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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霍屯督人生活方式时，雅各·库切承认，他们并不真正野蛮，他还加了一句旁白：“霍屯督人根本不懂得如何突破一个人，那要蓝眼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能做到。”这里“突破一个人”指的是彻底击溃一个人的心理防线，不给他留下一丝半点的自尊。事实上生活在1760年的布尔人还不知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厉害，这句话犯了典型的“时代错误”。读者知道，库切特为交代《讲述》是二十世纪中叶由雅各·库切的后人编撰的，看来南非战争（也称布尔战争，1899至1902年）期间英国军队残害布尔人的行径造成编撰者心头永久的伤痛，他已顾不上历史的真实了。同时这句话有意识地呼应小说的前半部分，使读者回想起《计划》里盎格鲁-撒克逊人用心理战和酷刑击垮“越共”的本领。野蛮的本质与这种“突破一个人”的愿望和能力其实是同一回事。

唐恩从小就是书呆子，没本事像雅各·库切那样持刀宰杀牛羊，但是他也偷嗜残忍。设想种种制伏越共的办法就是替代性地过一过施暴的瘾。为了“突破一个人”，摧毁敌方精神维系的能力，他力主实施“CT行动”。那是一种任意的恐怖统治：“一个随时随地、任意挑选惩罚对象的拘留营头子，只要能在表面上维持这种选择性，就可以一直成功地瓦解集体的士气。”唐恩通过编写国家恐怖主义的计划舒缓情绪，发泄不满。那些文字对他有着奇怪的疗效，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它们“在编织着我的保护伞”。他坐在固若金汤的杜鲁门图书馆地下室看书写作，“体验到一种朦胧的幸福，一种极乐的、心智的愉悦”。

小说里有一些描写变态心理的章节。唐恩在公文包里放了一些美国军方提供的照片，内容血腥残忍。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会把照片取出来观赏一番，据说是给自己衰竭的想象力“增添些许电脉冲”。在不少地方《幽暗之地》是一部非常“身体”的小说，例如唐恩承认那些照片给他带来强烈反应：“我颤抖着，流着汗，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血液翻腾。”唐恩的“感官的快乐”恰恰指向雅各·库切后来试图界说的野蛮的本质。

《计划》里那几页描写施虐照片的文字今天读来有惊人的前瞻性。在照片中，美国特种部队士兵拎着割下来的越南人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在炫耀；哭泣的越南妇女在认领被美军打死的家人的遗体。唐恩的脑际冒出一个新的镜头：一位越南母亲把她儿子的头放进麻袋拎走，就像超市购物，想到这里他“咯咯地笑了”。还有几张照片是美军虐囚的实录：“赤色分子”被关在笼子里示众，眼色茫然；有的囚徒经酷刑后依然不招，然后被施加药剂，神志不清，“握住审讯者的手……像孩子一样敞开心扉”。《幽暗之地》里出现的这些虐囚照片我们都曾见过。三年前巴格达郊区阿布格莱布监狱里伊拉克囚犯所受的羞辱与酷刑被曝光。美军摧残战俘身心的手段扭曲怪异，目标只有一个，即雅各·库切所说的“突破一个人”。2007年6月17日《纽约客》披露，只有七名低级别宪兵因虐囚被判有罪，他们身后的高级指挥官可能涉嫌刑讯逼供。但是，虐囚现象如此普遍，有这么多美军士兵把传阅这些照片当作消遣，这表明最终责任人并不是一两个高官或国防部长，而是一种从来不明说的意识形态——另类的生命不是生命，不值得敬重。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雅各·库切可以随意屠戮非洲原住民；尤金·唐恩可以提议美军把一个越南村庄定名为“武装要塞”，合理消灭；五角大楼可以利用假情报向国际社会施压，制造新的越南惨剧和“另类的金字塔”。唐恩的变态在相当一部分人中也是常态。

尤金·唐恩想入非非地要对越南人集体施暴，但是他却相信美国出兵越南是出于爱心。在小说里，他和儿子马丁的关系成了美国与越南的关系的翻版。唐恩怀疑妻子有外遇，背着她带马丁住进一家汽车旅馆。妻子和警察闻讯赶来后他拒绝配合，警察只得破门而入。此时他顺手操起床头柜上的水果刀，指向马丁，仿佛他已把自己的儿子劫为人质。警察命令他把刀放下，他反而刺伤怀里的马丁。“那孩子踢着小脚，挥舞着双手，发出长长的、单调的、冷冰冰的声音。”这三个形容词好像是在抱怨马丁的惨叫。行凶者的潜台词反而是：我出于一片好心，你为什么还要挣扎抗拒？在这种时候唐恩还有闲工夫回味刀尖刺入皮肤刹那间他手上的感觉。“起初，它对抗着垂直的反压力，即便是孩子的皮肤，然后，‘噗’的一声。我甚至从我的手听见了这‘噗’的一声，就像在宁静的乡下，人们可以从脚底‘听见’远方火车头的声音一样。”他不正是在形容“感官的快乐”吗？库切以马丁比越南，用意十分明显。用伤害（或战争）来表示爱意，这是何等荒唐的行为。唐恩是精神失常了，那些头脑清醒的战争设计师难道不也是同样地盲目、残暴和疯狂吗？拯救越南，需要死多少越南人？拯救伊拉克，需要死多少伊拉克人？也许“拯救”“爱”之类空洞的概念是假，武器及其隐喻的迷人召唤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