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氏科名草》

《潘氏科名草》

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全国青年人,包括世家子弟和穷乡僻壤的贫苦人家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科举,如能连登三甲,自能改换门庭;即使考中举人,也一举成名天下知,在府县中也出人头地;最不济,府试榜上有名,进个学成为秀才,也是一顶儒冠,乡里称老明经,受到人的尊敬。因此五百年中,在社会上形成十分深厚的观念,就极为重视科名,仰慕科名。清末废科举,一下子乡下秀才不值钱了,因为不能再去考举人、中进士,做官发财,飞黄腾达了。小时在乡下,母亲教儿歌道:“秀才无能干,头上戴个黄铜蛋(指清代最低的铜顶子)。灵前叫了好几声,赚了半碗大米饭(指乡间大户人家办丧事,请举人或进士来点主,请四名秀才站在供桌两旁作赞礼先生。高叫‘献爵、拜、兴……诗歌《蓼莪》之首章’等等)。”

近“五四”时,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把赵举人写得很坏,这样在社会上,青年心目中,不但看不起秀才,连举人、进士也同样看得不重要,科举的光荣,一落千丈了。到解放后,讲阶级斗争,乡间及小城镇什么秀才、举人、进士等等旧家,更是都和封建地主连在一起,不少都是镇压的对象,能够活命已不易,谁还再敢说祖宗科第之荣呢?因而一些早年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青年,后来做了高级干部,也最怕别人说他祖上的科名,这是最犯忌的。今天的小青年,已经不大理解二三十年代直到六七十年代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心态了。但是在过去却非如此。周遐寿老人在《王府庄》一文中引其外祖鲁希曾写信给其祖父周介学贺其子入泮云:

弟有三娇,从此无白衣之客;君惟一爱,居然继黄卷之儿……

后面解释说,他的舅舅,都是秀才,三个女婿,两个已进学。“这次伯宜公(鲁迅、周作人父亲)也进了学,所以信里那么地说,显出读书人看重科名的口气,在现今看来觉得很有点可笑了。”但在新派人物当中,写文章说“有点可笑”,内心如何想呢?客观对待历史又如何认识呢?这却是另一个问题。《胡适的日记》民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记道:

演讲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豫才曾考一次,启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

胡适之先生言下之意,对鲁迅、周作人考不上秀才,不胜惋惜。因为在当年,考不上秀才,就是进不了学,连个儒林都不是,即只是童生。在乡间都不能叫读书人。连鲁迅和周作人在重科名的时代,都不能叫“读书人”,岂不“可怪”乎?

写《潘家曲子》文,说到苏州“贵潘”的氏族兴旺,科第鼎盛,说到《潘氏科名草》一书,在介绍这套很少人提到的有关潘氏氏族科名专书之前,先借新文化名人与科名的关系,作个引子,就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也可使新文化与旧科名接上榫子了。

《潘氏科名草》一书,是把潘氏宗族中,府试进学成秀才的八股文卷子,乡试中举人的八股文卷子,会试中进士的八股文卷子,乡会试卷子,都加印试帖诗。但乡、会试均三场,头场八股文、试帖诗,二场五经,三场策论。会试第一榜榜上有名,名贡士,还要殿试,金殿对策,但这些卷子都无关系,都不印入。只印八股文和试帖诗。府试考秀才只作一篇或两篇小题。乡试、会试均作三篇。上卷专收秀才的入学试卷,共一百五十三篇八股文,一百零九人进学成秀才。下卷收乡试举人、举人副榜、优贡及会试进士的八股文、试帖诗试卷,共一百五十六题。其中乡试中举及副榜、优贡共三十一人。会试中进士八人。此书会试收到光绪十二年丙戌潘尚志中三甲一百九十五名进士。乡试光绪二年丙子顺天潘志俊、潘志寀同时中举,五年己卯江南潘志颖,八年壬午顺天潘志裘,十一年乙酉潘尚志,连续四科,潘家中了五名举人。书前有英和的序、阮元的序。英和是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少年时差一点作了和珅的女婿,道光时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后因督东陵宝华峪工程不坚,革职戍黑龙江,后释回,是四大名旦程砚秋的先人。所写序款署“道光戊戌四月”,是道光十八年。阮元扬州人,乾隆五十一年进士,官至总督,大学士,享高寿,重宴鹿鸣。写序时也是道光十八年。潘氏最出风头的是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中了状元,和英和是同年,阮元比他早,是翰苑前辈。潘世恩字芝轩,号槐堂。潘世恩也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傅。地位比英和还高。英和序中一开始就写道:

乾隆癸丑余以今相国芝轩修撰榜成进士,尝谒座主诸城刘文清公。公于稠人中独指相国与余曰:此玉树两株也……顾犹未读其家集也。兹相国示余所刊《科名草》,属为弁言。余受读知相国五世祖其蔚公自国初即为名诸生,由是蜚声腾实,孙枝鬯发,至相国而大显于时,弟子恂恂,亦皆兰茁其芽,搴芳竞秀,为东南甲族……

这就是说潘氏家族,至潘世恩大为显贵,而不是突然的,上数潘世恩五世祖,就是名诸生,也就是名秀才了。“弟子恂恂”,就是他同辈兄弟,晚辈子侄,以及第三代、第四代都十分爱读书,科名不断了。据阮元序中记:

苏州潘氏由歙而杭、而苏,百余年来,为吴会巨族,好行其善,子弟除读书无旁务,是以列黉官、登贤书、捷春榜者,指不胜屈,乾隆癸丑芝轩先生以一甲一名及第,乙卯理斋先生以一甲三名及第,今芝轩先生且平章执政矣……

所说潘氏世族由安徽歙县、浙江杭州、再到苏州,十分清楚,是一个庞大的世族。书中所收最早就是杭州府学、钱塘府学、仁和府学,歙县学,直到奕字辈,也就是潘世恩的叔父潘奕隽,入的还是钱塘县学,仍在杭州。到潘世恩入的就是苏州府学了。潘世恩中了状元。他叔父潘奕隽、潘奕藻都中了进士。潘世奕的儿子潘世璜,乾隆六十年乙卯中一甲三名探花。就是阮元序中所说的理斋先生了。潘世恩四个儿子:长子潘曾沂,举人;次子潘曾莹,进士;三子曾绶是举人;四子曾玮大概没有科名。而大名鼎鼎的潘祖荫,又是咸丰二年壬子三鼎甲第三名探花。而潘曾莹长子潘祖同也是进士。《科名草》下卷,最后一名潘尚志是光绪十二年丙戌进士,光绪十一年乙酉举人,是连登的。即头年八月在南京中举人,第二年四月北京中进士。所谓“今秋蟾宫折桂,明春上苑探花”。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光绪十一年乙酉之后,乡试还有十四年戊子、十五年己丑恩科、十七年辛卯、十九年癸巳恩科、二十年甲午、二十三年丁酉、二十七年辛丑补行庚子恩科,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科、二十九年癸卯恩科;光绪十二年丙戌会试之后,还有十五年己丑、十六年庚寅恩科、十八年壬辰、二十年甲午恩科、二十一年乙末、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九年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三十年甲辰恩科,在这许多科中,苏州贵潘又中了多少举人、进士,以及有多少子弟进学成秀才,就不知道了。

科名不只是个人的、家庭的,也是国家的、社会的。国家主要依靠科举考试,遴选官吏,使不断有新人补充到中央及地方各机关,这不去多说它。而在社会上,则形成一个严密特殊的关系网,起到一种十分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作用,现在很少人去注意、去理解,这就是当时十分普遍的“师生关系”。《潘氏科名草》上册印的都是秀才的卷子,在每个人名上面,都印着某大宗师、某县学,如潘世恩名字上印着“谢大宗师岁入苏州府学”。这“谢大宗师”就是当时江苏学政,三年一任,每年巡视全省府县,主持秀才考试,称学台大人,也称大宗师。查《清秘述闻》,这谢大宗师名谢墉,字昆城,浙江嘉善人,乾隆丁丑进士。乾隆三十九年、四十五年,两任江南省江苏学政。同时人刘墉、彭元瑞与他前后也两任江苏。这个时期,前后约二十年,这一带秀才,都是他们的门生了。不过这还是最起码的,即学生记得牢老师,老师记不大清楚学生,因为人数较多。下册举人、进士卷子前,都注明年份。仍以潘世恩为例,举人卷部分注明“乾隆壬子江南”,进士会试卷注明“乾隆癸丑”。这样按年份一查,“壬子江南”的主考、副主考是铁保(正黄旗),李潢(湖北钟祥人)。会试正主考是刘墉,副主考是铁保、吴省钦,这样这些大官都是他的老师了。他一当学台、主考,又有一批门生,这样老师、太老师、门生、小门生再加同年,二三百年中,就形一个组织严密的网络,在社会上形成巨大的政治力量,起到十分重要的互相照应、互相牵制、互相保证的作用。造成政治上、文化上的深远影响。所以《花间笛谱》前印有潘曾莹两届春闱日记。在清代能担负为国抡才大典的会试考官,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荣耀的。至于潘世恩、潘世璜、潘祖荫等官大、寿数大的,那任学台、正副主考、会试正、副总裁、殿试阅卷大臣的次数就更多,门生故吏的关系,重重叠叠,真是说也说不清了。

《潘氏科名草》这样一部书,从旧时潘氏氏族说,只记录了他家的十来代科名、荣誉,而从中国历史来说,可说的方面太多了,真是说不胜说,就此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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