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四野南下工作团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

只记得14日夜晚枪炮声较往日更为激烈，但睡得还算实在。15日清晨，天津就解放了。我们都到校门外看光景，只见解放军整齐地睡在大街上。两个女战士走来，要求见学校的领导，希望给腾出一间房子，救护伤员。她们十分和气，很有礼貌，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我对解放军的第一印象太深刻了，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国民党兵形成强烈的对比。国民党的伤兵，在天津是出了名的，拄着拐杖，砸商店，炸电影院，无恶不作。像这样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遇见过的。

解放的浪潮，在省立师范也汹涌而来，突然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我也参加了孔祥桢组织的致群社，学校给了一个房间，大家在一起组织学习，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但给我直接影响的是看解放区来的新歌剧《赤叶河》、《白毛女》，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动人心魄的曲调，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新的题材和新的思想，的确给了我一个新境界、新世界的感觉，似乎连空气都变得新鲜了。

而给我最大影响的一本书是邹韬奋根据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编写的《高尔基》。高尔基童年的苦难，特别是他在底层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经历，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下定决心，斩断了大学梦，希望到一个更艰苦的生活中去磨炼自己，我也梦想做一个文学家，高尔基就是我新的梦想的一个榜样。正是在高尔基的鼓舞下，我没有去上革命大学，也没有参加天津市青年团举办的“暑期学园”，而报名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那时解放军还没有打过长江。南下，南下！青年人的浪漫的激情和幻想，鼓动我走向那个充满梦想的远方！

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是一个具有激情和梦想的青年。我似乎缺乏理智，缺乏冷静，一旦下定决心，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我曾劝大姐参加南下工作团，她也考虑过，最终还是参加了“暑期学园”的学习。但是，她十分热情地支持我南下。大哥是一个极为冷静的人，也许他更多一些科学的头脑。当时，他不赞成我去。他说，你看解放几个月了，工厂的烟囱都不冒烟，看来他们对领导大城市是没有经验的，还是看看吧。

母亲听说我要远去，特地从葛沽老家赶来，也劝我不要走。那时，解放军还没有打过长江去，自然，老人家多了一份担心。不过，最后我还是说服了母亲，坚定了南下的决心。记得我走的时候，母亲和大姐给了我三块大洋，还有一支金星笔。那时，一支大金星就像现在有了一个最时髦的苹果手机。

1949年3月23日，我和孔祥祯等人一起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二分团，一分团和三分团在北京。我的连队就设在万全道一座小楼里，这是一座日式的建筑。对于每天的军事训练，我不陌生，在中学进修班就受过这样的训练。听报告，讨论，成为主要的思想训练的内容。5月8日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看来很快，实际上我已经落伍了。我入团的时候，孔祥祯已经准备入党了。

让我难以忘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人生第一篇稿子发表在南下工作团的团报上，文章的标题是《究竟是谁养活了谁》。当时进行忆苦教育，炊事班的战士诉苦，讲血泪斑斑的家史，的确令我思想上产生震动。我第一次懂得“剥削”，也曾在小组会上以我家这个地主为例，看看究竟是谁养活谁。我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认识写成这篇稿子，寄给团报，想不到被刊登出来。坦白地讲，白纸黑字，我的文章被登出来的喜悦，远远超过我的文章内容的意义。似乎，这篇文章给我一个信号，我开始在实现我的朦胧的文学梦想了。

再有，就是忠诚老实的教育，在反复的动员下，让每个人向党交代自己的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那时，我是十分真诚的，觉得自己才17岁，一直在上学，又是和同学们一起来参军的，我是无话不说的，专找那些有问题的事情说。我家是地主，有百亩田地，曾祖父如何，祖父如何，父亲如何，都说得清清楚楚。大家给我定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我也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历史，中学进修班是国民党三青团办的，自然也是反动的了。我还参加过反苏游行。更让我后来吃苦头的是交代社会关系。其实，我有什么社会关系？我的社会关系，就是和我一起参军的同学。但是，我却把一些没有什么关联的人物说上，记在档案里，就成为组织上看我、用我、整我的材料了。后来，我曾产生一种错觉，你看一些人明明家庭的关系和历史比我复杂多了，反而可以入党、升迁。如你不说，领导上对那些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人是不会去为此又是调查又是审查的。这是我到了新时期才有的感喟。

后来，见到我们一起参军的老同学，都说，你傻啊，你如果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在南工团就入党了。我不过笑笑而已。我又能说什么。

毕竟那时组织上看我还是个“小鬼”。我写作的小才气，已经被人看见，譬如编墙报，写稿子，编快板，出个小节目，等等，对我还是蛮鼓励的。

1949年6月，我们出发了。当时京汉线正在修复中，坐的是闷罐车，经常停下来待命。有时，还碰到特务打冷枪。我们在火车上度过“七一”，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我们到达武汉时，已经是骄阳似火了，在大太阳的暴晒下，行军，渡江，再行军，有的同志晕倒了，我也是迷迷糊糊走到珞珈山的。我们二分团就驻扎在武汉大学了。我们的连队住在一个体育馆里。夜晚团员接到命令，值夜班，防备有人逃跑。当时南工团中，混进一些想借机逃往台湾的人。我的表哥，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就想走这个路子。那时，广州还没有解放。

我们这些参军的人，对于南下有着许多幻想，有人真想当接收大员。令大家想不到的是，在武汉人民公园召开的全体南工团员大会上，贴的大标语是八个大字：到农村去，到部队去。是林彪司令亲自出来动员的，已经是不可动摇的。眼看着战友陆续分配出去，有的直接到连队做文化教员，有的就分到县级机关工作。而指导员找我谈话，却让留下来做团的工作，准备到广州继续办军政大学，接收黄埔军校。我是很高兴的。大概只有一个月吧，指导员又找我谈话，动员我到张家口军委工程学院学习。说我年龄小，又是高中生，正是深造的大好机会，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

张家口军委工程学院

我自然也很高兴，一听说是到学院，也就是大学学习，想不到在部队上圆了大学的梦。

在北上的列车上，我病倒了，得了伤寒病，发高烧。车开得很慢，车上也没有什么药，他们弄点感冒药给我吃。火车在天津停留六个小时，来自天津的，都下车去给家里人打电话，或与家里人见面，把我一个人扔在车上。到达张家口，我已经烧得昏迷不醒了。后来又烧得说胡话，大骂班长，把他们吓坏了。所幸的是工程学院有医术很高明的日本大夫，确诊得的是伤寒。在他精心的治疗下，我的病好了。这一病，头发掉了不少，身体虚弱。学校在东山坡，据说原来也是日本人的什么机关。这里伙食不是很好，吃油麦卷子，就是打牙祭了，还有甜菜。这时，家里给我的“大头”银元派上用场了，我就悄悄地上街，换了钱，吃烤肉，吃炸油饼。三块大洋很快就吃光了。

就在建校的劳动中，突然有消息说，我们要分配了。还没有下达分配的命令，张家口突然宣布封锁城市，预防鼠疫。说起鼠疫，真是谈鼠色变。有的学员都吓病了。全城都处于死寂的氛围里。每天都守在宿舍里，吃饭打回来吃，如果必须外出，要求只能沿着路边走，自然要戴上口罩。在惊慌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月。

刚刚宣布戒严解除，指导员就集合全连，宣布调动的命令。我原想我年纪小是不会在分配之列的，可是偏偏有我的名字。而且这次挑选的学员大多数是年纪小的。

在中央机要处

当宣布完名单后，指导员将刘星魁队长介绍给我们。刘队长说，我将是你们的队长，你们将调到中央机要处集训队学习；并且一再申明要听从命令。当天就乘火车进京。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已经是深夜了。一辆大轿车，早就候在那里。让我奇怪的是，车在暗夜中，觉得离开城区越来越远了，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不断地钻进暗夜之中，谁也不敢出声，神秘的气息已经笼罩在车厢里。

我们终于知道这是北京的香山。开到住地，刘队长宣布，今晚就住在这里。同时又宣布三条纪律：第一不准外出；第二不准写信；第三不准乱打听。老实说，这样，不但让你直接地感受到神秘的气氛，而且还有点恐惧了。这时才知道，我们是来到中央机要处。我们将在这里接受训练。

香山，历来是游览休养的胜地，苍松翠柏，空气清新。我们集训队就设在眼睛湖畔，几乎每天都有时间在湖畔散步，欣赏水帘洞的流水，静观湖中的游鱼，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休息日，就请假到碧云寺，参谒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或隔着窗子审视庙中的十八罗汉。最惬意的是，坐在溪流旁边，把脚伸进溪流，任清风吹拂，沉醉在清新之中，流连忘返。

当然，最想去的地方是双清别墅，毛主席住的地方。后来，主席进城，我们才有机会去参观。

队长刘星魁，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好领导，他从来不训人，总是笑眯眯的。大家的心情也格外舒畅。

训练队最主要的科目，是忠诚老实的教育。尤其是机要工作，更要求忠诚。我几乎不费脑子，将在“南下工作团”中交代的再复述一次，看来过关了。有的学员，结业后并没有留做机要工作，显然是被淘汰出局了。

我属于那种不是有心思的人，整天盘算着领导对我的看法，同志们对我的看法。我就知道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些从东北来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学员，他们总是觉得我骄傲，实际上，我并不觉得自己看不起谁。但是，这种舆论有时也是很伤人的，不过我不大介意就是了。那时，在班里只有赵天恩大姐总是关照我，提醒我注意一些事情，有时也帮我缝缝补补的。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

在进入业务训练时，第一步是明码的训练。指标是看质量、看速度。刘星魁队长很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几乎每天都在测验，公布成绩，实际上就是天天在竞赛。我们这些“小鬼”，个个都在暗地里使劲。我本来就好强，琢磨着怎样战胜他们，于是，我就悄悄地将明码本主要用字都背下来，竞赛时，就不必为了查找明码本费时间了，这样我的收发报的数字达到每小时六百余字，已经是创纪录的了。据说历届训练队，都没有人创造我这样的明码译报记录。我有这股劲，就是要跑到前头。

在集训队，还有一件事，至今令我难忘。一天，突然通知我们到一个风雨操场，如今已经改造为一个开大会的场所。会议是批判一个叫钱公伟的人，据说他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参加工作后，不安心工作，闹着调动工作。他说当时党中央冬天穿的灰色制服，是清道夫的衣服。会场气氛严厉，上台批评他的人，个个声色俱厉，让我感到恐怖。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批判会。

自然，在集训队，也有快乐的空间。在山下慈幼院的小礼堂里，周末常常举行舞会。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男女双双的舞蹈。据老同志说，这是在延安就传下来的，连中央首长都跳。让我奇怪的是，这些平时不苟言笑的同志们，在这里跳得十分开心。

我忘记是怎样一个原因，在我们集训队挑选一些会乐器的学员，组成乐队。因为我有吹军号的经历，就派我学小号，居然很快我就可以吹奏简单的舞曲了。每到周六就给大家伴奏。这个小乐队，有我们学员，也有机关的干部，像汪道涵的两个弟弟汪道海、汪道洋，他们都是吃中灶的干部了，小提琴拉得好极了。老实说，他们都是我崇拜的对象。

我们的小乐队，有时也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伴奏。我们集训队的一位小号手任民，曾这样记述到中南海演奏的情境：“记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0年在中南海春藕斋举行的晚会上。其时，我是中机乐队的小号手。每逢周末，到中南海为舞会伴奏，并因此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陈毅等，当然也见过江青。”“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有时来参加舞会，也是在午夜左右。每当这时，我和另一个小号手田本相便吹奏起《东方红》的乐曲，舞会达到了高潮。”（任民：《难忘的人生起步》，见《从延安到中南海》，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页）他的记忆是真实的。看到中央首长都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亲切。记得一次晚会结束后，周总理还到乐队慰问，同我们一一握手，说我们伴奏得很好，一再地表示谢意。

还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是，在一次中央机要处的新年晚会上，我根据电影《钢铁战士》的情节，编写了小战士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的片段，我扮演了这个小战士。这也算是我和戏剧的早年的机缘了。

集训队结业时，我被分配到中央机要处一科二股西北台。那时我生活在中央机关，是很温暖的。老同志热心呵护着我这个小鬼。科长罗维安，是长征干部。股长宋志学，也很喜欢我。而带我的老大姐王锐光同志，更是无微不至地教我、帮我。

我在党中央的怀抱里，感受到的是同志的信任和工作的愉快。以下是我写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我在中央机要处生活和工作的情景：

40多年前珍藏在心底的记忆，犹如打开了闸门，一幕一幕地涌流而来。多少同志的音容笑貌，多少生动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好温暖的回忆啊！虽然我在中机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却使我终生难忘。她给我以力量，给我以智慧；给我以母亲般的关怀，更给我以精神的哺育，为我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就是从中机出发，走向抗美援朝的前线，考入大学，入了党，成为一名教授的。今天回忆起来怎能不激动万分，怎能不对她怀满感激之情呢！

有时乐队也到中南海紫光阁为中央首长伴奏，居然像我这样二把刀的号手，也能为中央首长伴奏。现在回忆起来未免感到羞愧，可那时却很自然亲切。我在伴奏时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

1950年，正是春花烂漫的季节，我被分配到机关一科二股西北台。二股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股长宋志学为人真诚朴直，在他带领下，全股好学钻研之风甚浓。我特别怀念他。我就是在他的引导下养成好学好钻的作风的。我记得他经常要求大家做业务总结，我偶有所得便写一篇经验小结给他，他不但认真看，而且还写上批语，并给予表扬鼓励，这就使我更热衷此道。我自认为他很喜欢我。我记得那时评上独立工作者并不容易，可我工作还不到一年就评上了。当我拿到技术津贴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都是宋股长一手提拔栽培的缘故。他确是个循循善诱的好领导。我当然更感谢王锐光大姐的帮助，我是她带出来的，手把手地教，使我很快熟悉了工作；生活上她像个老大姐体贴照顾我，衣服破了她补，被子脏了她洗，她没有对我红过脸。她心地纯洁、性格开朗。她是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的，在她身上有着农村姑娘的质朴美好的品质。后来我回忆起来，总觉得她就像田野里的红高粱那么纯朴可爱；我们亲同骨肉，直到我到了朝鲜，她仍然关怀着我。

也许我是小鬼、新同志，曹忠、石俊山都像大哥哥那样照顾我。曹忠比我大不了几岁，但他老成持重，勤于思考，爱读书，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也是正直坚强的人，能给人带来信心和干劲。那时，他和锐光大姐已在恋爱，我觉得他们是天然一对好伴侣。俊山，人称“石头”，天生的乐天派！爱说笑话，也顽皮，但他的心是透明的。他们的美好品质给我以潜移默化的感染、渗透和熏陶，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为第一次参加工作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里而感到幸福和温暖。

我十分热爱机要工作。这项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越干越觉得奥妙无穷。速度要快，又要保证质量，是很不容易的。它不但需要良好的记忆力，还要有操作娴熟的技巧，更需要知识。不但需要脑子灵敏，眼睛准确迅速地捕捉，而且更需要双手配合，是脑、眼、手的高效配合，交叠运用。而双人配合犹如协奏，你唱我和，工作起来十分惬意。我和锐光大姐常有一种美妙的体验，达到佳境时，两人不禁都会畅心大笑，如痴如醉了。奇妙的数码，无穷的变化，随着你心手的反应操作，把数码化为文字，看来机械，但其中诗意颇浓。遇到难题，一旦破开，更是痛快。如从中发现某些规律，升华为经验总结，那就更美不胜收。我从来没有认为机要工作是大材小用，而是觉得乐趣无穷。那时，我就萌生了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想发明密码机，我真的在偷偷地画图。而这些都是那个集体的温暖和钻研气氛培育起来的。朝鲜战争爆发，我不但在大台值班，还担当满洲里台的译报工作，想不到报量那么大，有时忙得不可开交，不知是日是夜。锐光大姐看我熬成那样，就来帮忙。我调到19兵团司令部机要处后，我把中机的工作作风带了去。

在中机时，我曾因有隐睾症不得不住院手术。领导得知后，即派行政科许科长亲自送我去北大附属医院，并代表组织在手术书上签字，让我感到组织上对我的关怀。他一再嘱咐我安心治疗，有什么困难就找他。他那种诚恳淳厚的作风，至今都不能忘记。同志们也都轮流到医院看望我。刚参军，那时还小，生病就想家。而这次生病，却不一样了，领导上、同志们都照顾我。罗维安科长看见我脸色苍白，体质较弱，便立批条子，给我增加营养，送来那么多鸡蛋和营养品，我感动得哭了。后来母亲知道我生病，从天津赶到北京来看我，看我身体壮实，十分放心。我对她说：“这里的领导、老同志们很好，就像家里一样。”她放心地回去了。在中机，就是一个革命大家庭。

我说中机是温暖的，是因为那时从上到下的官，都没官架子，同志之间关系纯正，既有原则，又有体贴照顾。我记得整风时，在风雨操场开大会给领导提意见。李质忠处长坐在台上，台下七嘴八舌，向处长开炮，连我都觉得有的言词过厉，但李处长却笑呵呵的，冷静认真地听取意见，并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现在，这种作风恐怕再也不好找到了。

在中机也培育了我读书的好习惯。那时特别重视学习，大家也十分认真。中机经常组织大家听报告，我们听过许多名人的报告，连团总支上团课，都是请于光远、王惠德来讲。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学习。每周我们都进城听报告，党的建设是安子文同志讲的，统一战线是李维汉同志讲的，武装斗争是总参作战部长李涛同志讲的。这些学习的确使人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也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学习兴趣。

在中机时，年龄尚小，不能说心如白纸，毕竟是处于成长期，因此，周围的政治环境对我的人生观的确立有着深远的影响。我觉得在中机工作，就如同生活在党的心脏之中。开始还有些神秘感，随着逐渐接触党的机密，这种神秘感慢慢消失了。特别是看到毛主席及中央首长亲自写的或批示的电报，不但感到分外亲切，而且感到我们的党彻里彻外都是光明磊落的。所谓机密，不过是为了达到崇高目标的一种需要罢了。正因此，我对党的感情犹如水乳交融，对党的信赖是坚实的。总之，在中机培养了某种直感，这对我后来的生活、工作十分重要。这种直感，似乎使我有了一种天然的测尺，有了一种直觉的判断力，不论情况多么复杂，凭这种直觉就能辨别风向，而凭着对党的感情，更能始终不渝地克服困难前进！（田本相：《温暖的回忆》，见《从延安到中南海》，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