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批评的几点思考

读了张立先生《时代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一文，感慨良多，陕西文坛，终于有了一个坚毅的声音——对批评家提出批评。新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界进行了无休止的反思，我们挖根灭祖反传统，其结果，多元是多元了，但核心价值观没有了；在无序的呐喊与混乱的杂音中，文学艺术的精神被消解了，一个民族赖以屹立的那几根骨头被抽掉了！于是，整个民族精神下滑、道德沦丧几乎成了揽不住的波澜。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文以载道”，讲究“高台教化”。曾几何时，这个传统被我们毁掉了。由“反思”而引导着我们连续“否定”、坚决“否定”；由孔夫子到孙中山，由马列文论到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讲话，一概质疑，可谓历史虚无主义空前高涨。有人就适时指导说：文艺永远要和主流意识保持紧张关系，文艺家永远都是社会的批判者。两个“永远”，把文艺的功能单一化了。于是，我们的一些作品，把社会写得越黑暗，评论家就说这种作品思想艺术价值越高。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它不符合生活实际。社会生活中，有云层下的阴影，也有丽日青天，有严冬冰寒，更有春和景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在文艺作品中应该有全面的表达，这才是健康的文艺生态，也才能满足各种读者和观众的审美需求。

文艺的功能远不是单一的“反思”“揭露”“否定”，这只是诸多功能中的一种。文学艺术有审美功能，有教化功能，有认识功能，有传知功能，有倡世功能，有反思批判的功能，有医世疗俗的功能，也有为史作注的功能，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曾经长时间地批判过文艺的政治功能和宣传功能，也确实在一个时期，我们的文艺被工具化了，为某些政治服务了；但现在呢，不又回到这条路上了吗？从那个极点振荡到这个极点，从那个单一跳跃到这个单一跳跃，转了一圈儿又回去了，请问：这是文艺的进步吗？

一个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的标准是混乱的。中国的传统审美被虚无了，仁义道德这杆秤被折断了，但凡作品中对此有点倡扬的内容，就被认为是宣扬封建、歌唱宗法；马列文论以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被丢到一边，一旦据此评判作品，就被认为是落后的甚至是极左的批评观。他们秉持的所谓“先进的”“现代的”文艺观是什么呢？说法甚多，但归纳起来无外乎是个人中心价值论、优胜劣汰的丛林兽性法则、无边沿的自由主义、将法制逼到墙角的特制“民主”，等等。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还在发挥作用，信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乏其人，于是，对待同一部作品，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闹闹哄哄中，创作现状每况愈下，文艺队伍后继乏人。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市场法则的推波助澜也在有意无意地拉了偏架。

文艺家、批评家都是要吃饭的。我们的个别批评家被人送了顶“红包评论家”的帽子，也是事出有因。试想，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看得仔细些，再做点笔记，没有一周时间下不来。可写成评论文章，三两千字，报刊发表，得稿酬一二百元，你说这抵得上一周消耗的茶钱烟钱？我不反对评论家应该得到劳动补偿，诸如“红包”之类。但这里有一个原则，对作品评价的高低不应由“红包”的大小决定。我们个别的评论家兄弟，大概在这一点上为人诟病，因而得到“红包评论家”的“雅号”。面对一个作品，我的评论原则是：长处说充分，短处说准确。“说充分”在于鼓励、助其自信，推其前行；“说准确”在于以理服人，形成教训，变为后事之师。

如今，举国上下都在呼唤并实力助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进而融入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和重铸，据此，我们如何确立文艺批评的“中华秤”呢？

文学批评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文学建设而不是别的。那种试图通过批评创作而张扬批评者自我旗帜的做派，对作家或创作只能是工具式的利用而于创作本身无多大益处。没听说哪个大作家是批评家指导出来的，洪常青引路式的批评愿望，对创作而言到头来几乎都是徒劳。批评家看好的大树苗子最后长成侏儒，而备受指责的疙瘩榆最后长成巨木的例子世间并不少见。这不仅是批评方式、批评态度或者批评立场的问题，或者还有批评者的人格问题在里边。无论是作者或批评者，面对的唯一目标就是生活，共同点都是如何认识生活、如何书写生活，而不是如何认识这个“斯基”或那个“克斯”。生活是检验作品的标尺，也是检验批评的标尺，两者在这方面统一了，则合力形成，作家发展、文学发展、评论理论发展，那种脱离生活和创作实际的批评，作家不认账，最后批评者自己也昏了头，只有读懂生活，又用结结实实的生活去检验作品和评论，才可能产生真实的文学推动力，才可能造就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在这里，生活的多元化与创作的多元化、批评的多元化共生为文学森林。在文学上，试图一杆秤称遍天下，到头来称出的满盘子都是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