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丧就像显微镜，
把人的视野局限在一个晦暗、痛苦的意念上。
仿佛感官被堵塞，不再接收外界的讯息。
正常情况下，
充斥在生活中的那些不相干的感觉和无谓的念头，
全都消失了。
我在浓雾的早晨醒来，冲了一杯带着泥土味和苦味的秘鲁咖啡，忆起库斯科（Cuzco）的嘈杂街道上，足蹬三英寸高跟鞋的时髦女郎，挽着农村务工者在街上漫步。回忆在脑海里不停盘旋，我眼前出现大雨浸透的山岭和咖啡种植场，再向远方望去，就是草木茂盛的亚马孙丛林。回忆的搜集和重组能力真是了不起。
我端着咖啡走进温室花园，摇开窗户，呼喊松鼠，用抑扬顿挫的高低音唱道：“松——鼠，松——鼠。”然后很快抓一把花生、榛子、巴西核仁、杏仁，在地上撒成一大片半圆形。坚果都没有加盐，也没有去壳，就是松鼠在自然界发现它们的样子。占地两英亩的树林深处出现了骚动，松鼠跑出温暖的树叶巢穴，奔下树干，跳过树枝和柴堆，沿着电话线和电线向屋子跑来，用尾巴保持平衡，一副走钢索的神气。
春与人心
我知道这不合时令的美食很快就会一扫而空，便径直坐下欣赏晨光。没什么比得上纽约春天的丰饶之美。枫树枝头挂着一颗颗雨滴——滴滴光辉璀璨——颤巍巍却不坠落。早晨的光线似乎完全都被囚禁在它们的小世界里，你可以嗅到春的芬芳，所有芽苞都饱含生命力；但对动物而言，这时节却不好过。春天代表要从冬季的漫长昏睡中苏醒，面对艰苦和仓促的大地。它们还没有摆脱冬季的昏沉，却发现食物不多，花也还没有开。找寻配偶是当务之急。人类在这季节也会受苦，春天“生命线”接获的求助电话比其他季节都多，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
有时我把他们的生活想象成复杂的情绪生态系统，就像雨林，他们的伤痛就像生长在大树下、发育不良的矮树上大把坠落的枯黄叶片。有一次，一位按摩师在一节一节替我按摩脊椎时告诉我，他工作时觉得有一股充沛的“绿色真气”在他周身游转，他想象这股真气涌进病人体内，带给她疗效与健康。但愿我也能为来电者做这种事，以一股“绿色真气”贯穿电话线；但愿我能用手替人治病，就像外科医生一样，终止体内的善恶大战，宣告和平已经来临。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天衣无缝地用一个疑问总结了这份心愿：
你难道不能医治患病的心灵，
摘除深种记忆中的哀伤，
刮除脑子里写就的烦忧，
开一剂能解百毒的甜蜜遗忘，
涤清胀痛胸臆里的危险，
让它别再压着心？
取绰号之乐
屋顶上传来越来越响亮的鼓声，然后停下来，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看，抬头便看见“求求”——一只体型庞大的灰毛公松鼠——正站在屋顶上观察我，观察早晨，以及突如其来的粮食。它胡鬓一抽一抽地，用亮晶晶的黑眼睛瞪着我。
“吃早饭？”我邀请它。
这时已有一大群松鼠围着地上的坚果。吃得最快的是“破尾巴先生”，一只尾巴耷拉着像旧毛刷的公松鼠；“小鼻子”的鼻子长得像钳子；“黑下巴”让我联想到戴头盔的英国警察；“红尾巴”是母的，尾巴上有一道红棕色的条纹；“肥肥”是我的最爱，它是这一带体型最大的母松鼠，好像总怀着孕；“白雪公主”的鼻子上有一道白色的疤；“翻倒兄”吃东西时老是站得很高，一不小心就摔个四脚朝天，因而得来这个封号；另外还有二十只没有取名字的松鼠。我承认这是一种拟人化倾向，否则我大可给它们编号，不必一个一个取名字。但我认识的博物学家大多跟动物接触到某个阶段，就决定为它们取名，不论是鲸、猩猩、狮子、土狼。这是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刘易斯·汤马斯（Lewis Thomas）曾经睿智地指出，现代人类的学名“直立人”其实并不完全正确；说我们是会忧虑的动物更合适，但我们更该叫“喜欢取名的动物”。
以“生命线”为例，我们为多位经常来电又不透露真实姓名的人取了绰号。除“剪刀手爱德华”之外，还有“囚犯”、“无尽的爱”、“无敌铁金刚”、“别骗我”、“十年”、“袜带兄”，以及另外十来个。要把不知姓名的来电者的个别特征一一牢记在心，需要用到一些符号。命名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一片混乱，有时觉得无法应付，我们却有讲究整洁的天性。始祖亚当的工作就是为所有的生物命名。
我们为打电话来“生命线”的人取的名字，有时颇为好笑、有时反讽、有时可悲、有时就事论事，但它们使我们可以在必要时，跟职员或其他辅导员讨论来电者的疑难或病史。赋予来电者名字，也是把他们放进我们心里的社区，消除潜在的模糊感，让我们能把他们当作有独特癖好、问题、优点和需求的个体。
寻求接触
松鼠还在啃坚果，我换好衣服，打包一份午餐，前往“生命线”。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双脚搁在脚凳上（有人用银色的绝缘胶带把它补好了），电话铃就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来招呼，听起来像是从月球打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他正因为满满的孤单和烦恼才会来电，所以他的声音像来自遥远的世界，但他必然也足够坚强，才会向外寻求援助。“接触而已！”文学大师E·M·福斯特曾经把人类所有的追寻、困苦、恐惧，浓缩为一种根本的需求，就是跟其他人接触。至于这位来电者呢？他的困境有千百种可能：性别认同的焦虑、孩子出了问题、心境陷于低潮、跟老板吵架、亲人离世。我的思绪整装待发，等他指出一个方向。
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电话……”
“你愿意告诉我，你今天想了些什么事吗？”
他慢慢透露，他是用手机在车上打的电话。他把车停在镇外一个观景台的边缘。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并把两个孩子都带走了；他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四个月前他失业了，就一直找不到新工作。现在他靠救济金过活，这让他觉得很可耻。付不起汽车贷款，所以他的车朝不保夕。汽车收回通知昨天寄到，接踵而来的打击已超出他能承受的极限。丧失活动力和汽车象征的自由，打中了他的要害。现在他打算把自己、婚姻和即将被收回的车，通通送下悬崖。
“我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他悲愤地问。
这是辅导员的噩梦，我向上帝祈求派一名精灵来引领我，来一个经验更丰富的人，像是那些在为期六周的密集训练中，带领新手通过心理剧场、角色扮演、自我反省、讨论传授等课程的老师。我仿佛站在危险的十字路口中央，不知道该走哪条路。绝望中，我只能使出老招数。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吧。”我说，然后就开始等待我记忆所及最漫长的一段沉默结束。令我惊讶的是，他慢慢地开始谈了，从童年开始谈起。谈到当下，我们也讨论了镇上几个社会服务机构，这些机构或许能帮忙暂时处理一下他法律和财务方面的问题。他残破的人生无法抢救，但这对他来说多少是种帮助。过了一会儿，他的语调从慌乱转为疲惫。
“你现在觉得如何？”我问。
“累死了。”
“说不定你该回家，睡个觉。你还能开车回家吗？”我想象他开一辆蓝色的雪佛兰小车，车子开得横冲直撞，在小巷中嫌快，在公路上又嫌慢。
“是的，没问题。”
“我安排人明天早上打电话给你，看看你好不好，事情进展得如何，是否需要我们提供进一步的建议，好吗？”
他的声音哽住了：“好的，这样很好……我真不想这样麻烦别人……”
“不麻烦，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做这种事。”我尽量不让语气带有一丝一毫敷衍的意味。我要他保持冷静，我也希望他不要因打电话来而感到不安。照例，我希望能把自己的声音控制得更好，希望我能创造一种弦外之音，不论我用的是哪些字眼，但语气却能告诉来电者：你并不孤单，我们在这儿等着帮助你，即使帮不上忙，至少我们也愿意了解。我认为把这样的感情全心全意地贯注在声音里，说出充满感情的句子，应该是做得到的，就像听歌剧，动人而充满意义的音乐能承载那些费解的字句。我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最好。
“如果你待会儿觉得睡不着，尽管打电话来。这儿整晚都有人在，好吗？”
“好的。”
他声音中的隐忍使我担忧，他说不定不会再打电话来。我试着补上一句：“我不放心你，我们做个约定，你在再次给我们打电话之前，绝不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你可以答应我吗？”
承诺的意义
漫长的沉默后，他答应了。“承诺”这回事很有趣；一般人都会遵守承诺，即使他因此得花费时间、承受尴尬或面对危险，即使明知自毁的计划会因承诺而受阻。人类得以生存至今，一部分仰仗协调和合作的能力。所以很多法律都以合约为基础，也就是写在纸上的承诺。老祖宗的生活以交换和互惠为核心，所以用合约来明确义务。人的行为可以根据合约进行预测之后，“承诺”揭露出一小部分未来的断片，这就减轻了我们一部分的焦虑。没有承诺，人生就永远摆脱不了惴惴不安。承诺让我们现在就可以解决部分未来的难题，控制未来，使未来显得不那么抽象、神秘、无法掌握。承诺代表信赖：我们把一部分预期中的快乐和幸福寄托于做出承诺的人，因此撕毁承诺必须受到惩罚和羞辱。所以我们要求来电者做出承诺，遵循的是一条古老的法则。
来电者在生活中，曾被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背叛，这让他们失望，生命本身也曾撕毁若干未出口的承诺。他们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但身处这场噩梦中的来电者通常还会对我们信守诺言。如果他们答应不在来电话之前就自杀，他们会守信。有时有自杀倾向的来电者会说：“我答应先打电话，既然已经做到了，我要到桥上去了。”这只给辅导员留下微乎其微的机会。“生命线”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有时够用，有时不够。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走进厨房，用微波炉热了一个圆圈面包，并倒了一杯茶。电话铃响时，我匆匆回到辅导室，坐下，瞄一眼挂钟，记下时间，定一定神，拿起听筒。
“我是‘生命线’，我能给您帮什么忙吗？”
没有人说话。
“这件事一定很不好说，慢慢来，没关系。”最后我说。
当我听见一个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哽咽的声音时，我的心开始猛烈地跳动。对方说：“我再也活不下去了。”黑暗中弥漫着小小的抽噎声：“我那么努力地试过。”勉强挤出来的声音，小女孩似的声音碎裂成啜泣。“我撑了好久。一定不会有人能体会到我活得这么痛苦，永远不会结束的痛苦。爱我的人都宁愿我死掉，也不愿我受这种苦。”
脆弱的小妇人来找
我从声音听出这是路易丝，一个打电话来已有数年的脆弱的小妇人。有时路易丝会在电话中介绍自己。但今晚，名字显然已不在她的思虑之中。她是个兼职的烘焙师傅，在某个合唱团里唱歌，本地剧场夏季公演时，她志愿担任道具和灯光管理，还在好几个帮助流浪汉、水灾受难者、残障儿童等的基金会当董事。她自己生活在贫穷边缘，却还设法独力扶养一个十来岁的女儿。她偶尔会写颇具洞察力、斗志昂扬的信给报社，讨论地方上的重要事务。在公开场合，她表现得信心十足、才华洋溢、富有魅力、聪明，各方面都很平衡。
很难理解，她找我们求助时，总是深陷在绝望的流沙里，安眠药丸已摆在桌上，距吞服只差一瞬。辅导员跟路易丝谈过后而做的记录，大多预测她活不过第二天早晨。虽然她每隔几星期，就打电话来宣称自己濒于自杀的临界点，这并非做作。我们判断她每次寻死都是千钧一发。她没有钱，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男友，跟一个女儿维持着剑拔弩张的关系，有一长串抗抑郁药物不管用的记录，还有些无法控制的状况——像矿物般根深蒂固的抑郁随时会出现，使她的生活停息在冰冷的地狱。她经常被送进精神病院，但对她的帮助不大，只能让她安静一段时间。她担心“精神病患”的烙印使雇主不敢雇用她。她的忧虑恐怕是正确的。
路易丝很特殊。有的来电者作风古怪，他们大多在痛苦中保持强烈的自尊，我往往基于这些原因而喜欢他们。路易丝非常体贴、有趣、通达事理、待人宽厚、进退合宜。她非常聪明、敏感，是个真正的好人。她打电话来，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即使在沮丧的心情如同被黑雾笼罩得最为阴沉的时刻，仍可见到她勇敢美好的自我在焕然发光。我渴望在她悲伤的时候，敲她的门，拉她出来购物，或骑自行车或看戏。我渴望进入她的生活，治愈她，但这当然是禁忌。我只能盼望在她打电话来时我正好当值，如果失去她我会伤心欲绝。
“你受苦，我真遗憾，”我说，“今天是哪件事出错了呢？”
“每件事，每件事，”她说，“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在工作，我在公共电话亭打的电话。表面上我做着一个个的动作，但在内心我快死了。让内在和外在一致的时候到了。”
我长叹一声，表达悲伤的情绪：“你会想要用死亡终止痛苦，这种感觉太可怕了。”
“是的，真的很可怕，”她抽泣着说，“我想象自己落入万丈深渊，想象自己撞上岩石，我不觉得痛苦。我只感激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心中的影像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她躺在岩石上，粉身碎骨。我讨厌来电者描述可怖的幻想事件，因为它们会停留在我的想象之中，我跟他们一起目睹，有时需要好一阵子才能忘怀。我总在心中想象来电者。根据他们讲话的声音、字句、节奏，绘出他们的外貌，让我清楚地看见他们，仿佛看电影，看见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如何握电话筒，他们何时望向窗外、抽烟、看表、强忍着眼泪。
在我想象中，路易丝是个美丽的女子，中等身材，卷曲的褐发披肩，面貌清秀，容易脸红。她大约三十五岁，看书需要戴眼镜，喜欢穿裙子配毛衣。她喜欢大地色调的化妆，用棕红色唇笔抹唇，再上一层淡色的亮光唇膏。她有纤细修长的手臂，走路姿势优雅。这些可能都与事实不符。声音如何持续以生动的意象呈现它自己，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这个物种对视觉意象竟是如此敏感。
尽管我对来电者的外貌一无所知，但他们也不只是没有形体的声音或危机。一天之中，我只接触到来电者生活的一个面，但我心目中却看见一个完整的他或她，在我的理解中，我试着不只看到他们的痛苦，不只看到被沮丧压成扁平的人格。我通常能辨认出他们的声音；有些来电者是旧相识，每个新电话都会为充满挣扎、求生、执着、焦虑、忧伤的长篇叙述，增加新的章节。我说不定可以放心问路易丝：“这件事你女儿有没有帮上忙？”虽然她没有提到她女儿。来电者也认识我的声音，会用对待知己的轻松态度应对，我们是亲密的陌生人。
路易丝谈到她工作处所附近有座桥，我想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一座。我是否该报警？但如果我报了，她是否会因此而失去这份迫切需要的工作；而如果我不报，她是否会失去生命？
“你有没有考虑过，亲爱的人发现你死去，会作何反应？”我温和地问。
“我女儿，我想过这会对她有什么影响，有时候，这是唯一挡在我和那些岩石中间的东西。”
“她需要母亲。”
“现在似乎不是这样，我们老是吵架。”
“她几岁？”
“十四岁。”
跟我干女儿同年。我立刻忆起她白里透红的脸蛋、亮丽的金发，她成天为头发烦恼个没完。“这种年龄的女孩是挺麻烦的。她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喔，她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就喜欢有人抱。那时我们很亲密，什么地方都一块儿去。”她的声音振作了一点儿。
“你想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她必经的阶段，早晚会过去的？”
“有可能。”
“你想万一你自杀，她会有什么感觉？”我知道说这种话低级透顶。
路易丝也知道，她用低泣的声音说：“她会很难过，但我相信她会理解。有人说过：‘爱是信奉一位可能犯错的上帝的宗教。’她不会要求我在这么沉重的痛苦中活下去。”
云破天开
风吹在我的面颊上，我望向窗外，缓缓吐出一口气。没有比这更蓝的天空了，细腻交织的流云笼罩着湖面。
“你站在室外吗？”我问。
她说：“是的。”
“向上看。”
过了一会儿，她发出轻声的笑，暂且忘了忧愁。我的心畅饮她低微的笑声。
她说：“真不可思议。好像有人在天上写字，用云当墨水。真好看。”
全镇的草木都在绽放新芽，有些蕴藏在极其神秘、美丽的形状里。她对云有反应，也许她对树也会有反应。我问：“你看到附近有树吗？是什么树？”
“银杏，有扇状的叶子。”
我们聊了几分钟银杏是多么古老，它的叶片熬成汁，每天饮三回，可以补脑，改善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力。我还不知路易丝这么了解顺势疗法，显然这是她的一项嗜好。我想，抓住这一刻，这是你唯一的希望。她逐渐平静下来，我们一同做深呼吸。沮丧就像显微镜，把人的视野局限在一个晦暗、痛苦的意念上。仿佛感官被堵塞，不再接收外界的讯息。正常情况下，充斥在生活中的那些不相干的感觉和无谓的念头，全都消失了。重新跟这些感觉连线，有时能暂时缓和悲伤，甚至使堵塞之处豁然畅通。今天这一招对路易丝管用，她觉得好过一点儿，决定挂掉电话，回去工作。但下一次又如何？值班的后半段时间里，我一直担心她不知何时会再打电话来。不过不会是今天下午，谢谢云，谢谢银杏树。
我们总把救赎想成场面浩大的一幕戏，但沮丧中的人就靠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个结攀附着生命，有时只需把结重新系好。我记得五年前的一天，一整个星期我都被沮丧主宰，它砰然关上我心底的门，关上我的未来，把无谓的小事扩大成一长串的烦恼，使我觉得被人弃绝，孤苦无依。开始时只是捉摸不定的伤感，但到了周末，我醒来就号啕大哭，无法停止，整天我的心情都很低落。尽管如此，倔强使我赶上所有的约会，对任何人都绝口不提这种心情。第二天，沮丧更加严重，我简直动弹不得，我的心思盘桓在黑色的反讽上。早在多年以前，我挚爱的朋友马丁死于飞机失事——丢下他跟牙医的约会，丢下跟我吃晚饭的约会，以及所有用来跟生命结合的牵绊。我就知道，死亡来临不会专挑你有空的日子。即使有约会，即使有新生儿，即使事情没做完，即使对所有他们丢下的人都构成最恶劣的时机，人还是非死不可。尚待履行的诺言救不了你。
找寻救赎的踪迹
我望着窗外的薄雪想到，光，我要痛饮光明。我把越野雪鞋抛上车，开车到高尔夫球场，奔向湿成一团的薄薄雪层。雪粘在雪鞋上，没办法滑行，只能靠雪靴一步步向前走。我举步维艰，蹒跚地走向树林，花了半个小时。就在这时，我听见只能说是像汽车喇叭的声音。雁的叫声。所有其他声音，自行车喇叭或成群的企鹅叫，都无法用来形容这种声音。我闭上眼睛，聆听这声音良久，脸上竟然浮现出了笑容。叫声越来越响亮，我睁开眼睛，只见一大片排成三角形的加拿大黑雁，低低飞临上空，拍着翅膀，滑过天空，一路发疯似的嘎嘎嘎叫个不停。它们通过时，我大声跟着叫：“嘎，嘎，嘎。”细细品味这声音，把它纳入我的记忆。它似乎是伸缩喇叭和抽水马桶神奇而疯狂的组合。
有时最小的事物也能使你跟生命重新找到共鸣。就在那一天，纤细如缕的暴风云雨低垂在天际，我重整脚步，踏上回家的路。本以为回程会比较容易，因为我可以利用方才辟出的轨迹。但很不幸地，我发现这如意算盘落空了。我的雪鞋踏出一组新的平行线，我既不能滑行，也无法溜冰。积雪太少，我只能踮着脚前进。回程的路跟来时一样困难。我终于回到原点的马蹄形车道，上空的黑雁还在嘎嘎大叫。也许这就够了，一条小小的救生索：雁的救赎，日光照亮的积雪，绽露新芽的银杏树上空浮云的签名。但我们不知道这条救生索是哪一个，出现在何时何地，甚至会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