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讲述》的出版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不难发现，史料上的雅各·库切的证词与《讲述》和《后记》中相关的记述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讲述》一书是虚构的S.J.库切根据有限的原始材料发挥想象写成的，它要为十八世纪开发南非的荷兰裔殖民者正名。诚如S.J.库切在《后记》中所言：
本书试图更加完整，因之也更客观公正地描述雅各·库切。这是一本虔敬的书，也是一本历史书：它怀着对先辈，对本民族的奠基人之一的崇敬，同时又以史实为依据，纠正了对英雄的歪曲。那种对先人的歪曲已渐次侵入到我们对那个伟大的探险时代的概念了，当时白人才刚刚开始与我们的内陆上的原有土著人有所接触。
S.J.库切心里有着明显的批驳对象——英国人。
S.J.库切曲学阿世，著述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首要的任务是揭露英国人的帝国殖民阴谋，驳斥英国人有关荷兰裔移民的诽谤性描述（如马嘎尔尼私人秘书约翰·巴鲁《南非腹地之游历》中的有关部分）。他指出，英国人到南非来播撒文明的种子只是为了扩张英国的利益。他用嘲讽的口吻写道：“野蛮人必须穿戴起来，遮蔽自己裸露的肌肤，因为曼彻斯特出口棉制衬裤。野蛮人必须用犁翻耕土地，因为伯明翰出口犁铧。”英国人的私利动机逃不过S.J.库切观察敏锐的眼睛，当他谈及荷兰裔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关系时，他犀利的目光再也烛照不了南非历史上那片幽暗之地。他坦承非洲部落在与白人以货易货的贸易中丧失了一切，沦为赤贫，而且还爱上了白人带来的美酒（就像北美的印第安人喝着朗姆酒沉沦），更是无可救药。S.J.库切善解上帝的意旨。当地人堕落了，因为他们“不可能永远活在伊甸园中”；这出戏的主导是上帝，荷属东印度公司只是扮了佩带利剑的天使的角色。使S.J.库切感到一点安慰的是非洲部落毕竟“向着世界公民的身份迈出了可悲的一步”。用“世界公民”称流离失所之人，这是何等文雅、巧妙。幸好白人的农场为这些衣食无着的土著提供了保护，农场上他们的土坯房不乏诗情画意：“从木柴炉中冉冉升起的炊烟，屋顶上的南瓜，光屁股的孩子们。”S.J．库切一边美化这种奴隶式的依附关系，一边揭穿英国人的谎言，挑战他们的傲慢。他笔下的农场主是沉默寡言的劳动者，有着谦恭、勤勉和敬畏上帝等美德。
可惜的是读者难以在S.J.库切的先祖身上辨认出这些美德。雅各·库切在讲他北上冒险的故事前作了个开场白。作为有德的基督徒，他特别提到布须曼人对待牲畜如何残忍，因之要用其人待牲畜之道还治其身，“像猎杀豺狼一样捕猎布须曼人”。布须曼人到白人农场的泉眼饮水，被炸得血肉模糊；他们在定居点边界露脸，立即会被骑马巡逻的义勇队成员枪击。义勇队甚至还组织过一次又一次的远征，成年布须曼男子大多被杀，妇孺则被虏为奴隶。他说到幸存的布须曼妇女的命运时，语气令人震撼不已。那些女人眼见自己的男人“就像狗一般地被击毙”，求告无门，只得向白人征服者奉献上“自由处置权”：“这是断绝了一切念头的人所能提供的了，她已经心无所系，甚至已无对生命的眷恋之心了。”白人可以在她们身上蹭蹭，然后像“一块抹布”那样扔掉。一心要为荷兰先民挽回名誉的S.J.库切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
S.J.库切在《后记》里强辩，白人的恐怖政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义勇队的远征绝非是种族灭绝的，甚至一些布须曼的成年男性被俘获后也活了下来。”他的证据是德国语言学家布利克在十九世纪中叶找到过布须曼语言使用者，那是两位布须曼老人，他们戴着脚镣手铐在开普敦的防波堤上服苦役。S.J.库切是天真烂漫的叙述者，丝毫不会意识到这例子的残酷性，他还以为那两位布须曼囚犯是慈善事业活的见证！
残忍的总是他者。S.J.库切充满义愤地举证的布须曼人的劣迹之一是他们会割断牛的蹄筋，但是当他绘声绘色地描写雅各·库切猎象的场景时，他虚构了霍屯督仆人挥斧砍断受伤母象脚筋的情节，对他的能干勇敢很是欣赏。出于一种在当时的南非不必遮掩的种族主义，他在再现自己祖先的冒险时并不是一味避忌不光彩的行为。《讲述》里留下一些值得读者追问其意义的疏漏。雅各·库切在纳马夸地区病倒后，仆人克劳厄小心服侍他，他俩还一同踏上归程，但是克劳厄究竟结局如何，读者不得而知。也许是故事的编撰者S.J.库切为如何安排克劳厄的命运犯难，也许是他像小说家那样为克劳厄设想了两种可能。他先是说克劳厄在过格雷特河时“走向他的死亡”，后来又改口说克劳厄过河后生病了，不能赶路。雅各·库切把这位忠仆留在荒野，发誓绝不会抛弃他，自己过一周就骑马来救他。不过他回家后心心念念想的是如何对纳马夸营地居民（尤其是他那四个不肯归来的霍屯督仆人）实施报复，克劳厄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脑际，就这样永远消失了。可见S.J.库切在编写《讲述》时仍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在文本里交代克劳厄的生死或雅各·库切的歉疚，这些对他而言无关紧要。一个霍屯督人尽可以差来遣去，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小说里。有趣的是S.J.库切在另一个场合想到了克劳厄。
以往布尔人给外部世界的印象是质野不驯，对人类的知识鲜有贡献[1]。欧洲探险家到南非来转一圈就回去写书，把动植物学上的许多发现归于自己名下。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像S.J.库切那样的民族主义者要重写历史，为自己的前辈恢复发现者的名誉。欧洲人有他们欧洲的分类法，为什么布尔人不能有自己独特的分类法？S.J.库切在《后记》里写道：“（雅各·库切）像上帝般穿越还不为人尽知的世界，辨别着事物并使它们闻于世人。”英国人布切尔在1822年的著作里描写了一种以前未见于记载的鸨，S.J.库切就此神经受到刺激。他非得像煞有介事地宣布，在雅各·库切当年路过的地方有一只鸨的残骸，那是克劳厄打到的，这种鸨重达三十五磅，它使得雅各·库切一行免于饥饿。为显示言之有据，他还给出了残骸确切的经纬度。鸟是克劳厄打下来的，发现权当然归于“上帝”雅各·库切。这种蛮横滑稽的伪科学数度出现。例如他列举了卡米斯峡谷发现的“尿渍，茶的弃叶，跳羚的腿骨……牛皮绳，烟草灰，一颗毛瑟枪子弹”，那语气仿佛在提示读者不要忘了他的田野考察做得如何认真。可是，何以见得这些杂物就是雅各·库切牛车队的遗存？类似的“科学”精神也在《计划》中偶露峥嵘。尤金·唐恩发明了一种计算轰炸成功概率的公式，它“客观公正”，威风凛凛！
S.J.库切在撰写历史，他也在编造历史。信史不信，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原来如此相似。“重要之处是历史之哲学”，这是《讲述》的卷首所引的福楼拜名言。通过《幽暗之地》，库切不仅对越南战争和他自己国家的种族歧视发出谴责之声，还生动揭示了意识形态对历史写作的复杂干预。这是一部聪明老练的小说，一部愤怒中夹杂了一丝无奈和绝望的小说。说它有点悲观，因为作者看到，在权力、欲望和激情的作用下，真理和自知之明时常会在我们好探寻又无法摆脱文饰的眼睛前面退却。
陆建德
[1] 林琴南在《玑司刺虎记》（Jess）译序写道：“布耳人多不学，惟枪技精，以猎兽者猎人，发匪不中。”这本小说是英国作家哈葛德在南非战争后创作的，据林琴南说，“英人轻鄙布耳，作为是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