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8年6月26日炎热的中午，在巴黎，“国立工场”的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在圣安东尼区的一条狭窄的胡同里，正规军的一个营正在攻占一座街垒。几发炮弹已经把街垒摧毁；一些幸存的街垒保卫者正在纷纷撤退，他们一心只想着逃命。突然，在街垒的顶部，在一辆翻倒的公共马车的残架上，冒出了一位身材高大，穿一件旧衣服，腰间束一条红围巾，灰白蓬乱的头上戴一顶草帽的男子。他一手举着红旗，另一手握着弯弯的钝马刀，扯着尖细的嗓子在拼命叫喊，一边向上爬，一边挥舞着红旗和马刀。一名步兵学校的学员正用枪瞄准他——放了一枪……只见红旗从那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手里掉下来，他自己也脸朝下直挺挺地栽下来，好像在向什么人行跪拜礼……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

“你看！”一位逃跑的起义者对另一位说，“波兰人被打死了。”

“他妈的！”另一位回答说。接着两人飞快地向一幢房子的地下室跑去。那幢房子的所有窗户都关着，墙壁上弹痕累累。

这位“波兰人”就是——德米特里·罗亭。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屠格列夫的小说《罗亭》的结尾。一个一直处于漂泊之中的人，最终为自己的思想找寻到了最后归宿——在那里，而且也只有在那里，思想与生命、理想与现实、言语与行动才完全融为一体，并以一个决绝的姿态，把这种结果呈现了出来。只是目睹这最后一幕的，是两位逃跑的起义者，还有巴黎起义的镇压者。

不过这无损于罗亭生命最后一幕的意义——就罗亭一直无法为其思想和理想找寻到一个自我实现与落实的境遇，并也因此而屡遭诟病半生坎坷而言，巴黎巷战中的这样一个姿态，几乎集中了罗亭一生的努力：理想、启蒙、激情、献身……那是生命与精神的一种高亢而高扬的姿态，一种背离世俗与凡庸的姿态，一种最终摆脱了各种牵扯而呈现出来的终极决绝姿态。罗亭用这样一种最后的坚定决绝姿态，将他从所谓“行动的矮子”、“多余的人”、“零余者”、“冷酷的人”的行列里清除出来——他最终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牺牲者，一个街头巷尾的战士，而不只是一个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人，一道漂浮在俄罗斯社会与生活之外的影子，或者一个可有可无的并不真实的生命存在。在革命者与道德说教者之间，罗亭最终以一个自我牺牲的革命者的姿态，完成了对一个道德说教者的超越。

其实，罗亭的一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片段式的，这也正是他生活的方式：漂浮、四处奔波，没有人曾经见到过或者能够见到一个完整的罗亭，但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将这样一个片段式生命的最终结局呈现给所有读者，又在文本中为罗亭安排了一个几乎毫不留情面的“剖析者”——当罗亭热衷并极为擅长地剖析时代、剖析俄罗斯、剖析人性和文明的时候，他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他大学时代的同学列日涅夫，一个罗亭性格和命运的必不可少的观察者与剖析者，当然还包括批评者，以及最后时刻的同情者与包容者。而罗亭与列日涅夫的最后一次对话，一次坦诚高尚而又略带感伤的对话，实际上既是罗亭最后在巴黎巷战中那一个姿态的一个思想注脚，也包含了作为叙述者的屠格列夫对于罗亭这位俄罗斯曾经的激情与道德想象力的代言人的一种复杂而真切的情感，那是一种切肤之痛：

两位朋友互相碰杯，又满怀深情地，带着纯粹的俄罗斯韵味，音调不准地唱了一首昔日的大学生歌曲。

“现在你要回乡下去了，”列日涅夫又提起这件事，“我并不认为你会在那儿停留很久。我也无法想像，你将在何处，以什么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请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总会有一个安身之处，藏身之地，那就是我的家……你听见了没有，老朋友？思想也会有自己的残兵败将，他们也该有一个栖身之处。”

罗亭站起来。“谢谢你，老兄，”他说，“谢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意，只不过我不配享有这样一个栖身之处。我毁了自己的一生，并没有好好地为思想服务……”

“别说了！”列日涅夫说道，“每个人只能够尽其所能，不应该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你自称为‘漂泊一生的犹太人’……可你怎么知道，也许你命该终身漂泊，也许你因此而在完成一项崇高的使命，而自己还不知道。有道是：谁都逃不出上帝的手掌。这话很有道理。你不留下来过夜吗？”

“我走了！再见。谢谢……我的下场将是非常糟糕的。”“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你非走不可吗？”“我要走了。再见。过去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请多包涵了。”

“好吧，我有什么不是，也请你原谅……别忘了我给你说的话。再见了……”

上述文字中弥散着一种理想主义者在遭遇到现实挫折之后无法避免的失败主义或者颓废主义、虚无主义一类的情绪。这种情绪既是一种思想的情绪，也是一种生命的情绪；既是一种理想的情绪，也是一种道德的情绪；而这种情怀既是罗亭的，也是大多数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在激情与道德想象力都遭遇到现实挫折之后的一种“自然”呈现。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即在列日涅夫这里，罗亭作为“这一个”的文学意义、思想意义和道德意义，真正得到了一次可靠的落实和回报。换言之，罗亭思想与生命的努力，固然在俄罗斯大地上没有绽开花蕊、结出果实，但也因为有了列日涅夫这样的“目击证人”，而多少应该有些宽慰。而在此之后所剩下的，就是罗亭自己如何选择释放思想生命和情感生命在屡遭碰壁之后所淤积的能量的方式了。而在此情况之下，巴黎革命，似乎也只有巴黎革命，也就极为自然地成为了罗亭最合适的归宿。在那里，随着那一声枪响，罗亭的生命不是停止了，而是得到了超度与升华，那是一个高亢激昂的思想生命与情感生命一直期待的结局：一种死亡的壮烈华美气息，随着那一声枪响而弥散开来，将这个无法自我安息的生命弥盖包裹起来，那是这个生命一直期盼着的最动听的安魂曲。甚至可以套用鲁迅的一句话，“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是一件事的开头”。仅就此言，罗亭用其生命，将其话语的全部意义得以真正落实乃至延伸。

二

就在罗亭巴黎街头就义六十年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的胡适，在其留美归国前一首《沁园春·新俄万岁》词中，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于俄罗斯那些革命者的羡慕、追随与赞颂：

半年之后，胡适回到中国，掀起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启蒙思想运动，他将这场运动，视同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而从胡适上面这首词看，尽管胡适早期思想的基本构成，以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尤其是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为主体，但俄罗斯知识分子那种为理想而牺牲献身的热血激情，也曾经温暖激荡过一个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心灵(尽管那时候胡适并没有读过《罗亭》)。

不仅如此。巴金在他的《家》中，更是将罗亭及其生命激情、思想激情与道德想象力，作为吸引并昭示觉慧、觉民等青年与缺乏生气与活力的生活进行抗争，努力摆脱死一般无趣和冷漠现实的精神灯塔。在《家》中，罗亭给予觉慧、觉民他们的，显然并非仅止于所谓的思想。

罗亭其实是以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进入到《家》中那些渴望激情与活力的年轻生命的视野之中的，在《家》里那些年轻人眼中，那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思想生命和道德生命，在罗亭身上，思想与道德是融为一体的。换言之，觉慧们从罗亭这里获得的，绝对不只是思想上的启发激励，而是一种道德的、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启迪，其力量无疑是要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思想上的启发招引的——即便是在千万里之外的异域，罗亭依然是一个不停地释放出思想能量和道德能量的生命存在，激励着《家》中那些年轻的生命去尝试、去拼搏、去冒险。

三

罗亭曾经作为一个“闯入者”，而扰乱了一些人原本平静的生活。其中就有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而她的生活原本是这样的：

那是个静谧的夏天早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明净的天空，可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苏醒不久的山谷散发出阵阵清新的幽香。那片依然弥漫着潮气，尚未喧闹起来的树林里，只有赶早的小鸟在欢快地歌唱。缓缓倾斜的山坡上，自上到下长满了刚扬花的黑麦。山顶上，远远可以望见一座小小的村落。一位身穿白色薄纱连衣裙，头戴圆形草帽，手拿阳伞的少妇，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小道向那座村庄走去。一名小厮远远跟在她后面。

这是罗亭到来之前巴甫洛芙娜的生活环境，一个寻常夏日的早晨，宁静而悠闲，一派俄罗斯式的田园乡野情趣。这样生活中的人，自然也是闲散安逸的：

她不慌不忙地走着，好像在享受散步的乐趣。环顾四周，茁壮的黑麦迎风摇摆，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起伏的麦浪不断变换着色彩，时而泛起阵阵绿波，时而涌出道道红浪。高空中，云雀在施展银铃般的歌喉。

而就在这个早晨，在刚刚探视完一位生病的农妇的时候，巴甫洛芙娜与路过此地的列日涅夫有这样一段伏笔性的对话——这段对话不仅对罗亭的出场作了铺垫，而且对罗亭时代的整个俄罗斯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与情感状况，也作了铺垫：

“冷冰冰的表情……您总是需要火，而火是毫无用处的。它燃烧，冒烟，过后就熄灭了。”

“还给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接着说。

“是啊，……还会伤人。”

“伤人就伤人吧！那也没什么。总比……”

“我倒要看看，哪一天您被火烧成重伤以后还会不会说这样的话。”米哈依洛·米哈雷奇气恼地打断她，挥动缰绳在马背上抽了一下。“再见！”

与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对热力、激情的渴望相比，列日涅夫对热力、激情等则有着一种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偏执”和警惕，这当然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但在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的表象下面，似乎又显示出某种难以言说的沉重与矛盾纠结。在小说《罗亭》中，列日涅夫、巴甫洛芙娜等，无疑是屠格列夫予以肯定的俄罗斯庄园经济与庄园生活方式的优秀代表，他们代表了俄罗斯那个时代乡土的沉着、宁静、宽容与良善，当然，他们也需要一种世俗生活的外表，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于高尚、自由和为更多的人的解放而牺牲奉献者应有的尊重理解，这也就是列日涅夫，一个嘴上面一直说不需要激情同时也生活得沉闷而凡庸的俄罗斯人，为什么在小说的结尾会对罗亭的一生作出如此饱含着理解与尊重的“盖棺论定”。

而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的客厅里的无聊，似乎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罗亭的激情对于当时的俄罗斯社会，尤其是对贵族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意义所在：当贵族知识分子们沉湎于一个极为狭窄的自我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时候，更广大的俄罗斯社会还挣扎在生死边缘——巴甫洛芙娜的清晨正是从探视一位病重的农妇开始的。而罗亭为了知识，为了追求真理而奉献的生命活力，难道不正是当时的俄罗斯所需要的一种道德自觉，哪怕这种自觉并不是恒久的？

不妨来看一看第一次出场的罗亭，他的娓娓而谈带给沉闷凡庸的贵妇客厅的究竟是什么：

过于丰富的思想妨碍了罗亭用确切而周密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形象一个接着一个，比喻层出不穷，时而大胆得令人瞠目结舌，时而又贴切得令人拍案叫绝。他兴之所至，恣意发挥，充满了激情和灵感，绝无空谈家的自鸣得意和矫揉造作。他并没有挖空心思地寻找词汇：词语自己会驯服地、自然而然地流到他嘴里，每一个词语似乎都是直接从灵魂深处喷发出来，燃烧着信念的火焰。罗亭几乎掌握着最高的秘密——说话的高超艺术，他知道怎样在拨动一根心弦的同时，迫使其他的心弦一起颤动、轰鸣。有的听众或许不明白他说的确切含义，但是他们也会心潮澎湃，他们面前一道道无形的帷幕徐徐升起，展现出光辉灿烂的前景。

罗亭的所有思想似乎都向着未来，这就赋予它们一股冲劲和朝气……他站在窗前，目光并不特别专注于某人，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说着——由于受到普遍的同情和关注的鼓舞，由于几位年轻女性的在场，由于美好的夜色，由于源源不断的感受的吸引，他已经登上了雄辩的高峰，达到了诗意的极致……他的声音细腻而温柔，这又平添了几分魅力，好像是神祇在借助他的嘴说话……罗亭在论述短暂的人生为何具有永恒的意义。

这当然是叙述者视角里的罗亭，当然也是几位被深刻地刺激并点燃的生命视角里的罗亭，譬如巴甫洛芙娜、娜塔里娅、巴西斯托夫、沃伦采夫(当他还没有意识到罗亭可能对他心爱的姑娘产生诱惑的时候)。对于这些生命来说，罗亭的到来，应该说就意味着生命和意义的觉醒，尽管这种意义对于各个人来说一时可能还多少有些捉摸不透。而“罗亭之夜”后叙述者所描述的各位在场者的反应也颇为有趣：

仆人端上晚餐。半个小时之后，客人们都纷纷回家了。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硬把罗亭留下来过夜。在和弟弟坐车回家的途中，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对罗亭非凡的智慧赞不绝口。沃伦采夫也同意她的意见，不过他认为罗亭的话有时候未免有点捉摸不透……“也就是不那么明白易懂。”他补上这么一句，显然是要为自己的想法作一点解释。可是他的脸色阴沉，因此他那盯着车厢一个角落的目光显得更加忧伤了。

潘达列夫斯基解下丝绣背带准备就寝的时候自言自语道：“真是个机灵鬼！”——突然又恶狠狠地瞪了自己的仆人一眼，命令他出去。巴西斯托夫彻夜未睡，也没有脱衣服，直到天亮还在给莫斯科的一位朋友写信；而娜塔里娅尽管脱了衣服躺在床上，但一点也睡不着，连眼睛都没合过。她手枕着脑袋，眼望着黑暗；她的脉搏在狂跳，一声声长叹使她的胸脯时起时伏。

这当然是一种叙述策略——几乎所有的启蒙文本都需要从被启蒙者一面来展示启蒙者的“启蒙”效果，同时也藉此来塑造人物。可以肯定的的是，尽管罗亭对于自己那一套似乎漂浮在半空中的“未来话语”也不时表现出疑虑，但他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当然他对自己的那一套话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能遭遇也并非一点疑虑都没有)，至少不是像比加索夫那样既愤世嫉俗又否定一切的人——而实际上又在贵妇人的客厅里周旋，甚至还虚伪而贪婪地接受过别人的贿赂。

其实，就小说所提供的背景信息来看，罗亭时代的俄罗斯还是一个“知难行亦难”的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叙述者一方面通过那些被罗亭的思想激情和生命激情所点燃的生命之光，来揭示罗亭思想的时代意义，同时又通过罗亭在行动方面处处遭遇到坎坷碰壁的事实，来对罗亭式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现实命运寄予深切关怀和同情，其中尽管通过各种不同的人物来对罗亭式的启蒙话语进行质疑，但整个小说并没有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思想与理想的否定批判，更没有所谓的讥贬嘲讽。而罗亭这个人物形象的深刻及意义，显然并非是仅仅建立在罗亭式的理想主义之上的，而是在这种看似浅薄的片面性中，还有一种复杂的包含着对自我怀疑的矛盾：

罗亭把脸转向娜塔里娅。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想说，”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别人可以休息，而您……您应该工作，努力成为有用的人。除了您，又有谁能……”

“谢谢您的恭维，”罗亭打断她，“做一个有用的人……谈何容易！(他用手抹了抹脸)做个有用的人！”他重复了一句。“即使我有坚定的信念，我如何做一个有用的人呢？即使我相信自己的力量，可哪儿能找到真诚而富有同情的心灵呢？……”

罗亭绝望地挥了挥手，伤心地垂下了脑袋。娜塔里娅不由得问自己：昨天晚上我听到的那些热情洋溢，允满希望的话，真的出自此人之口吗？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他突然甩了甩自己一头狮于般的浓发，补充道，“这些都是废话，您说得对。谢谢您，娜塔里娅·阿历克赛耶芙娜，衷心地感谢您。(娜塔里娅根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感谢她。)您一句话就使我想起了我的义务，为我指明了道路……是的，我应该行动。我不该埋没自己的才能，如果我真有才能的话。我不该尽说空话，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毫无用处的空话上……”

这样的一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罗亭，并不常见，尤其是在人多的公共场合。这究竟是罗亭的虚伪呢，还是他的真诚呢？在比加索夫看来，罗亭不过是俄罗斯小说中的“一个英雄”，一个不真实的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不真实的思想。但究竟怎样看待这样一个“英雄”？还是来看罗亭大学时代的同学列日涅夫的分析：

“我很了解他，”列日涅夫说，“他的缺点我也很清楚。这些缺点之所以格外明显，是因为他不是个平庸之辈。”

“罗亭具有天才的性格！”巴西斯托夫附和说。

“天才么，他也许是有的，”列日涅夫说，“至于性格……他的全部不幸实际上就在于他根本没有性格……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想说他身上好的、难得的方面。他有热情；而这一点，请你们相信我这个懒散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品质。我们大家都变得难以容忍的谨慎、冷漠和萎靡，我们都沉睡了，麻木了，谁能唤醒我们，给我们以温暖，哪怕一分钟也好，那就得对他说声谢谢。是时候啦！你还记得吧，萨莎，有一次，我跟你说到他的时候，还责备过他冷漠。当初我说得既对又不对。冷漠存在于他的血液之中——这不是他的过错——而不在他的头脑中。他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演员，像我以前说的那样，也不是骗子，不是无赖。他要靠别人养活并不是因为他狡猾，而是因为他像个孩子……是的，他确实会在穷困潦倒中死去，难道因此就得对他落井下石吗？他之所以一事无成，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性格，缺乏热血。不过谁有权利说他从来没有做过，也不能做一件好事呢！谁有权利说他的言论没有在年轻人的心中播下许多优良的种子呢？对那些年轻人，造物主并没有像对罗亭那样拒绝赐予行动的力量和实现愿望的才能。是的，我自己首先就有过亲身体会……萨莎知道，我年轻时对罗亭是多么崇拜。记得我还曾经说过，罗亭的话不可能对人们产生影响。不过我当时指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像我现在这样年纪、有过相当阅历并且受过挫折的人。他说话只要有一个音走了调，那么我们总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失去了和谐。幸好年轻人的听觉没有那么发达，那么挑剔。如果年轻人认为自己听到的那些话的本质是美的，那么音调准不准对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和谐的音调他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找到。”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列日涅夫的话，是因为没有比他的分析更贴近罗亭的性格的了。这其实也是叙述者希望我们接受的一个事实——叙述者并不希望我们在上述分析之外还去胡乱揣度罗亭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因为这些并不是叙述者所愿意看到的结果，其中可能包含了对罗亭这个叙述者所钟爱的人物的伤害。换言之，罗亭只有在列日涅夫口中，才是让叙述者最为放心的。

罗亭掌握了一套宏大的话语体系，或者说他试图掌握一套宏大的话语体系，这也正是启蒙主义者不惜为之而奉献一切的原因所在——仅仅追求这套话语本身，就几乎将耗尽一个现实生命所有的激情热力。但在比加索夫看来，这样的知识，连同掌握着这样知识的人，都是危险的，因为在这样的话语和人那里，其实什么也没有：

“我不想为文明辩护，”罗亭沉默了片刻后继续说道，“它也不需要我的辩护，您不喜欢……各人口味不同么，再说，这也离题太远了。请允许我向您提醒一句古老的谚语：‘朱庇特光火——理亏。’我是想说，对体系、一般的论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攻击之所以特别令人痛心，是因为人们在否定体系的同时，也否定了知识。科学和对科学的信仰，从而也否定了对自己，对自己力量的信仰。而人们需要这种信仰：他们不能单凭感官生活，害怕思想，不相信思想，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罪过。而无用和无能始终是怀疑主义的特征……”

“这都是空话！”比加索夫嘟哝道。

“也许是空话。不过请注意，我们在说‘这都是空话’的时候，往往是要回避说出比空话更有用的东西。”

在罗亭看来，比加索夫式的对于启蒙话语的警惕甚至反感和否定，将其批驳为空话，害怕思想、不相信思想等等，其实并不意味着思想的深刻或者成熟，只不过是一种认为思想无用和无能的怀疑主义者而已。而《罗亭》中罗亭自己就很清楚罗亭式启蒙话语的结症所在，这也正是他内在的生命矛盾与思想矛盾的结症所在，但他无法也无力去依靠自我的力量解除这一结症。他除了依然怀着期待去四处碰壁之外，最终只能让激情将自己吞没——那就是巴黎街头的一声枪响。

四

小说《罗亭》包含着启蒙主义思想文本的一切文学要素，它甚至不惜用人物大量对话来损害小说叙述和结构上应有之平衡。这种对话体叙事文在传教士式的传经布道文本中是常见不鲜的，而罗亭的生命所系，似乎也正是在向一个沉闷、贫瘠、凡庸而苟且的时代，传递火一般的激情与道德想象力。换言之，在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罗亭的意义就在于，现有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道德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秩序，都已经让人感觉到窒息，这是罗亭及罗亭之火能够点燃一些心灵的时代前提。至于比加索夫甚至列日涅夫们对罗亭所提出的质问或者更高期待，那已经不是罗亭仅凭一己之力能够实现的了。

这不是罗亭的浅薄与虚伪，而是俄罗斯时代与社会的难以沉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