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和父亲打斗着生活”
“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这是1935年7月28日萧红以悄吟之名发表的《祖父死了的时候》中的片段，这篇散文调子悲怆，这段内心独白更是让人心惊，“人是残酷的东西”的感悟，世间“尽是些凶残的人”的恐惧，竟是一位少女从亲生父亲那里得来的。萧红的祖父去世是在1929年，那时萧红即已与父亲“打斗着生活”了十年，可以推知自生母姜氏去世也就是萧红还不满十岁起，她与张廷举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萧红再次谈到了父亲，“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对萧红，他没有好面孔，“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对付不起租金的房客，他把人家全套的马车赶过来，祖父不忍，将两匹马还回去，“为着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在萧红早期的散文作品中，张廷举就是以一个如此负面的形象出现的，他身上几乎聚集了一切的人性缺点，苛刻、吝啬、冷酷、暴虐……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出生于1888年，本是阿城张维岳的第三子，1900年被过继给堂伯父、呼兰的张维祯为嗣子，因此他字选三。对他的生平事迹，张抗曾作过如下的大致描述：
“族人回忆：张维祯收继子张廷举后，本欲要他经营家业，但念其好学，不忍废之。据《宗谱书》载：‘甫十二令即出继堂伯父维祯公’‘先送私塾攻读继又送入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毕业’‘复又升入原地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云云。先后当过教员、小学校长、义务教育委员长、实业局劝业员、县教育局长和督学等。伪满时曾一度出任过伪协和会长。光复后，因民愤较小并拥护中国共产党政策，被选为开明士绅和松江省参议员。”
张廷举的言行，也许与他受到的教育不无关系，他先入私塾开蒙，举业废除后进学堂，是被灌输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晚清一代学子。对于张廷举这一代人来说，“科学”和“民主”只是纸上谈兵的好词语，决定他们思考和行为方式的，仍然是封建伦常秩序。而张廷举的个性，据亲属讲，是“‘书呆子’气较浓，常一年在外充职，不善掌家理财，故萧红的祖父张维祯死后，家境愈贫，甚至要靠经常卖点地以应支出。其妻儿常回阿城（即张维岳家）居住，理由是：我们家是过继出去的，过穷了就得回来。阿城县张家逢年过节经常给呼兰张家送粮送肉等，张廷举的亲大哥张廷蓂经常住在呼兰代弟弟管家”。可见，他确实又爱财又庸碌，萧红对他的评价有过激之嫌，但不是无中生有。
贪婪、吝啬、无情本是常见的人性弱点，作为一家之长，执意为子女的婚姻和人生做主在当时也是常有之事，只是萧红并非普通女子，她的倔强和叛逆仿佛与生俱来。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张秀琢回忆，张廷举曾告诉过他，尚在襁褓中时萧红就不喜束缚，“母亲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命挣扎着不让人抓她的胳膊。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个情形笑着说：‘这小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茬子”。’”但更重要的是，自晚清起，摧毁家族体系的呼声在中国的知识界就不绝于耳了，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对青年学生影响极大的新文化运动更是视传统家庭为万恶之源，“四海无家，六亲不认”被青年当作座右铭，当作思想进步的标志。萧红天生叛逆，又赶上一个叛逆的时代，便注定了与保守庸碌的张廷举格格不入，而他们的激烈冲突以及她后来的离家出走，在当时的中国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青年为追求自由和爱情与家族决裂的情节不仅社会上经常上演，更成为五四后的文学作品中一个长久不衰的主题。萧红与父亲张廷举之间的种种，往小了说是一个天生反骨的青春期少女与一个想要抖家长威风的父亲的冲突，往大了说，则是五四后狂飙突进的一代与晚清改良保守的一代必然抵牾的特例。
第一个矛盾由升学引起，萧红在散文《镀金的学说》中回忆过这段往事，那是1926年她十五岁时，“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终天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张廷举反对萧红继续上学，原因很可能是担心她离家后更加不服管教，如张秀琢所言，“父亲治家颇严，虽然不像他人那样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也要求女孩子稳重文雅，三从四德”，而萧红，显然距离他的要求甚远。上世纪二十年代，年轻女子已大多摆脱了圈养式的生活，她们被允许接受一定的新式教育，拥有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但无形的约束还是无所不在，如女孩子必须“扎一条长辫子，穿上拖到脚面的旗袍，走起路来必须是步履姗姗”等。新思潮的清风已吹遍中国，但尚未渗入肌理，女性依然要受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这对从小就如一匹横冲直撞的小马、调皮惯了的萧红来说，和襁褓中缠住她手脚的那条裹布没什么分别，她是决意要挣脱的，何况当时青年学生中盛行的激进思想向她保证了反叛封建家长的正当性，这更加助长了她天性中的倔强和叛逆。她和父亲的冲突愈演愈烈，出于作为父亲的责任和尊严，张廷举势必要把她留在家里，给予管束和教育。
不能升学，萧红终日闷闷不乐，躺在炕上。张廷举看不过去，就骂她懒，萧红“大逆不道”地回了嘴，做父亲的“立刻像火山一样暴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冒也没？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这件事之后，张廷举更加坚定了不让萧红继续上学的决心，谁出面说情都不管用了。因此，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整整死闷在家中三个季节”之后，才于1927年升入了中学，张廷举最终妥协，是因为萧红施行了骗术，她放言不能继续读书就去做修女，张家在呼兰是殷实之家，张廷举又在教育界任职，为了颜面，他让步了。
萧红赢得了与父亲之间战争的第一个胜利，但张廷举的让步没有换来父女关系的和缓，见识了更广阔天地、接受了更激进思想冲击的萧红，更加不可能回到父亲为她规划好的庸碌本分的生活中去了。而萧红的第二次反抗也势必招致张廷举更加暴躁的镇压，原本淡漠的亲情在萧红一再离家出走后化为乌有，父女间只剩敌意和憎恨。得到萧红第三次逃走的消息，张廷举暴怒了，他宣布与萧红断绝关系，将她从族籍中除名，并严禁家人与她通信。萧红流浪在哈尔滨街头时，曾与张廷举偶遇，双方冷眼相对而过，后来萧红怀孕遭弃被困在东兴顺旅馆，张廷举不闻不问。离家出走后吃了那么多苦，因为倔强和骄傲，她不能承认自己行差踏错，便加倍憎恨父亲的绝情，提起笔写到父亲写到家庭，更是势不两立的架势，除了《祖父死了的时候》《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镀金的学说》等散文，写于1935年的《初冬》里她也表达过即使饥寒交迫也不回家接受父亲豢养的立场。1936年，与弟弟张秀珂在上海重逢，她问张秀珂：“你同家脱离关系了吗？”张秀珂回答说是偷跑出来的，再谈家中情况时，萧红便说：“那个家不值得谈了。”
比起爱，恨是一种更强烈持久更具塑造力的感情，对父亲的恨意极大地影响乃至决定了萧红的性格和人生。因为恨他，就必须逃脱他的控制，哪怕是以决绝、不计后果的方式；因为恨他，就必须走向他的反面，做一个跟他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人，萧红的女权意识和同情弱者的倾向，也许与她内心深处异于父亲的渴望不无关系。
据骆宾基说，萧红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曾说过：“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在她笔下都是一个落后残暴的封建家长脸谱，她的离家出走也因为父亲的封建落后而获得了文本意义上反抗父权追求自由的正当性和崇高性，然而，十年漂泊的坎坷难行，她不可能不质疑这种正义和崇高的虚无缥缈，现实意义上她伤痕累累，早已是“惨败了”，支撑着她到临终前才“丢盔弃甲”的，仍是骨子里的倔强，这倔强决定了她即便投降，也没有后路可退。1940年萧红完成了《呼兰河传》，在她建构的“呼兰河城”里，已没有落后残暴的家长的踪迹，只有一个父亲淡淡的剪影。时间磨去了她的锋利，也给予了她消解憎恨的宽阔，心头的恨意流散后，可能，曾升起过她也不敢承认的想念。萧红认为自己在父女战争中“惨败了”，张廷举未尝不是如此，据1951年与他有过一面之识的王化钰说，谈到萧红，晚年的张廷举明显心中有隐痛。
- 张抗《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 张抗《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 张秀琢《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载于《怀念萧红》，王观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 张秀琢《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载于《怀念萧红》，王观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 张秀珂《回忆我的姐姐——萧红》，原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八辑，1983年。
- 张抗《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 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
- 王化钰《萧红生父张廷举其人其事》，原载《呼兰文史资料》，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