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原名Eric Arthur Blair)诞辰一百周年。笔者曾应上海《社会科学报》编辑约稿，撰写过一篇长文，作为对这位20世纪上半期英国最有思想和文学个性的作家(有意思的是，奥威尔自己却认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不断努力消除自己的个性)的百年诞辰纪念(《乔治·奥威尔：集权社会的文学预见者与讽刺者》，载《社会科学报》2003年9月25日)。两年后，又读到杰弗里·迈耶斯撰写的《奥威尔传》(孙仲旭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对于奥威尔作为一个作家的思想遗产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想法，而这也就成了此文的一个引发。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想列举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的奥威尔和作为《动物农场》、《一九八四》作者的奥威尔对于他的同时代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作家们的影响，包括对于左派知识分子们的影响，而是关注他的那些思想遗产的思想属性及对于20世纪知识分子思想运动的实质性贡献。

有人说，有的作家像睿智长者，有的作家像风暴急流，而奥威尔则是一棵大树，它有自己扎根的土壤，有自己完整的生存链，还有坚硬挺拔的树干以及倔强地伸向空中的梢枝——那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某种类似于探索、怀疑或者抗衡的姿态。也因此，奥威尔绝对不会只属于英国，只属于他所生活的20世纪上半期。

重新思考奥威尔的意义和价值，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甚至误解，那就是奥威尔俨然是隔离于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之外的一个文学思想符号，一段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一个纠缠过一代人的噩梦，或者一种可有可无的传统。如果那些曾经困扰甚至折磨过奥威尔的社会和思想存在，包括他在自己多个小说文本还有批评文本中所作的极富思想洞察力、政治洞察力、社会洞察力的批评的那些极权体制都已经淡出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那么，奥威尔的意义，也就应该已经随着他的离去而逐渐消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英国小说家、《幸运的吉姆》(Lucky Jim)的作者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中，曾经这样高度赞扬奥威尔的真诚和思想上的明晰毫不含糊其辞：“在对战后知识分子圈具有吸引力的所有作家中，他是最吸引人的一个，远过于其他人……没有别的哪位当代作家拥有那种气质，即热诚相信他要说的，也坚定不移地尽可能说得有力而且简单明了。”⁽¹⁾他甚至还将奥威尔誉为那种处于知识分子英雄顶峰的少数几个，“奥威尔是那种你永远无法真正摆脱的作家……似乎无可避免受到其影响，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他们能拟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名单，不管他们的年龄(在合理范围内如何)如何——不管他们另外还喜欢谁，而且，——头一眼看上去更是难以理解——不管他们的政治派别如何，很可能都会把他放在前两名或前三名”⁽²⁾。

这样的肯定并不足以显示出奥威尔的全部意义所在，尽管它明智地指出了奥威尔的“真诚”，也有人将其称之为正直，这种真诚不仅是奥威尔的思想品质，也是他的文学文本的一种独特的风格——那种“讲述事实的特点”，这是一种有着生活的硬度和思想情感硬度与质感的文风，明朗简洁而且决不含糊其辞。或许更多读者以及评论者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了奥威尔对于权力渴求主题的探讨表现上，还有在此过程中对于罪恶本身以及体制本质的探索。而这样的探索也确实几乎伴随着奥威尔的整个写作生涯，从他的《缅甸岁月》、《如此欢乐童年》、《巴黎伦敦落魄记》，一直到《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似乎一直在为《动物农场》以及《一九八四》的诞生做着各种准备，但这并非意味着上述作品在主题和内容上是不完整不成熟的，而只是表明，尽管奥威尔在自己的作品中先后探讨了看上去不同或者彼此独立的主题，譬如他的《缅甸岁月》被认为其创作目的是为了“驱除个人的心魔”，而他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主要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评，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则明确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动物农场》中对集权进行了抨击，而在《缅甸岁月》中抨击的则是帝国主义。⁽³⁾但实际上，奥威尔的每一部作品，都与他当时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而且与20世纪西方或者东方、自由民主社会还是极权独裁社会中的每一位严肃认真的思想者同样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

总而言之，“奥威尔提出了一种真诚——关于知识分子式真诚的标准”。这也是本篇文章试图探讨并揭示的一个主题。

一、奥威尔经历甚至直接参加了他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所发起并追求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想运动——他的作品在文学上的特点，“有力的文风，动人的真诚，机灵的隽语”，以及他的个人品质“正直、理想主义和执著”，不仅在其文字中闪耀着光芒，“如同清溪中的卵石”，而且几乎都与他的上述经历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这样的经历，在成就了奥威尔的思想品质的同时，同样成就了他的文学品质。

迈耶斯的《奥威尔传》——这并不是第一部英文版的奥威尔传，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描述：奥威尔思想的形成过程。迈耶斯显然在试图说明，一个思想者的奥威尔、一个作家的奥威尔与一个社会生活中经历了各种狂热、幻灭以及痛苦的奥威尔之间，是密不可分甚至相互依存的——奥威尔不是那种在传统的或者单纯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寻找并形成思想与文学自我的作家，与此相反，奥威尔的“成长”，是一个20世纪的知识生命和人的成长，一个最初并没有确定的知识目标和精神思想目标的成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或者一个听凭生命本能和情感思想本能的任性之人，尽管他的许多举动决定确实曾经让他身边的人感到困惑失望和痛苦。

在奥威尔对于自己早年家庭生活的回忆中，他曾经将自己的童年生活描述成“少有的枯燥，破落，死气沉沉，缺乏温暖”⁽⁴⁾。这种“夸张”，几乎是大多数早熟或者极为敏感的作家们对于自己早年生活所惯用的一种表现方式，东西方皆然——并没有可信的资料来证明奥威尔的童年生活就比同时代的其他孩子有多大程度的不同，但奥威尔对于自己家庭生活的记忆描述，尤其是他对自己在圣塞普里安预备学校经历的描述，让我们感觉到，一个真正的叛逆者，需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要为此而付出亲情以及世俗生活的代价。正如奥威尔的一位早年同学所说的那样，“我是个装出来的叛逆者，奥威尔才是个真正的”⁽⁵⁾。“在那些男生中，他是唯一一个知识分子，不人云亦云，因为他独立思考，看肖伯纳和塞缪尔·勃特勒的书，他抵制的不仅有圣塞普里安学校，而且还有战争、大英帝国、吉卜林、苏塞克斯郡(吉卜林的家乡，也是圣塞普里安学校所在地)以及好品质。”⁽⁶⁾

奥威尔从早年家庭生活和预备学校时期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叛逆，更多时候是用一种性格特征表现出来的，而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明确方向的思想精神力量，譬如郁郁寡欢，譬如敏感，譬如在某些功课方面具有超人的天赋、而在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功课方面又表现出令人有些不解的缺乏。但是，不要因此以为，奥威尔后来对于极权主义社会的批判的经验，直接来自于他的个人生活，无论是寄宿学校里的生活还是在家里的生活。在那些早年生活经验与后来的极权主义批判之间，还需要其他一些必不可少的因素衔接并使之发生化学变化。但是，在中学之前，至少在离开伊顿公学加入大英帝国驻缅甸警察部队之前，奥威尔的经历，与同时代的青年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自己对于早年生活的记忆描述而已。但从伊顿公学毕业、放弃继续在学业上的升造改而到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去担任警察开始，奥威尔真正开始了属于他个人的“道路”——这首先是一条人生道路，兼具探索中不断明晰起来的思想道路——据说，在当时，伊顿公学每年的毕业生有57%进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20%进了军队，16%直接从商，而奥威尔却在毕业之后选择了到缅甸去当警察——这或许是奥威尔第一次以如此决绝的方式来偏离传统常规。尽管对于他当初作出如此选择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解释甚至至今也没有停止下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奥威尔或许第一次靠自己而不是家人或社会的力量选择了自己的未来。

传记作者依然努力地去寻找并向读者提供材料，来现实地解释奥威尔当初为什么会放弃到牛津或剑桥继续深造的机会，而选择到远离大英帝国本土的东方去当警察。传记作者列举并分析了下面这些可能的因素：不菲的工资(当奥威尔后来突然放弃警察职业而回到英国后，经过二十年他一年的薪金所得才达到二十年前他在缅甸当警察的薪金收入)，独立性和职责——据作者分析这正是当时的奥威尔所期待的，而且他也渴望去东方，那可能是与他童年记忆有关的一种神秘的难以解释的心灵暗示或者召唤。但无论原因如何，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奥威尔的反殖民主义观点、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乃至对于威权的怀疑、反感与批判的形成，与他早年在缅甸的警察生涯无不关系——在20世纪英国作家当中，有过像奥威尔这样的警察生涯经历的屈指可数。而当奥威尔在书籍、阅读以及现实之间所找寻到的“社会良心”逐渐明晰起来的时候，警察职业、与这种职业相关的独立性与职责等，包括这种职业所服务效忠的大英帝国以及殖民体制等，也就再也难以限制这个头脑的思考了。事实上，奥威尔此后思想内容的相当部分，几乎都与他此前的工作以及在东方的生活有关——那其实就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部分，那也曾经是大英帝国的理想。“缅甸对奥威尔有着持久的影响，有些是具体的，另外是他的性格的塑造”⁽⁷⁾，《奥威尔传》的作者如是说。

而特别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传记作者认为，奥威尔这一时期以及后来对于威权的批判，是与他自己曾经对于威权的迷恋甚至追求经历密不可分的。“对埃里克有很强吸引力的是制服、金钱、冒险、危险、权威和半军事性警察机关，那让他得以负责帝国的一小块地方”⁽⁸⁾，这是传记作者所描述的刚刚从伊顿公学毕业时候的奥威尔的“真实”的思想状况。传记作者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埃里克，可能与所有读者心目中的作家奥威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他没有忘记补充道，“尽管这份工作看上去也许对我们所知的作家奥威尔完全不适合，但年轻的埃里克似乎渴望从事这种工作”⁽⁹⁾。

与上述现实经历相比，传记文本中的奥威尔的“觉醒”或者转变，可以从他的“第一篇出色作品”《绞刑》中展示出来。在这篇主要记述一次“讲究仪式的处决”的作品叙述到一半的时候，奥威尔直接点明了这篇作品的主题，“那一刻之前，我未曾意识到那意味着摧毁一个健康、有意识的人。看到那个死囚迈向旁边以避开水坑时，我认识到看到将一个生命正当盛年时而令其中断一事的不可理解及错得可怕之处”⁽¹⁰⁾。而不同于传统作家的是，写作《绞刑》时的奥威尔，没有将生命的这种尊严与权力简单地归属与上帝宗教，“而是提出了生命神圣性的准宗教性认识——这是他首次本能地表现出了人道主义，并成了他所有作品的特点”⁽¹¹⁾。传记作者的这种分析，应该说是合适而且符合奥威尔的思想轨迹的。而对于奥威尔内在自我的这种觉醒过程，传记作者还作了这样的描述，“从小到大，布莱尔被教导相信帝国主义是正当的，因为英国文明比他们统治的野蛮人的文明更优越，但是经验让他明白并非如此。在缅甸，他的伊顿式的超脱，怀疑精神和反体制精神露出头来，待得越久，他就越觉得自己受到玷污”⁽¹²⁾。而奥威尔自己也曾经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当一个被统治民族奋起反抗时，你必须镇压，这样做时你不得已采取的镇压手段让所谓西方文明更为优越的断言不攻自破。为了统治野蛮人，你只能自己也变成一个野蛮人。”⁽¹³⁾

无论是奥威尔的“觉醒”还是传记作者，都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那就是奥威尔的“觉醒”中经验自我的重要——这些经验，是基于奥威尔伊顿公学毕业之时的自我选择，当然也基于他在缅甸警察生涯的耳闻目睹。换言之，如果没有后来奥威尔的“觉醒”，他当初放弃牛津或者剑桥深造机会，似乎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思想意义。

奥威尔的上述“觉醒”，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内疚感，一种职业的内疚感，一种作为英国人的内疚感，一种掌握着威权的统治者的内疚感。而就在奥威尔意识到作为一个殖民地警察、作为一个大英帝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代理而产生深深的内疚感之后，他就马上并极为突兀地作出了一个让他的上司、家人以及朋友们都感到吃惊的决定——放弃这份工作。而迎接他的，是一个时间上相当漫长的流浪生活。“从警察到流浪汉是彻底的冒险之举：部分是赎罪，部分是考察社会，部分是为了自省。流浪让他有时间检视自我，发现目标，集中志向，为他提供写作的原始材料，增加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也没那么专注自我。”⁽¹⁴⁾正如奥威尔自己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那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白那样：“我意识到我有极重的罪过要赎。……我觉得我一定要逃离不仅是帝国主义，而且要逃离任何一种一人主宰另一人的行为……当时在我看来，失败似乎是唯一一种美德。每种有嫌疑促进个人利益之事，甚至在生活中达到‘成功’，即一年赚几百英镑这种事，在我看来在精神上似乎都是丑陋的，是恃强凌弱……我的心思马上转向极端的例子，那些社会弃儿：流浪汉，乞丐，罪犯，娼妓。这些是‘底层中的最底层者’，是我想接触的人。当时，我迫切想做的，就是找到某种途径，以完全脱离这个体面的世界。”⁽¹⁵⁾这种深刻的发自肺腑的负疚感，这种并非源于阅读、天启、内修式的道德觉悟，又直接导致了奥威尔灵魂深处产生出强烈的赎罪感，这种赎罪感，不仅让他厌恶自己原来的职业、自己所属的中产阶级、自己所信奉的文化教养等等，甚至让他感觉到只有去过一种穷苦的生活，一种现实的自我生活折磨，才能够减轻这种一直折磨着他的心灵的负疚感与赎罪感。因此，他也自然无法在原来的职位上继续下去了。而过艰苦生活和当作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脱离这个体面世界同一条道路之两面”⁽¹⁶⁾。

奥威尔也因此而成了他的那个时代众多职业流浪汉中的一个例外——他是因为负疚感、赎罪感而“选择”这样一段流浪生活的。这让人想起了那个时代众多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以及许多非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像威尔斯、乔伊斯、劳伦斯、艾略特、赫胥黎、海明威，包括像杰克·伦敦这样的作家。还是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奥威尔进一步解释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去过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

我想让自己沉下去，一直沉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对抗施暴政者……我可以到这些人中间，看看他们的生活在怎么样，暂时觉得自己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一旦到了他们中间并被他们所接受，我就应该能接触底层，而且——这就是我所感到的：甚至在当时，我就意识到那是非理性的——我的部分内疚感便会离我而去。⁽¹⁷⁾

这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觉悟，或者觉悟之后的自我折磨，而是一种真实的自我精神历程，它源于一种真实而深切的自我体验，而不是建立于一种传统的宗教或者知识分子的人文话语资源之上的思想行为。其中的感受，那些复杂的感受是自我式的，真切而粗砺的，有着超出于仅仅属于精神思想领域的特性，这种特性只会在现实生活的磨砺之中，在付出了真实的感情和生活之后才会获得。而这样的经验和基于经验基础之上的写作，也使得奥威尔初期的一些作品，几乎都带有某种程度的自传写实特点。但这样“沉下去”的经验——拥抱生活并且与生活肉搏的经验——最终并没有让奥威尔成为一个革命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者，而是成为了一个作家。

奥威尔所描述的上述写作动机或者自己深入底层生活的动机，被认为是“他渴望从内部，而不是从纯粹理论性立场体验各种状况，渴望消除社会等级感和为被压迫者斗争，并为其苦难极为痛心。他为向下层突围感到兴奋，他到了底层并知道他能承受，那种焦虑、解脱和消除内疚后的欢欣感觉他都一一尝过”⁽¹⁸⁾。在这一点上，奥威尔无疑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另外两位英国作家狄更斯和劳伦斯。“跟劳伦斯一样，奥威尔认为这种赎罪性经历承载了一种文学价值，少了这些经历，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写作。”⁽¹⁹⁾而这也就是奥威尔的文学品质。“而这种故意受罪和赎罪，这种消除世上罪恶的渴望让他有了种宗教性使命”⁽²⁰⁾，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当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所热衷的那些革命话语。也因此，奥威尔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对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者都进行了批评也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

奥威尔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没有脱离政治，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作品沦为一般的政治读物或者社会历史文献，而仍然使其保持了文学性，甚至是很强的文学性。在缅甸生活、伦敦与巴黎的流浪生活之后，对奥威尔的思想与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就是西班牙内战。“他在西班牙的半年”，“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强化了他对政治的理解，加深了他对天主教和共产党的敌意。这次痛苦经历也强化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启发他写出了他到那时为止的最佳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而且预示了他将写出的最后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些作品”。⁽²¹⁾这里所谓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主要是指《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正如奥威尔自己在《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中所写的那样，“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感觉到党派偏见和不公”⁽²²⁾。西班牙内战以及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几乎将奥威尔的思想切分为战前与战后两个不同的时期。“西班牙在奥威尔精神上留下的伤口要大得多。回到英国后，尽管他那么勇敢，仍对未来感到沮丧，对政治行为的本质，他的态度更悲观、更抱以深深的怀疑。”⁽²³⁾他甚至还这样写道，“1933年以来，几乎所有左翼分子的罪过在于想反纳粹，却不想反对极权主义”⁽²⁴⁾。与西班牙内战在奥威尔的现实经历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相比，他的《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the Air，1939)则成了一部“过渡性作品”，“它集中了奥威尔30年代的贫困小说中探索过的主题，预示了接下来的10年中他将写出的政治讽刺作品”。⁽²⁵⁾而与奥威尔的写作关系最为密切的最后一段现实经验，就是“二战”期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经历，这让奥威尔对于宣传的本质，对于体制性文化与存在，对于权威的现实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

而在上述现实生活过程中，奥威尔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中产阶级生活，转而选择了底层社会生活和边缘生活——实际的经验当然不会跟局外人或者此前的想像完全一致，相反，甚至是大相径庭——他为自己的选择和这种生活牺牲了健康、金钱、可以预见的前途甚至多次面临死亡威胁，“这种令人苦恼的社会良知怎样让他们未能开心地吃顿像样的饭或在市内舒服地走段路”。正如传记作者所言，“奥威尔描写实际观察过的事物时，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有意去获得他在作品中用得上的经历。那种经历越糟糕，他在预备学校、流浪时、威冈、西班牙和伦敦被轰炸时受的罪越多，他在记述时的知识配备就越好。苦难、不公、暴行和压迫促使他去写作，而其声誉，是建立于发人深省的真诚之上”⁽²⁶⁾。而奥威尔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经验中，见证了他的那个时代在底层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一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一切不懈努力。

二、奥威尔的讽刺文学尽管在文本上是虚构的，但在文本背后，与他那一代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基于亲身经验的切肤之痛与深切忧患甚至体制恐惧又有着经验上的内在关联性。也因此，他的政治讽喻，绝非空洞的乌托邦梦想在现实社会和历史惯性的界面上轻轻接触之后的反弹，而是基于一代人的社会理想试验失败之后的复杂却又包含着真诚与期待的个人抒情——以一种冷峻的批判的叙述方式的个人抒情，其中也包含着对于生命和人生的深沉怜惜与悲悯。

奥威尔的写作显然并非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这样的主题和风格。在《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中，奥威尔曾经提到自己刚开始写作时候的“愿望”：“要写数量极多的自然主义长篇小说，有着并非皆大欢喜的结尾，里面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极其贴切的比喻，也充满了辞藻华丽的段落，其中使用的单词部分是由于其本身的发音。实际上，我完成的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就相当接近那种风格。”⁽²⁷⁾

但是，尽管奥威尔对底层社会的穷困绝望有着足够的体验，但他并没有肆无忌惮地夸耀这种个人经验，或者不遗余力地渲染这种社会苦难。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他甚至还极为难得地对工人阶级的习惯、性情、坚忍和民主精神做了“带有怀旧色彩”的理想化描写，而且还“美化”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温暖、得体、人情味浓重的气氛”：

特别是用过下午茶后的冬日傍晚，炉火此时在敞口炉中发出光亮，闪动地映在钢挡板上，当父亲的仅穿衬衫坐在炉火边的摇椅里看赛马结果，当母亲的坐在另一边做针线活，孩子们因为有一便士薄荷糖而开心，那条狗懒洋洋地卧在破旧的垫子上烤火。⁽²⁸⁾

奥威尔这样写，并不是在回避底层阶级的苦难与穷困，并不是为了回避底层工人身上的“气味”——奥威尔在自己的作品中批评了那种认为底层工人身上“有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他之所以这样写，只是在还原生活中难得的温馨一刻，这一刻也是底层工人家庭生活中最令人心动的日常瞬间。

而奥威尔将这视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不同于他人的能力：一种直面不愉快事实的能力。当同时代的人和作家们不愿意甚至也无力来直面惨淡的生活的时候，奥威尔却创造出来一个“有点个人化的世界”，而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作为写作者的奥威尔，认为自己可以从中“找回信心，平衡日常生活的失意”。⁽²⁹⁾但是，奥威尔的这种能力，既不同于狄更斯，也不同于劳伦斯。奥威尔曾经在1943年出版的一部不厚的评论集《鲸内》(Inside the Whale)中的一篇对狄更斯进行批评性研究的文章中触及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才是小说的“寓意”，以及它与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同时小说的“寓意”又如何反映政治背景，一个小说家应否有政治目标等。⁽³⁰⁾对于狄更斯，奥威尔深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有两个可能的途径：革命或道德说教——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大多数民主社会主义者或者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所笃信不疑的。在革命者看来，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进人性，而在奥威尔看来，狄更斯那样的道德家，相信只有人们的心意转变，世界才会改变。“奥威尔引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话来揭示狄更斯害怕暴民的歇斯底里性，并认为革命总会带来对权力新的滥用”。奥威尔在他这篇评论狄更斯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总会出现一个新暴君等着接替旧的——一般说来不是特别坏，但到底仍是暴君”⁽³¹⁾，而在传记作者看来，这也成了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潜在主题。

而传记作者曾经将同样关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的奥威尔与劳伦斯进行比较：

这两位作家平生大部分时间都惶然生活在穷困之中，都极具独立性，有种为了某一事业的奋斗精神。……他们都将工人阶层的生活理想化，相信他们富于同情心，与其心心相通。他们都不喜欢城市、机器文明及金钱崇拜，喜爱乡间，对大自然了解很深。他们憎恨阶级体系，抨击中产阶级价值观。

但比较之下，劳伦斯作品中的浪漫主义与奥威尔笔下的理想主义并非可以相互替代的精神话语。奥威尔的写作很快就摆脱了那种自恋性质“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单纯对自己所作所为及所见的描写”。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具有思想个性和文学个性的作家，奥威尔依然处于寻找探索之中，他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精神经验的字汇用语，那些适合于表达他自己对于生活、人生、思想与情感的感受态度的用语。这样的寻找探索过程，实际上关联着极为丰富的背景内容，甚至直接与他对写作动机目的的认知。奥威尔在他的《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试图解释这种动机，而初略一看，奥威尔的写作观，似乎与那种时代环境决定论有着更清晰的精神联系。他说：“他的写作主题由其生活的时代所决定——至少在我们目前这个喧嚣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但是，奥威尔又补充道：“开始写作前，他会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姿态”，并肯定到这种姿态是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与之脱离的”。⁽³²⁾奥威尔并没有随之对这种必不可少的先在的“情感上的姿态”予以相应解释，而是转而将各个作家的写作动机进行了归类，并提出了“纯粹的个人主义”、“美学热情”、“历史冲动”和“政治目的”这样四种文学写作动机。而出于一般人的意料的是，奥威尔认为自己属于那种“前三种动机大于第四种动机的人”。或许意识到了这种解释与他的文本给于读者的印象之间存在着差距，奥威尔紧接着解释道，“一开始，我在不合适的职业上花了五年(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然后我经历了贫困和失败的感觉(这里是指在巴黎、伦敦流浪的四年)。这些增加了我对权力的天生恨意，也第一次全面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但是这些经历不足以使我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³³⁾。奥威尔是想说明，一个写作者在自己的政治倾向明确起来之前，他的写作中不可能表现出明确的“政治目的”，但他并没有说明所谓明确的政治目的与并不明确的政治目的之间的差别以及对于写作所造成的影响——写作本身是可以表现一种并不明确的宽泛的政治目的的，甚至并不需要写作者自己此前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奥威尔似乎是想通过这种解释说明，将真正的包含有政治目的的文学写作，与那种包含着政治目的的文学宣传分别开来。

但奥威尔的上述说明的意义却依然存在，那就是他接着点明希特勒和西班牙内战对于他的思想和艺术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在一首非常罕见的小诗中这样写到：⁽³⁴⁾

这首并未引完的小诗有一种游戏的语调，但奥威尔认为它真实地表达了30年代中期自己的“两难心态”。就是在传统的体系性话语与现代的真实之间，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究竟是应该直面惨淡的现实人生，还是逃避进那些传统的避风港。到了20世纪30年代，至少在文学知识分子这里，“诸如宗教、家庭、爱国主义和帝国的传统价值观都失去了意义”——知识分子们将自己也推到了一片精神的荒原上。奥威尔以自己直接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负伤归来的经历表明，“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他甚至强调，“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³⁵⁾他最后还这样说道，“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地行事，又不牺牲他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奥威尔自己的写作经验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奥威尔的上述解释说明，更多似乎是关于文学中的主题问题，而没有涉及到文学的结构及语言问题。实际上，奥威尔在这方面所倾注的精力并不逊色于他在现实生活层面所遭受的那些穷困苦难。无论是预备学校时期，还是后来的伊顿公学时期，奥威尔有一点让他当年的同学们都印象深刻，那就是他在阅读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而直到《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奥威尔上述所谓的主题与它的艺术表现之间才实现了他所期待的融合和平衡，他的思想风格通过他的艺术风格而得以最终呈现。

三、在体制话语崇拜与体制崇拜的混乱、狂热与失望沮丧之后，奥威尔终于以文学文本的方式，将一代人的追求与失望、狂热与痛苦、思想与呐喊以及祈祷与忧惧化成叙述文字，将文本化了的一代人的思想追求和自我经验遗留并呈现给后来的追求者。奥威尔小说文本中对于强权、专制、体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敏感与警惕，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在经历了传统基督教信仰动摇失落之后，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极端主义乃至现代化运动中，西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理想、热情、追求与献身所换来的思想经验彼此呼应，至今仍闪烁着思想精神的光辉。

奥威尔思想的这种特性，被认为与他的思想生长环境密不可分——他成长在“令人窒息的爱德华时代的英国阶级体系和大英帝国江山永固的观念”之中⁽³⁶⁾。但是，就在这样为一般人认为“江山永固”的时代，奥威尔不仅听到了冰山崩塌一般的社会解体、观念解体的撕裂之声，同样也感受到了只不过是些谎言在维持着这摇摇欲坠的一切。1942年前后，奥威尔曾经在战时的英国广播公司东方部工作，尽管对于战时工作奥威尔并没有任何先在的偏见，甚至还不停地到处活动，但他对于带有文化和种族优越感甚至偏见的宣传工作还是感到厌倦。他曾经在1942年4月的一份日记中这样写道，“你可以永永远远把谎话说下去，但最明显的谎言是那些谎言尽管无人真正相信，但对之也没有强烈反感。我们全被淹没在污秽中……我觉得知识分子式诚实和公正的判断力已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就没有人抱有坚定信念和公正态度了吗？实际上还有很多，但他们没有权力，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偏执狂手中”⁽³⁷⁾。他将这种宣传工作视为一种摧毁人的灵魂的工作，而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思想者，“相对这种在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从事基础性但是摧毁灵魂的工作，他过于独立和直言不讳”，也因此，无论是当初在缅甸的工作，还是后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他都是“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幻想破灭告终”。⁽³⁸⁾

但奥威尔用文学文本的形式留住了他的思想和精神。直至今日，《一九八四》一直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不衰，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源远流长的英语文化的一部分”。奥威尔曾经称赞吉卜林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一位为我们的语言增添了词汇的作家”⁽³⁹⁾。显而易见，奥威尔自己也足以与之媲美。仅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就创造了具有独特内涵的词汇，如：“老大哥在看着你”、“两分钟仇恨会”、“思想罪”、“表情罪”、“双重思想”、“记忆洞”、“蒸发”、“非人”等，“这些词汇高超地表达了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想法及感觉”。⁽⁴⁰⁾

有人说，奥威尔不过是一个需要实话实说时代所诞生的一个思想者和言说者而已，他甚至并没有像我们谈到某些作家之时而连带提到的所谓流派、思潮等，他只是一个不与人为伍者，一个孤独的思想和文学的行路人。但是，正如爱德华时代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批评家卡莱尔评论塞缪尔·约翰逊的贫穷、疾病、勇气和执著时所说的那样，奥威尔也是这样一个人：

这个伟大而悲伤的人，睿智地过着艰苦兼困惑的生活，过得出色，如一位极为英勇之士。在功利性写作的无聊纷扰中，在对宗教及政治、人生理论及实践的怀疑精神的无聊纷扰中，在其贫困中，在未受重视和郁郁寡欢中，以其抱病之驱，身穿破旧外套，使自己取得成功，似一个无畏之士……如所有无畏之士所需，他亦有自己的指路明星。他的目光集中于那颗星，决不改变奋斗方向。⁽⁴¹⁾

也有人说，奥威尔“终其一生，热切渴望能将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并在英国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他这种渴望为他赢得尊敬，也为他戴上了一个光环。极讲原则的他严于律己，对道德价值不懈的追求为其随笔及小说注入了活力，而他易懂的文字代表他成功地战胜了外表之下自我怀疑的纷扰”⁽⁴²⁾。相信奥威尔这样的努力与期待，决不仅止于他的文本之中，也决不会仅满足于文本中的所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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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446页。

(2)同上，第447页。

(3)(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165页。

(4)同上，第22页。

(5)(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41页。

(6)同上。

(7)(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90—100页。

(8)同上，第70页。

(9)同上。

(10)(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101页。

(11)同上，第101—102页。

(12)同上，第104页。

(13)同上。

(14)(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114页。

(15)同上，第115页。

(16)同上，第116页。

(17)(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193页。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第194页。

(21)(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237页。

(22)同上。

(23)同上。

(24)同上，第238页。

(25)同上，第265页。

(26)(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145页。

(27)同上，第162页。

(28)(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191页。

(29)同上，第464页。

(30)同上，第282 283页。

(31)(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283页。

(32)同上，第466页。

(33)(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467页。

(34)同上。

(35)(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469页。

(36)(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7页。

(37)同上，第302页。

(38)同上，第303页。

(39)(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北京，第400页。

(40)同上。

(41)同上，第452页。

(42)同上，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