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医家小传

于书庄，字子文，号博岐，河北安次县人。生于1924年，卒于2009年，享年86岁。主任医师，曾为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讲师，后为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是理论、教学、临床与科研均有建树的针灸学家。

一、呕心沥血，春蚕到死

2009年9月30日的上午，位于北京市某小区的一间公寓内，一位老人伏坐在书桌前，瘦瘦的身躯微驼着，苍老的面颊略显疲态，一副老花镜用一根细绳拴住兜在脑后，看得出这是一位耄耋老人。早上的阳光柔和明媚，在阳光的照射下，老人头上稀疏的白发随着他头的抖动闪着淡淡的银光。书桌上摆着许多针灸书籍，一沓稿纸铺在桌前，《经络实质》的标题赫然在目，老人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握笔的手不时地颤抖，常常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才能继续写下去。

突然，老人感到头晕、胸闷，还想呕吐，一种不祥之感掠过他的心头，于是他用颤抖的手拨打了儿子的电话……老人被送进了医院，在与病魔抗争了五十余天后，老人终因积劳成疾、心力衰竭与世长辞。

这位疾病缠身仍笔耕不辍的老人就是我国当代著名中医针灸理论学家、针灸临床治疗学家、教育家于书庄。

于书庄，字子文，号博岐，河北安次县人；生于1924年，卒于2009年，享年86岁；主任医师，曾为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讲师，后为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及针灸经络研究室主任；曾任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医学会理事、中国中医针灸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委员会针灸针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国针灸专家讲师团教授、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委员兼教授、美国《中医之声》顾问兼教授。

于书庄是理论、教学、临床与科研均有建树的针灸学家。理论上，他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准绳；而针灸临证，在辨证的同时更需辨经，在四诊中更应注重经络的诊察，只有辨清证属何经，才能真正做到循经取穴。他从1953年起就从事中医教学工作，1968年到北京中医医院后仍在为培养针灸人才而工作。上世纪70年代，他远赴埃及、利比亚、南斯拉夫、日本、叙利亚讲学，培养了一批针灸人才，为针灸在世界的普及做了大量工作。在针灸临床上，他主张取穴准确、用穴有理、取穴数量在少而不在多，即针少而力量专一的观点。同时他还深入研究针灸特定穴的功用以及临床效果，擅长使用针灸特定穴治疗内科疑难杂症，如五输穴、募穴、根结穴、原穴等，在临证时往往收到绝佳的效果。在科研上，他与中国科学院协作，发现“隐性循经感传现象”，先后获得卫生部、北京市科委科技成果奖6项，发表各种学术论文59篇。

他常说：“中医理论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每复读一遍就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将理论结合临床实践，才能更好地领悟与发掘先贤们的精髓。这才是一名合格医生的必走之路。”反复学习与实践，反复实践与总结，这就是他的治学态度和理念。

他是这样的一位老人，也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为了中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耗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当年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的夫人亲手书写了“老骥伏枥”四个大字，正是他晚年的写照。

二、立志学医，拜师学艺

于书庄1924年生于河北省安次县。其父继承祖上医业，在家行医。因多采用针药并施之法，对所治之症多有疗效，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受其父影响，于书庄自幼立志学医，尤其热爱针灸。其父也因他是家中长子，又见他对医道具有浓厚兴趣，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今后能够独立门户，支撑起这份家业，因而倾心传授医学知识。从浅显易懂的《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到精深难懂的《医学入门》、《濒湖脉学》、《针灸聚英》、《针方六集》等，都要求他背下来，对已背诵过的条文、歌赋则要求他能出口成诵，并理解义理，而且还随时抽查。在严父的指导和督促下，只有十几岁的于书庄已经初步掌握了中医的基础理论，但这些仍不能满足他探究医学知识的强烈欲望。父亲见他志向宏大，同时也希望他能学有所长，成就一番事业，于是在他18岁那年送他来到了北京。

于书庄初到北京时，经朋友介绍先在崇文门外北羊市口的一家中药铺当学徒。他白天抓药配药，有时还要给附近的几家诊所送药。晚间药铺关门后，在昏暗的烛光之下，整理一天收到的处方，认真汇集归纳，细细琢磨这些处方中的辨证立法和君、臣、佐、使的配伍奥秘。在整理体会这些处方时，一个医生名字不断映入他的眼帘，就是当时与药铺仅一街之隔、在南羊市口的东河槽2号开诊的冯济卿先生。

冯济卿先生，名怀宽，北京人；生于1874年，卒于1964年，享年91岁。他幼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稍长酷爱中医，入太医院医学馆学习。他学识渊博，造诣颇深，精于方药，每见神效，曾于清末之际供职于太医院，先后为太医院医士、吏目。民国初期，在崇文门外悬壶济世，为民众疗疾。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北京市第二中医门诊部顾问。他撰有《医论宜言》、《难经浅说》、《临证疏义》等，后经门人整理成《冯济卿医论集粹》存世。冯氏治学严谨，深谙中医理论，并有独到发挥。他开方规律，证因脉治齐全，在太医院开方时均加小注，注明解决何证。他从医六十余年，临证经验丰富，一生所收门人众多，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如齐少农、常忪坡、何相臣、李世明等，均为中医临床教学骨干，此是后话。

由于冯先生的诊所离于书庄学徒的这家药铺很近，所以他的许多处方都到了这里。于书庄常常询问服用了冯先生药的患者的情况，大家都对冯先生的医术竖大拇指。于书庄认定冯先生是一位好医生，于是常利用给冯先生诊所送药的机会，向他请教，还利用业余时间跟随他学习医理方药。

时间长了，冯先生见于书庄聪颖好学，刻苦勤奋，又博闻强记，且中医理论基础牢固，便有意收他为徒。于是在同行朋友的推荐下，于书庄拜冯先生为师。冯先生将自己平生所治之学，悉数传授给他。冯氏精于妇科，对经带胎产病有独到见解，在治疗妇科疾病时，重视调理脾胃。他认为带下等病多属肝郁脾虚所致，治疗注重疏肝健脾，重视当归、黄芪、党参等扶脾益血之品的应用，因此治疗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疗效颇佳。冯氏亦擅长内、儿科杂病，对肝、肾、脾胃病以及湿热、小儿惊风、腹泻等病更是药到病除。

冯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对于书庄的医学生涯有很大影响，后来他辨证施针、注重调理脾胃气机、针法贵在“通”与“调”等学术观点的形成与此有密切关系。

在冯先生的指点下，于书庄更加勤奋苦读，深究医理，常常学习至深夜。以后又在冯先生的鼓励与帮助下，经市卫生局考试合格，发给开业执照，于1951年在京坐堂行医，主治妇科疾病。1959年在区卫生局的主持下，冯先生正式收王开明、王旭斋、杜启增、于书庄等为其入室弟子。

在坐堂行医之后，于书庄不满足已学到的东西，为了实现自己从事针灸工作的理想，又经熟人介绍，拜当时京城著名针灸名医张文祥先生为师，从此踏上了探索针灸奥秘的道路。

张文祥先生是河北满城县人，自幼酷爱医学，早年在家乡行医，医德高尚，享誉一方。1928年携子来京，在东便门外挂牌行医。1937年又将诊所迁至广渠门内下堂子胡同。由于其医术精湛，登门求诊者远及京城四方。张氏擅长用针灸治疗内科及疑难杂症。他取穴准确，用针量少，手法独到，对于书庄后来的针灸学术思想和针灸技术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跟随张先生学习期间，于书庄勤奋好学的态度和不怕吃苦的精神深得张氏的赏识。渐渐地于书庄在京城已经有了名气，来找他治疗的病人逐渐增多，然而他仍不满足这些。1952年他参加了由卫生部举办的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脱产学习，得以系统学习中西医学理论，并于1953年3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毕业证书。

晚年之际，于书庄教授每每忆及年轻时拜师学艺之事，常慨叹当年的不易，言语中既充满了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也流露出对现在学习条件的羡慕之意，在旧社会，“教会学生饿死师傅”的现实和由此形成的传统观念，使得老师不可能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每到治疗的关键时刻，老师总是找个缘由将弟子支开。扎针的时候，就用长长的袖子罩住持针的手。特别是一些关键穴位的进针，往往是在弟子转身之际已经扎完了。这种情况下，想要学点东西就只能靠偷学，要靠自己细心观察，用心揣摩，不断总结点滴发现，整理心得。不过这种学习经历倒也培养了于书庄终身受益的习惯，就是爱琢磨、善总结、找规律，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诊疗经验。这也是他能成为中医针灸界一代大师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于书庄的努力与勤奋，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并善于挖掘和总结前贤们的中医理论和治疗经验，为他今后的教学和临证奠定了坚实的中医根基。当他年迈之时，仍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内经》、《医宗金鉴》等中医经典，以及整篇的《标幽赋》、《百症赋》等，由此可见他深厚的理论功底，这是当年的勤奋与刻苦换来的。他常说“善待病人”，可知他的为人与医德。也正是这种“医者父母心”的品质，成就了今后他在中医针灸界的地位，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技艺。

三、教书育人，桃李芬芳

由于成绩优异，理论功底扎实，1953年经市卫生局决定，于书庄被分配到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开始教授西医生理学、中医针灸学以及临床辅导实习，并承担西学中班、中医专科班、中医进修班的教学工作。在1957～1959年，他负责各种短期培训班的课堂教学和实习辅导工作。

在校任教期间，他的另一大收获是向同在学校任教的著名中医赵锡武教授学习。

赵锡武教授15岁起自学中医，熟谙中医学理论，对仲景之学尤为精通，曾求师于施今墨、肖龙友等名中医。在中医理论上造诣颇深，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之仲景学术思想的研究有独到见解。在学术上，赵氏善于博采众长，勇于推陈致新；在医疗实践中严格遵循中医学理论体系辨证治病，并主张中西医结合治病，他对冠心病、糖尿病、肾病、小儿中风等的治疗有独到之处。他的著作《赵锡武治疗经验》是其一生治学、行医、科研、授徒生涯的心得体会及经验荟萃。与赵锡武教授共事多年，于书庄的理论水平和临床技术又有了很大提高。

在长达15年的任教期间，为了丰富教学内容，于书庄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中医经典书籍，其中包括许多针灸古籍和历代名医专著。尤其是在学习张子和的《儒门事亲》中，掌握了针刺放血的理论、放血法的适应证以及禁忌证等。为了更好地教授针灸，他还亲自撰写了一本《针灸学讲义》，并以古籍中针灸经络图为蓝本，绘制出更加精细的针灸经络图。他还编写出针灸经络穴位歌，既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又简单便利，利于教学和学员背诵，使得枯燥难记的内容，一下子变得简单易懂。直至退休，于书庄教授的手中还保留着一本。那是本双页对开、蜡版刻写、油墨印刷的讲义，足足有一寸之厚，密密麻麻的小字隽秀而又工整，仍然散发出淡淡的油墨香气，由此可窥他当时付出的心血与辛劳。

由于于书庄工作认真踏实，勤劳肯干，加上爱动脑筋，授课时采用提问法、对比法、综合法，内容丰富且富启发性，形象生动，因此他的课深受师生们的好评，

1960年6月，在时任校长沈云峰的介绍下，于书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很快成为了支部委员、支部书记。

于书庄从医六十余载，教授过很多中国与外国学生，为我国中医事业培养了大批中医理论与针灸专业人才。如今国内的许多中医名家都曾听过他的课，真正是“桃李满天下”。这些仍然工作在临床一线的中医名家以及他工作单位中的老专家们，都对于教授的人格操守、思想品德、深厚的中医学理论功底、丰富的临证经验、高超的医术，以及积极地推动与专注于针灸学科学研究的精神赞叹不已，对他充满了敬意。

2006年5月，82岁高龄的于书庄给针灸班学员授课

四、探求医理，志做明医

1968年于书庄调到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工作，担任针灸科副主任，同时还兼任针灸经络研究小组负责人，直至1988年退休。调入中医医院针灸科，是他人生中最精彩时代的开始。从那一刻起，他就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发展中医针灸事业之中。

于书庄初到针灸科时，科内整体技术力量薄弱，针灸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为了提高科内针灸人员的整体业务能力，他组织科内医生定期进行业务学习，并安排科内医生给进修生讲课，目的是让医生在讲课的同时，也提高自身的中医理论及专业技术水平。当时针灸病历书写很不规范，医生在书写病历时都是根据自己的习惯，随意性很强。于是，于书庄安排针灸病历书写格式的专题讨论，明确了针灸辨证后，还需辨经，辨证以决定治则，辨经以决定取穴，从而制订出规范的病历书写格式，至今这种格式仍在使用。为了能完整地观察诊断、治疗、疗效的全过程，方便病历的收集、整理、归类，以利于教学与科研，他创建了针灸科病房。

针灸治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针灸为什么能治病？其机理何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于书庄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思考，总结并撰写出了《针灸为什么能治病》、《针灸治疗作用之我见》，以后又发表了《论针灸的治疗作用》和《影响针灸治疗作用的几个因素》、《针灸治则研究》等多篇论文。

于书庄晚年有一副对联很有深意，上联是“本古训，求新知，治学之道”，下联是“审病因，察病机，志做明医”。这是他在经过多年的求知与探索后，对自己为学为医的准则和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经验积累与沉淀之后得出的感想与体会。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的写照和治学的准则，更是他对后人的嘱托。

于书庄手稿

志做“明医”而不是“名医”，音虽同字却不同，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其发自内心的深意却大有不同。他曾对自己的儿子意味深长地说：“在治学之路上，不要求你成为一个名医，但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病因病机以及医学理论明白的医生，这才是作为一名好医生的先决条件，你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坚持不懈，努力进取。”这一句话反映了这位老人在治学之路上的宽广胸怀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怎样才是明医呢？来看一篇于书庄的文章——《针灸治疗作用之我见》。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决定针灸疗法治疗作用的内部联系，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针灸疗法应有的治疗作用。文中总结了大量的临床实践资料，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行归纳和提炼。于书庄认为针灸疗法的治疗作用是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的，是受着当时机体机能状态、不同穴位（配伍）、不同治法（针刺、放血、艾灸）、不同手法（补、泻、平补平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起决定因素的是当时机体的机能状态，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不同穴位、不同治法、不同手法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同时，针灸疗法的作用不能被孤立地认为某穴具有某种治疗作用，也不能孤立地认为某种治疗方法和手法能够起到某种治疗作用；而应该认识到针灸疗法的作用是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临床所以配伍不同、治法各异、手法有别，主要是以患者当时机体机能状态的不同为依据，而掌握机体机能状态的方法，就是“八纲辨证”。

他通过举例分析提出：针灸疗法治疗作用的内部联系就是在“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理论指导下，根据机体机能状态的不同，采取不同穴位、不同治法、不同手法，发挥针灸疗法应有的良性双向调整作用和镇痛、镇静、增强机体抵抗力等作用。而辨证不明，则会使取穴、治法、手法无所遵循，陷入盲目治疗。

对针灸理论与临床能有如此清晰的理解，这就是明医。他的其他几篇文章如《论针灸的治疗作用》、《影响针灸治疗作用的几个因素》、《针灸治则研究》等都展示了其明医的睿智与成熟。

五、扬威海外，为国争光

在任职的20年间，于书庄教授接待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与医学代表团，与其交流中医针灸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同时，为了将中国针灸推向世界，教授于1974年，曾先后赴南斯拉夫和利比亚签署工作合同，派科内医生出国工作，以及随中国医学代表团出访埃及、叙利亚、日本等国，为埃及以及周边许多国家闻讯乘飞机赶来的官员和群众进行针灸治疗。当时候诊室的病人一边打着拍子，一边高呼“新中国万岁，新中国万岁”，并将中国针灸誉为“友谊针”，场面十分壮观感人，从此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医生和中国针灸强烈的关注。开罗杂志社的记者对此进行了专访，写文章发表在杂志上并附有照片，对当时引起的轰动予以了报道。国内《健康报》也进行了报道，大标题是“银针走向世界”，小标题是“开罗轰动了”、“东方的奇术”。

1971年7月于书庄在埃及访问期间做针刺示范

鉴于于书庄将中国针灸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针灸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对中医学经络实质的研究所作出的突出成绩，1974年和1975年的10月1日，他两次参加了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署名邀请的国庆宴会、国庆观礼和游园活动。这是国家给予他的荣誉和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

六、注重科研，勇于探索

于书庄教授不仅关注与推动中国针灸在国际上的发展与合作，同时也关注中医针灸在国内的临床与科研进展。他不断发掘和总结中医针灸学的精华，研究与探讨经络学说的精髓。他自1975年起参与科研工作，与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祝总骧教授合作，测试病人人群中“显性循经感传”的出现规律。在测试中发现了除已知的经络“显性循经感传”，还存在另外一种不为人知的传导现象，命名为“隐性循经感传”现象，并通过十二正经的普查，公之于世，得到针灸科研工作者的公认。他还著有《隐性感传的发现和普查》，这篇论文于1980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委）三等奖。

他常说“科研这条路才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一定要把经络的实质研究出来”。从此他在科研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步履也更坚定。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多次主持或参加各级科研课题，《以冷光为指标对中医客观化及经络学说的研究》1980年获卫生部甲等奖、《隐性感传皮肤导电性的研究》1981年获卫生部乙等奖、《循经感传激发转化的研究》1981年获北京市卫生局科研成果奖、《循经感传与经穴发光变化之间关系的探讨》1982年获北京市科委三等奖、《气至病所对中医经络学及提高针灸治病效果的研究》1984年获北京市科委三等奖。

于书庄教授的科研情况也常见诸报端，1979年6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经络线是怎样找到的》；1981年3月20日《北京科协动态》第5期报道经络协作组对经络感传现象的研究取得成果；1981年11月16日《北京科技报》报道《热心科研工作的老中医，记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于书庄大夫》；1986年7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胃经隐性感传线的定位及其低阻抗性的实验研究》……

于教授还先后写出了高水平的论文、科普文章一百三十余篇，这在当今学术界也是少见的。他的论文不断地被国际与国内的各种期刊转载和收录，受到国内外医学界人士的称赞。

1986年，中国卫生部、北京中医药学会为感谢其在任职期间为中国针灸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西医结合研究会表彰他为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北京市卫生局特授予他从事中医工作30年荣誉证书。这是国家给予他的荣誉和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

《于书庄针灸医籍》于199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