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构以文学实践为对象的中国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建构”自21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术语。文学理论的建构意识当然是强化于中国愈益深化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对文学理论提出的要求及带来的问题性契机，形成文学理论迫在眉睫的建构压力。文学理论自身经过历史性的两次断裂及历史性的两次西学冲击，[1]深陷理论散乱与纠葛之中，这一点成为它建构的内驱力。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推涌而起的理论建构潮流，于世纪之交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逐渐传播成势，对文学理论建构发挥催化作用。如此来头的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经过一段东冲西突的忙乱过程，一个建构的理论要务问题便逐渐地明晰与突显出来，它密切地关联着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取向，这就是建构以文学实践为对象的中国文学理论。本论文就此立论与阐发。
一 一个关键性提法的纠正——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由文学纠正为文学实践
当下文学理论的一个通常说法是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理论，文学被锁定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从生成并规定文学的文学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为文学理论所研究，这对于西方来说大体上是19世纪的事。美国学者韦勒克与沃伦把以文学为本体的研究划分为三个方面——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这是把文学理论对应文学的对象性关系确定得最为清楚的西方学者。这种与文学的对象性研究关系在中国的确定要晚于西方几十年，是20世纪末中国传统文论第一次断裂的产物，也是西论第一轮冲击的产物。在文学本体的对应性关系确定之前，文学的社会活动或社会的文学活动，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在更大的社会整体性中进行着研究。
历史阶段性地发生的东西，未必就是历史的东西，这是马克思对于历史的一个重要看法。[2]把文学从文学的历史实践与社会实践中提取出来进行本体性研究，就是这种历史阶段性地发生了的东西。它的前提是确认文学是什么。而这个前提的确认又恰恰是研究的结果，是由最初的文学规定进入到具体的文学规定，这是由抽象提升为具体的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特别强调了这种研究方法。[3]这是到原始的简单关系中抽象其中的一般性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获得马克思所说的简单范畴，具体问题的研究便由这类简单范畴入手。这里的要点性问题在于文学能否作为起点性的简单范畴而切入文学理论研究。根据马克思的方法来理解文学这个概念，它既不是来自具有某种原始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也不是原始地发挥作用的，可以在后来进行综合的，包括研究者所赋予它的那些本质、规律、功能、形态的具体。这是因为从历史发生角度来说，在人类社会活动的原始处并没有文学这种关系物，当然也就谈不上存在于这种关系物中的后来所抽象的文学一般性。文学理论所规定的那些后来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在其发生阶段，不过是原始活动中的一些次要因素，如原始巫术中伴随着摹仿性活动的语义简单的呼喊。然后便有了诗乐舞一体，至诗乐舞一体阶段，后来被称为文学样态的诗，仍是次要的东西，而主要是乐与舞活动。在西方，原始的史诗吟唱及古希腊的悲剧故事表演，也是活动性的，其中的后来被称为文学的东西也都不是原生而是伴生的。[4]在其后的状况中，文学理论规定要在文学中寻找与研究的东西，如所谓文学形式、文学内容、文学的文体形态等，又恰恰活跃及形成于文学理论研究者们所划定的文学范畴之外。它们都是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的产物，即便在现实实践中，被称为文学的诗的形态、戏剧的形态等，也都生成于非文学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正是先有了这类形态，才有了后来称这类形态为文学形态的文学。或者说，在文学活动向社会实践延伸的交互作用中，这些作用及相互作用关系，远远地超出被后来规定为文学的狭窄领域。
而根据众多文学规定，文学又总有一种向着文学文本龟缩的倾向，并且总是在文学文本中确立支撑。近年来，随着文学实践领域的扩大与复杂化，一些学者隐约地或者明确地感受到圈定的文学对象对于文学理论学科任务的束缚，因此试图通过扩大文学内涵的方式对此求得解决，如把文学直接解释为活动，解释为文化形态，或者解释为某种机制等。但这种内涵解释性的努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超越文本的效果。这是因为作为延续已久的文学理解，已经形成一套稳定的、共守的研究范畴，它们都是建立在文本中心的基础上，如文学欣赏、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类型、文学方法、文学技巧等。这些东西既不能与文学活动对应，又无法为文化形态所收容，更难以在包罗万象却又似是而非的机制中提炼其机制模式。这些东西都是从文本中心论中闪射出来的东西。
比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对文学理论对象——文学的规定上，体现出很强烈的超越文学文本局限的意识，明确指出“文学不是以成品这种形式而存在的，文学是以活动的方式而存在的”。[5]教程引用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说来支持这种活动性说法，即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组成四者间相互流动的过程。这是一个活动过程，但这个活动过程之所以不是封闭在文学文本中，要点就在于“世界”这个要素。教程阐释说，“世界就是我们所指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一切各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毛泽东语）’”，[6]经由“世界”，文学活动向现实展开。现实提炼为文学作品，研究作品创造的理论成为文学创造论。其实，教程在这里有一个概念的错解，即把实在的社会生活错解为精神的“世界”，进而对文学活动进行社会生活的解释。然而，无论是艾布拉姆斯的“世界”理解，还是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世界”的理解，都认为“世界”是对于现实具体或历史具体的思维总体的把握：“正在理解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地掌握的。”[7]“世界”是思维地掌握的具体总体。所以，在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图式中，“世界”才能作为作品、读者、作家的思维同质的东西而在四者构成的思维圈里畅通地往复流转。正是这种思维的同质流转，把文本推向语言依凭的中心，四要素的流转在思维中闭合。文本在思维闭合的圈子里成为文本中心。
对上述内容做进一步概括，强调文学回归文学实践，进而把文学实践确认为文学理论的对象，有三点根据。一是文学实践的文学发生的历史根据。作为浑融的、包容着后来所说的文学属性的社会实践，如巫术实践、诗乐舞一体实践、史诗吟咏与表演实践，是本源地发生的实践。这类实践可以因其包融及最初体现的被后来称谓的文学属性而称为元文学实践，并在由古至今（起码是至于西方19世纪，中国20世纪初）的理性思考中被关注；这类实践的东西在今天的文学实践中仍然作为最为一般的关系属性存在着。二是历史发生的元文学实践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分化及复杂化出各种中介性实践关系。如与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的、文化的种种关系，它们已被不同程度地作为关系一般而抽象为相关联的中介范畴，并被不断地思考与研究；这类中介范畴所由来的实践关系不是外加或附属于文学实践，而是文学实践本身。因此，对它们的研究就是文学实践的研究，这正如马克思谈到历史条件和生产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与分析”。[8]三是就文学理论的研究状况而言，它所面对的多种看来是文学发出的问题，其实是文学实践的问题，并且只有在文学实践的具体综合中才能理论地求解。比如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谈到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的文学思维论，在分析“虚静”这一说法时，从儒家哲学到道家哲学，从观物方式到学习方式，都纳入研究视野；尽管对“虚静”还可以做其他方面的分析，但这一思路的展开，显然就是进入了更大的历史实践空间。[9]这是随手拈来的例证，这样的随手性说明了文学问题往往很难在文本中心论中解决。而更多当下的文学理论问题，如大众传播中的文学创作问题、文学接受问题、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价值取向问题、文学理论的建构动因问题、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问题等，它们都是文学理论所指认的文学问题，但又绝非文本中心论的文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文本中心论甚至连求解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把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由文学回归于文学实践，其关键性不仅在于历史性追溯文学的生成原点，向本源的实践活动复归，从而在本源中寻觅与发现被称为文学的这种东西的最为一般的关系及关系范畴，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坚实根基；这里的关键性还在于当下文学理论建构，即理论不仅规定它的对象，也被它的对象规定，对象的差异直接带来理论建构的差异。以文学为研究对象，文本确定性与明确性的优势很容易使文本成为研究中心，文本中心论的魔咒便难以破除；而文学实践则把文本之外又规定文本的各种实践性的理论问题圈定与提升出来，形成拉起来看文学的开阔视野，并提供了深入研究文学实践属性的对象性前提。
二 文学理论疏离文学实践的现实状况
文学理论要回归文学实践这一研究对象。对文学实践该如何理解？首先要强调的是，文学实践是现实具体的社会活动，它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在头脑之外保持独立性的实在主体，这就从实在与精神上划开了文学实践研究与文本中心研究的界限。当然，这样说不是把实践中的精神活动排除在实践活动之外，而是从对象性的思维把握角度明确实在与精神的关系。其次，具体实在的文学实践具有实践的目的性、过程性、手段性、实在对象性的一般属性，这类属性在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中都有过阐发与论述，文旨所限，不予赘述。这类实践一般性在具有文学一般性的社会活动中以实践特殊性的方式体现出来——这里的文学一般性是在历史的文学实践中以不同于其他社会实践的特殊性而被参与并不同程度地把握的，它作为文学实践的差异一般性被先前及当下的研究者概括为相关的概念及范畴，如抒情、体验、表象、想象、比兴、摹仿、虚构、修辞、语言符号、个性、风格等。这类一般的概念及范畴从那些特殊的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又转而规定着那些特殊的实践活动为文学实践活动。再次，文学实践向内，由各种体现着文学特殊性的相关关系组成纵横交错的关系整体，每一种关系都是关系整体的一个环节并被关系整体规定。这类关系、关系关联、关系整体、关联规定与整体规定，以及它们在历史过程的差异中展开的状况、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均可以被抽象为文学实践的一般，进而进行文学理论的研究。文学文本在这样的实践整体中，只是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进入创作与接受的关系体，并为其他关系体及关系整体所规定。文学实践向外，与其他实践整体相关联，如与经济实践关系体、政治实践关系体、宗教实践关系体、社会实践关系体等相关联，这类关联同样在历史的阶段性差异中展开。它们彼此关联、彼此作用、彼此规定，而且不断地把这些外部的关联、作用与规定，转化为各自自身的规定与实践性的展开。对文学实践的以上阐释，可以看到对象性地研究文学实践的文学理论比起对象性地研究文学文本的文学理论，在研究视野、问题提出、范畴抽象、理论构成、逻辑展开、体系建立等方面，具有怎样巨大的差异。
文本中心式的文学理论研究，由于是封闭在文本——作者——读者——世界这一思维领域的，因此它所展开的活动就主要是头脑的疏离现实具体的思辨的、理论的活动，这样的文学理论便难免陷入它目前正经历着的疏离实践的困境。这一困境以如下特征搅得研究者们心神不宁。
（一）观念化倾向
观念地思考问题即理论地思考问题。因此对于理论而言，观念地思考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观念的观念化，即便这些观念曾经是从实在具体中抽象出来的。
观念化即使观念实体化。实体化的观念取代实在具体成为理论论证的对象，而理论论证是观念的论证，于是，用观念论证与阐释观念便成为观念化的一个特点。观念是一般的抽象，当观念面对实在具体时，它会在特殊的实在具体中获得新的一般的发现并因此得到调整。但当观念面对观念时，无论论证的观念还是被论证的观念，都是强调着已然确定于观念的抽象，一般抽象的恒常性与确定性便被强化，这是观念化的又一特点。还有，观念的一般是排除具体与偶然的，因此，当观念见诸观念时，它们便以不容置疑的必然提供给观念化的研究者，这是观念化的第三个特点。对于这三个特点，哈贝马斯曾做过概括。[10]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观念化倾向就是在这些特点上体现出来的。比如作为文学理论重要话题的文学创造论研究（“文学创造论”是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的术语），在此前的文学理论中，这个理论板块的构成性话题是文学创作论，专事研究文学文本的写作。《文学理论教程》之所以改创作为创造，是因为文学已被转称为文学活动，这样，先前的文本写作就难以容纳活动的内涵。然而，在《文学理论教程》的文学创造论研究中，先前的文学创作这一范畴的一般性，却以其确定性、恒常性和必然性被保留下来，它阻止着创造论研究的活动性展开。在进入文学创造过程及文学创造原则这类真正的活动课题时，活动被凝冻为文本，研究则实际上退回到文本写作的老路上去。[11]
观念化的原因，主要是文本中心论的限定。文本中心论先是把文学封闭于文本，从文本抽取观念又在文本消化观念，文本的类型限定、功能限定、构成限定等成为文学观念限定，归入文本就是归入文本限定的观念。有学者谈到20世纪80、90年代文学理论向内转的情况，向内转，即回到文本，在文本中寻找文学的规定性；为此又进一步寻找回归本文的新的研究方法，于是就有了一段时间的全国规模的方法论热。[12]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植入。被植入的西方理论，由它们所生出的具体实在语境多数都在转译中滤除。这几乎成为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中观念化的前提。当下，观念化问题到了若不予以解决则文学理论将难以为继的程度。特雷萨·德劳瑞蒂斯曾针对西方理论的观念化倾向，提出理论要面对现实的不确定性，主张用不确定性激活理论，这是有见地的说法。[13]
（二）套用西论倾向
西方理论的理论价值尽管良莠不齐，但因为被转译过来的理论著作多是在西方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家或学者的著作，因此对中国文学理论多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理论参考价值是不容否定的，这也是中国文学理论1980年之后能迅速地多元化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原因。起码很多有代表性的西方理论使我们的很多中青年学者知道和习得了理论思维的规范与方法。不过，这一点也已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即西方理论的引入，由于缺乏社会语境及学术语境的参照，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缺乏较为切近的对应性，因此常常难以对其形成具体转换的思考与接受，其结果往往是止于观念化的理解与运用。这种情况见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加之中国文学理论本身又把自己疏离于实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之外，就有了所说的套用西论的倾向。
套用西论主要有两种情况，即以西释中与以西律中。以西释中，就是以相关的西方理论或理论说法，理解中国的文学理论问题，或者把中国的文学活动现象，置于西方的理论或理论说法中予以理解。这样做，从观念上看，是获得了一种阐释的融合，但具体实在地看，却常常南辕北辙。比如就图像问题来说，西方学术界对他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图像化现象及图像意识之所以敏感并有所震动，既有他们传统的原因，又有他们时下理论的原因。自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时代，语言就不仅被视为真理的表述，而且认为那就是真理本身。在柏拉图时代，语言被置于人的社会活动的无所不在的位置。到了亚里斯多德时代，则已开始深入探讨语言的逻辑形式。西方中世纪时期，语言被看作神谕，看作人与上帝沟通的神圣渠道。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解放被看作语言的解放，话语自由就是人的自由。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不过是在上述重视语言传统的基础上，把语言实体转化为世界。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之外世界无存”的说法，是语言实体化的集中表述。在近些年的西方学术界看来，语言结构即社会结构，语言功能即社会功能，语言不仅实体性地表述，而且实体性地创造，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如此的语言霸权被不受语言制约并迅速地在社会活动及社会生活中进入显赫地位的图像侵扰并取代了。这不仅是西方传统和西方理性的颠覆，也是西方既有秩序的颠覆。西方人在图像面前陷入无家可归的恐慌与困境。他们的图像时代、图像社会到来的惊呼及各种各样的过激反应，完全在他们的情理之中。然而图像在中国的活跃及语言在中国社会活动与社会生活中的有限，却是具有传统一贯性的。《易传》的“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的《庖丁解牛》，以及后来的“意在言外”“含蓄蕴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味外象外”等代表着中国传统智慧的说法，都能见出这种传统的一贯。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一向就是借助图像并在图像中展开的思维。中国人的生活是运用象形文字的生活，读插图文本的生活，翻连环画的生活。这都表明图像是中国人生活与交流的常态。既然如此，按西方阐释，说中国也进入了图像时代、图像社会，显然就是一种以西释中的套用了。[14]
以西律中，即以西方的某种理论说法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根据与理论标准，把中国文学理论及理论研究纳入西方理论的框定中。比如西方人说文学死了，一些中国文学理论学者也就开始论证中国文学之死；西方人提出本质主义并且对其进行批判，一些中国文学理论学者也就忙于在中国文学理论寻找“本质主义”，并以西方的本质主义标准对中国的“本质主义”进行批判等。
（三）研究泛化倾向
研究泛化，即理论研究抓不住现实具体的问题，不能在有理论意义的现实具体问题上凝聚理论研究锋芒，借助于问题研究把理论建构推向深入，进而在问题的综合性求解中完成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研究过程。
不能理论地提出现实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原因，即这类理论不是面向现实具体敞开的理论，如前面提到的理论的观念化；或者理论所面向的现实具体，不是它应向之求解的现实具体，而是另外的现实具体，如上面提到的文本中心论的文学理论只能提出文本问题，而难以提出文学实践问题，这是理论与所面对现实具体的错位。第二种情况是理论运作的原因，即理论面对现实具体对象而空悬，它所抽象的观念范畴由于没有一些相关的具体范畴的中介，无法回应现实具体。观念化会导致这种情况，中介范畴的匮缺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问题是具有整体性的相互关联的若干关系体中，某一关系体在与其他关系体的关联上出现了阻碍关联的情况，这导致相关联的关系体被干扰、阻碍、纠缠并因此陷入混乱；而这种局部性的关系状况，往往又不同程度地通过各种关联体的关联，向周边的关系体产生影响，乃至形成关联体的整体影响。这样的影响越大，则阻碍关联的关系体的问题就越大。以2006年前后中国文论界出现的文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为例，这一争论与本文提出的文学对象问题具有问题一体性。这一争论的焦点是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理论还是应该以文学性为前提扩展开去，后者主张文学理论应研究具有文学性的各种社会现象与生活现象。这场争论的起因，与21世纪之初文学经典的价值讨论和随之而来的文学边缘化现象相关联；它的文化背景是电视借助于大众文化而使日常生活进入狂欢时代，五花八门的综艺晚会在大众接受的群体追随中产生近乎疯狂的效果；而生活艺术化则是它的现实生活形态，生活艺术化借助电视综艺晚会式的疯狂热度与对于明星服饰明星造型这类感性形式的粉丝性模仿，形成舞台灯光般的扑朔迷离的形式幻象。这种情况迅速形成潮流，一边是文学冷却与贬值，另一边是生活领域的热闹与万众瞩目。与此同时，各种各样及各种名目的西方理论大肆涌入，在这些理论的衬托下，既有文本中心论的那套文学理论越发显得枯燥与乏味。在这些情况的综合作用下，文学与文学研究对象这个关系体便被强化起来，并在争论中成为问题焦点。随着这一关系体以其矛盾性显示出来，与其关联的相关关系体便受到影响，引起振动。如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体，文学与文化关系体，文学与传播关系体，文学与其他艺术关系体，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体等。这类相关关系体的纠结，在文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整体中围绕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对象展开，彼此互动、互构。几经争论，这种纠结性的互动与互构在文学理论扩容中得到了缓解性解决。文学理论扩容，是上述实践过程在具体的文学实践问题求解中的文学理论反应，它的反应形态是两方面的，即研究对象向生活扩容，理论观念向其他学科扩容。[15]对文学理论扩容，已有一些学者在进行问题性研究。[16]这类问题随社会转型、大众文化繁荣、大众传媒活跃及西方文化大肆导入而在文学活动及文学理论研究中不断地被产生出来，如文学的大众文化接受问题，“80后”文学写作市场化问题，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断裂问题，文学理论的批判功能问题，互动互构的网络新文体问题，古代文论转换的中介范畴问题等。这类问题从影响广度及深度来说，并不比上述文学对象问题来得轻松，但被醒目地提出并被持续性地深入求解的理论问题却不多。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发表一年多来已作为一个母题式的问题引起了国内文学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并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理论界压倒优势的地位。但如果没有张江这样一位有能力进行强势运作的学者与领导者呢？这样一个深刻关涉中国文学理论建构走向的普遍性大问题，又将会拖延到何年何时呢？[17]
研究泛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类来自现实具体的问题须通过相关的、前提性的一般范畴去发现与确认，这才能理论地将之作为问题而提出。这类一般范畴是发现与提出问题的前在性的理论根据。这类一般范畴的网络编织得越细密，则它发现与提出问题的敏度就越高。就像捕食蚊虫的蜘蛛，如果没有预先布好的蛛网，纵然蚊虫往来，也不会有蚊虫的发现与捕食。所以，缺乏这样的一般范畴，或一般范畴因观念化而闭合于现实具体之外，也就无问题可提了。没有问题针对性的理论研究，便只能是疏离现实具体的泛化的研究。
（四）文本中心倾向
文本中心问题前面已提到，这里再补充一点，即文本中心导致文学实践的理性挤压与遮蔽。各种生动活泼的文学实践形态，特别是那些对文本生成与接受具有具体规定性的实践形态，因为长期被限定在文本之外，无法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从而导致它们原生性的、生动活泼的一般性在文学理论中缺位。而理论的观念化，又导致理论对于文本的疏离，其实，理论观念化的原因恰恰在于理论在观念中闭合了与实践的关联。[18]这样，其难以规避的现实便是文学理论不仅越来越远离文学实践，同时也越来越远离文本。
三 建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联的中介范畴
具体与一般间横着一条观念的鸿沟。即是说，一般总是精神对于具体实在的把握，从观念的角度说，具体实在总是实在地存在于观念之外。这是观念面对具体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在实践中，是实践—精神地解决着的。实践—精神是马克思的提法，它相对于观念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而言，在实践—精神中，精神与实在的鸿沟被对于实在具体的实践行为所沟通。在沟通过程中，精神具体化为实践行为的精神，它随实践的目的性、调整的目的性、实践手段及实践的变化过程而发生与变化，并随时指导着实践行为的调整。在目的性与方法性上，精神随时从相应的一般出发，对实践进行预先规划与现实纠正；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它又不断地把一般转化为具体行为的引导，并从中抽象新的直观与表象的一般。这类一般，由于从即时的或反思的实践中来，又由于它可以被实践中新发现的一般所提升或转化，它便成为观念见于实践的中介范畴。对这类范畴，马克思又称为“比较具体的范畴”。[19]
这类中介范畴的来自具体又归入一般的观念属性，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用结构化的内在法则进行解释，认为实践活动所运用的一般性是以“习性”方式进行的，“习性”即既往经验的结构化：“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不变的特性。”[20]这种解释的启发性在于它用经验结构冲淡了观念的一般束缚，这里涉及一个经验一般性的理论问题。这一经验一般既是经验的又是思维的，既是表象的又是直观的，还可以通过行为图式的方式实现于实践行为。这可以看作对于马克思把“比较具体的范畴”提升为实在具体的一种实践感的注解。
观念与实在具体的中介范畴，应该具有观念一般及实在具体一般的双重性质。W.J.T.米切尔曾称此为“定位于普遍和具体之间的某个地方”的理论。[21]这一双重属性在中介范畴中被互为地规定着，即观念一般可以在具体一般中获得印证并消化在具体的一般形态中，被具体模塑，凸显为具体的一般属性；同时，具体一般也可以通过观念一般的参照，凸显它与一般的一般差异性，进而向新的一般抽象。马克思谈到消费与生产的中介环节“分配”时，对生产与消费见于“分配”的内在关联性进行了阐释：“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2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从关系体相互作用角度理解和阐释生产与消费，体现出辩证地把握对象的深刻；同时，这一阐释也说明，从关系的辩证角度观念地把握研究对象，而不是孤立地思考对象，才能发现对象的中介关系，并在中介关系的基础上抽象出互动互为互构的中介范畴。对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又说：“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23]所以，通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亦即马克思从充满历史感的黑格尔那里颠倒过来的辩证的方法，可以认识到密切地关联现实具体的理论，它的观念抽象虽然体现为一个个抽象范畴，但所抽象的内容，都是见于现实具体对象并规定现实具体对象的各种关系一般性。而这正是恩格斯所概括的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总体基点——“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24]
文学理论也正是这样的密切地关联现实具体的理论，它所思考与抽象的是来自文学实践的各种关系的一般性。而它的当下问题却在于更多地热衷于观念一般性的自身思考，热衷于观念间的关联性，却忽略了、疏离了与现实具体的关联。由此带来的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就是它远离文学实践。
洪治纲在2015年第4期《中国文学批评》中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就中国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内在痼疾发论，即作家创作的自我重复及作家群体对某类社会热点或文学类型的相互袭仿。该论文问题抓得准确。然而，作者进行批评的核心概念“同质化”却并非来自文学理论。如作者所说：“‘同质化’原来是用来表述商业产品的某些特点。”[25]按理说，借用其他学科、其他领域的一些生动而贴切的说法进行自己的研究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这里的无奈——文学理论中似乎难以找到支持这样的文学批评的中介范畴。通读洪治纲全文，作家意识、创作选材、文学类型、文学价值、文学功能，这些关系到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范畴，都被围绕着“同质化”这个商业领域的说法作重新铺陈与搭构。核心概念不仅关系论文的立论及框架，而且它的逻辑与阐释，可一直延续到论文的枝梢末节。既然论文所及的问题是普遍性的现实文学问题，它所关联的文学一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在文学理论中找到就此一般进行的范畴抽象。其实，这类范畴抽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理论中原本是有的，并且占据醒目位置，这就是文学创作个性及文学风格。它们曾经在那个经典细读的时代很活跃地发挥过批评作用。然而，21世纪以来的各种代表性文学理论中，它们或者被简略带过，或者干脆不被提及，而且，即使有教材对此做了展开，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也止于规定性表述，而没有在个性构成、个性运作、个性意识方面进行贴近文学实践具体的环节性或要点性阐释。
文学理论的中介范畴，有些可以由既有理论范畴通过面向文学实践的激活，转化为中介范畴，如审美、意象、意蕴、虚构、交往对话等。有些中介范畴，则有待面向文学实践进行建构而获得，提示性地说，如文学接受论的行为性的交流范畴、语言性的互文范畴、心理性的理解范畴；文学创造论的反馈与调整范畴、目的性筹划范畴、行为性言语范畴；文学传播论的差异性对象范畴、传播效果范畴、传播互动范畴等。这类范畴，都具有上述在抽象与具体二者间相中介的特点，都有待建构。
四 打通理论、批评及实践界限，在三者的互为场域中建构文学理论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认为当下这套观念化文学理论对于文学实践有用的作家、读者、媒体人、批评家不多；而当下不少文学理论研究者又不愿与文学实践的作家、读者、媒体人、批评家靠得太近，他们宁愿独享自己的观念之乐。
张永禄、王杰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创刊号上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文学批评是公共话语的引领者》。[26]文章从文学批评引领社会思潮的优越性，文学批评的职责是参与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解放，以及新人文学科崛起催生新的文艺批评三个方面谈文学批评性质、特点及重要性。该论文的基本主张本文很是赞同，本文对该论文的一个重要的不满足，是被论述得如此重要的文学批评，却是无关文学理论的文学批评（对文学理论，该论文几乎不提）。这里，已成共识的文学研究密切关联又相互依托的三大块，即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就只剩下了文学批评，而且它偏又去依托“新人文学科”了。不过，这种对于文学理论的不提倒是准确地表达了一个事实，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不争的事实——文学理论对于文学批评已经断裂到可以不提的程度。然而，文学理论毕竟是文学活动的理论，包括是文学批评的理论。文学批评也总是有一定标准的批评，标准的一般性是批评有效性的前提。被称为《新法兰西评论》四大批评家之一的费尔南德斯曾说：“批评家是这样一些观众和读者，他们比普通人看得更准，他们告诉别人如何感知，也就是说如何再造作品的真实。批评乃是关于一种看法的看法。”[27]费尔南德斯说的“看得更准”，“再造作品的真实”及“看法的看法”，显然是就相关的批评标准、相关的文学活动的一般性——真实的一般性、看法的一般性而言的。而这些，正是文学理论所关注的，也正是文学理论所研究的。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如何修复二者的断裂，而不是对它不提或者拒斥。在这个方面，本文赞同理查德·尼厄《批评理论之我思》中的一个说法，即批评往往不认真对待理论，“或者把它（奇怪地）视为保守而不予理睬；批评低估了或者忽视了其革命的可能性”。[28]
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注重的从关系入手研究问题的思路，同样适用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一关系体，即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前者与后者。在关系中思考对象问题与孤立地思考对象问题，所面对的不仅是不同的对象问题，而且是特征、功能及构成均不相同的对象。这就像单独地看一条鱼和把它放到与弱肉强食的大鱼关系中看这条鱼，会看到完全不同的鱼一样。
面向批评的文学理论，在批评的需要和运作中进行批评的对象性理解、批评的问题提取及批评的标准思考。于是，批评的问题意识、价值根据及意义提取，便成为文学理论要在批评中把握的一般。美国文论家、解释学代表人物赫施曾称这种一般为“参与性的意义描述”和“阐释中被影射的价值判断”。[29]文学理论把这类一般抽象出来，就有了关于批评的观念范畴。比如离开批评的大众文化中文学活动的研究与文学批评中大众文化的文学活动研究，就是不同的研究，二者具有观念与观念的实践运作的差异。由前者转向后者，面对的问题就发生了变化，批评的理论建构也便不再是既有理论的变通修补，批评的当下接受也不再是因袭西方说法而臆造的以偏概全的接受。这里发生了一个理论身份的转化，即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理论研究身份转化为理论研究者与批评者的双重身份，这带来新的理论问题的提出，以及通过问题求解而获得的新的理论观点。
此外，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关系的打通，会促使既有的文学理论观念通过批评向现实具体转化，或者说，文学理论研究者会以批评者的身份思考观念的具体转用问题，批评因此成为理论面向文学活动具体而激活的实践要素。同样，批评又会从批评运作角度提供观念转换的取向，引发观念内部相对于批评的调整与组合；而观念中先前隐蔽或沉睡的某些一般因素也将获得批评的对象性强化与唤醒，从而使既有观念焕发出新的光彩。以文本这个观念来说，当它被锁在文本观念化的牢笼时，它对于文本所观念性规定的四大文体及文体特征便只能墨守成规地坚持与重复，像当下文学理论所坚持与重复的那样；可是当它转向批评角度，考虑到所要批评的某部电视剧文本或网络文本时，四大文体的牢墙就坍塌了，文本规定便走出既有文本观念的牢笼，在电影文本与网络文本中寻找与发现新的一般，并把它们提炼或充实于观念。当下既有文体观念的备受争议，正是新的文体具体通过批评向文体观念展开冲击的结果。所以，与批评关联的修复或打通，对于破除文学理论观念化的魔咒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再者，前面提到的中介范畴的建构问题，封闭的文学理论由于把自己封闭在现实具体之外，因此不要说建构，就连建构需要及建构指向都难以形成。而批评视野的敞开，批评成为观念与具体的中介，它一方面把观念导入具体，一方面把具体抽象为新的一般，在这样的导入与抽象中，各种介于观念与具体之间的中介范畴，不仅被建构为批评中介的范畴，而且被进一步抽象为观念性的比较具体的范畴。
上述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打通努力，又是发生和进行于文学实践的场域中，并且只有在实践场域中才存在互通的根据。实践总是体现为过程性与整体性的实践，就具体实践而言，也总是有实践开始，中间展开，以及这一实践过程的完结及那一实践过程的起始。更普遍的情况是实践过程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展开，而是不同实践过程互为、交叉、互构地展开。而就某一实践过程来说，实践的各种因素又有机地综合在一起，理论中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地研究的一切，在实践中都保持着有机整体的关联性。因此，实践不仅以其多向展开及交叉展开的有机整体性实现着理论的综合，而且为理论提供综合的要求和综合的根据。文学理论，使自己置身于文学实践中而不是封闭在自说自话的理论兴趣中，才能强烈感受到文学批评从实践带给它的理论滋养的分量；同样，文学批评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意识到，任何具体作品、具体活动、具体文学活动现象的批评，其实都是某种一般性的批评。体会到一般的重要，也就是体会到文学理论的重要，因为文学理论是研究各种文学活动一般的理论及理论运作。尽管当下这套文学理论被批评地用起来蹩手蹩脚甚至没有抓手，但那更能引发建构合于批评的文学理论的批评冲动。有了文学活动实践这个场域，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也就有了互为场域的机会，理论在批评中建构，批评在理论中展开，实践对批评和理论充满活力地构入。
[1] 文学理论历史性的两次断裂，一是20世纪初对于自己历史传统的断裂，二是20世纪70～80年代对于建国30年中被强化的与社会实践关系传统的断裂。对此，文学理论界已有了一些论述。两次西学冲击，正发生于两次断裂之时，发挥了对于断裂进行填补的作用。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从生产力、发明、交往扩展等物质活动的相互关系角度，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因某些偶然性而导致历史发展“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揭示了历史必然性是通过不同阶段出现的偶然性而开辟道路这种历史看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49页、第60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文中，批判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观点时，从现实角度对马克思的这一历史看法做了阐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11页）
[3]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理论地研究问题，要找出对于问题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从中获得简单范畴，如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进而再找出那些由这类一般关系所分化、细化的关系，从中获得比较具体的范畴，从而实现由抽象向具体，由简单向复杂的综合。简单范畴的获得，与社会生活的普遍本原的关系相关，本原的规定亦即最为基本的一般的规定，最初抽象的简单范畴由此而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7页）
[4] 由埃利埃泽·梅勒坦斯基原作，让·贝西埃审定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史实》，阐释了原始礼仪中动作、嗓音、乐器声先于原始礼仪活动话语而生的情况，指出“话语产生前，嗓音的象征功能和社会功能非常重要，话语产生后亦如此，它与话语相关联，并行不悖”。（〔加〕马克·昂热诺、伊娃·库什纳、〔法〕让·贝西埃、〔荷〕杜沃·佛克马主编《问题与观点》，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5页）
[5]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出版社，2003，第5页。
[6]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出版社，2003，第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0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60页。
[9] 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06页。
[10] 哈贝马斯将形而上学的观念活动，概括为它所把握的总是那些确定的、恒常的、必然的东西。〔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第19页。
[11] 这种情况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体现得很明显。在该教程中，文学创造的提法努力尝试转向文学的艺术生产活动，并且在行文中注意向活动说法靠拢，可是谈到真实，谈到形式，谈到艺术概括、典型这类问题时，原来的创作论的操控力量立刻便体现出来。（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三编“文学创造”）
[12] 高建平在《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中分析了文学理论突破既有理论框架的艰难，指出起于1984年的方法论热，形成文学文体研究的巨大潮流，但回头来看：“回望这段历史，觉得那仅是脑力和纸张浪费，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为有了这次文本中心论的波折，文学活动论被提出，但难以跨过观念化的藩篱。
[13] 德劳瑞蒂斯在《理论立足于现实》一文中说：“现在可能是让人类科学重新提出主体性、物质性、话语性、知识性的问题，反思后人类的‘后’的时候了；这是打破保存概念模式的储蓄罐，在所有理论应用中重新安装不确定性的时候。”（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38页）
[14] 继周宪谈论西方图像时代之后，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图像话题几乎成为热点话题，甚至有学者提出，如果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图像时代进程不引起注意，“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商业性和世俗性上位的时代”。（杨向荣《图像转向抑或图像霸权——读图时代的图文表征及其反思》，《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15] 此处需要说明，本文没有沿用文学性的说法来解决文学对象问题，是因为文学性说法是面对文学边缘化现实的仓促之策。文学性来自俄国形式主义的确定的内含与文学性被用于解决中国文论界2006年前后国内热闹一时的对象问题时进行的概念理解，发生了明显错位。在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性是文学区别于生活的属性，而在文学对象争论中，文学性却成为把生活归入文学同一于文学的属性。这种概念套用的南辕北辙，解构了这次争论的理论基础。
[16] 对文学理论扩容，高建平在《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中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思考，分析了扩容的三个理由，即既有文学理论的僵化、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过渡、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其他学科内容。由此，他对文学理论扩容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提出对研究对象“不要‘画地为牢’，但也不能‘无家可归’”。“文学仍然是我们的家园，从这里出发，又要回到这里”。（《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17]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针对西方文学理论中“强制阐释”的征兆，亮剑式地展开批判。他多次组织不同层次的研讨会亲自推介这篇论文，组织多家学术刊物展开讨论，付出奔走呼号滚石上山般的努力，终于撬动了学术界盲目追随西论这块巨石。
[18] 怀特海在他20世纪20年代便已发表的《过程与实在》这部论著中，从实践的过程性角度对观念化的抽象思辨进行批判，指出“这种关于普遍性的必然性学说，是指宇宙具有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作为与其合理性相抵牾的东西，禁止超越自身的相关性，思辨哲学就是要寻求这种本质”。（〔美〕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第5页）怀特海的实践过程性观点，是本文的一个理论根据。
[19]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观念的生产一般与具体的生产行为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至于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8页）马克思所说的这些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就是比较具体的范畴。
[20]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第83页。
[21] 米切尔在他为美国著名的左翼跨学科理论杂志《批评探索》2003年研讨会写的前言中，针对“理论枯竭”的状况，提出“从事物的中间”入手的理论主张，他称这种理论主张为介于具体与一般之间的“媒介理论”，并用彼德·加利森的“具体理论”及福柯的“具体知识分子”的说法予以阐释。这与本文强调中介范畴的思想相一致。（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23页。
[25] 洪治纲：《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4期。
[26] 张永禄、王杰：《文学批评是公共话语的引领者》，《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27] 〔比〕乔治·布莱：《批评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52页。
[28] 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212页。
[29] 〔加〕马克·昂热诺、伊娃·库什纳、〔法〕让·贝西埃、〔荷〕杜沃·佛克马主编《问题与观点》，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3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