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拉结死了，葬于去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她的坟上立了块碑：这就是拉结的墓碑，至今日依然存在。（《创世纪》35：19）
无论是漫步墓地时收集墓志铭，抑或流连于卷帙浩繁的图书馆收集文著，二者皆是有趣的消遣。墓志铭的吸引力一如生命本身永恒不息：与世长辞之际，如何将生命归纳总结？到了古稀之年，这看似漫长的一生，又如何用短短的三言两语诠释？
这份生命的总结必不可少，因它往往精辟隽永。千百年来，只要条件允许，对逝者的告别就绝不仅是入土为安那么简单。竖一块墓碑，或是立一个载有描述的类似标志物，即使仅有只言片语，都是对逝者一生某种恰如其分的认可。雅各与拉结的爱情是《圣经》里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拉结难产死后，雅各在他爱人的墓前立起了碑，这块碑自故事诞生至今依旧可见，或许上面也印刻着某种铭文吧。
许多迄今留存的碑刻实物已印证，纪念碑文自古文明时期便由埃及流传开来，蔓延至苏美尔、希腊、罗马与中国。英国也存有许多罗马时代（公元1—5世纪）的碑文。下面这则碑文近期才入驻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非常典型：
献给逝者的灵魂，缅怀第二奥古斯塔军团的百夫长威武斯·马尔西安，他最忠诚的妻子——雅努阿里亚·玛蒂娜立下此碑。
盎格鲁-撒克逊的石碑则起源于7世纪末以后，有时它们会以祷告的形式出现：
腾万立下此十字碑，缅怀他的主人（或儿子） [1]托彻德。
为他的灵魂祈祷。
在中世纪，教堂墓地里鲜少出现石碑。大多数逝者仅是被埋于地下，可能辅以临时的标志物，通常是枚木牌。起初，只有圣徒和神职人员能被安葬于教堂里，后者的墓碑会刻上简短的拉丁铭文，有时也会有细长的十字架。自13世纪以来，世俗人士 [2]亦被葬在了教堂中，他们主要是骑士。公认现存最早的英文墓志铭悼念的主人是福尔克的妻子艾玛（约1300年），发现于林肯郡的斯托教堂：
所有还活着的人
请为福尔克之妻艾玛祈祷
宗教改革之后，墓碑与其他的纪念碑成倍增加，这既映射了社会繁荣，也体现了个人身份的新意识。富人们甚至建造了更精致华丽的纪念碑，堪与中世纪的小教堂相媲美。直到某个时候，这些纪念碑与教堂的其他构造实在难相匹配，建碑的举动才有所放缓。在1631年约翰·韦弗收集整理第一批墓志铭时，陵墓的装饰已相当先进完善了，以至于他不免抱怨道：
若有人认真审视这一时期的陵墓，查看墓上装扮点缀的种种细节，他一定能轻易地从这些人浮夸古怪的癖好与盛大的装扮下，看到我们脑海中充斥着的满满的虚荣。而这份虚荣，在将来会激起更多的恶意而非善心；于是，本该属于上帝的殿堂，却变作当下各类怪癖与装扮的孵化地……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将裸体男女的图画绘在墓上，使它们从尘埃中显现，连同那些异教诸神的记忆与轮回变迁，一并搬入教堂。
是宗教改革让这一趋势变得可能。韦弗自己也证实道：
在每个郡，都有一些特定的人被赋予权力，去摧毁教堂、十字架（耶稣受难像）、圣像（雕像）、圣坛及其留存的物品。任何无知的人们成群崇拜或迷信之物，通通被一弃了之。
以往的宗教屏风与圣人雕像，被世俗的纪念碑所取代，用以纪念有一定社会地位或做出值得铭记的社会成就之人。威斯敏斯特教堂就是这一趋势中的典例。它曾是蒸蒸日上的本笃会建筑，在宗教改革前也是一些君主的墓地。而宗教改革后，它和之后的圣保罗大教堂，便一同成为整个英国的圣地以及陈列展示雕像的场所。到了17世纪，石碑已广泛见诸教堂墓地。至于新大陆的第一批立墓碑的主人，则是“五月花号”上的乘客了。
几个世纪以来，墓志铭的内容与形式，以及它们所传达的情绪，都在不断演变。中世纪的墓碑文字通常较短，往往包含祈祷逝者的灵魂，或劝诫路人也来为逝者祷告。还有各类有关死亡的图像（雕刻的头骨、其他骨头、沙漏、镰刀、丧钟），以及让人们准备迎接死神降临的警告。以上种种皆表明，17世纪至18世纪的墓碑是用以警示生者的。然而，这一时期也是墓志铭最繁盛的时代，它留下了一些最为有趣、无厘头、轻松诙谐的碑铭，更不消说那些字字珠玑、意味深长的墓志铭了。而到了19世纪，死亡的象征则变为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多愁善感与对宗教的热忱——这些也成了复活重生的标志。维多利亚时期的墓志铭则大多冗长，絮叨着逝者一生的辛劳、死亡带来的解脱、对“善有善报”的期待、回到造物主身边时孩童般的纯真……也有许多墓志铭意在抚慰失去至亲之人，字句深切，似写于莫大的悲恸之中。
20世纪的墓志铭倾向于记录一些简单明了的事实，譬如逝者的姓名及生卒年月，有的会辅以一句《圣经》中的话，或一些简短的情绪抒发。相较于前几个世纪，有人觉得墓志铭的艺术感已然消亡，这也许可以被谅解。虽然这一趋势无可否认，但人们也能发现一些反例，譬如C.S.刘易斯为妻子乔伊·戴维曼所写的墓志铭，以及斯派克·米利根写给自己的铭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杂志也邀请美国名人们撰写自己的墓志铭，由此出现了一些颇为精辟风趣的语句。类似风格的墓志铭在20世纪后期亦有出现，部分收录于本书第五章。
人们撰写墓志铭的目的有很多种：记录逝者的一生，或其去世的相关信息；表达某些情绪；记录逝者的态度，如虔诚或愤世嫉俗；安慰逝者的亲人；表达对“来世”一说的肯定或否定；对逝者及其同类人的赞扬或谴责；继承发扬逝者的某项事业；劝诫生者……不一而足。至于那些喜欢在墓志铭里使用过多双关语之人，他们撰写墓志铭与其说是出于纪念，不如说是在自负地作秀——譬如下面这篇，据说是一位名叫理查德·沃姆 [3]爵士的墓志铭（于1589年），位于彼得堡大教堂：
沃姆会被虫啃噬？且让沃姆爵士来证实，
沃姆爵士葬于此，为虫腹中食。
沃姆会被虫啃噬？沃姆必将否定之，
既为虫类盘中物，说谎欺骗又何苦。
既是这样又不是，如何避免被虫噬。
沃姆蒙诸神福佑，必将免受虫啃食。
20世纪的一些墓志铭似乎也体现了撰写者的新目的：娱乐，尤其是通过幽默来呈现。不过，这对于杰克·莱蒙这类的喜剧演员倒是无可厚非（第301页），但有些刻意为之的幽默却容易演变成某种不合时宜的突兀，抑或是低级趣味，有时甚至还会怪异到令人震惊的地步。
关于墓志铭的文献著作已经出版了很多：从选摘到论文，尤其以威廉·华兹华斯和塞缪尔·约翰逊的著作为代表，此外还有很多相关的学术文章与书籍。甚至还有许多专门供碑匠与雕刻者参考的墓志铭选集。这种专为人提供墓志铭来参考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约翰·鲍登的《墓志铭作家》（1791年），书中有600条原创墓志铭，道德、训诫、幽默、讽刺应有尽有，主要是为那些希望在墓碑上书写篆刻的人所设计。除了文物研究者所收集的墓志铭，各郡与教区的历史记录同样是搜寻墓志铭的丰富来源。
虽然以亲自参观墓地的方式来阅读墓志铭的体验无可替代，但如今互联网能为我们提供大量世界各地墓园的墓碑图片，进而也改变了墓志铭的收集品读方式。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收集抄录到远方某地的铭文（不过要提防虚假信息，它们通常是拙劣的修图技术与荒谬不可靠的内容泛滥的产物）。这些墓碑图片已被各类人士发布在网上，发布方包括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园（绿色公墓）、各类机构（国家海洋博物馆等）、专业网站（f indagrave.com, www.geograph.org.uk）等，以及一些前往墓地或纪念馆的个人游览者。本书中的许多墓志铭，就摘录于各方发布的照片及其他网络资源。还有的来源于部分参考文献中的纸质和电子版资料，以及游览者对墓园的实地访问。
石头看似坚固永恒，实则瞬息万变。那些刻于石碑上的精美文字只有几毫米深的印记，通常在短短几十年间，碑匠当年的一笔一刻会在许多情况下被腐蚀殆尽。而室内的情况也好不了太多，教堂地板上的石碑会被人们踩踏磨损。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石碑上的文字仍清晰可辨时，就及时将其记录下来。只是在前几个世纪，并非所有的摘录都遵循这一原则。一些人复制抄录墓志铭时，连逝者的姓名、日期，甚至地点都不甚翔实。而据编辑这些铭文的人说，有时同一条墓志铭还会以各种形式在摘录里呈现。由于这些石碑通常早已消逝，“回收”的各抄录版本实在难以靠得住，尤其是连出处都缺乏的情况下。我已尝试着通过来源的可靠性、随带的特定信息（姓名、地点、日期）、本身的合理性来筛选掉那些存疑的墓志铭。不过，我在本书中依然保留了少量无法追溯核实的铭文，因为它们具有独特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些铭文我会专门标注，对其可靠性存疑进行说明。
本书中的一些墓志铭来自墓碑，但也有些出自纪念碑的碑文，有的甚至是逝者去世几个世纪后才撰写的。书中还包含了一些集体性的纪念碑文，用以缅怀战场上牺牲的人们。还有一些来自墓地附近纪念墙上的字句。英语世界已创造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墓志铭，不过有些存在古英语和现代语言翻译的问题。尽管在不同时间地点，墓志铭的风格和内容也会受到相应文化背景的制约，但数百年来它们所传达的情感却惊人地统一。故此，本书虽然收录范围甚广，囊括古希腊时期至21世纪的各类墓志铭，且看似毫不相干，但也能概括成某几类特定的主题。这些主题为人类所共有，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为了让这本主观色彩浓郁的选集有更清晰的脉络，我尝试着为这些墓志铭分类，并以不同主题和章节的形式呈现——尽管这样的做法有些武断。按照分类，很多墓志铭其实不仅适用于某一个章节。我没有在书中过多添加自己的笔墨，而且鲜少点评，尽可能让这些墓志铭呈现出最原本的面目。
英语世界里有个极好的编写墓志铭的传统，即在某个人还在世时就开始撰写。这些字句通常并没有真的打算用在墓碑上，它们只是以墓志铭的形式被创作出来：内容严肃活泼、嬉笑怒骂、情感各异。这些文字促成了一种盛行于18世纪至19世纪的特有的文学体裁。这类墓志铭我也收集了少许，它们位于本书的第七章。
在抄录墓志铭时，我尽可能地保留了铭文本身的拼写、换行与大小写，但没有使用斜体字（斜体在18世纪的碑铭中甚为流行），也没有保留墓碑上大小不一的字号。 [4]我并非每篇墓志铭都全文摘录，对此我也试图在批注里指出这点。这不是一篇学术著作，故此，我没有分别就每一条引用都列出来源。但在书中所附的文献目录里，我会列出所涉及的参考资料。
墓志铭蕴含着令人动容的力量。在那些对于前人挣扎、欢乐、悲剧与胜利的记录中，我们能从中品读到自己与之相似的经历，以及其对人性本质要素的刻画。这些要素突破了时间与文化的界限，亘古绵长。虽然某一条具体的墓志铭通常只关乎一个人的生死，但从总体来看，这些墓志铭组成了一面人类的反射镜，以石刻成，映鉴 人生。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克里斯·哈格里夫斯给予了我许多协助和鼓励。珍妮·菲利普斯在编辑和打磨此书的过程中给出了不少建议。黛博拉·苏斯曼和艾米丽·布兰德以惯有的快速高效出版了这本书。尼古拉斯·斯托格登和亨丽埃塔·雷瑟读了这篇引言的草稿，并做出了很有帮助的评论反馈。然而最让我受益的，还是几个世纪以来大量墓志铭的收录者们。如今，许多的游客、教堂墓地与墓园方将墓碑与纪念碑的图片发在网上，为收录者的工作增添一臂之力，也延续了一个迷人而富有价值的传统。至于书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皆因我个人造成，我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