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信仰、哲学与宗教
美国诗歌诞生于一个多元信仰的时代。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而缺乏罗马中心权威的新教运动又进一步将基督教分裂为五花八门的宗派。此外，在革命战争时期，启蒙运动给大西洋两岸知识分子的信仰施加了理性的影响。旧清教中的宿命论、原罪、罚入地狱、天意等教义往往让位于充满乐观的平等主义、现代圣经学术研究以及牛顿的“世界机器”逻辑。逐渐地，自然神学取代了传统信仰。人们认为上帝的智慧不是存在于对人类的干预中，而是存在于创造及管理世界的自然法则中。这种创造意味着存在一位造物主，一位神圣的“钟表匠”。他设计了这个世界并使之运转，之后则不再对其进行干预。这种新的自然宗教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之一，称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最早是爱德华·赫伯特提出的，肯定上帝的存在，接受科学发现，同时反对教条与迷信。
菲利普·弗伦诺是这一自然宗教的公开支持者。他的精神导师是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二人都是美国早期最突出的自然神论者。潘恩在《理性时代》中说：“我自己的思想就是我自己的教堂。”弗伦诺写了三首诗来提炼从前辈们那里得来的自然宗教的理念：《论自然的均匀与完美》、《论自然之神的普遍性与其他特性》与《论自然宗教》。这三首诗表达的意思有很多重合之处，其内容可以集中加以理解。弗伦诺陈述的主要思想有：自然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自然是理性的，遵守固定的法则；自然不会迎合人类的心血来潮；自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是万能万有的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在整个空间都具有同一性；自然提供一切事物，包括宗教；自然宗教不包括诡辩论与天谴论；自然宗教终将战胜迷信与迫害。其中那些理性与乐观的思想，如自然法则的同一性，是科学的基本信条。而上帝不会干涉人类的日常事务，则直接挑战了清教主义中盛行的信仰。
20世纪的美国诗人中，有三位与佛教相关的杰出诗人：约翰·凯奇、爱伦·金斯堡、加里·斯奈德。对于这三位诗人来说，他们所有的成熟作品中的哲学与美学要素都是佛教思想。斯奈德对佛教的核心信条作了一个简要概括：“佛教教义的标志就是无常、无我、受苦的不可避免性、相互联系性、空、思想的茫茫无垠、自我实现的道路。”如果说大部分的哲学与宗教都试图将自我与神性统一起来，那么佛教则是将内在的神秘主义转向外部世界，认为既无自我也无神性。对于佛教徒来说，绝对法则就是“空”，一切存在的形式，包括“自我”，本质上都是空，都没有永恒。在一个以“无常”为特征、因为(对不真实的物与状态的)欲望而受苦的世界，正当的方式是让事情随缘发生，而不是试图加以引导，修炼一种专注却无欲无求的寂静。在凯奇看来，寂静与不干预的修炼不仅是精神原则，也是审美原则、伦理原则甚至是政治原则。在其第一本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寂静》(1961)中，凯奇讨论了他静静思考以达到对音乐新的理解。《寂静》中很多诗的题目都充满了禅宗意味，如《论无》、《我们要去何处？我们在做什么？》等。这些诗像凯奇的很多音乐作品一样，都是以随兴的方式写的，以规避自我对创作的控制。金斯堡的诗歌也很注重“自然智慧”，他认为写诗与打坐冥想有很多共通之处，例如这种活动是一个“过程”，并不追求一个“结果”；学会放弃可以预见的思想；培养对世间事物的一种直接、纯净的感受；认识到智慧大于其中的思想。
本书第十章讨论查尔斯·赖特诗歌中所怀有的远大抱负与深刻的严肃性，通过那洋溢着精神渴望的哲学思辨，寻求在日常物质世界的现实之上发现一个超验的王国。他的诗运用了记忆与形而上的思考，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死亡与消散间游走自如。赖特的诗歌是浓缩的，富含典故，如果要专注于那些他最关心的哲学问题，往往会觉得很难理解。但他在写当地的物质文化时，常会运用更随意的白话风格，严肃的意图中可能会混合一丝温和的幽默，使读者更愿意进入他的世界。对赖特而言，诗歌是与上帝沟通的渠道。他相信诗歌最纯洁的目的是对神秘神性的思考。赖特承认，诗歌对他来说是宗教的替代。倘若如此，诗歌就是一种有限的宗教，只承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只品味救赎的概念。赖特曾说过：“我所有的诗歌似乎都是在与我自己不断地论争是否可能有救赎。”他试图穿透平凡的表面，去探索终极的现实，在这样一种努力中，意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可触及的世界是所有人类都能通过感觉直接经历的，赖特必须通过具体的意象去寻找无限的彼岸世界。他以对神圣意象的信仰来代替宗教信仰，使自己顺从语言与隐喻，将他们视为神性的幻影，因此风景在他的诗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记忆与过去的经历发挥着核心作用，赖特的诗歌常常弥漫着一种自传色彩。然而，这显然并非他的个人自传，因为这个自传纳入了他的主题——对上帝的追寻中，虽然赖特的追寻有一种明显的个人特质，他自称是一位“敬畏上帝的非信徒”。
本书第十九章讨论当代美国非裔诗人卡尔·菲利普斯诗歌中对信仰与真理问题的理解。他的诗《它无所不能》表明人们无需亲身感知或经历就可以知道真理，即通过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去获取知识。诗的一开始就谈到了那些虽不能直接看到却非常熟悉的东西，如阵风、慷慨、恐惧等。虽然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本身不具有物理形态，但人们无需直接感受就能够相信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在某些情形下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足以让人相信他们的存在。该诗接下来还谈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爱与忠贞。这一类看不见的东西被艺术家拟人化成了爱神和忠贞之神，给人们带来坚定的信仰。而这种由信仰所产生的力量更是巨大无比，因为信仰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的行为，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该诗采用了类比和停顿等方式使结构看似松散，实则连贯。事实上，该诗采用了一系列不连贯的意象来反映看得见的东西背后所隐藏的看不见的价值。最后诗歌以死亡意象作为结尾，以一个形象的动作——“剪去的花朵”来说明暴力与死亡并不是抽象的，不是发生在未来的；死亡看得见，而且随时都在人们身边。诗人用自己独特的审查世界的方式提醒人们在物理世界中除了知道看得见的东西，还应该意识到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力量巨大，无所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