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苦难·灰度·小人物
作家特别是其中佼佼者，大多有自己所关切所致力于表现的基本问题。若是能够在哲学层面上感受和思考这一问题，同时通过文学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么离跃上文学高峰也就不远了。这时候他不只是作家，也是思想者，给予读者的当然也就不仅仅是美感享受，还包括观念冲击。
萧红和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作家。那么她们各自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又是怎样表现的？如果用一句话点破，可以这样回答，贯穿萧红作品的是人的存在状况，而张爱玲始终扣住的则是人性。
生死与苦难
生死：生死场中的大众和萧红
人作为生命，最重大最根本的莫过于生死。
萧红有一部中长篇小说《生死场》，写于青岛，首次使用萧红这个笔名，经鲁迅先生推动在上海自费出版。书名是后起的，原稿叫《麦场》，胡风改名《生死场》。改得非常好，明确并突出了主题，与内容以及全书营造的氛围丝丝入扣。胡风还写了后记，序言由鲁迅执笔，完全是重量级的。小说一经推出，萧红名满天下。
就艺术而言，全书结构布局不够合理，人物故事尚显粗糙，语言也不出色，效果从何而来？完全得自生死二字，这两个字本身就具有无穷震撼力。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萧红说的是“忙”，而且把人跟动物摆在一起。人们整天忙来忙去，忙啥呢？其实最终忙的不过是生与死那点事儿，这于人还是动物没有区别。
说这句话的时候，房后草堆上狗在艰难产子；母猪拖着大肚子晃来晃去，奶头鼓鼓的；光着身子的难产女人在尘土飞扬的炕上奄奄一息，孩子终于生了下来，死了；矮小瘦弱的村妇金枝在劳累一天又遭丈夫蹂躏后产下一个女婴（后被丈夫摔死），差点丧生；牛们马们在棚圈里因为争夺交配权大打出手。
生命来到世上，便开始大步走向死亡，无可逆转，坚如磐石。死亡是生命的别名。
人生是个场，曰生死场。
马老了，耕不动地拉不动车了，主人王婆送它去屠宰场。深秋的田地光秃秃，就像这匹干了一辈活儿的老马，只剩下磨光了毛的皮革。不错，现在它也就身上这张光皮还有点用，能给主人换些钱。天上吹过凄厉的冷风，头顶飘着枯黄的树叶，老马在前，王婆在后，一步步走近屠场。
马不想走了，低头吃路旁的落叶，喝小水沟里的水，然后卧在地上。困苦使王婆脾气变得暴怒，甩动手中的树枝抽打它，树枝落在老马刀削似的瘦脊骨上断成两截。他们继续行路，经过一座东倒西歪的小庙，门前躺着个死孩子，用谷草束扎着，小脑瓜露出来，小脚丫伸在外头。
五年前这匹马也很年青，繁重的劳动折磨得它成了毛皮遮蒙着的骨架。如今没用了，被狠心送往屠场，为的是剥下这张皮，然而换来的钱却又不归它的主人。想到这里，王婆的心悬了起来，好象要掉出来一般。
前面就是屠宰场，敞开的黑色大门上血迹斑斑。王婆突然想起曾经在刑场上见过的杀人场面，屠刀一闪，一个小伙子倒下；屠刀又一闪，一个老头倒下，屠刀……
进了院子，满眼满目血淋淋场景。接下来的描述太写实了，令人心悸、颤栗、想吐，已经到了生理忍受的极限。要挺下来，只能使自己成为活死人，王婆就是这样。“满院在蒸发腥气，在这腥味的人间，王婆快要变做一块铅了！沉重而没有感觉了！”（《生死场》）
王婆得到了三张票子，可以交纳一亩地的租子。她离开屠场，老马跟了出来，它不想死。可是不成，它必须死，献出那张皮。
王婆哭着回家，不断用衣袖抹眼泪，两只袖子都湿透了，象是送葬归来。地主家的人早就等在门前，把卖马皮的钱拿走了。
老马的今天就是王婆的明天，老马命运就是王婆的命运。老马劳作一辈子，王婆辛苦一生；老马被役使，王婆遭盘剥。
老马的故事，王婆的生死场。
生命本已如此低贱，然而可怜的是，人拿生命不当命。
大姑娘金枝与一个喜欢吹口哨的小伙子发生了关系，怀上了孩子。人们的风言风语、像她一样偷情怀孕的人的悲惨遭际、母亲的鄙视与责骂，让她寝食不安，失魂落魄。下地干活，不分青红皂白，把没有成熟的西红柿也摘了下来。筐子装满了，便堆在地上。那边女人们故意大声议论她的丑事，而口哨声又响了起来。金枝慌了神，踩碎了一个柿子。母亲来了，望着采下的青柿子，不禁大怒，“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边踢边骂，说她“败毁”。
萧红写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生死场》）不是一时一事——就这件事本身，金枝也许应该受到责骂——而是观念，长期贫困使人见物不见人，重财而轻命。
《呼兰河传》中有个团圆媳妇（童养媳），是夫家花8两银子订下的，当时8岁，过来圆房时12岁。没有几天便开始遭受毒打，没别的原因，就是婆婆要给媳妇下马威。不想这是个倔媳妇，嘴硬，便继续下狠手打，结果打出了病，精神出了问题。担心银子白花了，夫家请来“抽帖儿的”给她治病。人家回答痛快，病能治，拿钱来，抽一帖10吊钱。
这边婆婆开始算账了。10吊钱可以买20块豆腐，要是3天吃1块，可以吃60天；10天吃一块，够吃半年；太浪费了，哪有这么过日子的？1个月1块，尝个鲜儿也就差不多了，20块豆腐，能对付1年半还多出两个月。要是不买豆腐抓个猪仔呢，好好喂上1年肥肥地卖掉，那就是千八百吊钱啊。买小鸡也成，10吊钱能买十来只，养到第二年就可以捡蛋了；不说卖鸡蛋，单拿它换青菜，1个鸡蛋换回的青菜足够全家老少三辈吃1天的；再说了，鸡会生蛋，蛋又会变鸡，鸡鸡蛋蛋地这样下去，那得有多少鸡多少蛋啊，能把人数糊涂了，那不是发大财了吗？
抢钱，强盗！她气坏了，气得眼泪都出来了。可是还得抽帖，要不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钱就白瞎了。
8两银子的定钱，10吊的帖子钱，豆腐、猪仔、鸡、鸡蛋，那一样都排在人命前头。
婆婆不仅毒打儿媳，还毒打过儿子。儿子那时还小，踩死一只小鸡，挨了三天三夜的打。当年她也同样算了一笔账：小鸡是鸡蛋变的，一只小鸡就是一个鸡蛋，一个鸡蛋换3块豆腐，毁在儿子脚下的可是3块豆腐啊，不打行吗？结果打出一场病，她便给儿子叫魂，这小子命大，魂儿回来了。
团圆媳妇死了。有二伯帮着埋的。小萧红好奇，打问情况。回答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
是什么使人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是自己的存在。个人生命不值钱，活得像动物，自然也看不起别人的生命，视别人如动物。
所以不是一个人的生死场，是众人的生死场。
也是萧红本人的生死场。
她见过的死太多了，有一种时时被死亡包围的绝望感，这也是她的许多作品何以基调阴暗而令人倍感压抑的根本原因。短篇小说《小黑狗》就是其中十分寻常的一篇，讲的实际上是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生活时的一个小插曲。房东家的狗下了一窝小狗，很讨人爱。一只小狗饿死了，萧红哭了。萧军告诉她，别说狗了，人死都很平常，冻死，饿死，黑暗死，天天发生着，你哭得过来吗？萧红的哭其实是兔死狐悲，她从小狗身上看到了自己，“我的心情完全神经质下去，好像躺在木板下的小狗就是我自己，像听着苍蝇在自己已死的尸体上寻食一样”。
是的，萧红曾经多次面临死亡。
不多说，只列举之前发生的两件事：大水和生产。小说《弃儿》反映的就是这两件事。
那是萧红被旅店老板扣留的日子，肚里怀着汪恩甲的孩子。松花江决堤，洪水涌进城市，淹没了街区，包围了旅馆，人们纷纷逃命。萧红走不了，她是人质，有人看守，再说了肚皮小盆般扣在瘦弱的身子上，根本无法动弹。怎么办？她孤身一人，无计可施无路可走。空气中弥漫着洪水气味，一只小猪在漩涡中尖叫挣扎。一切都变得那样生疏，就连平日折磨她的那些无穷无尽的烦恼都跑掉了，被即将到来的死亡驱散了。她睁着两只惊恐、忧郁的眼睛，无助地望着大水，来往船只倒是不少，可是没有一条是来接她的。死亡向她一步步逼近。
她奇迹般逃了出来，然而不久又被投进另一场死亡。
萧红一向视生产为女人的大劫难，前面引述的“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句话，就是在生产的背景下讲的，这一节的标题是“刑罚的日子”。
萧红的体质似乎特别不适合生孩子，离产期还有一个月，便开始剧烈反应，其程度远远超出一般女人，痛得她“在土炕上滚成个泥人”。萧军好不容易借来一块钱，雇了辆马车，送萧红去医院。萧红被疼痛折磨得“像鬼一个样”，揪扯着自己头发在萧军怀中挣扎。后来，萧红又去了医院，这次住了进去，把孩子生了下来。折磨不轻，她昏睡两天，身体和精神极度疲乏，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话都懒得说。
更大的痛苦还不是生孩子，而是如何处置她。第三天头上，萧红开始失眠，因为不给孩子喂奶，乳房胀得很硬，一个劲儿地叫痛，却不问一句孩子的事儿。护士推着婴儿车过来，她摇手连说“不要”，然而身体却在不住颤抖，可见心理斗争之激烈。
孩子放在隔壁，生生哭了五天，冻得浑身冰凉。妈妈终于忍不住了，半夜摸过去看望女儿。突然间她反悔了，回到房间跳上床，撕扯自己头发，痛打自己头盖，责骂自己是自私东西。因为她只顾儿女情长，却忘记了事业——为所有的孩子去奋斗。成千成万的孩子在哭泣，怎么就听不见呢？成千成万的孩子饿死了，怎么就看不见呢？眼前这个孩子跟大人相比，大人更重要，现在首先是她得活下去，而自己根本无力抚养这个孩子，如果把她带在身边，大人只能饿死，孩子也活不成。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不是太自私了吗！
于是孩子送了人。后来听说她给医院院长当丫鬟，被打死了。
《生死场》的现实版。
同时也是我们大家的生死场。
就最一般意义而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谁，生命都是一个生死纠缠的场。萧红将生死问题放大、凸显，表现的不仅仅是20世纪30年代东北农民的存在状况，也是人的基本存在状况，所以才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小说《生死场》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萧红其他作品包括最富盛名的《呼兰河传》所难以企及的。
那么在生与死的对立中，那个是主要的呢？就终极结果来说，是死。无人能超越死亡，死是最后胜利者。但就生命精神来说，是生，活下去是生命的本能、本质。所以鲁迅先生认为，《生死场》的主旋律是生。他在序言中说：“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他鼓励读者赶紧进入书中，汲取“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这其实说的也是萧红，她一次次从死亡中挣扎出来，展示了生的坚强。
死是生的衬托。人终有一死，但为生而来。
苦难：“日日在愁苦之中”
《礼记》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是说，财物和异性是人最想获得的，死亡和贫苦是人最想逃避的。然而我们看到，这两件事又互相渗透，恰恰是对财物与异性的追求导致贫困，从而使人生陷于苦难状态。异性方面的苦难后面专门谈，这里说说物质的苦难，主要是饥寒和流离。
先看饥寒。
吃和穿是生存的最大问题。“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加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呼兰河传》）
然而人们却经常吃不上饭。
直接的描写就不引述了，说点轻松的。
《生死场》中有个人称“二里半”的农民，妻子叫“麻面婆”，儿子叫“罗圈腿”，这天全家到地里收白菜。麻面婆眼尖，瞥见与自家相接的别人家地畔的倭瓜红了，四周望望，没人，便上前摘了下来，一共四个，其中两个让罗圈腿抱着往车上送。倭瓜很大很重，孩子抱不动，勉强走到地头，便向父亲告急，嚷嚷道西瓜要摔碎了。一下子惊动了周边干活的人，大家笑话他把倭瓜叫西瓜。父亲二里半大怒，上来就是一脚，骂道叫你收白菜，你抱倭瓜干吗？麻面婆见要露馅，连忙把那两个倭瓜藏进西红柿棵子里。罗圈腿说是母亲让抱的。麻面婆脸连使眼色，让孩子别嚷。人们围了上来，看看这出戏咋唱。
父亲继续责骂孩子，母亲不吭声，孩子急了，把那两个倭瓜从西红柿棵子里滚出来。事情败露，人们哈哈大笑，笑声淹没了这一家子。再看二里半，气得呼吸都快停止了。等到他终于道出真相时，事情更加可乐。原来倭瓜是他自个种的，特意为留种子，所以一直没摘。妻子偷的竟是自家的瓜，得，种子是留不成了。
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饿，然而实实在在反映的是吃的艰难。麻面婆为什么偷？因为吃的不够。倭瓜为什么会造成误解？因为瓜蔓爬到了别人家地里，而这完全是二里半有意为之，占人家地力的便宜。饥饿使人变得鬼鬼祟祟。
人们也经常穿不起衣服。也说点轻松的，看看萧红笔下有二伯的行头：
“有二伯穿的是大半截子的衣裳，不是长衫，也不是短衫，而是齐到膝头那么长的衣裳，那衣裳是鱼蓝色竹布的，带着四方大尖托领，宽衣大袖，怀前带着大麻铜钮子。
“这衣裳本是前清的旧货，压在祖父的箱底里，祖母一死了，就陆续地穿在有二伯的身上了。
“所以有二伯一走在街上，都不知他是哪个朝代的人。
“老厨子常说：‘有二爷，你宽衣大袖的，和尚看了像和尚，道人看了像道人。’
“有二伯是喜欢卷着裤脚的，所以耕田种地的庄稼人看了，又以为他是一个庄稼人，一定是插秧了刚刚回来。”（《呼兰河传》）
男人穿女人衣服，不光丢人，而且不吉利，这在老旧农民那里更是如此。然而有二伯却穿着这身衣服满世界游走，他没辙，要不就别出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衣服。
再看流离。
衣食之后是住，也就是房子，所谓居者有其屋。住房比吃穿更难，因为获得更不易。
萧红曾写过一个搬家的故事，篇名《小六》，背景是城市。
一家三口人，父亲是小贩，贩点西瓜油条包子什么的。母亲给人做女仆。他们有个女儿，名叫小六，有时跟着父亲去卖瓜，专门捡拾吃客嘴里吐出的西瓜子；有时跟着母亲去侍候人，提个壶打个水。
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租别人的住。只窄窄的一间，全家挤在一张床板上，睡觉像打仗，爹和娘互相嚷着要对方往边上靠，说挤得腿痛腰痛，结果把孩子挤得掉在地上。就这样的地方，他们也住不成了，房东逼他们搬走。母亲正病着，房东可不管，说早就通知你们了，再不走砸你家盆。
往那搬？搬到海里去？他们只负担得起三元钱一个月的房租，再找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了。母亲愁得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两眼红红的。于是两口子便吵架，男人抡起拳头打女人，孩子跑出去喊人，无助的她甚至跑到大街上呼救。
每次打架小六母亲不哭昏过去不算完，人们说她疯了。
她真的疯了，居然抱着女儿跳进路边的臭泥坑，还疯狂地撞石头墙。
小六也跟着哭。母亲号啕到半夜。院子里的孩子很害怕，说小六也疯了。
明天，谁知道？他们往哪儿搬呢？“说不定娘要跳海，又要先把小六推下海去。”
活得太难了，根本不像人。
正如小曲唱的那样：
“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
日日在愁苦之中，
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
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
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
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朦胧的期待》）
萧红曾经没吃没穿没住，窘境一点也不亚于书中描述的那些对象。笔端的饥寒感和漂泊感一泻千里，无穷无尽，痛彻骨髓。以至于说出这样绝情的话：“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祖父死了的时候》）
那是她与萧军住在哈尔滨旅馆，“胃口收缩”“肠子呼叫”“肚子呼唤”，几乎从早到晚、又从晚到早地纠缠着她。她眼睛四处踅摸，希望发现能入口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丁点，然而只有桌子和床上的草褥子，问自己“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来了，是茶房，他手上托盘中盛着肉饼、炸黄的薯块、切成大片的富于弹性的面包……可惜不是真的，是想象。
有面包，推开门就能瞧见，走廊中其他房间的门上就挂着店家送来的面包圈，诱人的麦香阵阵袭来。天没亮，灯熄了，人在睡，走廊静悄悄。一个念头冒出来，迅速膨胀：“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她轻轻打开门，面包圈看上去比平日大了一些。这可是偷啊，最羞耻的行为！她赶紧关上门。随即动摇了，我饿呀，不能算偷。于是又打开门。终于没有下手，回到床上，熄灭灯。萧军还在睡，真怕他刚才醒着，在自己将要下手的那一刻，萧军是敌人，如果母亲在场，她也是敌人。
这已经不是饥肠的折磨了，还有他人的压力，道德的谴责，内心的冲突。在这重重矛盾下，面包不再是可欲对象，而是对头：“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商市街》）
那是逃到北京念书。秋天转凉，她仍身着单衣，引来同学一片惊讶目光，说倒底是关外人，耐冷，这天儿还穿这么少，脸都冻紫了也不怕。坚持到元旦，下雪了，感觉衣服薄得透明一般，像是穿着层冰，跑回床上，床也像块冰。
她一直冷。在哈尔滨旅馆，也是冬天，衣服不够，出不了门。萧军从当铺赎回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他的夹袍，拿出给萧红穿。男人夹袍太长太宽，盖住了脚面遮住了手，宽大的袖口像是肩膀上一边吊着一个口袋。萧军打量她，说你真像个大口袋。这么难看的衣服，她居然“觉得很合适，很满足”。
搬进出租屋，没有烧的，只能早早上床。不管用，身子在被窝里哆嗦不已，两个人的呼吸像冒烟一样。玻璃上的霜好重，像是长出厚厚的绒毛。半夜冻醒了，尽管萧军在身边，但仍旧不解决问题，心想都说情人的身子比火还热，这话可不能相信。
他们的用品实在可怜。她和萧军在旅馆栖身，铺盖要收租金，交不起，便睡在没有床单的草垫子上，只有自己带的一条被子，灰色的棉花从破洞中流出来。鞋带断了，本来用的就是断过的鞋带，这回又断了。萧军抽出自己的鞋带，没有剪刀，用力扯为两截，一截给萧红，一截留给自己。系好，萧红望望鞋，一只是白鞋带，一只是黄鞋带。
那是逃出洪水后，她与萧军无处可去，晚上在熟人家借宿，白天只能在外面呆着。先是在街上徘徊，水退去后便整天坐在街口放着的小船的船板上。他们衣着寒酸，主人不高兴，嫌他俩给他家丢脸。这让萧红很受刺激，说连在街上走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同时被剥夺的还有恋爱，这是萧军接的话茬，因为他们现在是在街上谈情说爱。
后来他们住进旅馆。房费一个月60元钱，本来是30元，趁着发洪水，租金翻番。经理来收费，瞪着眼睛威胁说不交齐明天就给我走人。他们只有5元钱，已经被他收走了当天的房租2元钱。萧军大怒，扬起的剑指着对方命他走开，否则宰了他。萧军行伍出身，随身带着口剑，性格暴烈。结果招来了警察。
再后来租房子住。终于住不下去了。萧军说：“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那么流浪去吧！”（《商市街》）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卖掉锅碗瓢盆旧棉被旧鞋，离开哈尔滨，开始了半个中国的流浪。
萧军初见萧红，一切都令他诧异，最惊讶的是对方的头上竟然有了丝丝的白发，很显眼，在灯光下闪闪发亮。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是这个感觉，一张年轻的面庞衬着过早的白发是那样的不相称。那时萧红才多大？刚刚21岁，其后也不过23岁。
艰难窘迫的岁月过早染白了她的发辫。
萧红笔下的故事和她自己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早已化为过去。现在的人们已经基本不用为吃穿发愁，居住也不像过去那样艰辛。然而苦难依然存在。
原因何在？就在于人性，在于其中的欲望。
人不能没有欲望，无欲则非生命，也就无所谓人了，欲望是人存在的前提。从本性上看，欲望是虚，好比空洞，古人称“壑”，大深沟，驱使人去填充。不是填了就没事了，而是必须不住地去填，因为永远填不满，一个要求满足了，另一个要求又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古人讲“欲壑难填”。
当代文学家史铁生说：“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
追求不到就是苦就是难。
具体到物质层面上，人只要将其作为需要来对待，不管是解决温饱还是改善生活，都一样导致苦难。所以佛家视人生为苦，富人与穷人没有区别，只要是生命即为苦。苦难是本质性的。
由此可以说，萧红所表现的苦难具有一般意义，反映了人的基本存在状况，尽管她讲的是过去的故事。
萧红的态度
萧红与她描述的那些对象经受着共同的命运，她的写作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再现他们的生活，所以自有一种深切同情在里面。
有二伯，萧家长工，他的艺术形象一再出现。小萧红跟伙伴们玩耍，用绳子系住大白狗脖子，命它拉爬犁，狗不听话，不是往狗窝里钻就是往厨房里跑，在孩子们打骂下，终于上路了，但有时又弄翻爬犁，把人扣在雪地里。每出现一次失误，便被饿一天，孩子们给它的嘴套上笼头，栓在马桩子上，不许吃东西。有二伯见了，便把大白狗解下来，一双手颤抖得很厉害。
有二伯挨打了，打人的是萧父。下手很重，拳脚下去像是捣衣裳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萧父追着打，有二伯跑几步，被打倒在地，挣扎起来再跑，又被打倒，跟一条曲卷成一团的虫子似的翻滚着。“到后来有二伯枕着他自己的血，不再起来了，脚趾上扎着的那块麻绳脱落在旁边，烟荷包上的小圆葫芦，只留了一些片沫在他的左近。鸡叫着，但是跑得那么远……只有鸭子来啄食那地上的血液。我看到一个绿头顶的鸭子和一个花脖子的。”（《家族以外的人》）
萧红用的是白描手法，没有讲一句自己的心理活动，但字里行间读得出倾向。
萧红养的小鱼跳出盆子死了。她责怪自己在外面呆的时间太长，光顾着图痛快却忘了鱼。她和萧军打算用它烧菜，刮掉鳞剖开肚子，不想鱼又动了，尾巴啪啪地打着菜板。想到鱼终究活不过来，还是放进了锅。萧红不忍看下去，转身面向窗子。外面，小狗追逐鸡，房东家的使女挨了打躲到墙根处哭泣……萧红突然愤恨起来：“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灭了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东西！”鱼很腥，没法入口，全部倒进了垃圾箱。这篇小说叫“同命运的小鱼”，是《商市街》中的一篇。小鱼、鸡、房东家使女，当然还有萧红自己，都是同样处境中的生命，她本能地站在弱者一边。
萧红的血是热的。
萧红的生命是动态的。
她打小倔强，跟母亲较劲儿，跟父亲斗争，后来为了上学又跟父亲闹对立；争取到了去哈尔滨读书的机会，又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跟校长和警察对抗；其后跟包办婚姻对抗，以至于跟父亲决裂，像娜拉一样的出走。她抗拒压制她的一切，包括来自亲密者方面、社会方面、外族方面。她总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意，不断寻求新的改变，她的变不只是一种客观状态，更是一种主观追求，以期在变中迎来命运的转换。萧红是一个生活的反叛者。
这样的人生在习惯于守旧的社会中间是一个异数。
萧红求新求变的生命状态不能不影响到她的创作。
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对于苦难天生就具备无比的忍耐性，世世代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早就把保守基因深深植入他们及其子孙的肌体。就像《后花园》中说的那样，昨天的麦粒跟今天的麦粒没有一点改变。
萧家院子大，房子多，住进不少租户，都是一些底层劳动者，漏粉的、养猪的、拉磨的、赶车的。他们埋头干活，也拉胡琴、打梆子、唱“叹五更”。“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
“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
“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
“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呼兰河传》）
对他们，萧红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她要写他们的变化，哪怕是一点点，哪怕是最后再变回去。
租户里有个冯二成子，是个拉磨的，把麦子磨成面粉，已经三十大几了还没媳妇，是个老光棍。一个雨夜他听见了邻家女的笑声，心“怦”的动了，于是里头便住进了人。偶尔跟姑娘走个对面，赶紧低下头，直到脚步声去远，方敢抬起脸。自此总是听见姑娘的笑声，奇怪的是做两年邻居，过去咋就听不见？现在不光是笑声，就连她家劈柴爆裂都听得真真的。有时他害怕听到姑娘的笑声，抓住被角把耳朵捂住，可不顶用，笑声还是钻进来。
他想见到姑娘。大清早静静地站在屋里，竖起耳朵，一旦邻家有响动，便把拉磨的小毛驴牵出去刷。正好也是姑娘做家务的时间，到院子里取一捆柴，泼一瓢水。他很满足，似乎他们天天见面。
又听到了笑声，正琢磨着是从哪儿传过来的，一回身，姑娘就站在磨房门口，熠熠生辉。光线太强了，他赶紧低下头。有人招呼姑娘，她转身跑了。冯二成子晕了。姑娘闪电般出现又闪电般消失，转瞬无影无踪。
他恨，恨自个软弱。他不敢，自己身份太低了，生怕毁坏了她。
终于姑娘嫁出去了，这家人也搬走了。
送行回来的路上，冯二成子似有所悟：“人活着为什么要分别？既然永远分别，当初又何必认识！人与人之间又是谁给造了这个机会？既然造了机会，又是谁把机会给取消了？”看见地里干活的、路上挑担的、市场上买豆腐脑的，不禁心里发问：你们当牛做马忙忙碌碌一辈子，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还活个什么劲儿？回到磨房，一切都跟昨天一模一样，什么都没变。
从不歇工的他歇了，在街上游荡到半夜，终于敲开王寡妇的门。冯二成子娶了她，在磨房安了家。结婚那天，他百感交集，哭了一通。
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两年后孩子妈死了，不久孩子也死了。冯二成子又回到了过去。但不管怎么样，他总算经历过变化，使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点新内容，品尝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
变总比不变好。
小人物与灰色人性
普通人：不光是写作对象也是张爱玲自己
张爱玲把社会生活分为两类，一类是飞扬，一类是安稳。飞扬也叫斗争，冲突、牺牲、变革都属于这一类，安稳也叫和谐，平平常常不慌不忙的过日子。文学家们一向注重飞扬，因为斗争更吸引眼球，更具戏剧性，更能让人兴奋。好了，既然你们都去写飞扬，那么我就来写安稳。张爱玲给自己这样定位。
在她看来，社会生活中安稳的一面更重要，是飞扬的底子。没有安稳哪来的飞扬？没有平常的衬托，斗争就是虚的。况且人为什么要去变革，不就是为了求得新的和谐吗？变革常常打破平静状态，但毕竟是一时一事，社会终究要回到平静，所以安稳才是永恒的。飞扬仅仅存在于某一个时期，安稳则存在于一切时代。
这说的是社会生活，安稳是常态是主体是根本。其实人生也一样，个人亦如此，无不以安稳为主，由此可以说：“它是人的神性。”（《自己的文章》）这是追溯本原，上升到人性高度。安稳，或者说追求协调，是人的本质、本分、本能。你可以飞扬，但最后一定落实在安稳上，回到寻常。
支撑安稳人生的是基本欲望——食欲和性欲，就是前面引用过的儒家经典《礼运》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张爱玲拿来说事。饮食男女，借用她的小说《怨女》中的话是“生命力本身的力量”。它造就了人的最基本存在状态“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太太万岁题记》）。
日军进攻香港，生活大变。张爱玲发现，所有“浮文”，或者说可有可无的东西，诸如上课啦、考试啦统统去掉了。留给港大学生的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学生整天做的就是买菜、烧菜、调情，当然这调情带有战时特点，温和而感伤。学生宿舍里，男生躺在女生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传来女生娇滴滴叫喊：不行！不吗！不，我不！叫声断断续续，直到她穿上衣服下床为止。
这是特殊时期，和平情况下也是一样。比方交际舞，有点让人犯嘀咕，辩护者说是艺术，如果谁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他自己存心不良。张爱玲驳道：那可不见得，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显然其中“离不开性的成分”（《谈跳舞》）。
总之，什么都可以没有，但绝不能少了饮食男女。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
正因了这一点，张爱玲更喜欢巴赫。巴赫的曲子不像贝多芬或肖邦的那样纤巧，而略显粗笨；也没有庙堂气和英雄气，很是平凡。那是小木屋子里墙上的挂钟滴塔摇摆，是从木碗里喝羊奶，是女人牵着裙子请安，是绿茵茵草地上若有所思的牛羊和蔚蓝天空中无心漂浮的自云，是庆祝结婚的金色大钟敲响沉甸甸的喜悦。巴赫的曲子里有生活。
这种生活就叫世俗。
中国当代哲学家梁漱溟从态度上把人生分为三种，曰逐求，曰厌离，曰郑重。逐求以饮食男女名利地位为对象，厌离以摆脱欲望纠缠和生离死别的痛苦为目标，郑重追求的则是自然合理的生活方式。它们分别对应三种人生道路，即世俗的道路、宗教的道路、道德的道路。
张爱玲的创作观照的是世俗的道路。
世俗世界的人叫俗人，也叫普通人。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超人、英雄。他们属于另外世界，即宗教的世界、道德的世界。不是说英雄不活在世俗中——谁都得饮食男女不是？而是说到了世俗世界，英雄便世俗化了，呈现出普通的一面。
也不是说普通人永远安于普通生活，不掀波澜——谁都想推陈出新，尝尝另一种风味不是？但他最后还是要返回普通，世俗生活对他最合适也最好。
张爱玲有篇小说名《封锁》，就是这篇东西镇服了胡兰成从而知道世上有张爱玲这么一位女作家进而展开不懈追求的。封锁是当时常见的事情，麻绳一拉，出现几个挥舞手枪的人，路就断了，以便军警搜捕可疑分子。小说讲的是一辆有轨电车突遭封锁被迫停在半路而发生的故事。乘客中有两个人，中年男，已婚，银行白领；青年女，未婚，英文教师，都是老实生活老实工作的规矩人。男人因为躲避一个讨厌的熟人而坐到了女人旁边，为打破尴尬便主动与她搭讪，反正也没什么事，聊呗，不由得便聊深了。男人开始抱怨自己的家庭和太太，一切都那么庸俗无聊。女人应和着，挺理解挺同情的。男人受到了鼓励，可找到知音了，便敞开了说，把单位那点事也和盘托出。两人似乎进入恋爱场景：恋爱中的男人向来是喜欢说，恋爱中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因为她下意识地知道，男人一旦彻底懂得了女人之后便不会爱她了。
男人猛地发现原本不入眼的女人变得很是可爱，竟然暗示（其实等于明说）打算娶她，女人居然暗许了（也等于明说），还留下了电话号码。
突然“叮玲玲玲”响起来，电车敲钟，封锁戒除。电车哐啷哐啷往前开，男人站起身挤进人丛不见了，女人偏过头不做理会。
方才的一切似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人们回到了从前，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
如果换一个情节，男人非娶不可，女人非嫁不成，视世俗观念和关系为无物，闹得鸡飞狗跳，最后私奔乃至殉情，怎么样？肯定出彩、好看。但张爱玲不会这么写，因为普通人做不出来，那是英雄性格的人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