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主要代表诗人，他在浪漫主义之后以戏剧独白诗独步于世，开创一代诗风，属于世界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之列。
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诗歌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耗竭了能量，走向了退潮。这时，正是勃朗宁率先改弦易辙，从“主观化”转向“客观化”的方向，为现代诗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勃朗宁不再像浪漫派那样直接抒写诗人自我的主观情感，转而用诗笔去探索男男女女的内心活动，揭露心理奥秘，一层层地穿透人间百态，直达灵魂深处。同时他的主题也从浪漫主义的单纯化转向复杂化，他书写的不仅是善良和爱，也包括怀疑、失败、心理扭曲和恶。
勃朗宁之前的诗人们扮演的身份是“巫师”、“祭司”、“神和英雄帝王的歌颂者”、“哲人”、“教师”或“先知”，他们都要求读者听从他们，与他们同化，并且往往表现出强求读者同化的倾向。勃朗宁与他们不同，尽管他怀着殷切的帮助人的愿望，却谦虚地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造象者”或“造境者”。他尊重读者的辨别力，公然要求他的读者不必同化，只须参与，并在参与中充分发挥审美想象和判断的主动权。
在许多方面，勃朗宁是现代诗的先行者，评论者认为勃朗宁似乎“跳跃了几大步”，从浪漫主义直接跳到了心理分析。在十九世纪，他是唯一把心理探索应用于现实生活的诗人。先拉斐尔派诗人斯温本说：“他思想的速度和别人比，就像火车比马车，或者电报比火车。”因为人们普遍跟不上他，所以勃朗宁得到承认较慢，他写诗二十多年后，诗名才稳步上升。随着时间的进程，他戏剧独白和心理分析的诗艺深刻影响了现代诗和现代诗人，特别是叶芝、艾略特、庞德和弗罗斯特；而福克纳等小说家的多元独白技巧以及推理小说和电影的多元视角模式也得自勃朗宁作品的滋养。
文学评论大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勃朗宁是浪漫派主要诗人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他超越了同代大诗人丁尼生和包括叶芝、哈代、斯蒂文斯在内的二十世纪主要诗人。”他还认为：勃朗宁和狄金森是十九世纪后期的最强者诗人，他们获得并保持了领先于他们的前驱者的地位；在某些惊人的时刻他们甚至“被他们的前驱者所模仿”。
勃朗宁被认为是英国“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不过他也被认为是“英语中最难懂的诗人”。由于他的诗难懂难译，在中国被译介得也最迟，所以除了修英语和英语文学专业者外，我国广大读者对他至今还不太熟悉。
生平和创作
勃朗宁生在伦敦南郊的坎伯韦尔。他的祖父母很富有，在西印度群岛拥有种植园。他父亲年轻时被派往那里去管理种植园，但因反对奴隶制不肯管理，被剥夺了继承权，回英国后在银行工作。他父亲很爱文学艺术，会多种外语，并拥有六千多册图书的藏书室，其中包括许多珍本。勃朗宁的母亲是个虔诚的福音派新教徒(非英国国教徒)，她的信仰中饱含着人道主义成分，她热爱自然，热爱音乐，钢琴弹得很好。这些因素都对勃朗宁的成长影响至深。
勃朗宁在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中长大，他在学校课程之外跟父亲学希腊和拉丁两种古文，同时还学法语、意大利语和音乐。因他的知识已大大超过学校教的内容，他觉得上学校没什么意思，从十四岁起就不再上学，而靠父亲的藏书室自学，有些课程则请家庭教师教。十六岁时他考虑上大学，因当时牛津、剑桥大学都不接收非英国国教的学生，而新办的伦敦大学是与宗教脱钩的，勃朗宁的父亲便送他上伦敦大学。但勃朗宁上了不到一年又回家了，这时他就决定以写诗为终身事业。
早在十二岁时，勃朗宁就在浪漫主义影响下写过一本诗，这本诗后来被他烧掉了。二十岁时他写成长诗《波琳》，副标题为《自白片断》。他这部诗追随雪莱风格，全诗充满了热烈的主观抒情、碎片性的自白和朦胧的梦境。其抒情主人公献身于诗，胸怀恢宏，而又深感自身无力，满腔心绪骚乱难平。“波琳”则是他不断呼唤的女性名字，但她并没有清晰的面貌，只是青年诗人倾诉的对象和聆听者。《波琳》于1833年靠姨母资助匿名出版，但这时恰逢浪漫主义思潮退潮之际，《波琳》出版后没有销路，评价也不佳，勃朗宁的初次面世遭遇了失败。
这时，勃朗宁面对着巨大挑战。首先是：还要不要坚持走写诗的路？——虽然他父亲家境殷实，支持着这个没“就业”的儿子写作，但他毕竟感到巨大压力。写诗显然不能谋生，可是他又不肯进银行、律师等赚钱行业，甚至也不愿写有销路的小说或评论文章为生。他认定诗是自己的使命，决定不顾挫折，坚持写下去。
第二个巨大挑战是：如果写诗，那么该选择走哪条路？——这时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初，风靡欧洲三十余年的浪漫主义诗歌已盛况不再，勃朗宁在切身体验中就痛感了这一点。他的《波琳》出版后连一本都没卖掉，拿到赠书的评论家们普遍贬斥他的“雪莱式自白”，称之为“愚蠢而低级”。最权威的要算哲学家穆勒的评语，他认为，“该书作者有相当的诗的功力，但在我看来他似乎被一种强烈的、病态的自我意识缠住了，其程度是我在神志清醒的人身上从未见过的。……一个人的心智到了这种状态，只能靠某种新的激情才能得到恢复和更新，所以我对他的最好祝愿就是：希望他遇到一位真的波琳。”
这对勃朗宁的打击是沉重的，使得他长期未把《波琳》收入自己的作品集。直到五十年代勃朗宁夫妇住在意大利时，罗塞蒂发现这本匿名出版的《波琳》，判断为勃朗宁所作，特地写信到意大利去问勃朗宁，勃朗宁才给予肯定。他将此少年之作收入1868年出版的文集时加了前言，请人们“对这部孩子气的作品多加宽容”。
勃朗宁的写诗是追随雪莱的浪漫主义风格起步的，而《波琳》失败的根源也在于此。浪漫主义无节制的自我膨胀和情感泛滥已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诗歌来到了一个历史转折路口。“江山代有才人出”，需要有人来解决走哪条路的问题。历史的使命落在这位有强烈使命感的青年肩上，他选择的道路是：从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观化转向客观化和戏剧化。为此他锲而不舍地摸索了十年，才取得突破和成功。
出版《波琳》后的1834年，勃朗宁曾随俄罗斯总领事到圣彼得堡旅行，并开始写戏剧形式的长诗《帕拉切尔苏斯》，次年由父亲出资出版。长诗主人公帕拉切尔苏斯本是个十六世纪瑞士-德国的博学之士，对化学、医学等许多学科都有研究。据传说帕拉切尔苏斯言语骄狂，行为怪诞，但勃朗宁在诗中把他塑造成一个浮士德式人物，一个无比坚韧和不惜代价追求智慧顶峰的人，最后他悟到了“从恶中见善，从失败中见希望”。这部诗得到了还不错的反响，青年勃朗宁得以进入了伦敦的文学界，老诗人华兹华斯向二十三岁的作者祝酒，评论家福斯特甚至写道：“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勃朗宁的名字和雪莱、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并列。”著名演员麦克里迪当场约请勃朗宁为他写一部悲剧，勃朗宁因此为他写了《斯特拉福德》，又连续写了几年诗剧，但是演出效果却不佳。
1840年，勃朗宁出版长诗《索尔戴洛》，其主人公索尔戴洛是但丁《神曲》中提到的一个意大利伦巴第地方的吟游诗人，勃朗宁演绎出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而重心则是对诗人与社会关系的心理探索。对这部诗的糟糕反应又使勃朗宁跌落低谷，——《索尔戴洛》被评为“最难懂的一部英语诗”，有人说：“我发现我再也不懂英语了！”丁尼生则挖苦说：我只读懂第一句“愿听者将听到索尔戴洛的故事”和最后一句“愿听者已听完索尔戴洛的故事”，可是“这两句话都是骗人的”。到了二十世纪，庞德对《索尔戴洛》评价很高，不过那是后话了。
在创作《索尔戴洛》期间，勃朗宁曾赴意大利旅行以熟悉当地情况，这次旅行中他对阿尔卑斯山麓小镇阿索洛很喜欢。在出版《索尔戴洛》后，他又写了一部戏剧性的长诗《碧葩走过》(其中也包含许多抒情插曲)，其主人公碧葩就是一名阿索洛的丝厂女工。这次他听从出版商建议，为了改变自己脱离读者的形象，把这本书印成廉价版的小册子出版，作为《铃铛与石榴》系列的第一本。接着勃朗宁又连续出《铃铛与石榴》系列小册子，在1841年到1846年间共出了八本。铃铛与石榴这两个意象取自《圣经·出埃及记》，象征的是音响与意义，或诗歌与思想。这个系列中有五本都是戏剧，但有三本是诗，包括第一本《碧葩走过》、第三本《戏剧抒情诗》和第七本《戏剧罗曼司和抒情诗》，其中收有《我的前公爵夫人》、《在贡多拉船上》、《圣普拉西德教堂的主教吩咐后事》等现今家喻户晓的名诗。
始料未及的是，读者对《铃铛与石榴》系列中的戏剧反应平平，而三本戏剧性的诗集却获得热烈反响，特别是1842年出版的第三本《戏剧抒情诗》为他赢来了良好的转机。原因何在呢？分析起来，原来是勃朗宁的作品往往偏于艰深，而且总是“把重点放在心灵发展的种种事变上”，这对于舞台演出而言太精细、太微妙了，很难表现出来。舞台演出要靠动作和表演，而勃朗宁的作品只注重心理而不关心动作，因此舞台剧形式对勃朗宁不是很适合。可是在上述几本诗集中，他却找到了一种适合他的独特形式——戏剧独白诗。
1844年，勃朗宁再次游历意大利，——看来，意大利已成了他不竭灵感的源泉。返回英国时，他读到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新出版的两卷本诗集，伊丽莎白在诗里把勃朗宁和华兹华斯、丁尼生并列，并指出：把勃朗宁的“石榴”剖到中心，“会看到一颗鲜红的人道主义的心”。勃朗宁为伊丽莎白对他的相知深深感动，写信给伊丽莎白说：“我全心爱你的诗，亲爱的巴雷特小姐。”他盛赞伊丽莎白诗中“新奇的韵律、丰富的语言、凄婉的力量和真诚勇敢的新思想”，然后又加上：“我真的全心爱这些书，而且我也爱你。”这时是1845年1月。从这封信起，引出了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一段爱情传奇。
伊丽莎白·巴雷特，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自十五岁上骑马摔伤导致脊椎伤残，然后又加上肺病咯血，但她以顽强意志潜心写诗，令人惊讶地把禁锢的生命能量在创作中发挥出来，两卷本诗集已使她名满英伦。她在给友人的信中透露：“昨夜我收到诗人勃朗宁的信，这使我欣喜若狂，——勃朗宁，《帕拉切尔苏斯》的作者，神秘之王。”然而，以自己病弱之身和三十九岁的年龄，她决不敢发勃朗宁那样的狂想，她努力给勃朗宁降温，但她还是身不由己，深深陷入与勃朗宁互通款曲谈知心话的书信来往之中，两人在约六百天的交往中互写了五百七十多封信。
长年卧病的伊丽莎白素不见客，直到1845年5月，勃朗宁破例得到允许，初访伊丽莎白。这次见面导致感情升级，勃朗宁立即寄出了热烈的求婚信，但仍遭不敢奢望爱情的伊丽莎白婉拒。她退回了原信，要求他烧毁，并规定“只能做朋友”。勃朗宁只得遵命(他的名作《失去的恋人》就是此事的戏剧化描写)。然而他是个锲而不舍的人，他的信伴着从园中摘取的鲜花，依旧几乎每天出现在她的床前。伊丽莎白深感自己寒伧，怕过分拖累对方，竭力抗拒着，直到被他的真情融化再也无力抗拒而投身于爱的怀抱。
勃朗宁明白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要接过一个病残者来照顾她的终身。而一切客观条件都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伊丽莎白比他年长六岁，伊丽莎白的父亲坚决反对他们来往，而且她已有六年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从当时情况看，她不再有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
勃朗宁迎着逆境而上。伊丽莎白受到极大触动，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钦佩他坚毅正直的品格。我因他在逆境中(他的感受比我更深刻)的勇气而爱他。”
英国阴冷的天气对肺病不利，当时治肺病又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处方是到温暖的意大利去疗养。这也正是伊丽莎白得到的医嘱。然而她严厉的父亲却不予批准，这导致勃朗宁的爱情带着怒气爆发，一双有情人终于决定不顾严父禁令，“私奔”去意大利。
这真是异想天开，然而奇迹出现了：爱情给伊丽莎白注入了神奇之力，还在他们筹划过程中她就开始站立起来，渐渐能走出房间，在久违之后重新亲近大自然，这时她的感觉就像是“甩掉了早已加身的寿衣”。1846年9月，他俩秘密结婚，伊丽莎白演出了她笔下的“逃亡的奴隶”，和勃朗宁去了意大利，最后定居在文艺复兴发祥地佛罗伦萨。父亲从此与她断绝关系，剥夺了她的财产继承权，并拒绝拆看她的信。他们在意大利尽管经济窘迫，但伊丽莎白在信上说：我的兄弟认为年收入不到两千英镑就不必谈论婚姻，而我们一年开支不到三百英镑却过得很幸福！伊丽莎白的健康也有了奇迹般的改善，并在四十三岁高龄生下一子。尽管长期重病对她体质的损伤难以逆转，他们还是赢得了十五年幸福生活，直到伊丽莎白因肺功能衰竭，于1861年的一个夏日安静地死在丈夫怀抱里。
爱情不仅挽回了伊丽莎白的健康，也催生了她最好的作品：抒情诗集《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和以女性独立自强为主题的诗体小说《奥萝拉·李》。而勃朗宁也在同一时期出版了《勃朗宁作品集》和《男男女女》，其中包括他最优秀的戏剧独白诗。意大利的十五年成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伊丽莎白去世时勃朗宁只有四十九岁。从意大利返回英伦的他已是众人仰慕的文坛大师，他也曾“为了儿子”谈过对象但又中途放弃，终身没有再婚。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吧！这印证了勃朗宁夫妇的深厚感情。
勃朗宁回国后仍笔耕不辍，而且创作思维毫不衰减，这期间他最宏大的成果是《指环与书》。还在意大利时，勃朗宁在佛罗伦萨的旧书摊上淘到一本纸张发黄的旧书，这是十七世纪末罗马一件凶杀案的资料。他以一里拉的便宜价格买了，在回家路上边走边看，就被它深深吸引，产生了写诗的构想。随后他对此案又作了进一步调查了解，回到英国仍在继续构思，终于以多年不懈之功完成巨著《指环与书》，于1868年到1869年分四册出版。他根据的那本“老黄书”本来只载有律师发言，间或引用当事人的话，而勃朗宁运用推理和心理方法，构思推演成十二卷不同人物的长篇戏剧独白诗，全长两万一千余行。此书一出，得到好评如潮，被誉为勃朗宁戏剧独白艺术的顶峰之作和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英国诗。《指环与书》也开启了文学多视角的时代。研究者认为，在各卷不同视角的讲述中，没有一个是相当于上帝的全知视角的，该书有一种不断推进、变迁、切换的动态结构，正如现代解构主义所说的那样，它不断地生产着意义，却不断地延宕着终极真实。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很多小说家和电影导演都追随勃朗宁，从全知视角转向多视角的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