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断占辞思维方式的原创性——兼谈早期儒、道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易经》卦爻辞，尤其是指示吉凶休咎的断占辞中，蕴含着朦胧地探索客观的因果联系的倾向，表现了抽象思维的水平。尽管它还不能说是哲学，但它是早期儒道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维。
上世纪初，许地山即指出：“道家思想的渊源也与儒家一样同出于《易》。”
然而，以往因为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认为《易》晚出，对《易经》思想的原创性不够重视。近来的研究，又过分夸大其价值。因此有重新研究和估价的必要。
一、断占辞的重要性
《周易》原是卜筮之书，其卦辞和爻辞，成于众手。据顾颉刚、高亨、李镜池及李学勤等晚近学者的研究，《周易》经文部分（即卦爻辞）的初步编定，当在商末周初时，由巫史之流总结历次卜筮的记录完成。
《周易》卦爻辞一般由取象之辞、说事之辞、断占之辞三部分组成。《易·系辞上》说：“系辞焉以断其吉凶。”又说：“辨吉凶者存乎辞。”最早的“辞”就是断占辞。《说文》云：“辞，讼也……犹理辜也。”“辞”的本义是争讼的“断语”“判辞”。《易经》的“辞”都含有“断”字“辨”字之义。所以胡适认为，从名学上讲，《易传》所谓象，即具体事物，只是概念（concept），而所谓辞，则是“判断”（judgment）。例如“谦亨”一句，谦是“所谓”，亨是“所以谓”，合起来成为一辞。用“所以谓”来判定“所谓”，故叫作辞。从这个意义来说，卦爻辞中最能体现卜筮者思维特点的是断占之辞。
断占之辞一般由贞辞和兆辞两部分组成。《系辞》以元、亨、利、贞为“彖”，是断占辞略同于一卦之“彖”。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刘献曰：“彖者，断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引褚氏、庄氏云：“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彖也。”《路史·发挥》：“彖者茅犀之名，彖神是已，犀形独角，知禨知祥。”是彖为神兽，能预知休咎祸福。故以为断占辞之名。
占卜是测问天意，以断吉凶的。断占之辞在《周易》卦爻辞中的作用，主要用于表明占卜的结果，开物成务，指导人的行动。断占之辞中的贞辞兆辞配合使用，如“贞吉”“贞凶”，“贞×吉”“×贞吉”等，有时兆辞也可单独使用。对卦爻辞中所说之事，或者“天启”之象进行判别，以示吉凶。它对占卜的人来讲，起着指导行动的作用，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它在卦爻辞的语句中又常常处在句子的末端，作为表语对主语进行判断，也是卦爻辞语句的重心所在。这个表语往往是对句中主语所反映的具体事物的抽象或概括。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表达方式的特点，代表着思维方式的特点。从这两方面说，研究《周易》的思想，首先要从断占之辞入手。
概略来说，断占之辞蕴含了《周易》初创时代人们特殊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人们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在迷信和占卜的观念之中，隐含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正确性，如二分的思想方法、折中的思想方法、发展地看待事物的方法等，它们虽然还不是哲学思想，但已经接近了哲学思维的水平，蕴含着哲学范畴的萌芽。它们不仅是《周易》卦爻辞中发展观、辩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其中蕴含的思维方式对后世各家思想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二、“二分”思维
断占辞中或吉或凶、吉凶对立，与卦爻辞所反映的“二分”思维方式，体现了占卜者以人类为出发点，对客观世界的价值判断，隐含着对主客关系的初步探索意识。卜筮者把他所积累的人生经验教训，通过卦爻的“象”，触发出来，随机地加入到“辞”中，以示人吉凶，指导人的行动。卜筮的断占辞本身，是无哲学意味的，但它在实践和反省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生活经验当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主客关系的命题。因为这一思想萌芽出现在儒家和道家学派之前，所以对他们的“天人关系”论等，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而赋予卜筮的断占辞思维以哲学意味的儒道哲学，又反过来影响到混杂儒道思想倾向的《易传》哲学体系。
《周易》断占辞多可归纳为相互对立的组合。表示好的结果的有：吉，大吉，元吉；亨，元亨，利，得，有终，无咎，有成，誉，臧，勿恤，休，有功，喜。表示坏的结果的有：凶，大凶，厉，悔吝，小吝，有悔，丧，否，无成，咎，忧，有灾，眚，有眚，迷，有言（愆），小有言（愆）等。
表示好的结果的断占辞如“吉”字，在《易经》中出现的次数是二百七十次，“利”二百零九次，“得”一百零一次，“亨”九十六次，出现频率很高；而如“誉”“臧”“勿恤”“休”“有功”“喜”加在一起才仅数十次，则出现较少。表示坏结果的断占辞，也是一部分出现次数多，如“凶”字共出现一百一十五次，“咎”字一百五十六次，“悔”五十七次，“厉”四十二次，“失”四十五次，“丧”二十次。
“吉”“凶”，“利”“咎”等出现次数多者，构成卦爻辞成语。前文说过断占辞是对卦爻辞文句中叙述的具体的“事”和“象”的抽象或判断。因此，断占辞成语体现着《易》卦爻辞编者的思想意识的主流。
归纳卦爻辞成语，大多数是两两相对，相对的双方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些彼此对立的断占辞成语有：“吉—凶”“其每（悔）—弗每（悔）”“有得—无得”“利—不利”“克—弗克”。据前人的研究，《周易》卦爻辞中的断占之辞，大多是从殷商卜辞中继承而来。它们体现了人与客观存在的五种不同的关系状态，以及人在面对这些状态时的思维方式。
它们的价值在于，第一，二分思维揭示出客观事物是两两相对的，同一事物存在着相对、相合的正反两种属性，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基础，也是认识论的起点。《老子》一书中提出了很多对立统一的概念，如牝牡、雌雄、刚柔、善恶、美丑、祸福、利害、曲直、盈洼、虚实、强弱、兴废、与夺、厚薄、进退、智愚、贵贱、生死、大小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老子》又论述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四十二章）；“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五十八章）。老子认为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形成的，认识事物要兼顾其正反两种属性。孔子也有相同的思想。《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康有为《论语注》解释“两端”说：“两端者，有无，阴阳、上下、精粗、终始、本末。凡物必有对待，故两端尽之。”可谓得其本心。宋代朱熹以儒名家，泛览释老，综合众说，创为“有对”之学（即“自是他合下来如此，一便对二，形而上便对形而下。然就一言也，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对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张载的“一物两体”、邵雍的“一分为二”等说，都与《周易》的二分思维有关。
第二，这种对立的划分，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一种思维的方式，所指向的焦点是由世界万物而及于人自身的。当然这种思维方式沟通天人的中介是巫祝的卜筮（不过比起殷商时代以祭祀沟通天人的方式，《周易》通过相对来说较有客观色彩的“筮”“数”方式，已是一种进步），《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可见《周易》中的“天”，还没有脱离至上神的属性。孔子强调人的德行对实践结果的影响，但并不否认存在一个有意志的“主宰之天”。他曾说：“获罪于天，无所祝祷也。”（《论语·八佾》）；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可见其天人关系，仍是带有神学色彩的。这一点，是对《周易》二分思维的扬弃。
卦爻辞的编者，在袭用卜辞成语的同时，也接受了殷商卜辞中二分的、对立的思维。这种思维经由《易传》阐发，发展成为后世荀子一派天人相分观念。由此可见，这些思想萌芽的原创性。
三、折中思维
断占辞中一些意思相对或相反的组合，在卦爻辞中，表示所要占问的事不好不坏、不吉不凶，处在中间状态。这样的结果，占卜者也认为是吉利的。从中隐约地表示一种知足和节制的立身行事的人生态度，包含一种折中思维。前者似乎开了早期道家隐逸思想的先河，后者则是儒家中庸哲学的源头。这种思维方式从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两个层面影响到后世。以下试从意思最明显的例子入手，阐明上述观点。
第一，无丧无得。这是说所从事的活动既没有损失，也没有收获。如《井》卦说：“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粘井，羸其瓶。凶。”迁邑是大事，迁至他邑而“不改井”，一切仍其旧，无甚影响。
第二，无咎无誉。“咎”：指责。“誉”：称誉。“无誉无咎”盖指“小人”为“君子”效力，或“君子”自己去办事，其结果是既不受指责也不被称誉。如《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大过·九五》：“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就体现了折中的结果。“誉”即声誉，“咎”即谴责。这也体现出人的实践活动与社群舆论的关联。同时，“无丧无得”和“无咎无誉”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还极易成为隐逸思想的源头。
第三，“小有悔，无大咎”（如《盅·九三》）、“无咎，小吝”（《萃·六三》）、“厉，无咎”（《乾·九三》）、“无丧有事”（《震·六五》）等，也都表现出《易》卦爻辞编者自发的折中思想。这种思想多是针对具体事情而说的，但是它已经打破了对世界的“二分”的认知格局，不能不说是《周易》的创新。
折中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叩其两端，不走极端，作事不偏不倚，这正是后世儒家中庸哲学的特点。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人的品德修养的理想境界是“中”，用中是最高的价值原则。他教育学生说为人处事，“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所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或过或不及，都应加以纠正。大力提倡“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叩其两端”（《论语·子罕》）的思想方法。这样就能达到“温而厉，威而不猛”（《论语·述而》）、“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论语·尧曰》）、“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的理想人格——君子。孔子认为，《易》“有古之遗言焉”，所以对于《易》，“不安其用（卜筮吉凶）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马王堆帛书·要》）。是说《周易》中保留了上古圣人关于立身行事的经验，所以不信“史巫之筮”，认为卜筮的吉凶倚于人的行为，因此而重点阐明“辞”中体现的“德义”。孔子的这一做法，有扬弃卜筮的迷信而阐发哲理的倾向，可以说开了后世义理一派解《易》的先河。由孔子晚年说《易》的记载来看，他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盖源于《周易》。
《尚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就含有不偏颇、不私好，用折中原则处理政事的意思。又如《诗·商颂·长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也是说用折中的原则施政，不过分苛急，也不过分放任。《洪范》和《商颂》虽有春秋战国人整理过的痕迹，但大体可证为商周文献。由此可见，《周易》中的折中思维，在当时具有普遍性，而于《周易》断占辞中有不自觉的总结。
四、变化思维与忧患意识
有些断占辞在表述占卜结果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反映了人对事件进程的认识和干预，表现出人对事物变化过程的有意识的观察和判断，体现出一种以变化观物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所卜之事的结果与人的行为方式的某种因果关系，暗示在特定条件下，吉凶休咎的结果也可以因人的行为的改变而向对立面转化。具体的情况又有两种类型：
首先，事物是变动不居的，所以要关注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特别注意“初”“中”“终”三个阶段。“吉”“凶”会随着事物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转化。这样的例子如：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
《坤》：“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否·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上引第一例，《讼》卦辞中的“窒惕，乃至易之借字也。至，甚也”，“中”对“终”言。筮遇此卦，得俘甚易，但事之中段是吉，事之末段是凶。其他各例都表示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
占卜起源于前兆迷信，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它揭示的是事物之间的一种错误的因果关系。然而在上举诸例中，对事物变化过程的“初”“中”“终”的划分，表明人类用理性去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变化、渐变的思维在前兆迷信的僵硬土壤中萌芽。道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老子，最善于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中表述事物的本质特征。比如《老子》第二十三章说：“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第六十四章又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也是主张在变化的过程中认识自然现象的本质规律。
其次，在特定的条件下，积极努力和忧患意识可以改变事物发展变化的进程，使之逢凶化吉；反之则会招来祸患。如：
《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临·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蛊·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乾乾，进不倦也。”（《吕氏春秋·士容》高诱注）《乾·九三》意谓君子勉力行事，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强调主观努力和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后两例中“既忧之，无咎”“艰则无咎”也是如此。又《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嗃嗃”，哀号之声。家人哀号，是因为他们处于危险的境地；处境艰危，使他们存戒惧之心；存戒惧之心者，有奋勉之志，故处逆境而能吉祥也。反之，妇子嘻笑轻慢，不知戒惧，乐而忘忧，安不思危，存而忘亡，以其骄佚之度，终至招来祸患。另如《渐·初六》：“小子厉，有言（愆），无咎。”《需·上六》：“敬之，终吉。”也都是说人处艰难之境，小受诃谴，庶知戒慎，而终能获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儒家的修养论，强调为人处事要谨慎戒惧，不可轻慢放纵。与断占辞中表现的思想如出一辙。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礼记·曲礼》“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以为这就是约道。又引《易·象传》“君子以俭德避难”来说明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还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都是强调行事要谨慎，不要骄傲自满，还应多一些忧患意识。后来孟子发挥这种思想，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老子也提倡勤勉戒惧，反对骄傲放纵。“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第九章）《易·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世事，老子主张要透过现象世界直探本源。只有掌握其变化的规律，才能免其殃害；否则必凶。“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老子还主张“作事谋始”，因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认识到事物的变化的特性，就要防患未然。“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是对《周易》变化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因为事物是“变化”的，所以不能只看见表面，要把目光放长远，重其“终”：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谦》：“亨，君子有终。”
《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讼·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坤·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困·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贲·六五》：“贲于兵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夬·上六》：“无号，终有凶。”
类似这样的例子，实际上是体现出卜筮者对事物变化趋势的预先判断的意识。当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只是不自觉的，仍然是卜筮行为的一部分。但其中蕴藏着在实践中探索客观规律的意识。这种重视主体的体验和经验，而缺少以自然为对象的分析与认知的方法，与儒家和道家认识论的特点完全相同。
上面所说的思想，都是从卦爻辞句例的断占辞上自然表现出来的，生动地表达着那时人们面对生活时的心理与思想状况。当然也还不能算作是成系统的“哲学”。但正是这些观念启发了古代哲学家对世界的思索，并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3期）
- 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燕京学报》，1927年第2期。
-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 据顾颉刚、李学勤等学者的研究，《周易》经文部分产生于商周之际；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等则以为《老子》产生于《论语》之前，而《易传》的时代，则在《孟子》和《荀子》之间。
- 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35页。
- 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