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苦难·灰度·小人物
作家特别是其中佼佼者，大多有自己所关切所致力于表现的基本问题。若是能够在哲学层面上感受和思考这一问题，同时通过文学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么离跃上文学高峰也就不远了。这时候他不只是作家，也是思想者，给予读者的当然也就不仅仅是美感享受，还包括观念冲击。
萧红和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作家。那么她们各自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又是怎样表现的？如果用一句话点破，可以这样回答，贯穿萧红作品的是人的存在状况，而张爱玲始终扣住的则是人性。
生死与苦难
生死：生死场中的大众和萧红
人作为生命，最重大最根本的莫过于生死。
萧红有一部中长篇小说《生死场》，写于青岛，首次使用萧红这个笔名，经鲁迅先生推动在上海自费出版。书名是后起的，原稿叫《麦场》，胡风改名《生死场》。改得非常好，明确并突出了主题，与内容以及全书营造的氛围丝丝入扣。胡风还写了后记，序言由鲁迅执笔，完全是重量级的。小说一经推出，萧红名满天下。
就艺术而言，全书结构布局不够合理，人物故事尚显粗糙，语言也不出色，效果从何而来？完全得自生死二字，这两个字本身就具有无穷震撼力。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萧红说的是“忙”，而且把人跟动物摆在一起。人们整天忙来忙去，忙啥呢？其实最终忙的不过是生与死那点事儿，这于人还是动物没有区别。
说这句话的时候，房后草堆上狗在艰难产子；母猪拖着大肚子晃来晃去，奶头鼓鼓的；光着身子的难产女人在尘土飞扬的炕上奄奄一息，孩子终于生了下来，死了；矮小瘦弱的村妇金枝在劳累一天又遭丈夫蹂躏后产下一个女婴（后被丈夫摔死），差点丧生；牛们马们在棚圈里因为争夺交配权大打出手。
生命来到世上，便开始大步走向死亡，无可逆转，坚如磐石。死亡是生命的别名。
人生是个场，曰生死场。
马老了，耕不动地拉不动车了，主人王婆送它去屠宰场。深秋的田地光秃秃，就像这匹干了一辈活儿的老马，只剩下磨光了毛的皮革。不错，现在它也就身上这张光皮还有点用，能给主人换些钱。天上吹过凄厉的冷风，头顶飘着枯黄的树叶，老马在前，王婆在后，一步步走近屠场。
马不想走了，低头吃路旁的落叶，喝小水沟里的水，然后卧在地上。困苦使王婆脾气变得暴怒，甩动手中的树枝抽打它，树枝落在老马刀削似的瘦脊骨上断成两截。他们继续行路，经过一座东倒西歪的小庙，门前躺着个死孩子，用谷草束扎着，小脑瓜露出来，小脚丫伸在外头。
五年前这匹马也很年青，繁重的劳动折磨得它成了毛皮遮蒙着的骨架。如今没用了，被狠心送往屠场，为的是剥下这张皮，然而换来的钱却又不归它的主人。想到这里，王婆的心悬了起来，好象要掉出来一般。
前面就是屠宰场，敞开的黑色大门上血迹斑斑。王婆突然想起曾经在刑场上见过的杀人场面，屠刀一闪，一个小伙子倒下；屠刀又一闪，一个老头倒下，屠刀……
进了院子，满眼满目血淋淋场景。接下来的描述太写实了，令人心悸、颤栗、想吐，已经到了生理忍受的极限。要挺下来，只能使自己成为活死人，王婆就是这样。“满院在蒸发腥气，在这腥味的人间，王婆快要变做一块铅了！沉重而没有感觉了！”（《生死场》）
王婆得到了三张票子，可以交纳一亩地的租子。她离开屠场，老马跟了出来，它不想死。可是不成，它必须死，献出那张皮。
王婆哭着回家，不断用衣袖抹眼泪，两只袖子都湿透了，象是送葬归来。地主家的人早就等在门前，把卖马皮的钱拿走了。
老马的今天就是王婆的明天，老马命运就是王婆的命运。老马劳作一辈子，王婆辛苦一生；老马被役使，王婆遭盘剥。
老马的故事，王婆的生死场。
生命本已如此低贱，然而可怜的是，人拿生命不当命。
大姑娘金枝与一个喜欢吹口哨的小伙子发生了关系，怀上了孩子。人们的风言风语、像她一样偷情怀孕的人的悲惨遭际、母亲的鄙视与责骂，让她寝食不安，失魂落魄。下地干活，不分青红皂白，把没有成熟的西红柿也摘了下来。筐子装满了，便堆在地上。那边女人们故意大声议论她的丑事，而口哨声又响了起来。金枝慌了神，踩碎了一个柿子。母亲来了，望着采下的青柿子，不禁大怒，“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边踢边骂，说她“败毁”。
萧红写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生死场》）不是一时一事——就这件事本身，金枝也许应该受到责骂——而是观念，长期贫困使人见物不见人，重财而轻命。
《呼兰河传》中有个团圆媳妇（童养媳），是夫家花8两银子订下的，当时8岁，过来圆房时12岁。没有几天便开始遭受毒打，没别的原因，就是婆婆要给媳妇下马威。不想这是个倔媳妇，嘴硬，便继续下狠手打，结果打出了病，精神出了问题。担心银子白花了，夫家请来“抽帖儿的”给她治病。人家回答痛快，病能治，拿钱来，抽一帖10吊钱。
这边婆婆开始算账了。10吊钱可以买20块豆腐，要是3天吃1块，可以吃60天；10天吃一块，够吃半年；太浪费了，哪有这么过日子的？1个月1块，尝个鲜儿也就差不多了，20块豆腐，能对付1年半还多出两个月。要是不买豆腐抓个猪仔呢，好好喂上1年肥肥地卖掉，那就是千八百吊钱啊。买小鸡也成，10吊钱能买十来只，养到第二年就可以捡蛋了；不说卖鸡蛋，单拿它换青菜，1个鸡蛋换回的青菜足够全家老少三辈吃1天的；再说了，鸡会生蛋，蛋又会变鸡，鸡鸡蛋蛋地这样下去，那得有多少鸡多少蛋啊，能把人数糊涂了，那不是发大财了吗？
抢钱，强盗！她气坏了，气得眼泪都出来了。可是还得抽帖，要不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钱就白瞎了。
8两银子的定钱，10吊的帖子钱，豆腐、猪仔、鸡、鸡蛋，那一样都排在人命前头。
婆婆不仅毒打儿媳，还毒打过儿子。儿子那时还小，踩死一只小鸡，挨了三天三夜的打。当年她也同样算了一笔账：小鸡是鸡蛋变的，一只小鸡就是一个鸡蛋，一个鸡蛋换3块豆腐，毁在儿子脚下的可是3块豆腐啊，不打行吗？结果打出一场病，她便给儿子叫魂，这小子命大，魂儿回来了。
团圆媳妇死了。有二伯帮着埋的。小萧红好奇，打问情况。回答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
是什么使人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是自己的存在。个人生命不值钱，活得像动物，自然也看不起别人的生命，视别人如动物。
所以不是一个人的生死场，是众人的生死场。
也是萧红本人的生死场。
她见过的死太多了，有一种时时被死亡包围的绝望感，这也是她的许多作品何以基调阴暗而令人倍感压抑的根本原因。短篇小说《小黑狗》就是其中十分寻常的一篇，讲的实际上是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生活时的一个小插曲。房东家的狗下了一窝小狗，很讨人爱。一只小狗饿死了，萧红哭了。萧军告诉她，别说狗了，人死都很平常，冻死，饿死，黑暗死，天天发生着，你哭得过来吗？萧红的哭其实是兔死狐悲，她从小狗身上看到了自己，“我的心情完全神经质下去，好像躺在木板下的小狗就是我自己，像听着苍蝇在自己已死的尸体上寻食一样”。
是的，萧红曾经多次面临死亡。
不多说，只列举之前发生的两件事：大水和生产。小说《弃儿》反映的就是这两件事。
那是萧红被旅店老板扣留的日子，肚里怀着汪恩甲的孩子。松花江决堤，洪水涌进城市，淹没了街区，包围了旅馆，人们纷纷逃命。萧红走不了，她是人质，有人看守，再说了肚皮小盆般扣在瘦弱的身子上，根本无法动弹。怎么办？她孤身一人，无计可施无路可走。空气中弥漫着洪水气味，一只小猪在漩涡中尖叫挣扎。一切都变得那样生疏，就连平日折磨她的那些无穷无尽的烦恼都跑掉了，被即将到来的死亡驱散了。她睁着两只惊恐、忧郁的眼睛，无助地望着大水，来往船只倒是不少，可是没有一条是来接她的。死亡向她一步步逼近。
她奇迹般逃了出来，然而不久又被投进另一场死亡。
萧红一向视生产为女人的大劫难，前面引述的“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句话，就是在生产的背景下讲的，这一节的标题是“刑罚的日子”。
萧红的体质似乎特别不适合生孩子，离产期还有一个月，便开始剧烈反应，其程度远远超出一般女人，痛得她“在土炕上滚成个泥人”。萧军好不容易借来一块钱，雇了辆马车，送萧红去医院。萧红被疼痛折磨得“像鬼一个样”，揪扯着自己头发在萧军怀中挣扎。后来，萧红又去了医院，这次住了进去，把孩子生了下来。折磨不轻，她昏睡两天，身体和精神极度疲乏，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话都懒得说。
更大的痛苦还不是生孩子，而是如何处置她。第三天头上，萧红开始失眠，因为不给孩子喂奶，乳房胀得很硬，一个劲儿地叫痛，却不问一句孩子的事儿。护士推着婴儿车过来，她摇手连说“不要”，然而身体却在不住颤抖，可见心理斗争之激烈。
孩子放在隔壁，生生哭了五天，冻得浑身冰凉。妈妈终于忍不住了，半夜摸过去看望女儿。突然间她反悔了，回到房间跳上床，撕扯自己头发，痛打自己头盖，责骂自己是自私东西。因为她只顾儿女情长，却忘记了事业——为所有的孩子去奋斗。成千成万的孩子在哭泣，怎么就听不见呢？成千成万的孩子饿死了，怎么就看不见呢？眼前这个孩子跟大人相比，大人更重要，现在首先是她得活下去，而自己根本无力抚养这个孩子，如果把她带在身边，大人只能饿死，孩子也活不成。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不是太自私了吗！
于是孩子送了人。后来听说她给医院院长当丫鬟，被打死了。
《生死场》的现实版。
同时也是我们大家的生死场。
就最一般意义而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谁，生命都是一个生死纠缠的场。萧红将生死问题放大、凸显，表现的不仅仅是20世纪30年代东北农民的存在状况，也是人的基本存在状况，所以才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小说《生死场》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萧红其他作品包括最富盛名的《呼兰河传》所难以企及的。
那么在生与死的对立中，那个是主要的呢？就终极结果来说，是死。无人能超越死亡，死是最后胜利者。但就生命精神来说，是生，活下去是生命的本能、本质。所以鲁迅先生认为，《生死场》的主旋律是生。他在序言中说：“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他鼓励读者赶紧进入书中，汲取“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这其实说的也是萧红，她一次次从死亡中挣扎出来，展示了生的坚强。
死是生的衬托。人终有一死，但为生而来。
苦难：“日日在愁苦之中”
《礼记》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是说，财物和异性是人最想获得的，死亡和贫苦是人最想逃避的。然而我们看到，这两件事又互相渗透，恰恰是对财物与异性的追求导致贫困，从而使人生陷于苦难状态。异性方面的苦难后面专门谈，这里说说物质的苦难，主要是饥寒和流离。
先看饥寒。
吃和穿是生存的最大问题。“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加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呼兰河传》）
然而人们却经常吃不上饭。
直接的描写就不引述了，说点轻松的。
《生死场》中有个人称“二里半”的农民，妻子叫“麻面婆”，儿子叫“罗圈腿”，这天全家到地里收白菜。麻面婆眼尖，瞥见与自家相接的别人家地畔的倭瓜红了，四周望望，没人，便上前摘了下来，一共四个，其中两个让罗圈腿抱着往车上送。倭瓜很大很重，孩子抱不动，勉强走到地头，便向父亲告急，嚷嚷道西瓜要摔碎了。一下子惊动了周边干活的人，大家笑话他把倭瓜叫西瓜。父亲二里半大怒，上来就是一脚，骂道叫你收白菜，你抱倭瓜干吗？麻面婆见要露馅，连忙把那两个倭瓜藏进西红柿棵子里。罗圈腿说是母亲让抱的。麻面婆脸连使眼色，让孩子别嚷。人们围了上来，看看这出戏咋唱。
父亲继续责骂孩子，母亲不吭声，孩子急了，把那两个倭瓜从西红柿棵子里滚出来。事情败露，人们哈哈大笑，笑声淹没了这一家子。再看二里半，气得呼吸都快停止了。等到他终于道出真相时，事情更加可乐。原来倭瓜是他自个种的，特意为留种子，所以一直没摘。妻子偷的竟是自家的瓜，得，种子是留不成了。
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饿，然而实实在在反映的是吃的艰难。麻面婆为什么偷？因为吃的不够。倭瓜为什么会造成误解？因为瓜蔓爬到了别人家地里，而这完全是二里半有意为之，占人家地力的便宜。饥饿使人变得鬼鬼祟祟。
人们也经常穿不起衣服。也说点轻松的，看看萧红笔下有二伯的行头：
“有二伯穿的是大半截子的衣裳，不是长衫，也不是短衫，而是齐到膝头那么长的衣裳，那衣裳是鱼蓝色竹布的，带着四方大尖托领，宽衣大袖，怀前带着大麻铜钮子。
“这衣裳本是前清的旧货，压在祖父的箱底里，祖母一死了，就陆续地穿在有二伯的身上了。
“所以有二伯一走在街上，都不知他是哪个朝代的人。
“老厨子常说：‘有二爷，你宽衣大袖的，和尚看了像和尚，道人看了像道人。’
“有二伯是喜欢卷着裤脚的，所以耕田种地的庄稼人看了，又以为他是一个庄稼人，一定是插秧了刚刚回来。”（《呼兰河传》）
男人穿女人衣服，不光丢人，而且不吉利，这在老旧农民那里更是如此。然而有二伯却穿着这身衣服满世界游走，他没辙，要不就别出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衣服。
再看流离。
衣食之后是住，也就是房子，所谓居者有其屋。住房比吃穿更难，因为获得更不易。
萧红曾写过一个搬家的故事，篇名《小六》，背景是城市。
一家三口人，父亲是小贩，贩点西瓜油条包子什么的。母亲给人做女仆。他们有个女儿，名叫小六，有时跟着父亲去卖瓜，专门捡拾吃客嘴里吐出的西瓜子；有时跟着母亲去侍候人，提个壶打个水。
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租别人的住。只窄窄的一间，全家挤在一张床板上，睡觉像打仗，爹和娘互相嚷着要对方往边上靠，说挤得腿痛腰痛，结果把孩子挤得掉在地上。就这样的地方，他们也住不成了，房东逼他们搬走。母亲正病着，房东可不管，说早就通知你们了，再不走砸你家盆。
往那搬？搬到海里去？他们只负担得起三元钱一个月的房租，再找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了。母亲愁得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两眼红红的。于是两口子便吵架，男人抡起拳头打女人，孩子跑出去喊人，无助的她甚至跑到大街上呼救。
每次打架小六母亲不哭昏过去不算完，人们说她疯了。
她真的疯了，居然抱着女儿跳进路边的臭泥坑，还疯狂地撞石头墙。
小六也跟着哭。母亲号啕到半夜。院子里的孩子很害怕，说小六也疯了。
明天，谁知道？他们往哪儿搬呢？“说不定娘要跳海，又要先把小六推下海去。”
活得太难了，根本不像人。
正如小曲唱的那样：
“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
日日在愁苦之中，
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
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
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
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朦胧的期待》）
萧红曾经没吃没穿没住，窘境一点也不亚于书中描述的那些对象。笔端的饥寒感和漂泊感一泻千里，无穷无尽，痛彻骨髓。以至于说出这样绝情的话：“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祖父死了的时候》）
那是她与萧军住在哈尔滨旅馆，“胃口收缩”“肠子呼叫”“肚子呼唤”，几乎从早到晚、又从晚到早地纠缠着她。她眼睛四处踅摸，希望发现能入口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丁点，然而只有桌子和床上的草褥子，问自己“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来了，是茶房，他手上托盘中盛着肉饼、炸黄的薯块、切成大片的富于弹性的面包……可惜不是真的，是想象。
有面包，推开门就能瞧见，走廊中其他房间的门上就挂着店家送来的面包圈，诱人的麦香阵阵袭来。天没亮，灯熄了，人在睡，走廊静悄悄。一个念头冒出来，迅速膨胀：“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她轻轻打开门，面包圈看上去比平日大了一些。这可是偷啊，最羞耻的行为！她赶紧关上门。随即动摇了，我饿呀，不能算偷。于是又打开门。终于没有下手，回到床上，熄灭灯。萧军还在睡，真怕他刚才醒着，在自己将要下手的那一刻，萧军是敌人，如果母亲在场，她也是敌人。
这已经不是饥肠的折磨了，还有他人的压力，道德的谴责，内心的冲突。在这重重矛盾下，面包不再是可欲对象，而是对头：“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商市街》）
那是逃到北京念书。秋天转凉，她仍身着单衣，引来同学一片惊讶目光，说倒底是关外人，耐冷，这天儿还穿这么少，脸都冻紫了也不怕。坚持到元旦，下雪了，感觉衣服薄得透明一般，像是穿着层冰，跑回床上，床也像块冰。
她一直冷。在哈尔滨旅馆，也是冬天，衣服不够，出不了门。萧军从当铺赎回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他的夹袍，拿出给萧红穿。男人夹袍太长太宽，盖住了脚面遮住了手，宽大的袖口像是肩膀上一边吊着一个口袋。萧军打量她，说你真像个大口袋。这么难看的衣服，她居然“觉得很合适，很满足”。
搬进出租屋，没有烧的，只能早早上床。不管用，身子在被窝里哆嗦不已，两个人的呼吸像冒烟一样。玻璃上的霜好重，像是长出厚厚的绒毛。半夜冻醒了，尽管萧军在身边，但仍旧不解决问题，心想都说情人的身子比火还热，这话可不能相信。
他们的用品实在可怜。她和萧军在旅馆栖身，铺盖要收租金，交不起，便睡在没有床单的草垫子上，只有自己带的一条被子，灰色的棉花从破洞中流出来。鞋带断了，本来用的就是断过的鞋带，这回又断了。萧军抽出自己的鞋带，没有剪刀，用力扯为两截，一截给萧红，一截留给自己。系好，萧红望望鞋，一只是白鞋带，一只是黄鞋带。
那是逃出洪水后，她与萧军无处可去，晚上在熟人家借宿，白天只能在外面呆着。先是在街上徘徊，水退去后便整天坐在街口放着的小船的船板上。他们衣着寒酸，主人不高兴，嫌他俩给他家丢脸。这让萧红很受刺激，说连在街上走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同时被剥夺的还有恋爱，这是萧军接的话茬，因为他们现在是在街上谈情说爱。
后来他们住进旅馆。房费一个月60元钱，本来是30元，趁着发洪水，租金翻番。经理来收费，瞪着眼睛威胁说不交齐明天就给我走人。他们只有5元钱，已经被他收走了当天的房租2元钱。萧军大怒，扬起的剑指着对方命他走开，否则宰了他。萧军行伍出身，随身带着口剑，性格暴烈。结果招来了警察。
再后来租房子住。终于住不下去了。萧军说：“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那么流浪去吧！”（《商市街》）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卖掉锅碗瓢盆旧棉被旧鞋，离开哈尔滨，开始了半个中国的流浪。
萧军初见萧红，一切都令他诧异，最惊讶的是对方的头上竟然有了丝丝的白发，很显眼，在灯光下闪闪发亮。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是这个感觉，一张年轻的面庞衬着过早的白发是那样的不相称。那时萧红才多大？刚刚21岁，其后也不过23岁。
艰难窘迫的岁月过早染白了她的发辫。
萧红笔下的故事和她自己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早已化为过去。现在的人们已经基本不用为吃穿发愁，居住也不像过去那样艰辛。然而苦难依然存在。
原因何在？就在于人性，在于其中的欲望。
人不能没有欲望，无欲则非生命，也就无所谓人了，欲望是人存在的前提。从本性上看，欲望是虚，好比空洞，古人称“壑”，大深沟，驱使人去填充。不是填了就没事了，而是必须不住地去填，因为永远填不满，一个要求满足了，另一个要求又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古人讲“欲壑难填”。
当代文学家史铁生说：“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
追求不到就是苦就是难。
具体到物质层面上，人只要将其作为需要来对待，不管是解决温饱还是改善生活，都一样导致苦难。所以佛家视人生为苦，富人与穷人没有区别，只要是生命即为苦。苦难是本质性的。
由此可以说，萧红所表现的苦难具有一般意义，反映了人的基本存在状况，尽管她讲的是过去的故事。
萧红的态度
萧红与她描述的那些对象经受着共同的命运，她的写作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再现他们的生活，所以自有一种深切同情在里面。
有二伯，萧家长工，他的艺术形象一再出现。小萧红跟伙伴们玩耍，用绳子系住大白狗脖子，命它拉爬犁，狗不听话，不是往狗窝里钻就是往厨房里跑，在孩子们打骂下，终于上路了，但有时又弄翻爬犁，把人扣在雪地里。每出现一次失误，便被饿一天，孩子们给它的嘴套上笼头，栓在马桩子上，不许吃东西。有二伯见了，便把大白狗解下来，一双手颤抖得很厉害。
有二伯挨打了，打人的是萧父。下手很重，拳脚下去像是捣衣裳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萧父追着打，有二伯跑几步，被打倒在地，挣扎起来再跑，又被打倒，跟一条曲卷成一团的虫子似的翻滚着。“到后来有二伯枕着他自己的血，不再起来了，脚趾上扎着的那块麻绳脱落在旁边，烟荷包上的小圆葫芦，只留了一些片沫在他的左近。鸡叫着，但是跑得那么远……只有鸭子来啄食那地上的血液。我看到一个绿头顶的鸭子和一个花脖子的。”（《家族以外的人》）
萧红用的是白描手法，没有讲一句自己的心理活动，但字里行间读得出倾向。
萧红养的小鱼跳出盆子死了。她责怪自己在外面呆的时间太长，光顾着图痛快却忘了鱼。她和萧军打算用它烧菜，刮掉鳞剖开肚子，不想鱼又动了，尾巴啪啪地打着菜板。想到鱼终究活不过来，还是放进了锅。萧红不忍看下去，转身面向窗子。外面，小狗追逐鸡，房东家的使女挨了打躲到墙根处哭泣……萧红突然愤恨起来：“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灭了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东西！”鱼很腥，没法入口，全部倒进了垃圾箱。这篇小说叫“同命运的小鱼”，是《商市街》中的一篇。小鱼、鸡、房东家使女，当然还有萧红自己，都是同样处境中的生命，她本能地站在弱者一边。
萧红的血是热的。
萧红的生命是动态的。
她打小倔强，跟母亲较劲儿，跟父亲斗争，后来为了上学又跟父亲闹对立；争取到了去哈尔滨读书的机会，又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跟校长和警察对抗；其后跟包办婚姻对抗，以至于跟父亲决裂，像娜拉一样的出走。她抗拒压制她的一切，包括来自亲密者方面、社会方面、外族方面。她总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意，不断寻求新的改变，她的变不只是一种客观状态，更是一种主观追求，以期在变中迎来命运的转换。萧红是一个生活的反叛者。
这样的人生在习惯于守旧的社会中间是一个异数。
萧红求新求变的生命状态不能不影响到她的创作。
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对于苦难天生就具备无比的忍耐性，世世代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早就把保守基因深深植入他们及其子孙的肌体。就像《后花园》中说的那样，昨天的麦粒跟今天的麦粒没有一点改变。
萧家院子大，房子多，住进不少租户，都是一些底层劳动者，漏粉的、养猪的、拉磨的、赶车的。他们埋头干活，也拉胡琴、打梆子、唱“叹五更”。“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
“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
“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
“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呼兰河传》）
对他们，萧红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她要写他们的变化，哪怕是一点点，哪怕是最后再变回去。
租户里有个冯二成子，是个拉磨的，把麦子磨成面粉，已经三十大几了还没媳妇，是个老光棍。一个雨夜他听见了邻家女的笑声，心“怦”的动了，于是里头便住进了人。偶尔跟姑娘走个对面，赶紧低下头，直到脚步声去远，方敢抬起脸。自此总是听见姑娘的笑声，奇怪的是做两年邻居，过去咋就听不见？现在不光是笑声，就连她家劈柴爆裂都听得真真的。有时他害怕听到姑娘的笑声，抓住被角把耳朵捂住，可不顶用，笑声还是钻进来。
他想见到姑娘。大清早静静地站在屋里，竖起耳朵，一旦邻家有响动，便把拉磨的小毛驴牵出去刷。正好也是姑娘做家务的时间，到院子里取一捆柴，泼一瓢水。他很满足，似乎他们天天见面。
又听到了笑声，正琢磨着是从哪儿传过来的，一回身，姑娘就站在磨房门口，熠熠生辉。光线太强了，他赶紧低下头。有人招呼姑娘，她转身跑了。冯二成子晕了。姑娘闪电般出现又闪电般消失，转瞬无影无踪。
他恨，恨自个软弱。他不敢，自己身份太低了，生怕毁坏了她。
终于姑娘嫁出去了，这家人也搬走了。
送行回来的路上，冯二成子似有所悟：“人活着为什么要分别？既然永远分别，当初又何必认识！人与人之间又是谁给造了这个机会？既然造了机会，又是谁把机会给取消了？”看见地里干活的、路上挑担的、市场上买豆腐脑的，不禁心里发问：你们当牛做马忙忙碌碌一辈子，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还活个什么劲儿？回到磨房，一切都跟昨天一模一样，什么都没变。
从不歇工的他歇了，在街上游荡到半夜，终于敲开王寡妇的门。冯二成子娶了她，在磨房安了家。结婚那天，他百感交集，哭了一通。
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两年后孩子妈死了，不久孩子也死了。冯二成子又回到了过去。但不管怎么样，他总算经历过变化，使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点新内容，品尝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
变总比不变好。
小人物与灰色人性
普通人：不光是写作对象也是张爱玲自己
张爱玲把社会生活分为两类，一类是飞扬，一类是安稳。飞扬也叫斗争，冲突、牺牲、变革都属于这一类，安稳也叫和谐，平平常常不慌不忙的过日子。文学家们一向注重飞扬，因为斗争更吸引眼球，更具戏剧性，更能让人兴奋。好了，既然你们都去写飞扬，那么我就来写安稳。张爱玲给自己这样定位。
在她看来，社会生活中安稳的一面更重要，是飞扬的底子。没有安稳哪来的飞扬？没有平常的衬托，斗争就是虚的。况且人为什么要去变革，不就是为了求得新的和谐吗？变革常常打破平静状态，但毕竟是一时一事，社会终究要回到平静，所以安稳才是永恒的。飞扬仅仅存在于某一个时期，安稳则存在于一切时代。
这说的是社会生活，安稳是常态是主体是根本。其实人生也一样，个人亦如此，无不以安稳为主，由此可以说：“它是人的神性。”（《自己的文章》）这是追溯本原，上升到人性高度。安稳，或者说追求协调，是人的本质、本分、本能。你可以飞扬，但最后一定落实在安稳上，回到寻常。
支撑安稳人生的是基本欲望——食欲和性欲，就是前面引用过的儒家经典《礼运》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张爱玲拿来说事。饮食男女，借用她的小说《怨女》中的话是“生命力本身的力量”。它造就了人的最基本存在状态“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太太万岁题记》）。
日军进攻香港，生活大变。张爱玲发现，所有“浮文”，或者说可有可无的东西，诸如上课啦、考试啦统统去掉了。留给港大学生的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学生整天做的就是买菜、烧菜、调情，当然这调情带有战时特点，温和而感伤。学生宿舍里，男生躺在女生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传来女生娇滴滴叫喊：不行！不吗！不，我不！叫声断断续续，直到她穿上衣服下床为止。
这是特殊时期，和平情况下也是一样。比方交际舞，有点让人犯嘀咕，辩护者说是艺术，如果谁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他自己存心不良。张爱玲驳道：那可不见得，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显然其中“离不开性的成分”（《谈跳舞》）。
总之，什么都可以没有，但绝不能少了饮食男女。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
正因了这一点，张爱玲更喜欢巴赫。巴赫的曲子不像贝多芬或肖邦的那样纤巧，而略显粗笨；也没有庙堂气和英雄气，很是平凡。那是小木屋子里墙上的挂钟滴塔摇摆，是从木碗里喝羊奶，是女人牵着裙子请安，是绿茵茵草地上若有所思的牛羊和蔚蓝天空中无心漂浮的自云，是庆祝结婚的金色大钟敲响沉甸甸的喜悦。巴赫的曲子里有生活。
这种生活就叫世俗。
中国当代哲学家梁漱溟从态度上把人生分为三种，曰逐求，曰厌离，曰郑重。逐求以饮食男女名利地位为对象，厌离以摆脱欲望纠缠和生离死别的痛苦为目标，郑重追求的则是自然合理的生活方式。它们分别对应三种人生道路，即世俗的道路、宗教的道路、道德的道路。
张爱玲的创作观照的是世俗的道路。
世俗世界的人叫俗人，也叫普通人。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超人、英雄。他们属于另外世界，即宗教的世界、道德的世界。不是说英雄不活在世俗中——谁都得饮食男女不是？而是说到了世俗世界，英雄便世俗化了，呈现出普通的一面。
也不是说普通人永远安于普通生活，不掀波澜——谁都想推陈出新，尝尝另一种风味不是？但他最后还是要返回普通，世俗生活对他最合适也最好。
张爱玲有篇小说名《封锁》，就是这篇东西镇服了胡兰成从而知道世上有张爱玲这么一位女作家进而展开不懈追求的。封锁是当时常见的事情，麻绳一拉，出现几个挥舞手枪的人，路就断了，以便军警搜捕可疑分子。小说讲的是一辆有轨电车突遭封锁被迫停在半路而发生的故事。乘客中有两个人，中年男，已婚，银行白领；青年女，未婚，英文教师，都是老实生活老实工作的规矩人。男人因为躲避一个讨厌的熟人而坐到了女人旁边，为打破尴尬便主动与她搭讪，反正也没什么事，聊呗，不由得便聊深了。男人开始抱怨自己的家庭和太太，一切都那么庸俗无聊。女人应和着，挺理解挺同情的。男人受到了鼓励，可找到知音了，便敞开了说，把单位那点事也和盘托出。两人似乎进入恋爱场景：恋爱中的男人向来是喜欢说，恋爱中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因为她下意识地知道，男人一旦彻底懂得了女人之后便不会爱她了。
男人猛地发现原本不入眼的女人变得很是可爱，竟然暗示（其实等于明说）打算娶她，女人居然暗许了（也等于明说），还留下了电话号码。
突然“叮玲玲玲”响起来，电车敲钟，封锁戒除。电车哐啷哐啷往前开，男人站起身挤进人丛不见了，女人偏过头不做理会。
方才的一切似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人们回到了从前，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
如果换一个情节，男人非娶不可，女人非嫁不成，视世俗观念和关系为无物，闹得鸡飞狗跳，最后私奔乃至殉情，怎么样？肯定出彩、好看。但张爱玲不会这么写，因为普通人做不出来，那是英雄性格的人的行为。
从普通人角度讲人物命运，即使给出一个造就英雄的环境，他也成不了英雄。大家都知道小说《色戒》，里面的王佳芝就是一个典型。与当时沦陷区一些爱国学生一样，她也自觉加入到反日锄奸秘密活动中，策略是以色相接近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而后趁机下手。经过一段接触，王佳芝终于搞定了易先生，两人迅速发展成情人。就在王佳芝把易先生引到事先设下的埋伏圈里，锄奸组织即将出手的时候，女人突然反悔了，向自以为爱她的易先生示警，导致行动失败，最后自己也死在易先生一伙枪口下。
王佳芝具备成为英雄的客观条件，身处抗日战争的年代，被秘密组织吸收为成员，担任锄奸行动的特殊角色，这些都为她接通了不平凡的人生。然而她终究是普通人，平凡的血平凡的气质平凡的意识注定了她在最后关头没能站住脚，出溜下来，滑回本色。她离英雄就差那么一点点。这就是普通人与英雄的距离，在张爱玲那里，这个距离是永恒的，不可逾越。
关于王佳芝，张爱玲特别指出，她不是专门训练出来的特工，具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这个弱点就是《色戒》中的色，男女之大欲，这在普通人身上是无可抗拒的。王佳芝弄假成真，对易先生动了真情，又认定对方确实爱自己，结果酿成悲剧。尽管色的后面加了一个戒字，其实不过是提醒，是根本戒不掉的。
这样的结局让人泄气，改一下好不好？张爱玲的回答是不好：“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所以“我还是只能这样写”（《自己的文章》）。
普通人是不彻底的人。
张爱玲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自己的文章》）
什么是不彻底？概括的说就是“是非黑白”不分明。是非分明黑白分明的人是可以找到的，张爱玲把这种人叫“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暴君与圣人就是代表，降一格，在恶人与英雄身上也反映着是非相搏、黑白对立。然而这种现象并不常见，你瞪大眼睛巡视周遭，恐怕发现不了一个这样的人，差不多都是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既可爱又可恨的混合体，难以用既定的标准划线归类，无法放进是与非、黑与白的行列。
既然生活是这样，那么作为其艺术表现的文学创作也应该贯彻“不彻底”原则。令张爱玲遗憾的是，这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先天不足。人们习惯于从“应当”出发，以道德逻辑去剪裁人与事，结果故事乃至感情都成了预设的东西，一切都顺理成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道德本位，用是与非、善与恶的标准去解释、构造、浓缩人生。今天说的概念化、脸谱化、简单化就属于张爱玲批评的这类现象。
张爱玲不同，是按照生活本身来写作的，她笔下的人物不是纯色的而是处在黑白之间，用她的话说是“椒盐式”，白色的细盐中掺进黑色的胡椒面。人物复杂了生动了立体化了，故事也更合情理。比方上面提到的王佳芝，你说是白还是黑？说她白吧，她断送了锄奸行动；说她黑吧，她为了抗日献出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再看一个女性，《半生缘》中的曼璐，也是白中有黑，黑中有白。作为家中长姐，为了养活寡母、祖母和一群弟妹，她自毁前程，出卖色相乃至肉体，但为了笼络丈夫祝鸿才，又合伙奸污了妹妹曼桢。王佳芝和曼璐还属于黑白框架中比较清晰的人物，能够道出是非来，至于那些模糊角色，比如《心经》中的许小寒、段绫卿、许峰仪、龚海立，不要说划线了，就是连黑白的边儿都沾不上。
不仅道德上，就是人物性格上也被塑造成椒盐色，比如《半生缘》中的妹妹曼桢。“曼桢有些地方很奇怪，羞涩起来很羞涩，天真起来又很天真——而她并不是一个一味天真的人，也并不是一个怕羞的人。她这种矛盾的地方，实在是很费解。”（《半生缘》）
那么，写“不彻底”的人跟揭示人性有什么关系呢？
张爱玲认为，“是非黑白”式的创作，因为是道德挂帅，势必把故事引向道德之路，结论当然也是道德的，“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谈看书》）。而“椒盐式”的创作则扭转了这一偏向，在揭示人性根源上自然而然地深入下去。换言之，前者占据了道德高地，黑白两分，然而高处不胜寒；后者姿态很低，黑白混装，但接地气。张爱玲的这个认识非常深刻非常有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学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传统的缺陷总结得非常到位，揭示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本质性区别。正是由于将教化作为文学的最终目的，倾全力打造道德文字，沉浸于是非黑白的划线和传达，复杂的人性被简单地归结为诸如“性本善”之类，可以说是人性的道德绑架。
用“是非黑白”解读以上人物，事情会变得非常简单，只需进行道德裁决就够了，宣布王佳芝这么做是背叛，她的死是咎由自取，读者也只能得到这样的认识。相反，“椒盐式”写法在形象设计、心理活动、人物关系上复杂一些，引导读者思考一个热血女青年的心路历程，由此发现她的行为动因，为什么这样做？从而找出背后深埋的人性根源。张爱玲的《色戒》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抗日文艺作品，从而引起人们的争议，原因就在这里，她是借抗日题材写人性。
张爱玲不赞成“是非黑白”的写作方式，不等于反对分清是与非、黑与白——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客观存在，是现实生活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的——而是反对人物事件的简单划线归类。王佳芝最后关头向易先生示警，致使锄奸行动功亏一篑，肯定是背叛，《色戒》之“戒”表明了张爱玲的这一立场，同时说明她的写作也不能避开是非黑白。问题是如何写？张爱玲强调，一定要把是非黑白“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谈看书》），也就是在情节发展中安放其位置。王佳芝犯错，有她的前因后果，这样写出来，用不着你去说孰是孰非，“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同上）。
张爱玲就亲身经历过“是非黑白”式的盘诘。
那是抗战胜利后，她与胡兰成分手，与电影编剧兼导演桑弧结为情人。张爱玲的事桑弧风言风语地知道一点。当时上海小报骂她是文化汉奸，有人还把她列入《文化汉奸罪恶史》出版物，揭露她出席日本人举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逼得她不得不借自己的小说集《传奇》增订本的出版机会通过“序言”做辩解，说有这回事，但她立即回函辞掉了；还有人拿她的私生活做文章，因为胡兰成被通缉的汉奸身份，她也沾上了汉奸嫌疑，张爱玲说这纯属私事，除了对家长外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凡此种种，令桑弧满腹狐疑，问：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张爱玲没有正面回答，笑着说：你怎么像小孩子看电影，一有人出场，连忙问是好人还是坏人。
仅就抗战时期的表现，张爱玲是白还是黑呢？她的崛起是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但她写作从不涉及政治，没有拿过当局任何津贴，当然也没有投身对敌斗争，而是与沦陷区的绝大多数百姓一样得过且过。这个表现是无法用黑白标准来衡量的，一定要给出交待的话，只能定个椒盐色。
其实张爱玲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别的不谈，单说钱。
张爱玲卖稿为生，稿费标准比一般作家高出不少，但她毫无潇洒做派，照样斤斤计较，算账要钱出了名。最风头的一次是跟《万象》杂志打笔墨官司，标的一千元，杂志老板说这笔稿费预付了，张爱玲说没有拿，弄得满城风雨。胡兰成说，你要让她在稿费上头吃亏，想都不要想，再高尚的话也打动不了她。这是对外人，寸步不让。
对自己人也一个样。跟闺密炎樱去咖啡店吃点心，一定要先说定谁付账。之后陪炎樱回家，也要说清自己返回时的车费怎么算，费尽口舌，目的只有一个，要炎樱负担，至少得出一半。张爱玲跟姑姑一起生活，两人锱铢必较。姑姑骂她财迷，她学给胡兰成，居然笑得出来，开心得不得了。
“姑姑常常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们纵有缺点，好像都还不俗。有时候我疑心我的俗不过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时候又觉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为《倾城之恋》的戏写了篇宣传稿子，拟题目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浮起的是：‘倾心吐胆话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话廿年’之类的题目，有一向是非常时髦的，可是被我一学，就俗不可耐。”（《我看苏青》）
她坦承自己就是俗人一个。别人喜欢在枕上听松涛、海啸，她却喜欢听市声——引车卖浆者的吆喝以及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混声。别人的名字起得有学问有来历有期盼，而她的名字——张爱玲，恶俗不堪，更俗的是明知道俗却不打算更换。所以“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流言·童言无忌》）
她表示这个红字她要戴到底，用张爱玲这个名字做警示，告诫自己永远站在世俗世界，为小市民代言。
人物类型：不干净和小奸小坏
饮食男女总结的是人性基本要素，椒盐色给出的是人的基本样式，在这个前提下，张爱玲创作了两种人物基本类型。她说因为要写小说，便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研究了一番，发现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坏，坏得鬼鬼祟祟；一种说不上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是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我看苏青》）
先说不干净。
茫茫人世，芸芸众生，有一个纯粹的吗？张爱玲打了个比方，说坐在电车上，抬头看看立在你面前人，大多相貌堂堂，仪表不凡，目光再往上走，失望了，因为进入你眼睛的是难看的鼻孔，那个地方很少是干净的。这正应了那句话：没有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示例很俏皮，但意思绝对到位。连教育良好生活优越的上层都做不到干净，其他人又能好到哪里去？
对于不干净，张爱玲非常敏感，以至于以小说中第一人称之口讲出这样绝情的话：“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沉香屑·第二炉香》）生活也一样，借用小说里人物的感觉说：“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沉香屑·第一炉香》）
张爱玲小说多以爱情为线索，我们就以最著名的一对情侣《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为例看看不干净。
情侣作为一种特殊关系，其特征应该是以爱为基础为目的。不能说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没有爱，两人之间彼此吸引互有好感可以说便已然具备了爱的底线，但也仅此而已，他们相互追求另有所图。白流苏是离了婚的内地少妇，遭到日渐衰败的大家庭的排斥，远赴香港，接近范柳原，目的很明确，为自己找一个生存依靠，逃离那个令她倍感压抑和绝望的环境。范柳原呢，目的也很明确，他是一个国外和香港两头跑的商人，急需一个情妇或者说外室，在本地安一个临时的家。双方的目的对方都很清楚，只是不挑破罢了。爱情在这里不过是游戏，是实现各自目的的平台，很好玩，很刺激，很实用。这样的情侣关系干净吗？不干净，掺杂了太多感情以外的因素。
入局的还有其他人，比如牵线搭桥的徐太太以及她的丈夫徐先生，是他们夫妇把白流苏带到香港并免费提供食宿的，他们下这么大的本钱是为了笼络范柳原，而这个单身汉正是自己重要的商业伙伴。还有白流苏的家人，他们也参与这码事，风言风语尽管没少讲，但眼睛钉牢的是可能从中捞到的好处。什么朋友、亲人，全是瞎扯，只有利益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爱情故事中，没有一个纯粹的人、一件纯粹的事，高尚的东西被弄得脏兮兮。
这说的是特定关系具体事件，一般现象亦不干净。看看人们的情趣就明白了。用不着做深入调查，只要随意走一圈，就可以发现人人嗜好的低级趣味无处不在。这个趣味绝不限于社会低层——张爱玲提醒道：想想我们自己，能跟大众趣味划清界限吗？我们自己不是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也喜欢听明皇的秘史吗？
再说坏。
坏不是恶。恶属于前面说的“极端病态”，归入“非”和“黑”一类，极其罕见。这里的坏人依然是椒盐色，只不过黑胡椒粉的比重大一些，呈灰色。他们良心未泯，又怕遭报应，所以坏不到哪儿去，坏事也做不彻底，记得留有余地，而且喜欢找个理由什么的，不像恶人那样张狂公开，很是顾忌周围的眼光和舆论，故而张爱玲说他们“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我看苏青》）。用胡兰成的话说，叫“小奸小坏”。
张爱玲写过有不少坏人，其中有个祝鸿才，《半生缘》（《十八春》）中人物，可以说是坏人中的坏人了。长相便透着猥琐劲儿，身材瘦长，削肩细颈，笑起来像猫，不笑的时候像老鼠。他娶曼璐为妻，却一直垂涎小姨子曼桢。虽然没有多少钱，但仍尽力负担妻子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由于顾忌曼璐的舞女兼妓女身份，本来不想明娶，但迫于曼璐的威风还是公开举办了婚礼。然而璐曼不能生育，为拴住丈夫，两人设计，祝鸿才奸污了曼桢，致使她怀了孕。祝鸿才的借口是喝醉了酒走错房间，把妹妹当成姐姐，是“神志不清”时做下的。曼桢在医院生产，祝鸿才去探望，露出很局促的样子，非常不得劲儿，他有愧。曼桢出逃后，曼璐病亡，为了孩子曼桢又回到祝鸿才家。在她的认识中，祝鸿才倒还不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人，“她对鸿才竟于憎恨中生出一丝怜悯”，过后她嫁给了祝鸿才。祝鸿才确实坏，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杀人放火一类是不敢做的，也做不出来，够不上恶人，最多是个下三滥。
张爱玲发现，中国人对坏有一种奇怪心理，套用现在话语习惯，可以叫“追坏”“羡坏”。
比如，“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到底是上海人》）再看看手里的小说，哪一本都离不开坏人。没有坏人坏事，这书怕是卖不掉了。所以张爱玲说她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完人”。完人不在小说里，在童话里，在《自雪公主》和《玻璃鞋》里，那才是她们应该呆的地方。
中国人不光喜欢听坏人坏事，自己还往坏人堆里钻，恨不得本人就是一个坏蛋。“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大的快乐。路上的行人追赶电车，车上很拥挤，他看情形是不肯停了，便恶狠狠的叫道：‘不准停，你敢停么？’——它果然没停。他笑了。”（《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为此坏这个字眼竟然获得了反面意味——好，成了肯定词。比方对人家的孩子，伸手在头上抚摸一下，笑嘻嘻说“这孩子真坏”，绝不是骂，而是夸，赞他聪明，小小年纪便会使坏。不好说他忠厚，因为忠厚乃是无用的别名，倒像是骂了。傻本来也不是好事，就像如今在后面加个B，绝对是蔑视和敌意的表达。实际上正好相反，“不傻也得装傻”。为什么？因为聪明外露往往至祸，三国时期的杨修就是教训。没听民间有言“傻人傻福气”吗（张爱玲原话是“呆人有呆福”）？所以痴痴呆呆是应该受到奖励的。（《中国人的宗教》）
当然，这坏是小奸小坏，鬼鬼祟祟。
张爱玲有洁癖，无可救药，用胡兰成的话说“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这洁癖包括对物，更包括对人，不光是生理上的，更是生活中的。人品是否干净，成为她评价人的基本准则。她与胡兰成闲聊，说起共同熟悉的几个文化人，她开口便认定某人不够格，说他不干净而且不聪明。听得胡兰成胆战心惊，不禁拿来比将自己，心说可要小心了。胡兰成说她目光很毒，明察秋毫，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也能在哪怕是极细微之处将他瞧得清清楚楚。
她生活圈里就有不干净的人。
当时有本杂志名《万象》，因为稿件往来，张爱玲与主编建立了工作关系。那天她去主编家送稿，发现有日本宪兵，这才知道主编被抓走了。回家后在饭桌上当新闻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兰成本来是局外人，跟主编也不认识，却主动参合进来，大包大揽，马上给宪兵队长写信，为主编求情。
信中说主编“为人尚属纯正”，这话让张爱玲笑出了声。在她眼中，主编很不干净。他的太太在乡下，上海也有妻子，同住的还有一个女人，就这样在上海的房子里一男两女加几个孩子挤在一堆过日子。南京有专门形容这种状态的谚语，叫“糟哚哚，一锅粥”，极不清爽。即便如此主编仍嫌不够，逮住机会照追女人不误。如果这样的人尚属纯正，就没人不干净了。由于印象不佳，张爱玲不愿意帮这个忙，暗中怪胡兰成多事。
主编家人得到信后，登门致谢。两次。头天是上海妻子单独来，隔日携同住的那位女人一起来。
终于这个不干净用在了张爱玲身上。
日本投降，胡兰成躲了起来，张爱玲去探望丈夫，不想在电车上与主编相遇。张爱玲坐着，他从人群中挤过来，站在跟前。两人说着话，一阵拥挤，张爱玲发觉自己的两条腿被人用膝盖夹住了，不由周身一震，察觉到了对方的性冲动。这人——就是他们曾经搭救出来的那个文化人。
要是换了别人，可能立即发作，说不定一个耳光打过去，但这是张爱玲。她生性腼腆，唯恐招人眼，况且对方又是熟人，不好撕破脸皮，而且她现在还是汉奸老婆，“汉奸妻，人人可戏。”
张爱玲是屈辱加屈辱，永远不能原谅这个“脏人”。这次遭遇无疑大大加深了她对不干净的敏感和嫉恨。
张爱玲态度
张爱玲不写完人，她给完人找的地方是童话世界，现实生活中即便不说一个没有，至少也极其罕见。然而这不等于不承认完人，实际上她心目中存在着理想的人的样式，否则凭什么说普通人是椒盐色的呢？凭什么说不干净呢？凭什么说坏得鬼鬼祟祟呢？可见是有标准的。
有人喜欢从生物性界定人，将人性归结为食色就是最常见最简单的一种。食色是天赋、本能，是人就要吃喝，就需要异性，这是不错的。然而问题也就来了，不光人，动物亦如此。譬如母爱，可以说是色的延伸，繁殖出后代就要给予爱，对于这种爱，张爱玲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造人》）食色并非人的专利，由人与动物共同拥有，而且动物比人更集中更执着，因为除了食色它们似乎不再追求别的，诸如真理、美、文化之类。如果比本能，人未必能超过动物，动物的母爱时常令人感动不已，自愧不如。的确，在这上面人没有优势。
这告诉我们，仅仅就食色界定人性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得出“性爱就是性行为”之类的结论（《我看苏青》），张扬的只能是人身上的动物性。“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告诫：“我们不能‘止于自然’”。（《造人》）
就此而言，前面所说的饮食男女总结的是人性的基本要素，确切地讲应该这样说，这句话总结的是人性的生物学基础。
人性比动物性更大，大就大在超出本能的那一块，正是这一块体现着人的本质。“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造人》）张爱玲强调，作此区分不是否定人性，恰恰是高扬人性。
这种“高一等”的东西是什么？张爱玲没有明确讲，从相关叙述看，范围很广。比方，她谈过大饼油条，说只要看看它的精致，就知道“食”不光是填饱肚子便了事。意思是吃绝不是简单事，其中包含着吃以外的要素，像我们今天主张的真材实料的真，童叟无欺公平交易的善，色香味俱全的美。比方，她谈到日军进攻香港期间的生活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时，说对于这样的放任，人们会惊然回到孔子跟前，意识到一定的束缚是必须要有的，原始人倒是没有这样的束缚，但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比方，她谈过道学，说中国人并非假道学，是认真相信性善论的，也用这种过高的人性标准来要求自己，觉得力不从心，所以时常抱怨“做人难”。比方，她谈过超人，说这是纯粹理想的结晶，是比我们当前更发达的文明进一步造就出来的人。
张爱玲是个理想主义者。
所以，张爱玲说自己以写普通人为己任，塑造的人物多是不干净的人和坏人，并不表明她是个现实到了不要高尚的作者，也绝不表明她的小说是低品位低趣味的，其实只要稍微用心，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理想成分。要不胡兰成为什么说张爱玲的作品是双色的，既有青灰色的阴暗又有银紫色的明亮呢？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以房客身份住进老同学王士洪家，主妇名娇蕊。振保喜欢热烈放浪型女人，而娇蕊刚好是这样的性格，而且美丽动人，放荡不羁，振保动了心。趁王士洪出差在外，振保与娇蕊迅速越近。振保勾引娇蕊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这个女人不检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对她也没什么，她丈夫虽然不能说无所谓，但并不认为是多么大的伤害。然而振保又很羞愧，这与他的价值观不符。从前曾有个姑娘一时冲动以身相许，他克制住了，那时他的举止多么光明磊落，不能对不住当初的自己。为了摆脱矛盾，振保打算搬走。然而他终究舍不得眼前的美人，向情欲屈服了，睡到了娇蕊的床上。他快乐吗？当然快乐，但却是“无耻的快乐”，是“没有情感的一种满足”，纯属堕落。他后悔了，认为“这次的恋爱，整个地就是不应该”，一旦传出去，社会绝不会原谅他，名声、事业、前途就完了。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两人分手，各奔东西。
一幕灵与肉相搏的活剧。振保不干净，有点坏，然而始终处在自我谴责中，在高尚与卑贱之间浮沉、挣扎。
要来的一定躲不掉，但最后取胜的还是应该，实然敌不过应然。
张爱玲选择普通人为写作对象，一个重大考虑是他们的世界代表着社会生活安稳的一面。安稳是相对于飞扬而言的，飞扬依托的是斗争，导致变化，安稳追求的则是和谐，维持不变。两者相比，安稳是常态，飞扬是异像，大多数时间人类都处在安稳中。当然安稳也要被打破，生活进入急剧变化，然而这毕竟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秩序就会恢复，新的协调就会形成，社会重现安稳。所以张爱玲说：安稳“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自己的文章》）
安稳本身即意味着不变，而永恒亦是不变。安稳的永恒性，两个不变，反映着张爱玲的三观，她看重的是世界、社会、人生不变的一面，视其为根本，自然也就作为自己创作的原点。胡兰成说：“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中国文学史话论·张爱玲之二》）
那么安稳何以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一面？又何以获得永恒性？根子就在于人性，也就是张爱玲说的“它是人的神性”（《自己的文章》）。乐于安稳追求安稳是人性中神圣的那部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谈女人》）
安稳与饮食男女一样，都属于人性，但性质是不同的。食色代表的是人的自然性，或者说是“兽性”，而安稳代表的是人的神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少了食色，人不能生存；脱离神性，人会被抛到“血肉淋漓的生存竞争中”，活得很残酷很难堪很无尊严，不像人而像野兽。
说安稳是人性，指的不止是追求安稳的生活状态，还表示生活表层下的本真。《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说是谈恋爱，其实各有所图，都带着假面，说着假话，都不是真正的自己。经过一系列博弈，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范柳原得到了白流苏的身子，白流苏得到了范柳原提供的生活保证。两人暂时离别。战争突然爆发，范柳原没能走成，回到暂居处。共同的灾难把他们紧紧连结在一起，一个人如果遇难，另一个人怎么办？于是开始真心关注对方。
停战了，满目疮痍。晚上，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莽莽寒风。白流苏拥被坐起，“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两个自私的人“彻底的谅解”了。于是他们结婚了，真的恋爱起来。
胡兰成这样总结，说最初两人都是在做戏，扮演的是角色，是另一个人，直到战争毁灭了既有生活，这层皮才被撕掉，“回归本真”，返归自己。
这个本真就是诚心诚意的爱。这种爱是不变的，只要温度水分合适，就会萌芽生长，破土而出。
张爱玲的成功，相当大程度上得力于以普通人和世俗生活为对象。也许正基于此，胡兰成才说：“一般人的生活是文学的基调”（《中国文学史话·随笔六则》）。这是就写作者而言，如果就某种心理意识来看，照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她跟大众没有明显区别，而是“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论写作》）
她常常庆幸自己没有走为权贵服务的道路。说，从前的文人是靠统治阶级吃饭的，走的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路子，她不，她的衣食父母是那些买书买杂志的大众。他们是最可爱的主顾，因为不像前者那样天威莫测，不拿架子，也不反复无常，而是真心待你，特别有长性，从你的作品里得到哪怕一点点益处，都会记你五年十年。所以目前的工作尽管苦一些，但很喜爱这个职业。张爱玲特别申明，自己说这番话，可不是拍大众的马屁噢。
的确不是，她的民间情结是真的。
她说：“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自己的文章》）这是从历史观上肯定大众。
她说：“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必也正名乎》）。这是从为人处世上肯定大众。
《半生缘》中的曼桢遭到姐姐璐曼和姐夫祝鸿才的囚禁，在生产住院的时候结识了产妇蔡金芳，她跟丈夫在小菜场卖鸡蛋为生。夫妇俩非常同情曼桢，把她救了出去并且收留了她。张爱玲写道：“曼桢觉得非常不过意。她不知道穷人在危难中互相照顾是不算什么的，他们永远生活在风雨飘摇中，所以对于遭难的人特别能够同情，而他们的同情心也不像有钱的人一样地为种种顾忌所箝制着。这是她后来慢慢地才感觉到的，当时她只是私自庆幸，刚巧被她碰见霖生和金芳这一对特别义气的夫妻。”
张爱玲是敬重普通人的。
然而，对大众张爱玲又很触头。
找裁缝做衣服，只要他扁嘴酸酸一笑，张爱玲马上心虚起来，觉得衣料少买了一尺。她雇三轮车拉印书的白纸，到了家门口付费，忽然害怕起来，一向在钱上算得很清的她，把运费往车夫手中一塞，也不要零头，转身便逃上楼，连对方的脸都不敢瞧。叫外卖，从不跟人照面，把钱从门缝递出，伙计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听脚步声远去，她才开门取进来。
这样的人想站到普通人堆儿里去，是不是挺滑稽。
她与他们其实是格格不入的，绝不不是一路人。
张爱玲的民间情节主要是在理性上和艺术创作上，而不是在感情上生活上。感情上她与大众格格不入，生活中亦本能地与他们拉开距离，划清界限。
张爱玲坦言：“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我看苏青》）
她嘲讽起普通人，下笔极重。她说，自己编了一出戏：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跟亲戚闹翻了，愤然跳起来叫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子哀戚地恳求道：走到哪儿去呢？这人把妻儿叫到一处，指示道：走！我们上楼去！开饭了，下面一声招呼，这些人呼啦啦全下来了。
张爱玲敬重普通人但绝不亲近他们。对大众，她是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