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学理论构入实践的问题属性
文学理论是构入实践的应用性理论，它以文学实践为研究对象，并在对文学实践的构入中研究文学实践。对文学实践所通常理解的四个方面，即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传播与文学批评，其实都是建立在文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并且由这一基础所贯通，这一基础是文学实践研究中被不同程度地忽视的第五个方面。从问题发现的角度来说，这五个方面都以文学实践展开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差异性变化而引起文学理论研究的关注，并得以按问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对文学实践展开的差异性进行研究，这是文学理论的要点所在，而被研究的文学理论构入其中的实践性问题，则规定着文学理论构入实践的问题属性。文学实践以其展开的差异性向文学理论照面，文学理论在差异性关注中将这一照面提炼为语言表述的问题，并对其进行语境性研究。
由于我们对文学理论构入[1]或深度介入实践，而不仅仅是面对实践的问题属性缺乏足够认识，致使这一领域缺乏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创造性的力作，经常出现远离时代语境，疏离文学实践，因袭或套用西方理论的状况。虽然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这个问题，却不是来自文学实践又构入文学实践，而是更热衷于对既有理论的思辨，反而往往使问题越来越深奥，远离实际，甚至成为妨碍我们通过构入实践进行理论建构的一种障碍。近年来不乏对此问题的研讨与争论，几乎每次全国规模的学术会议都会提出五六个、七八个议题，却常常浅尝辄止，究其原因，是很多研讨与争论冷淡于实践问题的求解，常沦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概念之争、命题之争或逻辑之争。
一 文学理论的观念性误区
观念是人们通过概念对于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把握，它属于西方人所说的理性范畴。毫无疑问，由于其理性的概念逻辑言说的性质，人文科学理论，包括文学理论本身就是观念性的。不过，观念从社会生活进入人的头脑、落入一定的理性构架之后，便有了独立运作的力量，成为康德所说的理性主观自生的“先验概念”，或黑格尔所说的“自在自如的真理”。于是，文学理论的观念性误区便由此而生，多年来国内文学理论研究经常在这一误区中挣扎，沉湎于远离文学实践领域，在观念的逻辑运作中自满自足。
当下是文学实践的高度活跃期，文学活动在样式、方法、构成、运作、活动形态等众多方面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化，甚至裂变。文学理论所面对、所参与的再也不是先前那个相对封闭的，甚至用一个文本中心几乎就可以冒名天下的对象了，互联网研究、数字化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大众传媒研究等，这些新的研究领域，用一种差不多可以说是突袭的方式进驻文学理论，这是声势浩大的文学实践面对文学理论的展演。构入这一展演的文学理论扩容 5年前即已成定局。文学理论遭受到文学实践前所未有的有力挑战，它在观念误区中苦苦挣扎的窘相，也就前所未有地暴露出来。文学理论既然是观念性的，那么观念又何以会成为当下文学理论亟待走出的误区呢？究其原因，在于文学理论有一个重要属性被时常忽略，这就是文学理论构入实践的问题属性。
十几年前，金元浦发表过一篇谈论文艺学问题意识的文章[2]，他通过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的“问此”“设此”与“构此”引出结论：理论对于对象的关注、领会、阐释、把握首先需要就对象提出问题，即“问此”；在“问此”中，提问者领会对象并使自己成为对象的领会者，并在领会中向着解释的可能性而在，又在领会的筹划中使问题得以解释，进而达成自己在之中的对象性理解。金元浦并没有止于当年海德格尔提出问题的实践论倾向，而是把自己的问题导入实践论的、开放性的文学与文化研究。金元浦当时敏锐地感受到汹涌而来的大众文化实践对于文学理论的冲击，他以问题意识的方式做出了理论应对。
文学理论构入实践的问题属性，不同于海德格尔哲学性的“问此”，而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差异性的跃入，是逼迫而来的待问。恰恰是面临这种紧迫的待问，文学理论的观念误区使研究者迟钝而且麻木。这里有三种误区性征兆须予以诊视：其一，理论研究的兴趣大于实践研究的兴趣。大家热衷于理论思考，对理论思考本身充满兴趣，对理论地思考什么却缺乏进一步的热情，而对文学理论而言，倘若研究者不能在文学实践中发现与提出可供理论思考的问题，进而进行理论思考，那么他的理论兴趣就只能是远离现实的、观念的兴趣，他所深思熟虑地证实的东西，便也只能是无法求真的东西。对此，怀特海曾不无嘲讽地说：“倘若我们把任何哲学范畴图式都看作某种复杂的断定，并且把逻辑学的真假选择应用于这种图式，那么，其答案必定是：这个图式是假的。”[3]其二，更热衷于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理论问题是理论运作的问题，这类问题从理论自身涌出，如某种观点、某部文本封闭在观点或文本中的理论读解问题，某类概念或命题的逻辑限定问题，某种思想的体系问题，等等。这类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理论及思辨的检验性与考验性，能有效地激发被验者为自己的理性荣誉而应试应验，并且能使其长时间地迷醉于理论沉思的乐趣。其三，对于已然发生的、成为历史的问题兴趣，大于当下正在以实践差异性跃入的问题兴趣。这是延续着的观念认识论，而非实践认识论的研究方法在作祟。[4]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定型并且成势的西方观念认识论方法，把正在发生的实践问题摒除在研究之外，热衷于到已然发生或成为历史的事实或事件中发掘恒常不变的东西。不少国内文学理论研究者受此影响，重既往而淡当下，在既往的东西中求得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心智运作的学问”。这三个征兆性的观念误区问题纠缠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不但使很多研究成果仅仅是理论转述的、缺少新意的成果，而且也使不少研究成果像早熟的核桃那样，自我封闭在长不大的理论硬壳中。
造成这三个征兆的原因很多，择其普遍性与延续性较为突出者，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个原因是不少中国学者太热衷于与西方学者进行观念性对话，当然，这种对话多数都是不在现场的，是阅读的对话。这种对话并无均等可言，主要是我们读他们的书，其实是读他们提供的各种观念。这里有两点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就得于抽象思辨的“心智运作的学问”而言，中国学者在积累及训练有素方面，确实尚有所短，因此很容易在阅读中陷进去，被牵着走；再有就是很多被阅读的西方文本，其产生时往往也是来自实践的、有血有肉的，而近些年传入国内并流行开来的却往往是他们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著作，当时西方的实践语境早已时过境迁，更不用说与中国当下实践语境相对应了，中西理论对话的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导致西方文本的进一步观念化，由此进行的纯粹观念对话就成为常态。第二个原因是国内学科领域性的，即仿效西方的学科刻板划分与各执一域，结果造成理论研究的“围墙化”。领域围墙在国内高校建制中具有难以逾越的合法性，学者们被分域管理，即便是同一教学楼层的教研室之间也往往难以有跨学科话语的交流与通达，一级学科中二级学科的教授身份，靠他们多年养成的彼此差异分明的知识结构支撑。然而，这类分域所面对的社会实践却总是以其多元综合性为特征，它拒绝高校的学科分域，这往往导致学科与社会实践的严重不对应。第三个原因是文学理论学者们的观念思辨兴趣的语境性强化。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实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西方思想的自由涌入，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艺术的，等等。西方哲思的观念表述特点原本就很突出，加上前面提到的去语境化、去时效化的传入，观念性就愈加纯粹起来，封存于文本的就是概念、范畴、命题、逻辑，以及翻译过来的理论陈述。2014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了张江的一篇论文，该论文对西方文论观念性的强制阐释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西方理论观念化症候获得诊视，很有启发性[5]。恰恰又是这些来自西方的观念性的东西，不同程度地支撑着国内各种类型、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同时又通过研究生学位教育进行递接性传达与强迫性接受。于是，与西方的观念性对话便成为备受各方面重视的对话，观念研究的兴趣也就成为持久的学术兴趣。
走出文学理论观念误区的极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恢复与强化文学理论的实践属性，让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由纯粹的文本理论回归文学实践。而且，即便是文本理论，在当下很多理论研究中，也已蜕变为不涉文本实在的文本观念。很多人都在谈文学，却只是天南海北大杂烩式地空谈文学概念；很多人都在谈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却被复杂的传播与接受的功能、意识、心理、价值这类观念层面的东西，而非实践层面的东西锁定在纯粹观念“自给自足”的运作中。如何把观念的东西导入实践，如何实践地提升富于实践活力的观念，并使之理论化，这是文学理论建构并构入文学实践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6]
二 文学理论的实践属性
延续至今的主导性文学理论基本上是观念认识论的，这已在一些文章中进行了阐释，而实际上，文学理论更应关注并深入探讨的对象属性则是实践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