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年） 先生二十四岁
先生云：“在一九四八年年初，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钦《教坊记》和五代何光远《鉴诫录》，我则利用更早的《广记》所引刘宋时刘义庆《幽明录》和刘敬叔《异苑》等文字，并认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文章发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弃，由其夫人代笔作覆，还附赠刚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我又据以重读《白氏长庆集》，写了几条先生《笺证》所未涉及的札记——《汉皇与明皇》、《骊宫》、《行幸骊山季节》发表，其时已当解放前夕。”
按：陈寅恪先生有两篇构思十分精妙的文章。一篇是《桃花源记旁证》，一篇是《狐臭与胡臭》，堪称以小见大的典型。但无独有偶地受到两位被誉为“教外别传”的后学的修正，而且这两位后学都曾受教于吕思勉先生、又都推进了陈寅恪先生的学说，比那些一味推崇的凡是派成就要大得多。这在学术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关于前者，唐长孺先生撰写了《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至于《狐臭与胡臭》一文虽然篇幅不长，陈先生生前却十分看重。据卞僧慧先生撰文回忆，“陈寅恪晚年搜集旧著时，力有不及，或托诸友生。如《狐臭与胡臭》一文，曾刊在清华中文系一刊物上。1964年秋，周一良因事来穗，陈以搜寻此文相托。当时清华图书馆毕树棠先生，从二十年代即专司本馆中外杂志之管理，竟遍觅不得。此文刊出值卢沟变起前夕，曾否入藏，毕先生已难追忆。周先生转而他求，最后从出版时在系中任教之余冠英先生处得之。今收入《寒柳堂集》中”。而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就在上海《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日副刊）上发表过《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一文，对陈先生“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的见解提出了修正，认为“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相称，藉寓鄙弃于其中”。其后先生将剪报寄陈先生，陈先生让夫人代笔答复，并寄赠《长恨歌笺证》抽印本。
《顾颉刚日记》三月卅一号星期三（二月廿一）：“到博物馆，晤丕绳、永年、大沂等。”
四月廿五号星期日（三月十七）：“丕绳、永年来。”
四月廿七号星期二（三月十九）：“黄永年来。”
十二月十九号星期日（十一月十九）：“丕绳、诗铭、永年来。”
八月，先生为研究古代明器制度，在上海修文堂购得罗振玉《古明器图录》，但这部中国第一部明器著作并不能令他满意。十八日先生特别撰写《评〈古明器图录〉》一文，略曰：
通常对古器物图录的批评，第一要审查所著录器物的真伪，其次再批评图版印刷的优劣。关于第一点，这部《图录》倒不生问题的，因为当罗氏收购明器时，明器本身尚未成为值钱的东西，自然也不会有伪器的产生；所以《图录》中所著录的一百六十一品，可信其件件为真，决无问题。至于图版，这《古明器图录》四卷，全据原物以照相珂罗版印刷，初印本印得极精美。
所以我们对它的批评，只需着眼于著录器物的命名与分类方面；换句话说，也就只集中于全书开头区区二页的“目录”上面。
任何古器物命名的通例，不外乎二种：一种是尽可能依据文献上旧有的名称而命名，我国旧时著录古器物便常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简便而不易发生重大的错误。还有一种是利用科学方法将古器物加以分类然后逐一赋予新定的名称；这种方法较前一种自然来得进步，不过非对考古学有相当修养的人不易下手。罗氏这《图录》编印于民国五年，时代相当早，当然不能苛求他采用科学的命名方法。不过依据文献上旧有的名称而命名，所谓“名从主人”的原则，罗氏至少应该知道的。何况他自己在《图录序》中也说：“估乃亟请明器之目，适案头有《唐会要》，检示之。”《唐会要》是见有明器名称最多的文献，可见依据文献上旧有名称而命名，罗氏也不是不能的。然而请看一看卷首的“目录”，那就全不是这回事了。（一）“目录”中对于人形明器通常给予“俑”的名称。其实以“俑”称人形明器，似乎仅通行于古代。而后世文献中通行的名称，却当叫做“偶人”。（二）“目录”中有“乐伎”的名称，其实在文献上当叫做“音声队”。（三）“目录”中有“十二月神”的名称，其实在文献上当叫做“十二时”。现在罗氏放弃文献中固有的名称而不用，却要杜撰一个相类似而且并不高明的新名词，如“乐伎”、“十二月神”之类，我真不明了罗氏究竟有什么用意，难道罗氏编印《图录》时，连《唐会要》、《宋史》之类的普通书还不完备吗？
然而这些名词虽出杜撰，究竟与原意还相去不远，在这《图录》中，竟还有误用了文献中的旧名词，而发生张冠李戴的笑话，这便是“魌头”的问题。“魌头”本是与“方相”同类而相似的东西，在出丧时作先驱之用的，与之相类的“魌头”，自然不能例外。它们根本便不是明器，和《图录》中所著录的瓦质明器，可说风马牛不相及。不知罗氏凭了什么理由，竟会把这三件东西，一并加上“魌头”的名称？这不能不说是罗氏读书的粗心，治学的武断！
至于文献上本来不见固定名称的东西，在编印《图录》时，自然只能临时给它拟一个名称。不过拟名称时也得有个一定的标准；必需遵照着一定的标准，所拟的名称方能合乎科学的条理，而不致淆乱读者的心目。请看这“目录”吧！其中有些标明着时代，是用时代为命名的标准了；可是又有些没有把时代标出。其中有些人形明器标明着性别，是又用性别为命名的标准了；可是又有些没有把性别标出。其中有些人形明器标明着身份，是又用身份为命名的标准了；可是又有些没有把身份标出。其实这几种标准何妨同时合用；只是不应该应用这个标准时便忘了那个标准，以致造成了命名不统一的现象。
批评完了，最后还有几句话：罗氏这部《古明器图录》，平心而论，究竟还不失为研究明器的先驱。所谓粗心草率，不学武断，也正是一般玩古董者的通病。无如后起的学者，震于罗氏的大名；罗氏一言一语，都成为他们的金科玉律。于是《古明器图录》成为明器学的经典。而三十年来的明器学遂无寸进（例如罗氏随便误拟的一个“魌头”的名称，竟会承用了三十年而不变）。可见我国一部分的学术界是如何迷恋着权威！可见权威在我国是如何容易地支配了一部分的学术界！(24)
八月三十日，先生撰写《叶昌炽所藏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辨伪》使用了清儒的校碑读碑之法，铁证如山，挑战清末民初的金石大家、《语石》著者叶昌炽的权威。其文略曰：
叶氏藏的这本拓本我没有见过，不过在叶氏的《缘督庐日记钞》中，提及《李思训碑》的地方很多；关于他自己收藏的这本拓本的来历和内容，记述得尤其详细。……原物虽没有见，与原物同样的拓本，却被我亲眼看到了。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三十四年十一月里，我在某旧书店里见到一册旧拓的李思训碑（剪裱本，半叶四行，每行七字。原共十九叶半，现已缺失“之虽然以楚兵致讨……急于长雄缓于□□”一叶共二十八字。全册已破敝，无题跋藏印。面叶题“云麾将军碑”、“拓手甚古的系旧刻”数字，书法不工，当是妄人所题），借归细读之下，便决定它是与叶氏所藏宋拓出于同一石刻的拓本，因为：（一）碑末同样有“刺史李邕文并书，楚厚追刻”几个字（所不同的，只是在“刺史”上比叶藏少去了“魏州”二字，这是别有缘故，后面另有讨论）。（二）“并序”、“窦氏夫人”六字同样完好（参看《日记钞》戊申二月廿二日）。（三）每行同样溢出二字至六七字不等（参看己酉正月十二日）。（四）“刑器为典”之“器”字，同样缺去。（五）“以望气之法谛视之”，同样“精神，纸墨古矣，而不能甚古，视他宋元拓尚有一间之未达”。这本旧拓，当时因为价贵，未曾购下。不过我曾用它和新拓真本仔细对勘一遍（并且用一册已残的稍旧拓真本，和《历代碑帖大观》中的影印宋拓伪本，在旁参校。影印宋拓虽是伪本，但实根据旧拓真本而翻刻，所以增出的字非出伪造，仍可用以参校），写成一篇校记，共计校出这本旧拓和新拓真本的异同六十条（按：先生限于篇幅，只征引了关键的几条）。
从这几条上面，我们便可得到一个最后的结论：我所见到的这本拓本和叶氏的所谓宋拓本是从同一种石刻上下来拓本，而都是翻刻的伪本。至于这种伪本在翻刻的时候，大概是以一种剪裱的旧拓为根据。在这旧拓每行所多出的字外，再伪造了许多字，来冒充比通常旧拓还要早的古拓。不过因为作伪，手段并不高明，所以在裱装时需要剜去实在不成的或错误的若干字，来蒙蔽收藏家。至于这种伪本翻刻伪造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清代中叶；因为叶本与我所见一本的拓本都不很古旧，同时在叶氏以前，也没有人提到过它的缘故。
先生发表《论宋版书优劣》，指出并非凡宋版书均为校勘精良的善本。这是先生关于版本学的早期文字之一。后来被先生概括为“宋代小学生书包里都是宋版书”(25)。
先生又发表《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题识》一文，考证“程婉俊”及“蘅塘退士”事迹。其文曰：
本刊五十二期载刘永溍先生《元曲三百首》一文，有云：“《元曲三百首》，任中敏（讷）所编，十九年民智书局印行。三十二年卢冀野（前）重订，三十四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卢氏有序述改订原由，谓：“往在南都，中敏有《元曲三百首》之辑，盖踵蘅塘退士之于唐诗（民智本郦衡三〔承铨〕序称‘吾乡女子程婉俊’，当必有据），彊村翁之于宋词而为者。……”
案《元曲三百首》任本、卢本，余均未之见，安敢置论。兹所欲议者，乃《唐诗三百首》编者蘅塘退士究为何人之问题也。寻上所引之文，知郦衡三先生以程婉俊即蘅塘退士，卢冀野先生亦信之。复据卢序，当必有据之语，知郦序亦未明述其言之所本。然则此说之信否，本成问题。今以寒斋所藏宝物证之，其虚妄立见矣。
夫婉俊者，诚有其人，乃咸丰时一女子。然其姓为“陈”而非“程”；其于《唐诗三百首》，乃为之“补注”，而非其编选者也。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一书，寒斋宝藏有之，乃民国廿八年旧历新岁，以洋三角得于武进旧书铺者也。书凡八卷，毛边纸原刻初印，分订两册。板式窄小，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方体字，无直栏，单鱼尾，鱼尾上记书名，下题卷数及“五古”等字样，更下题叶数。扉叶题“咸丰丙辰春镌，上元伯英女史陈婉俊辑，唐诗三百首补注，灿花阁藏板”。首为“蘅塘退士原序”。次载“道光二十四年嘉平月石甫老人姚莹”序，及“咸丰六年孟春月上浣桐城李世芬镜绿氏”序。世芬即婉俊之夫，莹则婉俊之外祖也。又次为目录、凡例。卷首题“唐诗三百首补注卷几，上元女史伯英婉俊辑，同怀妹仲奎星垣，夫妹令仪李永娴同参”。书末附“同怀弟唐侯陈晋蕃谨跋”，及“女霞洲仙咏校字”七字。以此昭然之实物，证郦氏之空言。知郦氏所云，实属传之讹传，而卢氏为过信矣。
至蘅塘退士之究为何人，今日殆已难知。惟据原选卷首所冠“唐诗三百首题辞”，作“乾隆癸未春日蘅塘退士题”（据光绪庚辰孟春钱道生堂重刊本，补注本“题辞”无此十一字）。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其人殆当时一知诗者；以为此俗选，故隐其名而但题“蘅塘退士”之别号耳。观其旁批，多主假托忠爱之旨，与张惠言《词选》之取径相似（惟惠言乾隆二十六年始生，知与蘅塘非一人）。惜其书传本虽多，而初刻难求；以余历年留意请求，竟未一见闻；与《古文观止》原刊之罕秘，如出一辙。不然，取初刻以摩挲推寻，其选者之主名，或较易求也。至世又有《唐诗初选》者，余昔曾买得原刻，旋赠友人。忆其书为道咸时人据蘅塘原选，改以诗人时代先后为次而成者；而其不知蘅塘之为谁，与陈氏补注同。又忆昔年见杂文一则于某报章，言蘅塘退士实为沈德潜云云（沈氏生康熙十二年，卒乾隆三十四年）。惜未存录，已难考稽，想亦传闻臆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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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永年采访录：“我是江阴人，从小在常州长大。常州比较大，原来是一个府。我家在农村，属于江阴。我老家也可以讲两句，这在我讲课时也讲过。中国过去是封建地主，不是领主，欧洲过去是封建领主，是世袭的，中国的封建地主是经常变的。我出世的时候，祖父已经归天了。据说，他在太平天国时是没有财富的，只有一头牛，他牵着牛逃走，也不参加革命。太平天国平定以后，他变成3000亩的大地主。有种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我祖父是‘鲨鱼精’转世，他是经营江边的沙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挖到了太平军留下的金银财宝，这个也有可能。”李怀宇《做学问不赶时髦，写文章要补空白》，《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24日。
(2) 黄永年《也谈家谱》，原刊《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1年9月10日。
(3) 先生熟知乡里掌故。如他在常州青云中学读书时就买到乾隆时经学家金榜、嘉庆时阳湖派古文作家李兆洛以宋本校读过的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再如建国初在苏州买到丁祖荫旧藏屈轶校字的《毗陵集》。黄先生《旧书琐记》，《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中华书局2007年，第122-123页。
(4) 承常州刘海粟美术馆馆长叶鹏飞先生2010年10月见告，常州茭浦巷中有盛宣怀故宅，至今仍然存留。
(5) 先生1980年自述：“中学、大学里学过英语，日语，当时能查字典看浅近文字，后因用不上，已荒弃多年，精通的只有古汉语。”
(6)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十六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执教中学并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作丰富，以《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最为著名，已结集为《吕思勉文集》行世。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吕思勉先生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今文经学大家，不相信《春秋左传》及《古本竹书纪年》。”
(7) 2008年初，编者访学西安，承童教宁师母告知，先生自小学直至大学的语文、数学等各科课本及作业本至今都保存完好，笔者后来寓目的美术作业即其中一部分。先生晚年注意保存自己的手稿，投稿都以复印件代之。2006年编者过访先生，见到书架上放着高高一摞旧牛皮纸大信袋，问及先生，先生答曰，他本人极其吝啬，总觉得人家寄来的信袋丢了可惜，留下来会有用，过几天找人清理云云。其实，我估计其中有可能都装着先生手稿。此外，1987年编者撰写硕士论文时，曾向先生借阅《“泾师之变”发微》的手稿参考，用圆珠笔写在横格稿纸上，也是装在牛皮纸文件袋中。
(8) 吕思勉讲、黄永年记《吕思勉文史四讲》，中华书局2008年3月。
(9) 先生《关于〈二郎搜山图〉》，《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1995年。此前，先生在课堂上也谈及此事。
(10) 此书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先生的书架上。董运来学长访谈：黄先生的版本学由鉴定、考据、见闻等组成。《蠹鱼编》给先生的益处在于广见闻。
(11) 张寿平，号缦庵，1925年生，江苏无锡人。少年从万载龙沐勋、虞山钱仲联二先生习词章，1946年至台湾，任政治大学文学院教授凡二十年。曾两度受聘赴西德，先后任法兰克福大学、维茨堡大学客座教授。1968年自欧洲返台，任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退休后至香港，迭任树仁学院、远东学院文史研究所教授。张先生精于文史之学，能诗善画，雅好收藏，与黄先生同美。可见此一时期除投身政治、抛头颅洒热血者外，尚有一批以民族文化薪火传继者自居的年青人。
(12) 《书书书》初版原本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先生书架上。
(13) 郭则豫（1900-1952），福建福州人，画与印俱似北京名家寿玺，偶作山水，楚楚有致，有《枫谷语印》行世。马国权《近代印人传》有传，文末有云：“曩年，余有幸获交枫谷先生挚友潘兰成、陈兼与两老，并得闻其旧事，且惠印拓。又荷郭先生印弟子黄永年教授致函，提供资料，因略加裁缀，命笔成此。”
(14) 龙榆生（1902-1968），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号忍寒公。早年师事陈衍，又为朱祖谋私淑弟子，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1933年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任主编。并编印《彊村遗书》。1940年出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并在南京创办词学刊物《同声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其专著有《东坡乐府笺》、《唐宋名家词论》、《唐宋名家词选》，开明书店出版。后将其合编为《词学论丛》（第一集）。另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词曲概论》、《唐宋词格律》等。其自作词，有《风雨龙吟室词》、《忍寒庐词》，词风颇近苏、辛。龙榆生的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
(15) 黄先生藏有遐庵李后主去世一千年纪事词墨迹。遐庵词依墨迹移录如下：“沉埋金剑成何事，花月供鼾睡。秋坟恨血漫呼天，愁谱《念家山破》已千年。银河咫尺风兼雨，未抵人间苦。一般弹泪唱新词（秦少游词“弹泪唱新词”），犹胜仓黄辞庙奏歌时。鹤亭丈见示李后主去世一千年纪事词依韵奉和一首，遐庵。”遐庵是叶恭绰的号，出身岭南世家，祖父叶衍兰，著名词人，曾任袁世凯的交通总长，创办交通银行及交通大学，从政之余雅好收藏，有《遐庵清秘录》行世。检张晖君撰《龙榆生先生年谱》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丁丑七夕）条：“叶遐庵召集冒广生、易大厂、夏承焘及先生（龙榆生）等为李后主做千年忌日，皆有词。”当是此词，遐庵据说与李后主同月同日生，颇富奇缘。叶词手迹原当由龙榆生先生保存，后传给黄永年先生收藏。先生视若拱璧，张之于壁有年。除了书法赏析的用意外，显然还有别的寄托。
(16) 徐志刚，1930年出生，山东泰安人，抗战时曾入中央大学南京部分读书，加入中共地下党，后返回山东，在泰山一带活动。曾经参加过济南战役，抓捕过惯匪山东禹城“燕子李三”；现为济南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是古典文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以及诗词韵律学。除教学外，还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以及研究。徐志刚还著有《诗词韵律》、《论语通译》、《论语精选综译》（译成日语、英语）。另外，徐志刚还肩负着济南大学的外语教学任务。
(17) 陈子展（1898-1990），中国文学史家、杂文家。原名炳文、坛堃，以字行，湖南长沙人。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结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与毛泽东过从。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通缉，避居上海。1932年主编《读书生活》。1933年起任复旦大学等校教授。30年代曾发表大量杂文、诗歌和文艺评论，后长期从事《诗经》、《楚辞》研究。著有《孔子与戏剧》、《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
(18) 蒋天枢（1906-1988），字秉南，早字若才，江苏丰县人，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梁启超学习文史。1929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曾任东北大学教授。1943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后转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全谢山先生年谱》、《楚辞论文集》、《论学杂著》、《楚辞校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惜梦室主人自订年谱》。
(19) 黄先生当年所购买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先生的书架上，还包着牛皮纸书皮，这在先生的平装书中是很少见的，表达了先生的爱惜之情。先生书架上还有中华书局1937年版的刊登有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的《语言与文学》以及燕京哈佛学社初印本《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此外先生书架上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及童书业先生的著作也搜集得非常完备。
(20) 郑德坤（1907-2001），祖籍厦门，燕京大学硕士（1931）、哈佛大学博士（1941），历任厦门大学、华西大学、剑桥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明器》为其代表作之一。《中国明器》（郑德坤与沈维钧合著《燕京学报专刊》第一册，1933年版），载《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8-612页。其中有云：“唐代明器中还有许多空想的动物，最显著的是魌头，就是历史博物院标为镇墓兽的。……《唐会要》或称之为方相。”《郑德坤古史论集选》书第525页。
(21) 黄先生《回忆先师顾颉刚先生》，《学林漫录》第十五辑，第64-75页，中华书局2000年11月。
(22) 此据童书业《知非年谱》。但据黄先生回忆，童先生是为去浙大上课的谭其骧先生代课。
(23) 王勇志《黄永年先生之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小札》公布了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先生七封购书信札，《书品》2007年第3期。
(24) 2003年1月江苏古籍出版社据1916年罗氏印本原大影印。有出版说明：“此次出版，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将原书总目中的说明文字排于图中，以便读者。”罗继祖先生《墐户录》“少数民族俑”条对其祖父《古明器图录》的分类提出异议，认为其中“塞种俑”应更名为“少数民族俑”。且谓祖父将其时代列之六朝不当，认为当行之于汉唐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可见黄先生当年的批评完全是基于学术立场的。
(25) 先生后来总结其毕生搜集版刻古籍的经验、见闻，写成《古籍版本学》一书。先生曾详举版刻书的字体及地域特点来探讨其中的规律。但又不得不承认版刻中纸张鉴别是自己的弱项，因为手工制纸时代，一批纸数量有限，很难有规律可寻。再如笔者2011年8月曾闻吕宗力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上海书店随嘉业堂周子美先生学习版刻鉴别）回忆，周先生首先让他入库房仔细观摩宋版书纸张的质地，又叫他反复嗅宋版书的墨香。原来讲究的宋版书不仅纸质坚韧，而且刷印时使用的墨参配了名贵的香料，故历千百年而不坏。由此可见版刻鉴别之难，不接触原物很难学习。宿白先生曾问学于向达及赵万里先生，后来帮助编写《中国版刻图录》，又在此基础写成《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黄先生自言，曾经眼南京图书馆所藏宋版书，又云宋版书鉴别之难，如《杭州大学善本书目》卷首图录第一页所谓宋本竟然是通志堂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