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刻苦自励
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致沅季弟书》）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曾国藩回到北京，开始了京官生活。他奉着祖父给他的教训，努力为学，刻苦自励，不敢丝毫疏忽。
十二月间他从关侯庙移居棉花六条胡同，他的父亲竹亭进京，欧阳夫人和四弟国荃、儿子纪泽都同来。开年后父亲竹亭住了没有多久，便回湖南，第三年四弟国荃也回去了。做京官第一件为难的，便是“穷”。所以曾国藩给他家里的信说：
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无冻饿之时。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祖父》）
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逼强逼耳。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致父》）
当时做京官的唯一希望，便是放外缺，但曾国藩并不想外放捞钱，他宁愿穷守着京都读书。他说：
无论京官自治不暇，即此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嗷鸿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于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致澄侯等四弟》）
他既不把贫困放在心中，所以他能安心读书。他在家信中说：
近因体气日强，每日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午日阅诗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若有耽搁，则止看一半。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九日致父母》）
这时他致力于宋学，和倭仁、吴廷栋、何桂珍、陈源兖等往复讨论，互相勉励。他每天写的日记，凡一天的过失都写在上面，多痛自刻责的话。他并且立了一个课程，作为他每日生活的规范：
主敬整齐严束，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
读史廿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
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
请申论之：性浑沦而难名，按之曰理，则仁、义、礼曰智，德之赖乎扩充者，在吾心已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迩复者，在吾心且时出不穷也。有条不紊，则践形无亏，可以尽己性，即可以尽人物之性。此顺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时出不穷，则泛应曲当，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万物之命。此顺乎理者之还其本然也。彼乎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桮桮，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之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谨言刻刻留心。
义气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
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文正公年谱》）
对于这几件事，他能努力实践。尤其是早起，他奉着先人的教训，黎明便起，成为习惯。他的“求缺斋”日记，更为一般人所称道。他尝说：
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其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此则区区之至愿也！家中旧债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诸弟所需用不能一给，亦求缺陷之义也。
（《道光廿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可见他涵养的高超了。
他还怕自己信念不坚，所以在辛卯年改号涤生。取名的意义，据他自己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同时他还负起教育诸弟的责任。他叫几位弟弟寄文到京，改阅后再寄回去。国荃本来随他在京读书的，后来国荃回去了，他写信给他的几位阿弟说：
九弟在京年半，余散懒不努力。九弟去后余乃稍能立志，盖余实负九弟矣！余尝语岱云曰：“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九弟之无长进，是我之大不孝也！”惟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之不孝之罪，幸甚！幸甚！（《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致诸弟》）
有这样的兄长，我想做兄弟的没有不受感动的。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国藩居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得到俸银千元寄家，并且拿出一部分钱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祖父母》）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所钦佩，他说：
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道光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致四位弟》）
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四月十六日致父母》）
以这种不苟不懈的精神，廉洁自矢的为政，无怪博得当时京都的盛名了。
第六节 留心时务
北京在当时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切所观到的，所听到的，都比旁省尤其是湖南湘乡要多得多了。曾国藩自来对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很关心，即使是极小的事情，在旁人认为不足注意的，或无关轻重的，也绝不轻易放过。至于国家大计，经济得失，当然更值得曾氏去注意了。当曾国藩供职京都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乱前有粤匪，后有太平天国；在灾隋则有黄河决口。所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可以看出他关心时务的记述：
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幸也！黄河决口，去岁动工，用银五百余万，业已告竣，腊底又复决口。湖北崇阳民变，现在调兵剿办，当易平息。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致父母）
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年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湖北崇阳县逆贼钟人述为乱，攻占崇阳、他不仅关心时务，并且对于时务有缜密的研究、具体的计划。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洪秀全等在广东起事，第二年声势大盛，京师震惊。曾国藩因平日对这事很是注意，因此在这时便上了一个《简练军实以裕国用》折。大意是说：“天下大患，一在国用不足，一在兵伍不精。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该省额兵，竟无一足用者，他省可推而知。当此饷项奇绌，惟有量加裁汰，痛加训练，庶饷不虚糜，而兵归实用，谨钞录乾隆增兵、嘉庆、道光减兵三案进呈。”
通城二县。裕制军即日扑灭。黄河去年决口，早已合龙，大功告成矣！
（二月二十四日致父母）
他对于治水运，更有特殊的见解：
裴耀卿置输场于河口。河口，即汴水达于黄河之口也！南人舟运江、淮之米，自汴以达河口，吴人不习河漕，便令输米于河口之仓而去，则吴人便矣！三门，即砥柱山，在洛阳之东；地最险，不可行舟。耀卿于三门之东西，各置一仓；又凿山开车路十八里，以避三门之险。江、淮之米既输于河口之仓矣，官为别雇舟，溯河漕至三门之东。视水可通，则径以舟过三门；水险，则由车路挽过三门，输入三门以西之太原仓，然后入渭，以漕关中。自江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门，自三门入渭至长安，凡三次转搬，乃得达也！今天下之漕粮，概用长运。漕至袁浦，黄高于清，则百端营谋。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黄倒汗湖之巨患。种种弊坏，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运之法，于袁浦置仓；杨庄各仓，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运两次。为河帅者，治河则不顾淮；治淮则不顾河；治运则不顾河淮，庶几易为力乎？
（辛亥七月日记）
这不过曾国藩关心时务的一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关心的时务，不仅是极小的，并且是极专门的。他认为天下无一件事不是学问，而学问之道，在到处留心，摘由备查，博览书籍。所以他劝戒诸弟，应该留心实学，不可专注于功名得失。他认为天下的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他对于这十四件政事，都加以注意，并且能详细去研究。并且他在工部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曾文正公年谱》道光三十年）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卒能扑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以知道曾国藩的成功，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第七节 观察人才
曾国藩的另一个工作，便是观察人才。
当时的北京，一方面是政治中心、商业中心，一方面又是文化中心。四方的名流学者，都集中于京都。曾国藩知道凡做大事业而成功的人，以物色帮手为第一件要事。京都为人物渊薮，十多年的京官生活，使他得到不少人才和观察人才的经验。
曾国藩做京官不久，便结识了很多人才，据他家书中说：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年二十七岁；张筱浦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翰林，吴莘畲，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之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诸弟》）
他很关心诸位兄弟的交友，他说：
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
所以他不惜很远的写信给阿弟，指示他们交友的道理：
香海为人最好，吾虽未与久居，而相知颇深，尔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两君，吾皆未见，大约可为尔之师。或师之，或友之，在弟自为审择。若果威仪可则，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
（《六月初六日致六弟》）
何璟说曾国藩“昔官京师，即已留心人物”，但他观察人，并不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相好，许为奇才。
他观察人才，能从极小的地方去注意。例如罗泽南少年时抑郁潦倒，但曾国藩因为他“十年之中，连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尝以试罢，徒走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子以连哭三子丧明”，但他仍能“益自刻厉，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所以他竟折节推重，倚如右手。又如江忠源的为人，因为他能扶邹柳溪、邓铁松两友的柩，行数千里，曾国藩许为侠士。又见他做秀水县知县，署内一贫如洗，“办赈务，办保甲，无一不合于古”，所以在文宗登极的时候，曾国藩极力保荐他。又如塔齐布，因为他起身很早，穿草鞋，朝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其知人有如此者。
世传曾国藩精于麻衣相法，这话是靠不住的，但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所以他能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曾国藩能这样“冷眼识英雄”，所以在他夹袋中储藏了不少人物，等到一旦需用，他便毫不慌忙，把他平日登记下来的人才，才称其职的分配各种事务，而能一一胜任愉快。后来和太平天国开仗，曾国藩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卒能靠着他们的力量，把新兴势力的太平天国消灭掉，这不能不说是种因于当时做京官时观察人才的好处。
第八节 鲠直敢言
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京，授职检讨起，道光二十一年充国史馆编修官，二十三年补授翰林院侍讲，二十四年转补翰林院侍读，二十五年充文渊阁直阁事，到这时名位已经慢慢显耀了，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二十九年升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这样接续着升官，在旁人一定得意忘形，可是曾国藩却官位愈高，警惕愈甚。他拿着国家的俸禄，不愿尸位素餐，要为国家做点事。
当时清政府昏庸无能，一般做臣僚的，乐得开着眼闭着嘴，吃粮不管事，所谓满朝群僚，少有拿出逆耳之言进于朝廷者。因为说话可以招祸，大家不说直话，也是明哲保身之道。曾国藩眼看着内忧外患，国事将不可收拾，想提倡率直的风气，一扫为政者畏葸退缩的弊病，所以便在咸丰元年，上了一个《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里面都是切直的话头，奏折上后，引起满朝官僚的极大注意，大家代他危险。但那时的咸丰皇帝还算比较开明，并且登极伊始，正想笼络时望，所以曾国藩总算没有遭遇什么不测之祸，而他鲠直的声名，却因此为大家所知道了。
关于他这次上奏折的用意，他在家书中写得很明白：
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谏，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致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这本意也。
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
（《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曾国藩在做京官时，便想以一二人的身体力行，改变朝野的风气，所以他能不惧危险，勇敢进言。这种拙诚的事情，最初看不出有什么力量，但日子一久，这种感应的力量很大，自然会成为一时风气的。倘若有人怀疑这话，那么曾国藩晚年时代，朝野都充满着一种朴实的空气，一时政界的生活姿态，都以曾国藩为依归，这便是有力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