叮嘱我绝对不能参加这些活动。他们一心一意要我考大学，那时，上大学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
记得，不知是怎样一个机会，去看望我的姥姥家的一个亲戚。大概还叫他表哥。他是“接收”大员，从后方过来，接收了天津汽车厂。他是厂长。他们家就在马场道的一座小楼里，三层楼，楼下有汽车房。客厅里陈设也是西化的，沙发、落地灯，书案上摆着流线型的收音机，那是很讲究的。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生活的场景，就想着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生活。要有这样的生活，无疑是要奋斗才能得来的。
1947年的暑假到了。大哥和大姐都要考大学了。而我所能考的，就是师范了。天津有两个师范学校，大家都认为省立师范好，这是一所在河北省，以及在京津一带都很著名的学校。后来听说，是几十个人才取一名。在焦急的等待中，我终于考取了。这在我人生中，几乎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转折。
河北省立师范
河北省立师范坐落在天津河北区法政桥附近，校舍是早期中国最标准的校园建筑。所有的教室以及图书馆、办公室和教师休息室，都被长廊连接起来，并且排列得井井有条。宿舍称为“斋”。走进斋里，两边都是一间间的宿舍，上边是玻璃搭建起来的顶棚，把两边的宿舍纳入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一个长长斋筒子，别是一番风情。记得一到晚上，舍监就喊着：关灯了，关灯了！
教室的边缘就是大操场，还有风雨操场。我在这里开始了正规的师范教育。我的数学，在这里得到提升，虽然我个子很小，却在数学上成为领先的人物。我对解难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像九点圆这样的几何学难题，我也破解过。我很喜欢教我们三角的杨老师，人称“杨三角”。他高中毕业教高中，上课时不带教案，信口讲来，我是十分佩服他的。
在省立师范，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注意自我的修养。这归功于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它告诉我，怎样做人，怎样立志，怎样读书，怎样从各方面修养自己，怎样在困难中不退缩、不畏难，抱定前进的信心。从此，我开始写日记，每天检讨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也是由此得到启发，要成功必须具有健康的身体。我热衷双杠、跑步，几乎每天都要练，不久，胸大肌就鼓起来了，对单杠也有兴趣。再有，就是冬夜的跑步了。冬天，宿舍里没有炉火，很冷很冷。于是就被逼着跑步，跑得浑身热了，回来再进被窝就好过多了。每天的生活都很规律。
校内也有三青团在活动，我所经历的是突然发现我的日记不见了，过几天，大概没有发现什么，就又悄悄地送回来。
我住的宿舍里，孔祥祯、丁宝铭，他们都是从杨村考来的，人很淳朴，对我颇多照顾。孔祥祯喜欢文学，平时就喜欢看小说，他不是“民青”，但思想是进步的。我是一心钻进数、理、化中，一入学，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为考大学做准备上。
大学是要考英文的，我把很多精力放在英文上，一到休息日就逛书店，去买英文的参考书。但是，我们的英文老师太差了，他没有教材，就拿《威克斐牧师传》做教材，结果让大家十分扫兴，终于发动了将老师赶出教室的活动。平时小心翼翼的我，也挺身而出了，虽然校方将其解聘，而后来的老师，也很差，师范学校是不大重视英文的。
在师范，对音乐、体育和工艺课是很重视的，老师也很棒。教工艺的邓老师，可以说是一位全能的工艺家，据说，他打毛衣、剪裁衣服都是有水平的。他的脾气很好，总是一副微笑的慈祥的面孔，就像个老太婆。
音乐课的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她是按照规范进行音乐教学的。五线谱，是首先要学的。歌曲是有教材的。上面的歌曲，一部分是西洋歌曲，中文歌词，如《野玫瑰》等，中文歌曲有《教我如何不想她》等，可惜，我的注意力不在这里。
1948年的暑假，我鼓起勇气报考了南开大学的生物系，当时觉得这是冷门，考的人少，所考的功课，有的我已经学过了。我想试一试。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一次试验，让我知道我的不足，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在1949年考上大学。
就在我做着大学梦的时候，天津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我们的学校处于天津的边缘，校方决定全校学生搬到城里鼓楼西大街的附属小学，现在的中营小学。我们挤到一个大教室里，无所事事，有的同学整天打牌、下棋。这些活动我是绝对不参加的，可怎样打发日子呢？孔祥桢发现我很寂寞，就把他带来的《红楼梦》借给我看。我犹如看天书一样，硬着头皮啃读《红楼梦》，可以想象，在那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中，书在手中，眼在字上，心在空洞里。在我的阅读历史上，这一次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就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等候着黎明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