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符咒
一
第一次来佛罗伦萨时就对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来走去总也摆脱不了这几个字母：MEDICI。像符咒，像标号，镌在门首，写在墙面，刻在地下，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躲来躲去躲不开。昨天写但丁，就没有躲开。
这是一个家族的名称，中文译法多种多样，我就选用“美第奇”吧。看得出来，现在佛罗伦萨当局并不想张扬这个家族，不愿意把各国旅人纷至沓来的理由归诸一个门户。但是，旅人们只要用心稍细，便能发现要想避讳某种事实十分困难。
全城向旅人开放的几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礼拜堂；明明说是去参观当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政厅，看来看去竟看到了什么“族祖”的画像、“夫人”的房间，原来国政厅就是他们的家。
更惊人的是那家闻名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据一种显然夸张的说法，西方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画几乎有一半藏在这里。但是，我们一到五楼的陈列室门口却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历代祖先的雕像，一问，整个美术馆原本就是他们家族的事务所，那些画也是他们几世纪来尽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传人安娜·玛丽亚，才捐赠给佛罗伦萨市。
好像也有别的富豪之家想与这个家族一比高下。例如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家皮提（Luca Pitti）曾建造了一所规模浩大的宅院，请来设计的恰恰是与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的设计大师布鲁纳莱斯基，明显要与美第奇家族共分威势。但遗憾的是，皮提家族正由于这座宅院的巨额开支而渐渐败落，这座宅院也就由美第奇家族买下，并成为主要住所。美第奇家族长期住在这里又不更改“皮提宅院”之名，看似照顾了对手的名声，实际上却加倍证明了自己的胜利。
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恰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难道，像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运动，也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答案是肯定的。
因此，我决定，这次在佛罗伦萨要留驻较长时间，仔细研究一下美第奇家族。有关这个家族的文字资料，以前我也读过一些，但在这里，条条街道都是读本，随时都可以遇到老师。我深信这种留驻是值得的，因为这个家族收藏着太多“欧洲的秘密”。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纳的农民，做药商发财，进而开办银行而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中运用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复式簿记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业务快速发展，还为罗马教会管理财政。十五世纪中后期，这个家族又在政治上统治佛罗伦萨六十年。这六十年，既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又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呢？
第一，文艺复兴雷霆惊人、万人翘首，是由许多作品来撑持的，这些作品不管是壮丽的建筑还是巨幅的壁画，都耗费不菲，远不是艺术家本身所能应付。因此，美第奇家族的资金注入，至关重要；
第二，文艺复兴毕竟又是一场挑战，一系列全新的观念和行为，势必引来广泛反弹，构成对一个个创新者的包围。这就需要权力的保护了，而美第奇家族又正巧具备了这种权力，给很多艺术家一种安全感；
第三，美第奇家族是靠什么来确定资助和保护对象的？靠他们的鉴识能力。这种鉴识能力既包括对古希腊文化的熟知，又包括对新时代文化的敏感。他们通过设立柏拉图学园、雕塑学校和图书馆，从欧洲各地揽集人才，使佛罗伦萨市民的文化水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实在难能可贵，因为世界各国历来也会出现一些热衷于艺术的财富集团和权力集团，却每每因鉴识能力低下而贻笑大方。
美第奇家族从这三方面一使劲，在佛罗伦萨造成了一种民众性的文化崇拜。这对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声势的形成，都极其重要。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怀疑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这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居然没有陷入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端，大大方方地出入权门却又未曾成为工具。
美第奇家族总的说来比较尊重创作自由。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选择，例如那位著名的罗伦佐·美第奇非常欣赏米开朗琪罗而对达·芬奇却比较漠然，而他的儿子对米开朗琪罗也有点冷漠。但这一些都无改于这个家族对艺术群体的整体护惜。米开朗琪罗十四岁就被这个家族赏识培养，长大后怀着报恩之心为他们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过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对此美第奇家族也没有怎么为难他。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涉足艺术文化，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精神财富，让全民共享。
二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大的阴影。我在考察过程中渐渐发现，美第奇家族后来遇到的麻烦，更具有哲学意义。因此，不妨多讲几句。
美第奇家族一开始还比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权就难免与平民对立，这个悖论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Medici）敏感到了。科西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淡化掌权的名义，强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后控制政局。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与科西莫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罗伦佐（Lorenzo Medici）。罗伦佐当政时年纪还轻，不再采取祖父那种谨慎低调的掌权方式，而是果断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年罗马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威胁佛罗伦萨，罗伦佐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居然只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谈判，顷刻间化敌为友，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美谈。
这样一位统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强势的，市民们一直以他为骄傲，但时间一长，彼此都觉得有点异常。政治便是这样，低调维持平静，强势带来危机，最辉煌的收获季节必然也是多事之秋，聪明的罗伦佐很快就领悟到了这一点。他进退有度，愿意分出更多的时间讨论古希腊哲学，也写了不少伤感的诗，例如，我们可以用中国古诗的风格翻译一首：
灼灼岁序，
恰似晨露。
今朝欢愉，
明日何处？
罗伦佐遇到过很多对手，而最大的对手却是他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市民。市民是善于厌倦的，何况佛罗伦萨已风气初开、思想活跃，很难长时间地皈伏于一个家庭的统治。如果说美第奇家族亲手倡导了这种风气，那么，正是这种风气要反过来质疑这个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桥上方，看到一种奇怪的旧建筑，似房似廊，贯穿闹市，却密封紧闭，只开一些小窗。询问一位导游，他说，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于不同住处间的走道。他们不会像旧式贵族官僚那样戒备森严地在官道上通过，但又不敢毫无遮拦地与市民并肩而行。
罗伦佐奇怪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涌去，而柏拉图学园早已门可罗雀。
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Savonarola）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于是，佛罗伦萨市民以敬佩和惊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围，他以宗教净化和社会批判这两条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领袖。后来法国入侵、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这从政治角度来看，市民通过选举推翻了一个家族专制，这一个民主行为，但从整体文明上看却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这件事情上南辕北辙。萨伏纳洛拉实行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例如市民们原来听他演讲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时，觉得大快人心，现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么对不起，请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他不仅一切娱乐被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严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而且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佛罗伦萨市民对于自己用“民主”方式“造”出来的这种结果，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以比厌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厌倦了萨伏纳洛拉。萨伏纳洛拉以往针对别人的演讲又为自己设置了陷阱。例如，既然他说能被烈火焚毁的一切都是魔鬼，那么市民就想看看他自己承受烈火焚烧而不毁的奇迹。正好他所宣扬的宗教极端主义对罗马教皇也持谴责态度，教皇也就反过来判他一个“异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门口的塞诺里亚广场上执行火刑把他烧死。现在这个广场的喷泉附近地上还有一块青铜圆基，石碑说明，这是萨伏纳洛拉被烧的地点。我蹲下身来仔细观看。
这块小小的铜基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伤疤，两种历史力量一种立足民主一种立足文明在这里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这个裂痕，也是欧洲公民社会的一个“两难”。而任何“两难”，一旦暴露，都是拐点。今天的游人几乎都不会注意到它，只顾兴高采烈地踩踏着它，抬头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
萨伏纳洛拉在中国史学界的评价差距很大，大陆有人把他说成是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民主斗士，台湾有人把他说成是“妖僧”，这两种说法我都不敢苟同。看到过他的画像，黑布包头，眼有异光，瘦颊丰唇，可以想象他在修道院当众抨击文艺复兴中的佛罗伦萨时，一定很有感染力。
萨伏纳洛拉事件使佛罗伦萨市民的水平有点提高，他们开始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对待美第奇家族。但自从罗伦佐去世之后，佛罗伦萨再也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统治者，长期陷于内乱和衰落之中。美第奇家族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又下过一次台，后来还是一直把握着这座城市的统治权，直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因家族无嗣而自然退出。
一座城市，一个家族，一场运动，一堆伤疤，就这样缠缠绕绕、时断时续地绾接了一段重要的历史。
大师与小人
一
在圣十字教堂米开朗琪罗的灵柩前我想，文艺复兴运动退潮的标志，应该是米开朗琪罗之死吧？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那我就不能仅仅把他看做是一个雕塑家和画家了。因此，我决定在佛罗伦萨再留驻几天，一次次去他的故居，读各种资料。我渐渐明白，一个辉煌时代的代表者也会遇到人格困境，而他的人格困境，很可能正是这个时代失去辉煌的标志。
米开朗琪罗死在罗马，享年八十九岁。比之于达·芬奇死于六十多岁，拉斐尔死于三十多岁，实在是高寿。他与他们两人的关系曾出现过一些尴尬，但他们都已在四十多年前去世，他一人承受了四十多年缺少高层次朋友和对手的无限孤独。
记得那时，已经画出了《最后的晚餐》的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时是何等荣耀，年轻气盛的米开朗琪罗曾经公开冲撞过他。后来米开朗琪罗发现达·芬奇为佛罗伦萨国政厅画壁画的报酬是一万金币，而自己雕刻《大卫》的报酬是四百金币，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画一幅壁画来与达·芬奇较量。这种众目睽睽下的比赛，时时引发不愉快的事情。例如这期间有人用石块投掷陈放于广场上的《大卫》，立即被想象成受达·芬奇指使，使达·芬奇不知如何洗刷。
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米开朗琪罗刚想把比赛的那幅壁画从纸稿上画到墙上，却被教皇召到了罗马。等他后来回到佛罗伦萨，发觉达·芬奇早已因别的原因中止壁画而远走他乡。他在达·芬奇留下的壁画遗迹前大为震动，因为他能理解全部笔触间的稀世伟大。照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竞争地获得了单独完成壁画的机会，但达·芬奇已走，自己再画还有什么意思？他也停止了。于是，两位大师重新用温和的目光远远地互相打量，霎时和解。
拉斐尔比米开朗琪罗年轻八岁，对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艺术都非常崇拜。但他是当时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的著名建筑师布拉曼特的同乡和远亲，布拉曼特对米开朗琪罗不无嫉妒，结果使拉斐尔一度也成了米开朗琪罗心理上的对立面。米开朗琪罗怀疑，教皇硬要他这个雕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顶棚作大型壁画，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出的坏主意，目的是让他出丑。他作这幅壁画时拒绝别人参观，但很快发现有人在夜间进来过，一查，又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这使他非常气恼。其实拉斐尔是来虔诚学习的，当米开朗琪罗这幅名为《创世纪》的壁画完成后，拉斐尔站在壁画前由衷地说：“米开朗琪罗用上帝一样的天才，创造出了这个世纪！”
布拉曼特只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尔继位。可惜他那么年轻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筑师刚刚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无奈，最后只好去请七十二岁高龄的米开朗琪罗主持其事。
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只是雕刻家，由于布拉曼特别有用心的推荐不得已成了画家，却又怎能在这么苍老的晚年再来变成一个建筑师，更何况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几度拒绝。后来实在推不过，就提出要改变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虑，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当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审视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后，不得不惊呼：谁想否定这么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疯子！
这声惊呼，是从艺术良知发出的。真心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人格，迟早会互相确认。
二
米开朗琪罗晚年的苦恼，在于再也遇不到这种等级的互相对峙和确认，迎面而来的尽是一些被他称作“卑鄙造谣者”的小人群体。
请不要小看小人，他们是种种伟大的消解者。消解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初的建设。
从米开朗琪罗给侄儿的那些书信看，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在受小人们的折磨。他们的名字，现在还能从史料中查到。我们有时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欧的艺术大师，为什么还会在乎这些卑鄙的造谣者呢？看了资料才知道，这些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还有一定的运作能力，而谣言的内容无论是教皇还是民众都一时很难分辨。其中最恼火的是有关工程的谣言，不断预言米开朗琪罗正在建造的那个教堂大穹顶已留下很严重的技术后果而必定坍塌。这在当时无法验证，却能破坏建造者的心绪，可能一气而中止工程，而中止又正恰是造谣者的目的，好让自己来接手穹顶。
那天我正好读了这些资料，便要去圣彼得大教堂前参加一个盛大典礼，看到连教皇都出来了。但我的心思却一直驻定于蓝天下的那个穹顶，想着几百年前米开朗琪罗有口难辩的愤怒。
其实米开朗琪罗的这种麻烦，在他完成杰作《最后的审判》时就遇到了。那时大师年近古稀，突然发现这种看似卑琐的对手比他经历过的各种危难还要凶险。
当时有个威尼斯的讽刺作家叫阿雷提诺，兼做两项职业谋生，一项是受人雇佣写诽谤文章，领取佣金；另一项是向艺术家无偿索取作品，如遭拒绝则立即发表攻击性杂文。
这两项职业，其实都是由文化小人变成了文化杀手。第一项是雇佣性文化杀手，第二项是报复性文化杀手。他在当时十分强大，因为一幅壁画一画几年，他的杂文一天几篇，攻守严重失衡；更因为他的诽谤和攻击持续不断，而且发表得很有规律，结果几乎所有的名人、艺术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顺顺当当地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其他利益。
这次他向米开朗琪罗索要画稿，未能如愿，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米开朗琪罗拿了教皇的大堆黄金而没有画成像样的东西，是骗子和强盗，品行不端。米开朗琪罗虽然非常生气却没有理会，阿雷提诺便进一步以传单的方式指责《最后的审判》伤风败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这个指控在当时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幸好教皇没怎么在意。
像一切以评论家身份出现的小人一样，阿雷提诺竭力想把一个艺术家拉到政治审判和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后没有成功，他也搅乱了社会注意力。连当时为米开朗琪罗辩护的人们也没有发现：《最后的审判》在人物刻画和构图上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告别。这是大师花了整整六年时间，白天黑夜艰难探索的结果，谁知一问世就被恶浊的喧哗所掩盖。
大师想探索的命题，还有很多，他时时想从新的起跑线上起步，但小人们的诽谤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为自己本想放弃的东西辩护。他多么想重新成为一个赤子继续探求艺术的本义，但四周的一切使他只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面罩。社会气氛已经无法帮助他成为一个轻松的创造者，这正表明文艺复兴的大潮已开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师临终前对站在自己面前的红衣主教说：“我对艺术刚刚有点入门，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
大师的亲属只有一个不成器的侄子。这个侄子草草地把大师的遗体捆成一个货物模样，从罗马运回佛罗伦萨，完成了遗嘱。
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小人，让米开朗琪罗的后半辈子不是长期地陷于苦闷、挣扎之中，而是“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必将会更精彩，全人类的美好图像也必将会更完整。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强烈地领悟：历来糟践人类文明最严重的人，不是暴君，不是强盗，而是围绕在创造者身边的小人。
围啄的鸡群
一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但是，这种呼应和交接，两边都充满悲剧气氛。伽利略的遭遇比米开朗琪罗更惨，证明人类的前进步伐，跨得越大就越艰辛。
我给自己立下一个限制，不能把这次考察变成对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回顾。除了美第奇家族和米开朗琪罗，我只允许再加一个意大利人，不再多加了。这个人就是伽利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做他的纪念碑。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
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对伽利略有恩，而且是大恩。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他的女儿出于对他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
“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
二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他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
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
……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
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伽利略“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求宽恕”。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但布莱希特认为也有别的多种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老师很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因为没有先前的忏悔就没有后来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还是故意走曲线，忏悔的后果总的说来是可怕的。就个人而言，多年囚禁，终身监控，女儿先他九年而死，他后来又双目失明，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就整体而言，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这个案件“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事情很大，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
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
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问题，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这就给以后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留出了有待回答的大课题。
流浪的本义
一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
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这条大街是逛不厌的，我先是和伙伴们一起逛，不过瘾，再独个儿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伙伴们去看我发现的好去处。伙伴们也各自发现了一些，一一带领过去，结果来回走了无数遍，腰酸腿疼而游兴未减。于是相约，晚饭后再来，看它夜间是什么模样，大不了狠狠逛它个通宵。
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卖艺卖物，抖出百般花样，使尽各种心智，实在是好玩极了。
我也想过，世上的商街也都在卖艺卖物，司空见惯，为什么这里特别吸引人？
首先，这里浑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国人，不分东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也不分严格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只是像“卖者”和“买者”一样开心晃荡。
其次，这里洋溢着艺术气氛。所有的卖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钱，便在这里稍稍闹腾。主要不是闹腾资金和商品，而是手艺和演技，因此又和艺术衔接在一起，光鲜夺目，绝招纷呈，就像过节一般。
第三，这里笼罩着文明秩序。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规范，在这里出现的一切，必须干净、文雅、礼貌、美观，不涉恶浊，不重招徕，大家都自尊自爱，心照不宣。这就使它与我们常见的喧闹划出了界限，具备了国际旅游质素。
……
这些特点，在我看来，全都体现了世间一切优秀流浪者的素质。他们的谋生能力，开阔心境，自控风范，物化为一条长廊。其实，这也是一切远行者的进修学校。
我一直认为，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的佼佼者。他们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之中，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之间。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快乐者大街。
二
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的中间一段，是表演艺术家的活动天地。有的在做真人雕塑，有的在演滑稽小品。
真人雕塑在欧洲很多城市都有，人们因为看惯了普通雕塑，形成了视觉惯性，突然看到这几尊雕塑有点异样，总会由吃惊而兴奋。很多行人会与“雕塑”并肩拍张照，“雕塑”会与你拉手、搂肩。拍完照片，你就应该往脚前的帽子里扔点钱。
有的旅客小气，不与“雕塑”并肩、握手，就站在边上，让他作为街景拍张照，以为可以不付钱。这种“偷拍客”在这里有点麻烦。快门一响，“雕塑”警觉，一看有一个小姐快速离去的背影，就会从基座上跳下来去追赶。于是，一尊埃及法老金塑在边追边喊一名满脸通红的金发女郎，一座浑身洁白的希腊伟男石雕在阻拦一名黑发黑衫的亚洲女士，这情景实在好玩，往往引得周围一片欢呼。
无论是金塑还是石雕都笑容可掬，语气间毫无谴责：“小姐，我能不能再与你照一张？”小姐当然连忙给钱，“雕塑”收下后还满口客气：“其实这倒不必。”
只有一宗表演我看不明白。一口华丽的棺材，盖子打开了，里面躺着一位化了妆的男演员，做死亡状，脸上画着浓重的泪痕。棺材上挂着一张纸，用西班牙文写着一排诗句，我怀疑是莎士比亚某剧中的一个片断，但哪一个剧呢？想了半天无法对位。棺材旁坐着一位女性，显然是演员的妻子，她脚下有一个皮袋，过往行人丢下的钱币很多。
从演员的呼吸状态看，他显然是睡着了。睡着而能比那些活蹦乱跳的卖艺人赚更多的钱，也真有本事。
三
流浪者大街的东端直通地中海，逛街劳累后我想吹吹风，便向海边走去。
海边是一个广场，中间有一柱高塔，直插云端。高塔底部，有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的雕像。高塔顶部，还有一尊立像。
这会是谁呢？连堂堂国王和女王都在那么低下的部位守护着他，难道他是上帝？
云在他身边飘荡，他全然不理，只抬头放眼，注视远方。
我立即猜出来了，只能是他，哥伦布。
一问，果然。
我看了看整体形势，这座哥伦布高塔，正与流浪者大街连成一直线。那么，这位航海家也就成了大街上全体流浪者的领头人。或者说，他是这里的第一流浪者。
其实岂止在这里。他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浪者。
为了争取流浪，他在各国政府间寻找支持。支持他的，就是现在蹲坐在他脚下的皇家夫妻。
他发现了一片大陆，于是走进了历史。但他至死都不清楚，自己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大陆。
哥伦布表明了流浪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
四
从哥伦布，我理解了巴塞罗那的另一位大师：高迪。
我以前对高迪知之甚少。让我震动的，是他建造圣家族大教堂的业绩。
他接受这项工程时才三十岁，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个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庆典前的两个星期，他因车祸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到今天，正好又过了七十四年，他的学生在继续造，还没有造好。对此，巴塞罗那的市民着急了，向市政当局请愿，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参加这个教堂的落成典礼。于是市政当局决定加快步伐，估计二十年后能够完成。
那么，这个教堂建造至今，已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再过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
这种怪异而又宏伟的行为方式，使我想起流浪者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
我到那个教堂的工程现场整整看了一天。高迪的杰作如灵峰，如怪树，如仙窟，累累叠叠、淋淋漓漓地结体成庄严。后续工程至今密布着脚手架，延续着高迪饱满的创作醉态又背离了他，以挺展的线条、干净的变形构建成一种新的伟大。
由此也深深地佩服巴塞罗那市民，他们竟然在一百四十几年之后才产生焦急，这是多大的宽容和耐心。今天的焦急不是抱怨高迪和他的学生，而是抱怨自己有限的生命。
为了弥补以前对高迪的无知，我这次几乎追踪到了他在城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细细打听，步步追问，凡有所闻，立即赶去。
他终生未娶，即便年老，也把自己的居所打扮成童话世界。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每一面镜子，只要人手可以搓捏的，他都要搓捏一番，绝不放过。他最躲避的是常规化定型，因此每做一事都从常规出走，从定型逃离，连一椅一桌都进入了流浪。
高迪于一九三六年死于车祸，当时缺少图像传媒，路人不认识倒地的老人是谁，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无效又送到了停尸房。但是，几天之后，“高迪之城”终于发现找不到高迪了，才慌张起来，四处查访，最后，全城长叹一声，知道了真相。
人们来到他的故居，才发现，他的床竟如此之小。
这时大家似乎最终醒悟，一个真正的流浪者，只需要一张行军床。
只因它特别忠厚
西班牙到处都是斗牛场，有的气势雄伟，有的古朴陈旧。
但无论如何，我不喜欢斗牛。
牛为人类劳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记得儿时在乡间看杀牛，牛被捆绑后默默地流出大滴的眼泪。于是一群孩子大喊大叫，挺身去阻拦杀牛人的手。当然最终被阻拦的不是杀牛人而是孩子，来阻拦的大人并不叱骂，也都在轻轻摇头。
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这且罢了，却又偏偏围出一个斗牛场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极力营造杀死它的借口。一切恶性场面都是谁设计、谁布置、谁安排的？却硬要把生死搏斗的起因推到牛的头上，似乎是疯狂的牛角逼得斗牛士不得不下手。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会申辩，在这种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产生了英雄，也不会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却杀害了它，还冒充英雄。世间英雄，真该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杀就杀了吧，却又聚集起那么多人起哄，用阵阵呼喊来掩盖血腥阴谋。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剥除了道义逻辑的生命力比赛，不该苛求。
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它特别忠厚。
小巷老门
西班牙的一半风情，在弗拉门戈舞里蕴藏。
入夜，城市平静了，小巷子幽幽延伸。我们徒步去找一个地方，走着走着连带路的朋友也疑惑起来：路名不错，门牌号码已经接近，为什么还这么阒寂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