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背景
距今一百二十多年以前，当清嘉庆十六年（公历1811年）的时候，在湖南湘乡地方，出生了一个小孩子。这孩子后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替行将崩溃的清政府延长了六十年的寿命，而他的人格和办事精神，比他的军功更受人钦敬。这人是谁？便是清中兴名将以文人而消灭太平天国的曾国藩。
大家也许要怀疑，曾国藩以一文弱书生，训练乡勇以保卫桑梓，卒将“传警达十七省，奋斗垂十五年”的太平军，加以消灭，倘若不是“奇迹”定是“天意”了。其实曾国藩的一生事业，绝非偶然的成功。我们在研究他一生奋斗的经过，先得看清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背景。
曾国藩的初年，距清开国近二百年，承平日久，官吏不免习于荒嬉，政事也就日非，当时的情形是：
时值承平日久，朝野酣嬉，习于虚伪，军事吏治，腐败已极，无可拨之饷，无可战之兵。
（《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附录》）
当时吏治的腐败，日甚一日，清政府掌握政权，排挤汉人，一般自爱的人，都洁身退隐山林，为官的都是些尸位素餐、消玩时日的人，而一般官吏，更肆暴戾，作威作福，为所欲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国藩描写当时的官僚现象如下：
……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计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实际是也，有此四者，历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应诏陈言疏》）
当时兵营的腐败，也已达了极点。绿营兵平时做小贩，拨乱民间，战时互相推诿，败则逃，胜则相嫉，毫无纪律可言。曾氏说：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它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崩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议汰兵疏》）
另一位中兴名将胡林翼又描写当时一个清将军胜保的情形说：
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以胜开。
胜保在蒋坝，残败不复能军，山东人向呼此公为“败保”。盖其治军也，如郑公子突所谓“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者矣。
（《胡林翼遗集》卷六十五）
因为政治的不良，兵营的腐败，成为种种社会不安的因素，在上者不知民间疾苦，造成“官逼民反”的事实，所以在太平天国发生以前，长江上游常生乱事，此外瑶乱于湖南、广东、广西。尤以广西的苗乱为甚。但因为规模不大，组织不善，所以经官方加以压制，不能酿成大患。道光二十七八年间两广大饥，于是群盗纷起，到处劫掠，洪秀全乘机扩充势力，组织会堂，号召民众，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间起事于广东桂平金田村，咸丰元年（1851年）称太平天国，遂成不可收拾之势。
匪患扰乱和天灾流行，使民间疾苦更深。道光年间黄河下游时常决口，河南一带，饥民极多。此外淮水变乱常生，同时南北运河时常出漕，两岸堤墙塌卸，民无宁日。那时民间的苦况：
地方之苦，百物荡然，公私赤立，民固无以自活，官亦几难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氛踵至，纵有贤员，莫能措手，即行军所过，亦往往百里不见炊烟，竟日不逢行人。
（《致吴竹如书》）
此外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海禁大开，帝国主义对华开始侵略。在曾国藩以前，中国还是因习着几千年的闭关时代，而他适逢其时，亲启了这个新时代的序幕。从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是中国对外开始大失威信的时期。太平天国起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盛于英法联军进攻津、京之时，当时的内乱外患，使得国家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身经目睹，奋力挣扎，其遭遇之苦可以想见。
从上面说来，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一个概况。曾国藩的时代，简单地说，是一个政治黑暗、军队腐败、社会不安、天灾流行、内乱外患交相侵迫的一个时代，但曾国藩卒能赤手空拳，任劳任怨，平定内乱，使濒于危亡的清政府，延长了六十年的寿命。我们看察曾氏事业的成功，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但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他的惊人事业。
第二节 曾国藩的家世
近代人讨论曾国藩的生平事业，以为替清卖气力，扑灭太平天国，这种人是不足齿的。
曾国藩出生的时代，当西历十九世纪的初叶，欧美虽已开始了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思想，但中国一向是闭关自守，除掉几千年传下来的忠君孝悌，绝没有其它具体的政治思想的存在。洪秀全的革命运动，究竟免不掉当时一般士大夫的侧目。所以我们倘以二十世纪现代的目光，去平衡十九世纪初叶曾氏的政治思想，是缺乏评判的根据的。
曾国藩的家世，我们可以拿一句话去包括它，叫做“耕读传家”。耕读二字本是中国历来士大夫的职业，耕则退可以自守，读则进可以干禄。在清时代，不独湖南湘乡曾氏一家为然，那时凡称得上“士”的，大都如此，观了下面这一节曾国藩祖父玉屏的自述，便可以知道曾氏的家世怎样：
……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余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巅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佣保任之。入而饮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久无祠宇，吾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岁以十月致祭。自国初迁居湘乡，至吾曾祖元吉公，基业始宏，吾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岁以三月致祭。世人礼神徼福，求诸幽遐，吾以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孺，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而卜家之兴败，理无爽者。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撤去。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卜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成之事矣。
（《曾文正公大事记》卷一）
这篇文字虽未必没有夸张的成分，但从上面看来，像立祠堂，隆祭祀，敬宿儒，屏斥医卜星相，救济穷乏，优待乡党，调解讼争，这许多事情都是稍有名望的耕读人家所优为的，并无多大的夸张。
曾氏虽“自明以来，世业农，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但是他家虽不曾做大官，却无疑是一个乡间缙绅。上面的一篇自述，不啻为“耕读”二字写照。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里，眼目所接触的，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耳朵所听到的，是礼义廉耻一类的训诲，书上所读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以这样的家世，这样的环境，终于造成了曾氏这样的人物。
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的。从大处说，他所领导的湘勇和太平军的战争，无异于一幕宗教战争。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孟之道的所谓“异端”，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宗儒，言必孔、孟，对于太平天国那种“异端”，无疑是要深恶而痛绝之了。从小处说，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时忘记他祖先的遗训，在他的日记里和书信里，都可以看出来。他信奉祖父的遗训，黎明即起，克勤克俭，周恤贫穷，疏医远巫，甚至把祖父的家规，编成八字句：“书、蔬、猪、鱼、考、宝、早、扫，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直到后来官封一等侯爵，做了两江直隶等总督，对于勤俭家训，还不敢私毫逾闲。曾国藩一生私德的伟大实在是他的家世有以促成的。
第三节 少年时代的生活
曾国藩的父亲名叫竹亭，是一个劳苦积学的人，一直考试不利，直到四十三岁才“入学”。国藩的母亲江夫人，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在九位兄弟姊妹中他居次长，二弟国潢（澄侯），三弟国华（温甫），四弟国荃（沅浦），五弟国葆（事恒）。他的姊姊名叫国兰，三位阿妹名国蕙、国芝、国×（季妹）。
曾国藩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生于湖南湘乡白阳坪的。五岁的时候（嘉庆二十年），他的祖父和父亲便教他读书，六岁时入家塾，以陈雁门为问字师。
曾国藩的父亲，既然考试不得志，于是便在家塾“利见斋”中，招收了十多个学生，从事教书的工作，曾国藩便在他父亲的家塾中，受了七八年的教育。
道光四年（1824年）的时候，曾国藩年十四岁，那时有一位衡阳廪生欧阳沧溟，常来家塾，见国藩才气过人，因此把自己的女儿许字给他。曾国藩订婚后，便跟着父亲竹亭到长沙去“应童子试”，可是这次并没有考取。回来以后，在父亲竹亭设立的家塾“锡麒斋”中读书。到十六岁时（道光六年），“应长沙府试”，取列第七名。
当他二十岁时（道光十年），曾到衡阳唐氏家塾，拜汪觉庵为师，次年从衡阳回家，冬季后在湘乡“涟滨书院”肄业。第二年他的父亲竹亭“以府试案首入湘乡县学”，他自己也“应试备取以佾生注册”。考试完毕后，仍旧回到家塾“利见斋”。
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二月，曾国藩和他的夫人欧阳氏结婚，是年补县学生员。
第二年他肄业于“岳麓书院”，因为能诗能文，声名很盛，不久便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
第四节 到北京去
曾国藩中举之后，便在这年十一月中到京都（北京）去。那时的交通不像现在便利，从湖南湘乡到北京（京），最快也需二十天，有时甚至要走一个多月。
国藩到了北京后，住在长沙郡馆，准备着考进士，第二年考试失败，便留在北京读书。黎庶昌等编的年谱中说：
……会试不售，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
（道光十五年）
次年考试又不利，总觉得心中有些气闷，因此便想回湖南，并且绕道江南一游。那时曾国藩有一位同乡，姓易名作梅，在江苏徐州府的睢宁县做知县。国藩和他熟识，因此，便去访问他。从清江浦到扬州再到南京，一路游览而来，再从长江水道回到湖南湘乡。
曾国藩在京都住了将近两年，窘困得很，因此在经过睢宁时，向易作梅借了一百块钱。作梅以为他有急用，当然随便地借给他了。谁知曾国藩路过南京，把这笔款子完全买了书。还不够，便把衣服送进质当店，换出钱来买书。大凡有大学问的人，都不免干这种呆事。记得中山先生在伦敦的时候，穷困不堪，许多青年留学生筹了一笔款子，大约是三十金镑，给中山先生换面包吃的，谁知中山先生宁愿挨饿，却把这笔钱去买了书，把青年留学生气恼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读书癖。
国藩回到家里，把所买的廿三史取出来给他的父亲竹亭看。竹亭才知道这事的原委，他说：“你借钱买书，我绝不吝惜，但望你能细心阅读！”在这一年中，国藩在家里尽心读书。
曾国藩不独有读书癖，并且求知欲也很强。他听说浏阳孔庙祭祀时，奏的是古乐，引起他考证音律的兴趣，因此便到浏阳县去，和浏阳举人贺以南等研究声音律吕的源流，住了两个月，归家时经过长沙，遇到刘蓉、郭嵩焘等；年轻而有才气的人遇见了，免不了纵谈古今，讨论学问，因此国藩在长沙又住了一个多月，才分别回家。
这年（道光十七年）曾国藩年二十七岁，做了父亲。这年十月间，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取名桢第，但这孩子活不多久，在十五个月后便染天花殇亡了。国藩因为在家已近两年，想到科名一事，禁不住跃跃欲试，因此在这年十二月间，预备进京赴考。可是家里一时筹不出这笔款子，只得向同族戚友家借了三十二缗钱，动身赴京，到京都时身边只剩着三缗钱了。那时生活程度虽低，可是像曾国藩这样苦的赴考者却不多。
曾国藩在十二月间从湖南动身，在路上过了年，第二年的（道光十八年）正月进了京都，住在内城西登墀堂。这一年他的考运大佳，看下面一段记载：
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会试，中式第三十八名贡士。正大光明殿覆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进呈，拟一等第三名，宣宗拔置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
（《曾文正公大事记》）
曾国藩在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入京时还不过是一个举人，到十八年五月便做了翰林院庶吉士，真合上俗话“青云直上”了。
和国藩同时考取进士的同乡，有梅钟澍、陈源兖，都是他的好朋友。国藩从小对于读书便有卓见，不随流俗。进了翰林院之后，便自立课程，并且把自己的研究著述工作分为五门：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和诗文草。曾氏本名子城，在中进士后，更名国藩，表示其有国家大志的意思。
道光十八年八月，曾国藩请假出都，和凌玉垣、郭嵩焘同行。走到湖北，船遇大风，十二月到家。那时国藩的祖父星冈还健在，见他做了翰林回来，置酒称庆，并且对他的父亲说：
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
所以：
自是以后，公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
（《曾文正公年谱》）
读书人所认为重要的事，不外乎游谒贤祠和修理族谱了。家累既用不着国藩去管，所以在次年（道光十九年）五月，曾国藩从家乡经衡阳到耒阳县，谒杜工部（甫）的祠堂，六月间回家后，从事“议修谱牒，清查源流”的工作。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写日记，每天把所做的事和所读的书都记下，名叫“过隙影”。他用着非常的毅力去写日记，直到他病殁的前一天，他的日记册上还遗留着新鲜的笔迹。
这年十一月间他做了第二个儿子的爸爸，这孩子就是后来在外交界上大露头角的曾纪泽。同时他动身上北京，父亲竹亭和叔父高轩送他到长沙。十二月底经过汉口，路经罗山县遇到大雪，便留在罗山度岁。到第二年正月，才换车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