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

2013年酷暑，炳辉君来电邀稿，加入天振、思和两位先生和他主编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丛书的行列；用他的话说，是“加盟”。我的第一感受是同行信任，颇有荣幸之感。接着的感受是惭愧，感觉自己近些年来在这个领域成就一般；加之实在没有时间，无暇翻译外文旧作，显然难以结集成书。考虑几天之后，还是谢绝了主编们的美意。炳辉对此的反应是“意外”和“失落”，但是他很执著，让我不要马上回绝，并在信中耐心解释了丛书的编辑意图；他还根据我的研究方向，罗列了几个理应甄选的专题板块，读来似乎有理。我想，拒绝来自上海母校的恳切请求，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或曰不识抬举，最后还是答应献丑。

在我读大学和研究生学业的时候，比较文学是一门显学。因此，1986年去德国留学，选择的第一专业就是比较文学。在德国读比较文学门槛较高，首先要过语言关。我在注册时，必须拿出掌握四种语言的证明材料。的确，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是比较辛苦的。师从狄泽林克（H．Dyserinck），深感荣幸。虽然师出名门不能说明一切，但是回头想来，在他那里没有白读。记得起初与导师谈论文设想时，他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书使人愚蠢，关键是把你的论文写好。我当然明白，要写好论文，不读书是不行的。他的意思是暂时少看闲书。感到欣慰的是，五年时间拿下了博士论文，这在德国不算慢。论文出版以后在西方学界的征引率较高，多少满足了一些虚荣心。尽管博士论文纯属比较文学，后来的教授论文亦与比较文学有关，但是我在德国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至少在名义上与这门专业有点距离。比较文学成了偶尔关注的东西。

关于这本书的设计，本想翻译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中的个别篇章，但是实在日不暇给，因而拾掇了回国以后用中文撰写的相关文章。利用这次机会，一些已经发表、但因相关刊物篇幅所限而未能全文发表的文章，得以展示全貌。丛书编者希望收录几篇概念史论文，这也确实是本人近些年来最用心、耗时最多的研究课题，参加的学术活动和研讨会多半与此有关。尽管丛书的编辑思路中有“学术个性”“学术前沿性”“独特贡献”等字样，鉴于本书主题和规定篇幅，概念史篇什只能付诸阙如。上文谨书前后因缘。

本书共分四辑。第一、第二辑探讨的是文学理论问题，也是比较文学的应有之题。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应该知道，西方学术中没有独立的文学理论学科，也就是中国所谓的“文艺学”。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史中，对于这个学科的定位亦即称谓，曾有法语Littératu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英语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或德语Allgemeine und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也就是“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一复合形式。弗里德里希（W．P．Friederich）于1952年在查佩尔希尔创刊的美国比较文学年鉴，名为《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德法等国的比较文学教席、研究所和专业协会，曾经常见这个名称。换言之，这个专业原初就包含两个部分：既包括比较历史部分，即分析各种文学之间的异同及其相关问题；又包括比较体系部分，即文学理论和方法学。也就是说，“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即超国界文学研究的理论部分。梵·第根（P．van Tieghem）早就把“总体文学”看作真正的比较文学之璀璨顶峰。而在美国比较文学模式中，“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literary theory）则指比较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理论和比较方法学。韦勒克（R．Wellek）和沃伦（A．Warren）的比较文学经典之作《文学理论》，探讨跨国理论和方法，依然堪称“总体文学”的代表作。做理论需要比较，比较的目的旨在理论，也就是在比较中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不过，就专业名称而言，人们最终还是青睐“比较文学”这一简略形式（法：Littérature Comparée；英：Comparative Literature；德：Komparatistik；西：Litteratura Comparada；意：Letteratura Comparata）。

这个专业名称常会让人首先想到“比较”，尤其是外行会望文生义。两种密切相关的观点相沿成俗：其一，文学比较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事情；其二，比较文学本该界定为文学比较研究。今天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是跛足的。比较文学早就不像在19世纪那样，与比较自然科学（例如比较解剖学）相对应，严格地自视为文学比较学科，而且唯有比较。其实，我们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中所能见到的20世纪初期那种对于“文学比较”的笃信，后来越来越少。尽管施泰纳（G．Steiner）曾强调指出，文学研究与艺术阐释从来就是“比较”；并且，借助比较的审美判断与阐释学论述，是分析和探讨文学作品的常数。可是，他不是在说一种特定的、轮廓明晰的方法。艾田伯（R．Étiemble）于1963年发表名著《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在晚近或此前的不少比较文学定义中，“比较”已经无关宏旨。这尤其见之于那些把比较文学看作世界文学研究的模式，也就是世界文学为其研究对象的学科。此外，西方比较文学家反对过于拘泥于这个学科的名称，已经年深岁久。科彭（E．Koppen）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指出，当今比较文学主要关注一些完全别样的问题；在比较文学中，对照要比比较更典型；即便在那些确实要做比较的地方，也不再是19世纪所理解的比较。的确，当今比较文学对于研究对象的确定，多半是探讨和剖析至少两种不同语言之文学中的文学现象、特别是文本现象，比较仅为一种研究可能性。

本书第一、第二辑分别论述“文学社会学”与“接受美学”。其中，有些内容是初次介绍到中国，如许京的文学趣味社会学，或西尔伯曼与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另有一些文章所论之题，其实在中国学界已不新鲜，都曾有人做过研究。重拾这些论题，我不以为是老调重弹。这不仅在于有些命题值得一再考究，也不只因为人的认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有些研究方向所寻求的答案至今尚无定论，比如文学社会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这里顺便提一句：埃斯卡皮（R．Escarpit）的《文学社会学》（1958）和菲根（H．N．Fügen）的《文学社会学的主要方向及其方法》（1964），常被视为这个学科之真正诞生的标志性著作，而两位作者也是比较文学家。钻研这些论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除了本人近些年在北师大文艺学的教学工作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学界引进外国理论的实际状况。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西书翻译处于“大跃进”时期，跟风、抢滩者争先恐后，几乎译介了所有外国时髦理论，或者因为此前的闭塞而未听闻的学说。可是我们不得不说，当一切已成往事、已被载入我们的接受史后，有些理论（或曰其关键环节）似乎从来没被真正领悟。不少人依然停留于浅尝辄止的满足。因此，就这两个专题而言，笔者并无多少创新奢望，只求多介绍一些中国学人尚未涉猎或知之不多的东西，或者把有些问题说清楚。

第三辑“文学形象学阐微”的学科关联无须赘言，这也是本人所属德国亚琛比较文学学派的“嗜好”。狄泽林克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首屈一指的人物，也是20世纪50年代加雷（J．M．Carré）和基亚（M．F．Guyard）倡导研究他国形象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被不少人称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我的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1871—1933：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法兰克福、伯尔尼、维也纳、巴黎、纽约：Peter Lang，1992）和教授论文《觉醒与反抗时代的自我认识：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威斯巴登：Harrassowitz，2006），都与比较文学形象学有关，前者探讨“他者形象”，后者关乎“自我形象”，并尝试从形象学视角出发编撰文学史。我在《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上发表的译文《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狄泽林克）及“译者按”，首次在中国介绍“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二十年来，中国学界不但关注这一研究方向，而且取得了一些可喜成就，尽管有些研究并非明确的形象学课题。对于形象学的历史、方法和特点的评介，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第三辑便是几篇与形象学定义和方法有关的书评和小文。

第四辑是一组与国际汉学有关的文章。已经在中国成为“显学”的海外汉学，乍看与比较文学无多关联，其实不然。就方法论而言，开放的比较文学从不排斥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沟通；更何况跨国性研究与超国界意识和立场，既是比较文学观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如果我们仔细查考汉学研究中的一些论题，例如中国经典解读、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翻译研究、语言符号阐释等，马上就会发现，它们何尝不也是比较文学论题呢？两者甚至有着天然联系。世界上身兼汉学家与比较文学家者大有人在；其中最有名者，当数比较文学和汉学大家艾田伯。迄今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跨国视野和超国界性质在有些汉学命题中彰显无遗；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汉学与比较文学的有机结合具有很大潜力，很可能为比较文学这一超国界学科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想要无限制地扩大比较文学的领地，况且汉学研究也不是都可拿来与比较文学衔接的。我所强调的是在汉学研究中发现比较文学论题，在汉学材料中选择和提炼超国界研究的素材。简言之，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跨学科的重要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选录了几篇与汉学有关的论文或书评，它们在方法上与比较文学多少有些契合之处。而设置这一辑的真正原因，是这些文章与本人近期的学术兴趣直接有关。汉学是中国之外的学者所从事的中国研究。作为曾经长期在外的学人和海外汉学的直接参与者之一，我曾参与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大型项目“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这个西学东渐之汉语历史语义学亦即概念史课题，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亦涉及不少思想史问题。第四辑中的两篇与人商榷有关问题的文章，能够从一个侧面窥见本人在这个领域做过的探讨。谓之“商榷”，并非客套，笔者确实诚心与人讨论。对于不少学术问题，委实需要进一步讨论辨明、反复商榷。发表不同观点，不但于学术有益，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再学习的机会。其实，起首那篇小文谈论自己对“汉学”和“汉学主义”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篇商榷文章。在这个上下文里，我想捎带提一下所选文章的文笔：本书主要由论文组成，因相关论题而收录部分书评、笔谈或随笔。于是，整体风格自然不一。读者一定能够理解，这是文章汇编所致。

最后，我想就书名中的“历史意识”做一些说明，并用大约相近的“历史性”来替换本书中的这一核心理念：“历史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来自这个概念的本义，与研究方法有关，用“历史性”来表示学术中纯粹的实证方法，亦即深入的历史考证。同时，“历史性”也指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也就是研究者借助所能看到和可能收集到的史料来说明经验和行为、人和事物的历史存在。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想到的首先是做学问时的重考据的态度，至少是一种追求。“历史性”是做学问的任务和视角。换言之，文章应该言之有物。即便是纯理论文章，即便理论本身艰深难懂，“历史性”也是说明问题的重要途径。至于我本人做得如何，还有待读者看了后文做出判断。这里还须说明的是，此处“历史性”主要在说材料功夫以及尽可能的“客观性”，并不代表观点本身。观点的成立，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历史性或客观性，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当今展示，它还包含或观照历史的形式、题材、新解、呈现甚至发明等因素。不过，这都有其严格的界线，即知识或学识所认定的“曾经如此”。比如：我们可以重构屈原的生平，甚至由于原始资料的不足而添加许多东西；可是，我们不能在一部可信的历史中，说屈原在唐玄宗时代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这会与历史传承及我们的知识大相径庭。

“历史性”的第二个方面，多少有些哲学意味。在欧洲学术用语中，法语“历史性”（historicité）概念首次出现于1872年；英语对应词historicity，约出现于1882/1983年。德语中的这个概念Geschichtlichkeit或Historizität，早已见之于黑格尔、施莱尔马赫或谢林的著述。将“历史性”用于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强调在历史语境中解读文本，以及解读本身的历史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万物皆流”之说：，或许可被视为历史通则。他所说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揭示的是世间万物变动不居的道理。的确，没有变动就没有时间，没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在变动不居中，各种理论相继而出；并且，各种理论话语形式都与其他理论、言说和实践相互影响，即所谓互文性。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躲过历史关联，其中有继承发展，也有背道而驰。换句话说，眼前之物只有了解其形成才能完全被理解。另外，历史性是个体感受历史的现今表现形式，是传流而来的现实结果，也是现时建构历史的产物。历史有很多面相，今人只能或只愿看到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复制。用福柯的话说，历史只能是现今所见历史。回顾历史或重构历史，现时会对思想产生影响，或曰思想本身受到历史发展的制约。历史性是今天能够得知的东西与现时状况的结合体。将“历史性”用于解读各种文学理论，可称为理论的历史性与理解的历史性。这也是我对理论研究的理解。

编完书稿，上网查找了这套文库已经出版的著作，发现作者中有我长年钦敬的长者，亦有不少学界老友；另有一些学者，虽然未曾谋面，但已久仰其名。但愿我的参与不是滥竽充数。无论如何，笔者自知学力不足，书中舛误和偏颇之处，自不能免，尚乞同道正之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