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黄竹浦人。他是十七世纪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大学问家，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

明代后期朝政败坏，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想有所振作。万历朝顾宪成因议论朝政罢官，与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一时有相同政见者闻风而至，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被人们称为“东林党”，和天启朝掌权的大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展开斗争。崇祯初年魏忠贤等虽垮台，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又爆发，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自缢。清兵乘机入关，占领了黄河流域，接着又南下消灭了弘光、隆武、永历等几个南明政权，统一了中国。

黄宗羲这一生，正处在这个大动荡时期。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天启三年（1623），黄宗羲十四岁考中秀才，随父进京。当时，东林党的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常到黄尊素寓所议论国事，黄宗羲深受影响。天启六年，黄尊素被魏忠贤杀害。翌年崇祯帝朱由检即位，黄宗羲递申冤状，为父昭雪。崇祯二年，复社成立，继承了东林的传统，宗旨是“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黄宗羲成为它的中坚分子。当时魏党余孽阮大铖有所活动，以黄宗羲、顾杲为首，复社成员一百四十余人在崇祯十一年（1638）写了《留都防乱公揭》，揭发阮大铖，表示：“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攻占北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阮大铖重上政治舞台，黄宗羲被捕。第二年弘光政权覆亡，黄宗羲返回浙东。五月十二日，宁波倡义抗清。六月九日，孙嘉绩、熊汝霖在余姚起义。黄宗羲与兄弟黄宗炎在家乡黄竹浦成立抗清武装“世忠营”。闰六月，浙东义军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但由于鲁王政权中的实权人物腐败无能，清兵步步进逼，战局严重恶化。黄宗羲曾率部五百余人进四明山安营扎寨，耕种自给。但局势已无法挽回。顺治七年（1650），清兵围攻四明大岚山，义军失败。第二年鲁王政权覆灭。黄宗羲作为义军领导者经历了艰苦的岁月。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怪说》）

清政府通过武力镇压与政治劝诱，逐步稳定了政局。至康熙年间，国基巩固，社会走向安定与发展。黄宗羲人生道路的最后三十年是在家乡以潜心著述、讲学授业度过的。他是当时极有名望的学者。康熙六年（1667），黄宗羲恢复了他的老师刘宗周主持过的证人书院，在此多次讲学。并多次应邀到宁波、海昌、石门等地讲学。他善于为学生指引研究学问的道路，反对当时不读书、专事空谈的坏学风，严格要求学生必须以六经为根柢。二十余年间拜他为师的学生多达一百多人，其中不少成为名人，如万斯同是史学家，万斯大是经学家，阎若璩是考据学家，查慎行是文学家。康熙七年（1668）诏征博学鸿儒，有人推荐黄宗羲。由门生陈锡嘏力辞。两年后，康熙帝又命两江总督和巡抚礼聘，黄宗羲以为母守丧、年老多病为由推辞。十年后，康熙帝又想召请黄宗羲进京备顾问。由大臣徐乾学婉辞。康熙帝是清代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尊重黄宗羲的意愿，曾特旨：凡黄宗羲的论著与他搜集的明代史料，均由地方官抄录，送交史馆，征其书而不征其人。由于民族矛盾逐渐缓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大趋势已经明显。因而黄宗羲虽终其一生拒不仕清，但他对清政府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他曾应县令许酉山的邀请，去海宁讲学五年。他支持弟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加编纂《明史》，后又让儿子黄百家参加修《明史》。为保存有明一代文献作出了贡献。

在讲学的同时，黄宗羲还尽力于著述。他严格规定了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不读完，就不睡觉，无论寒冬、严暑，他都端坐桌前，挥笔写作。他的著作，据初步统计有一千三百余卷。他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选编《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又在《明文案》基础上扩充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他广泛搜集借阅抄录，足迹遍东南。康熙十二年（1673），他访宁波范氏天一阁。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以七十四岁高龄，还访昆山徐乾学传是楼，查阅三百余种文集。

黄宗羲最重要的著作是《明夷待访录》。该书明确地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点，把“天下”当做“万民”之天下，认为官吏应该对天下万民负责，并非对君主负责，君臣关系绝非主奴关系，而是分工合作的关系，君主独裁是极端有害的。他还主张立法，他指出：“后之人主……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种“法”是“非法之法”，他要建立的“法”是“天下之法”，“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是保护“万民之法”。这部《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在明亡后通过历史的批判而提出的理想政治的纲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已从东林、复社与抗清志士的立场上，大步跨前，在许多方面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反映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行改革的要求。《待访录》中多次提到恢复三代之盛，实际上是借此描画自己的理想国。

黄宗羲的另一项重要学术成就是编写宋、元、明三朝学术思想史——他称之为“学案”。康熙十五年（1676）他先完成《明儒学案》。他论学以王守仁、刘宗周为宗师，但他对每个学派都作了客观的评述，用发展的眼光考察明代学术思想的演变。继《明儒学案》后，他即着手撰著《宋元学案》，自己完成十七卷，后由儿子黄百家、后学全祖望等相继续修成书。他晚年还潜心于哲学的思考研究，除在《明儒学案》及未完成的《宋元学案》中，通过评述各家学说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外，还写了《历学象数论》、《孟子师说》等著作。他反对服务于官方的程朱理学，接受王守仁、刘宗周的学说，又吸收宋人张载的理论，对王、刘之学有所突破，从而反对空疏之学，提倡“经世致用”。

黄宗羲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较大成就。他的研究涉及天文、地理、数学、乐律、医学等方面，在天文学方面，他支持徐光启的《崇祯历书》。他的《今水经》等地理著作，把实地考察作为论述的基础，因此做到“穷源按脉，庶免空言”，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

在人们的心目中，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往往掩盖了他的文学成就。其实，他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这些诗文，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笔宝贵的遗产。黄氏的文学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继承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他痛斥妄自标榜秦汉唐宋、分门别户的倾向。他也批评竟陵、公安的独抒性灵的主张，他认为性情应是作者的真情流露。重要的是作者要成为“学道之君子”，“人非流俗之人，而后其文非流俗之文”。明清之际和宋元废兴相仿，是汉民族“厄运危时”。黄宗羲的“至文”，正是元气受到压抑，迸发而出所成，是他的全人格的体现。

他的议论文雄视今古，立论卓绝，说理透辟，有严密的逻辑和高度的概括力，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而且在中国文章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他的记叙文则表彰明季忠义，为中国文学塑造了张苍水、钱肃乐、孙嘉绩、刘宗周等一个个崇高的形象，同时也总结明代文臣不习武、武人跋扈、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他还为草泽遗民、义士畸人立传。无论复社陈定生、布衣陆周明、有武功的王征南、普济众囚的澹斋僧、能工巧匠张南垣、说书艺人柳敬亭等等，都一一刻画，使他们栩栩如生。

黄宗羲认为，诗也是和史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以诗记史、以诗补史的主张，因而结集所作诗篇就定名为“诗历”。他的特殊生活经历，使他的诗作蒙上了一层悲愤不平之气，无论在述怀、写景、叙事、怀古、交游各类诗中，他都抒发了这种感情。他的诗作在清初诗坛上独树一帜，康熙中期形成的浙派诗，崇尚宋诗传统实在是开源于黄宗羲。

本书选译黄宗羲的文十六篇，诗三十首。内容过于深奥者不选，长篇巨著不选。

黄宗羲诗文的版本很多，有《南雷杂著稿真迹》，1989年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有《南雷文案》十卷附外卷一卷，是黄宗羲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七十一岁时自选其作的十分之二三编刻；两年后又编《吾悔集》四卷，又名《南雷续文案》，其后学人杨中默编次《撰杖集》，又名《南雷文案三刻》。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黄宗羲七十九岁时，将已刻文稿勾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并亲自点定，成《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附录》一卷；其后门人戴曾、戴晟校订《南雷文定三集》三卷；杨开源校订《南雷文定四集》四卷，均于黄氏生前刊行；黄氏卒后，其子百家校录其八十三岁以后之文，成《南雷文定五集》三卷、《附录》一卷。各集所载，有异有同。本书原文依据的底本，文依次为《南雷杂著稿真迹》（浙江古籍影印本）、《南雷文案》三种（用《四部丛刊》的《南雷集》本）、《南雷文定》（前三集用《丛书集成》本、四集用景姚山房本、五集用藜照庐丛书本）。所谓“依次”，即稿本中没有的文章，用《文案》本；《文案》也没有的，用《文定》本。《南雷诗历》原刻本为四卷，前三卷由门人施敬校刻，末卷由戴曾、戴晟校刻，后世印本遂有四卷本、三卷本，还有全祖望编选、郑大节校刻的五卷本。因此，诗原文依据的底本依次为《四部丛刊》影印的三卷本，《梨洲遗著丛刊》的四卷本，二老阁刻的五卷本。底本有误者则据他本径改。

本书碑传文部分（除《柳敬亭传》）由卢敦基执笔，其他均由平慧善执笔，全书由平慧善统稿。

平慧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卢敦基（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