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南欧

第一卷 南欧

南方的毁灭

考察欧洲第一站,居然是面对一场大灾难。我知道,这个行程一定是深刻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从灾难开始的宗教寓言。

所谓“终极思考”,其实有一半也就是“灾难思考”。因此,灾难的废墟,是帮助我们摆脱日常平庸的课堂。

世上发生过一些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例如地震、海啸和原子弹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对毁灭前后进行具体的对比。庞贝的毁灭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密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

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

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时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悲剧,有米南德的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

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G.Fior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

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在出事之前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

我觉得马克·吐温的这种推断过于鲁莽。石材路一般都不会因为有了车辙就立即更换,有经验的驾车人也不会害怕这些车辙。从庞贝古城的道路整体状况看,有关管理人员还算尽职。马克·吐温把自己偶然陷脚的原因推给他们,连他们惨死了也不原谅,过分了。

比马克·吐温更为过分的指责,出自一大批虚伪的道德学家。他们凭着道听途说,想象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烂,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奢侈糜烂的证据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宫画。其实在我看来,这里呈现的是古罗马城市的寻常生态,在整体上还比较收敛。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达这里,他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

庞贝又小又窄,出乎参观者的意料。街道虽然很直,边上也有人行道,不过都很狭窄。房屋矮小而且没有窗户,房间仅靠开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门采光。一些公共建筑物、城门口的长凳、神庙,以及附近的一座别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筑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这些房间、通道和走廊,全都装饰着图画,望之赏心悦目。墙上都是壁画,画得很细腻,可惜多已毁损。

《意大利之行》

我也有歌德的这种感觉,但这里包含着某种错觉。我们平时去看正在建筑中的楼房地基,也会惊讶每个房间为什么如此之小。其实这是因为室内空间尚未形成,只拿着一个个房间的地基面积与无垠的天地去比,当然显得狭窄。庞贝废墟的多数民房遗迹也成了这种开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这番惊讶。后来他进入了那些比较完整、又有器物装饰的房间后感觉就不同了,说:“庞贝的屋子和房间看似狭窄,却仿佛又很宽广。”

法国史学家泰纳(Taine)比歌德早来二十多年,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生活享受远不如我们现在这样舒适多样,这样多彩多姿。”从时间上说,几乎所有断言庞贝城因奢侈糜烂而受到上帝惩罚的道德评论家们,都是在泰纳之后,甚至在歌德之后才出现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阅读泰纳和歌德的文章。

我鄙视一切嘲笑受难者的人。我怀疑,当某种灾难哪一天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会做什么。

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除了那些“人形模壳”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姿态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称他老普林尼,是因为还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后来又收为养子。这位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罗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书信,这种传统是由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发端的,小普林尼承袭这一传统,成了写漂亮书信的高手。几年前我在《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中读到小普林尼写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牺牲的过程。

老普林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员,庞贝灾难发生时他担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称地中海舰队司令)。真不知道他长达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余卷的著作是怎么抽空完成的。

据小普林尼信中记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听说天空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云,便穿上靴子登高观察,看了一会儿便以科学家的敏感断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备船朝怪云的方向驶去,以便就近观察。

但刚要出门,就收到了维苏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当机立断放弃科学观察,命令所有的船只都赶到灾区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马当先。烫人的火山灰、燃烧过的碎石越来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领航员建议回去,老普林尼却说:“勇敢的人会有好运。”他命令再去救人。作为舰队司令,他主要营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边的人。

他抱着瑟瑟发抖的朋友们,不断安慰,为了让他们镇静下来,自己满面笑容,洗澡、吃饭,把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解释为由炉火引 起的火灾。最后,他号召大家去海滩,因为那里随时可以坐船逃离,但到了海滩一看,火山的爆发引起了大海发狂,根本无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滩上,头上缚着枕头,以免被碎石伤害。但是,火焰越来越大,硫磺味越来越浓,人们开始慌乱奔逃,却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在这时,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浓烟窒息而死,终年五十六岁。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岁,竟然侥幸逃出来了。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幸好他写这封信,使后人看到了那场灾难唯一亲历者的叙述。

我对这位因窒息而闭眼的老普林尼深深关注,原因之一是他在欧洲较早地看到了中国。

我没有读过他的《自然史》,据《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介绍,老普林尼已经写到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他当时把中国人叫成“赛里斯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那么早,比马可·波罗来华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玛窦来华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中国人的这些特点的呢?我想,大概是几度转说,被他打听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筛选和分析,最后竟然筛选出了“举止温厚”这个概念,把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农耕文明的不事远征,都包括在里边了。

他写《自然史》的时代,在中国,王充在写《论衡》,班固在写《汉书》。庞贝灾难发生的那一年,班固参加了在白虎观讨论五经的会议,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义》。

“举止温厚”的王充、班固他们不知道,在非常遥远的西方,有人投来关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不久在轰隆轰隆的大灾难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庞贝。

罗马假日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古典、新锐、宁谧、舒适、神秘、壮观、肃穆……

只有一个词,各个城市都不会争,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

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

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

我第一次去罗马,约了一帮友人,请蒋宪阳先生带队。他原本是上海的男高音歌唱家,因热爱意大利美声唱法而定居罗马多年。他先开车到德国接我们,然后经卢森堡、法国、摩纳哥去意大利,一路上见到雕塑、宫殿无数,但只要我们较长时间地驻足仰望,他就竖起一根手指轻轻摇动,说:“不!不!要看罗马的,那才是源头。”我们笑他过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说话。但是一进罗马就反过来了,沉默的是我们,大家确实被一种无以言喻的气势所统慑,而他则越来越活跃。

今天我再次叩访罗马,伙伴们听了我的介绍都精神抖擞,只想好好地领受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但是,谁能想到,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伙伴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过头来看我,像是在询问怎么回事,但他们立即发现,我比他们更慌神。

原来,眼前的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

这怎么可能?

家家商店大门紧闭,条条街道没有行人。

千年城门敞然洞开,门内门外阒寂无声。城门口也有持剑的卫兵,但那是雕塑,铜肩上站着一对活鸽子。

即便全城市民倾巢出征,也不会如此安静。即便罗马帝国惨遭血洗,也不会如此死寂。

当然偶尔也从街角冒出几个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来访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者从一间屋门里走出来,连忙停车询问,才知,昨天开始了长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据说,五千八百万意大利人,这两天已有三千万到了国外。

如此的人数比例我很难相信,但是后来住进旅馆后看到,电视台和报纸都这么说。

历来罗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想,这宽阔的路,这高大的门,这斑驳的楼,曾经见过多少整齐的人群大进大出啊,今天,这些人群的后代浩荡离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给我们,留给全然不知来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笔。

在中国新疆,我见过被古人突然遗弃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颓屋残墙间已经惊恐莫名。我知道那种荒废日久的空城很美,却总是不敢留在黄昏之后,不是怕盗贼,而是怕气氛。试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没有一点动静,月光朦胧,朔风凄厉,脑畔又浮出喜多郎的乐句,断断续续,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消受?

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却未曾荒废的庞大空城。没有人就没有了年代,它突然变得很不具体。那些本来为了召集人群、俯视人群、笑傲人群、号令人群的建筑物怎么也没有想到哪一天会失去人群,于是便傲然于空虚,雄伟于枉然。

营造如此空静之境的,是罗马市民自己。这才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厨炊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

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地休假去了。

何谓彻彻底底地休假?

在观念上,这里体现了把个体休闲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欧洲人生哲学。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也就是说,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融化了西方的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极端。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次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计划做了几个月,但当领导人到达前一星期,意大利方面的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了,把大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只得重新开始计划。奇怪的是,他们那方的人员只着急不生气,因为那个负责人的突然不见有一个神圣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们很多企业家和官员其实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选择一个不受干扰的风景胜地。然而可惜的是,他们放不下身份。于是,一到休假地立即用电话疏通全部公私网络,甚至还要与当地的相关机构一一接上关系。结果可想而知,电话之频、访客之多、宴请之盛,往往超过未曾休假之时,没过几天已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那么多罗马人到国外休假,我想主要是去了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南部。意大利人的经济状况在整体上比法国、德国差得多,比西班牙好一点,他们在外应该是比较节俭的一群。欧洲人出国旅游一般不喜欢摆阔,多数人还愿意选择艰苦方式来测试自己的心力和体力,这与我们一路上常见的那些腰包鼓鼓、成群结队、不断购物的亚洲旅行者很不一样。

那天我们去东海岸的圣乔治港,经过一个小镇,见到有一位白发老者阻拦我们,硬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馆吃饭。理由是他曾多次到过中国,现在正在这个小镇的别墅里度假。

跟着他,我们也就顺便逛了一下小镇。小镇确实很小,没有一栋豪华建筑,全是一排排由白石、水泥、木板建造的普通住房,也没有特别的风景和古迹,整个儿是一派灰白色的朴素。

大概走了十分钟路,我们就见到了那家海味小馆。老人不说别的,先让我们坐下,一人上一碗海鲜面条。

那碗面条有什么奥妙?我们带着悬念开始下口。面条居然是中国式的,不是意大利面食,大汤,很清,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小贝壳的肉,近似于中国沿海常吃的“海瓜子”。这种小贝壳的肉吃到嘴里,酥软而又韧性,鲜美无比,和着面条、汤汁一起咽下,真是一大享受。老人看着我们的表情放心地一笑,开始讲话。

他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向你们说清我在这个小镇买别墅的原因,这面条,全意大利数这里做得最好。”说完,他才举起酒杯,正式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我们感谢过后,问起他曾多次去过中国的事。

他的回答使我们大吃一惊,他去中国的身份是意大利的外贸部长、邮电部长和参议员!这就是说,坐在我们对面的白发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

今天他非常不愿意在自己担任过的职务上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休假。

他努力要把拦住我们的原因,缩小为个人原因和临时原因。他说,妻子是一个诗人,现在正在别墅里写诗,但别墅太小,他怕干扰妻子,便出来蹓跶,遇到了我们的车队。

告别老人后,我们又行走在小镇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这样的小镇,对所有被公务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龙卧虎,更有能力使他们忘记自己是龙是虎。这种忘记,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赤诚的真人。因此,小镇的伟力就像休假的伟力,不可低估。

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

兴亡象牙白

一见到元老院的废墟,我就想起恺撒——他在这里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讲吧?被刺了二十三刀,最后伤痕累累地倒在庞培塑像面前。

我低头细看脚下,猜测他流血倒下的地方。这地方一定很小,一个倒下的男人的躯体,再也不可能伟岸,黯然蜷曲于房舍一角。但是当他未倒之时,实在是气吞万里,不仅统治现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而且波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和英国南部。他还为追杀政敌庞培赶到埃及,与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后又横扫地中海沿岸。

但是,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就连恺撒,也不能例外。当他以死亡完成最彻底的收敛和服从之后,他的继承者、养子屋大维又来了一次大放纵、大挥洒,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把地中海当做了内湖。

我有幸几乎走遍了恺撒和屋大维的庞大罗马帝国属地,不管是在欧洲、亚洲还是非洲。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早已残损的古罗马遗迹,一看就气势非凡。我相信,当茫茫大地还处于蒙昧和野蛮阶段的时候,罗马的征服,虽然也总是以残酷为先导,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文明的征服。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你看那个纵横万里的恺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卢战记》,其中七卷是他亲自所写,最后一卷由部将补撰。这部著作为统帅等级的文学写作开了个好头,直到二十世纪人们读到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还能远远记起。

恺撒让我们看到,那些连最大胆文人的想象力也无法抵达的艰险传奇,由于亲自经历而叙述得平静流畅;那些在残酷搏斗中无奈缺失、在长途军旅中苦苦盼望,因由营帐炬火下的笔画来弥补,变得加倍优雅。

罗马的韵味倾倒过无数远远近近的后代。例如莎士比亚就写了《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等历史剧,把古罗马黄金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画,令人难忘。尤其是后一部,几乎写出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爱情悲剧。

既然提到了安东尼,那么我要说,这位痴情将军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他对西塞罗太残忍了。西塞罗是他的政敌,但毕竟是古罗马最优秀的散文家,安东尼怎忍心,割了他的头颅带回家欣赏,然后又长久悬挂在他平日演讲的场所,让众人参观。正因为这个举动,我对安东尼后来失去爱情、失去朋友、失去战争而不得不自刎的结局,没有太多的惋惜。

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皇帝总是有好有坏,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极少数皇帝,坏到人们不愿再提起。

尼禄(Nero Clandius Caesar)这个名字,我早有关注,但一到罗马就被一种好心情所裹卷,生怕被这个名字破坏掉,因此一直避讳着。今天去斗兽场,听说前面就是尼禄“金宫”遗址,心想终于没有避开。

我以前关注他,与讲课有关。我讲授的《观众审美心理学》里有一个艰深的课题:尼禄在日常生活中杀人不眨眼,一到剧场里看悲剧却感动得流泪不止,这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猜测是以虚情假意欺骗民众,但他的至高地位否定了他有欺骗的必要。这个课题关及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探索,我的历届学生都不会忘记。

说尼禄杀人不眨眼,实在是说轻了,因为这会把他混同于一般的暴君。他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妻子、弟弟和老师,听起来简直毛骨悚然。

当然这种杀戮与宫闱阴谋有关,例如他的母亲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们且不去细论;让我愤怒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场连续多日的大火把罗马城大半烧掉,这个皇帝居然欣喜地观赏,还对着大火放声高唱。火灾过后为了抑制民愤,胡乱捕了一些“嫌疑犯”处死,而处死的手段又残忍得让人不知如何转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当做“活火炬”慢慢点燃,或蒙上兽皮让群犬一点点撕裂。

这样一个人,居然迷醉希腊文化,迷醉到忍不住要亲自登台表演。甚至,当他发现罗马人对他的表演不够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时间在希腊从事专业演出!一个人的艺术和人品很可能完全是两回事,尼禄就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罗马的幻灭感、碎裂感、虚假感,无异于局部的国破家亡。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

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一位皇帝叫罗慕洛斯·奥古斯都。当代瑞士出生的剧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罗慕洛斯大帝》,颇为精彩。几年前曾有一些记者要我评点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剧作,我点了它。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耳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物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却试图去扶持,反而会成为历史的障碍;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就会成为一种反动。于是,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他太了解罗马,知道一切均已无救。

但是,作为战胜者的日耳曼国王更有苦衷。他来攻打罗马,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没有儿子,按传统规矩只能让侄子接班,但这个侄子是一个年轻的野心家和伪君子。国王既已看穿又别无良策,只能通过攻打来投靠罗慕洛斯,看看有没有另一种传位的办法。

于是,败亡者因知道必败而成了世界的审判者,胜利者因别有原因而浑身无奈。

由此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多少胜败,掩盖了大量的反面文章。

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喜剧,也是最高层次的历史剧。

跳开虚构的艺术,回到真实,我又低头俯视脚下。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野草、冷月、断柱、残石,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

考古发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难得这片废墟,经历如此磨难,至今威势犹在。

在一千多年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语中,它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说歪。

今天的罗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过象牙白不再纯净,斑斑驳驳地透露着自己吓人的辈分。后代的建筑当然不少,却都恭恭敬敬地退过一边,努力在体态上与前辈保持一致。结果,构成了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传代强势,这便是今日罗马的气氛。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我坐在一个长满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风范上胜过女性,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

“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从心里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与罗马一比,美国和上海的历史都太短了。它们没有资格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它们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老人不知道,当时真正与罗马城并肩立世的,是长安。但现在西安晚上的灯光,也比罗马明亮。西安不端元老的架势,因此充满活力,却也确实少了一份罗马的派头。

点燃亚平宁

从罗马向东,路边有许多灰褐色的高墙,围住了一座座巨大的宅院。

高墙没有坍塌,却已颓弛,剥落严重。砖石间虬出的枯藤,木门上贴满的干苔,使整个院子成了一个庞大的远年文物。

里边还会有人住吗?

欧洲多怪事。一位外交家告诉我,有时偶尔遇到一个衣着随便的先生,谈得投机,成了朋友,几度交往后被邀请到他家坐坐,谁知一到他家大吃一惊,不由得睁大眼睛重新打量起他来,原来他拥有整整一座十八世纪的古典庄园!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先生,因此一路观察着每个门庭,看到稍稍整齐一点的,便猜测会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生住在里边。

但我知道,所谓“稍稍整齐一点”的感觉往往出错。在欧洲,对于古代的遗迹大多不做外部修缮,而只是暗中加固。因此,那种看似危险的颓弛,可能早已无虞。

果然,一路上那么多老门,倒是最破败的那一扇,开了。

我们正想看看门内的废苑景象,谁知一辆最时髦的焦黄色加长敞篷跑车,从里边开了出来。

这样的反差让我们目瞪口呆,更何况车上坐着两位典型的意大利美女。

跑车轻轻地拐到街道上,在我们的前方悠然驰去,我们的车队跟在它的后面。跑车很快驶上了山路,两位美女长长的金发忽忽飘起,很像两簇舞动的火焰。

焦黄的跑车托着金发的火焰变成了一具通体透亮的火炬,像是执意要点燃亚平宁山脉。但是一路行去青山漠然,岩石漠然,树丛漠然,跑车生气似的蹿上了盘山公路。

金发终于飘到了云底,正巧这时黄昏降临,白云底缘一溜金光,它真的被点着了。

于是,整个亚平宁山脉一片灿烂。

我想,果然不能小看了欧洲破旧的院落,似病似死间,也可能豁然洞开,惊鸿一瞥,执掌起满天晚霞。

霞光下,再也分不清何是古代,何是现代,何是破败,何是美艳,何是人间,何是自然。

寻常威尼斯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旅客,都愿意到威尼斯来呢?

论风景,它说不上雄伟也说不上秀丽;说古迹,它虽然保存不少却大多上不了等级;说美食,说特产,虽可列举几样却也不能见胜于欧洲各地。那么,究竟凭什么?

我觉得,主要是凭它特别的生态景观。

首先,它身在现代居然没有车马之喧。一切交通只靠船楫和步行,因此它的城市经络便是河道和小巷。这种水城别处也有,却没有它纯粹。

其次,这座纯粹的水城紧贴大海,曾经是世界的门户、欧洲的重心、地中海的霸主。甚至一度,还是自由的营地、人才的仓库、教廷的异数。它的昔日光辉,都留下了遗迹,这使历史成为河岸景观。旅客行船阅读历史,就像不太用功的中学生,读得粗疏、质感、轻松。

再次,它拥挤着密密层层的商市,却没有低层次摊贩的喧闹。一个个门面那么狭小又那么典雅,轻手轻脚进入,只见店主人以嘴角的微笑做欢迎后就不再看你,任你选择或离开,这种气氛十分迷人。

……

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优点,给它带来了祸害。

小巷只能让它这么小着;老楼只能让它在水边浸着;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也只能让一艘艘小船解缆系缆地麻烦着;白天临海气势不凡,黑夜只能让狂恶的海潮一次次威胁着;区区的旅游收入当然抵不过拦海大坝的筑造费用,也抵不过治理污染、维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让议员、学者、市民们一次次呼吁着。

大家都注意到,墙上的警戒线表明,近三十年来,海潮淹城已经一百余次。运河边被污水浸泡的很多老屋,早已是风烛残年、岌岌可危。弯曲的小河道已经发出阵阵恶臭,偏僻的小巷道也秽气扑鼻。

威尼斯因过于出色而不得不任劳任怨。

好心人一直在呼吁同情弱者,却又总是把出色者归入强者之列,似乎天生不属于同情范围。其实,世间多数出色者都因众人的分享、争抢、排泄而成了最弱的弱者,威尼斯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习惯于在威尼斯小巷中长时间漫步,看着各家各户紧闭的小门,心里充满同情。抬头一望,这些楼房连窗户也不开,但又有多种迹象透露,里面住着人。关窗,只是怕街上的喧嚣。这些本地住家,在世界旅客的狂潮中,平日是如何出门、如何购物的呢?家里的年轻人可能去上班了,那么老年人呢?我们闻到小河小港的恶臭可以拔脚逃离,他们呢?

我对威尼斯的小巷小门特别关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

一个与我们中国关系密切的人物从这儿走出。

当然,我是说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的游记是真是伪,国际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而且必将继续争论下去。没有引起争议的是:一定有过这个人,一个熟悉东方的旅行家,而且肯定是威尼斯人。

关于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反对派和肯定派都拿出过很有力度的证据。例如,反对派认为,他游记中写到的参与攻打襄阳,时间不符;任过扬州总管,情理不符,又史料无据。肯定派则认为,他对元大都和卢沟桥的细致描绘,对刺杀阿合马事件的准确叙述,不可能只凭道听途说。我在读过各种资料后认为,他确实来过中国,只是在传记中夸张了他游历的范围、身份和深度。

他原本只是一个放达的旅行家,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写游记,并不是他出游的目的,事先也没有想过,因此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随兴而说。其实这样的旅行家,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路的艰辛使他们不得不用夸张的口气来为自己和伙伴鼓气,随处的栖宿使他们不得不以激情的大话来广交朋友,日子一长便成习惯,有时甚至把自己也给搞糊涂了,听他们说旅行故事总要打几分折扣。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可·波罗的游记当做历史学者或地理学者的考察笔记来审读。

当然这中间还应考虑到民族的差别。意大利人至今要比英国人、德国人随意。随意就有漏洞,但漏洞不能反证事情的不存在。不管怎么说,这位随意顺兴、夸大其词的旅行家其实非常可爱。正是这份可爱,使他兴致勃勃地完成了极其艰难的历史之旅。

尽管游记有很多缺点,但一旦问世就已远远超越一人一事,成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梦想底本,也成了他们一次次冒险出发的生命诱惑。后来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伟大航海,都是以这部传记为起点的,船长们在狂风恶浪之间还在一遍遍阅读。

成天吵闹的威尼斯也有安静的时候。

我想起一件往事。

两年前我在一个夜晚到达,坐班车式渡船,经过十几个停靠站,终点是一个小岛,我订的旅馆在岛上。这时西天还有一脉最后的余光,运河边的房子点起了灯,灯光映在河水里,安静而不冷落。

灯光分两种,一种是沿河咖啡座的照明,一种是照射那些古建筑的泛光。船行过几站,咖啡座已渐渐关闭,只剩下了泛光。这些泛光不亮,使那些古建筑有点像勉强登台的老人,知道自己已经不适合这样亮相。浸泡在水里的房子在白天融入了熙熙攘攘的大景观,不容易形成凝视的焦点,此刻夜幕删除了它们的背景,灯光凸现了它们的颓唐。本来白天与我们相对而视,此刻我们躲进了黑暗,只剩下它们的孤伤。

班车式渡船一站站停泊,乘客很多。细细一看几乎都不是游客,而是本地居民,现在才是他们的时间,出来活动了。踩踏着游人们抛下的垃圾污秽,他们从水道深处的小巷里出来,走过几座小桥来到码头,准备坐船去看望两站之外的父母亲,或者到广场某个没有关门的小店铺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开始下雨了,船上乘客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五六个,都与我一样住在小岛。进入大河道了,雨越下越大,已呈滂沱之势,我在担忧,到了小岛怎么办?怎样才能冒雨摸黑,找到那家旅馆?

雨中吹来的海风,又湿又凉,我眯着眼睛向着黑森森的海水张望,这是亚得里亚海,对岸,是麻烦重重的克罗地亚。

登岸后凉雨如注,我又没有伞,只得躲在屋檐下。后来看到屋檐与屋檐之间可走出一条路来,便挨着墙壁慢慢向前,遇到没屋檐的地方抱头跑几步。此刻我不想立即找旅馆,而是想找一家餐馆,肚子实在很饿,而在这样的深更半夜,旅馆肯定不再供应饮食。但环视雨幕,不见灯光人影,只听海潮轰鸣。

不知挨到哪家屋檐,抬头一看,远处分明有一盏红灯。立即飞奔而去,一脚进门,果然是一家中国餐厅!

何方华夏儿女,把餐厅开到这小小的海岛上,半夜也不关门?我喘了一口气,开口便问。

回答是,浙江温州乐清。

莎士比亚写过一部戏叫《威尼斯商人》,这使很多没来过威尼斯的观众也对这里的商人产生了某种定见。

我在这里见到了很多的威尼斯商人,总的感觉是本分、老实、文雅,毫无奸诈之气。

最难忘的,是一个卖面具的威尼斯商人。

意大利的假面喜剧本是我研究的对象,也知道中心在威尼斯,因此那天在海边看到一个面具摊贩,便兴奋莫名,狠狠地欣赏一阵后便挑挑拣拣选出几副,问明了价钱准备付款。

摊贩主人已经年老,脸部轮廓分明,别有一份庄重。刚才我欣赏假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也没有向我点头,只是自顾自地把一具具假面拿下来,看来看去再挂上。当我从他刚刚挂上的假面中取下两具,他突然惊异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等我把全部选中的几具拿到他眼前,他终于笑着朝我点了点头,意思是:“内行!”

正在这时,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朋友过来了,他问清我准备购买这几个假面,便转身与老人攀谈起来。老人一听他流利的意大利语很高兴,但听了几句,眼睛从我朋友的脸上移开,搁下原先准备包装的假面,去摆弄其他货品了。

我连忙问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正在讨价还价,他不让步。我说,那就按照原来的价钱吧,并不贵。朋友在犹豫,我就自己用英语与老人说。

但是,我一再说“照原价吧”,老人只轻轻说了一声“不”,便不再回头。

朋友说,这真是犟脾气。

但我知道真实的原因。老人是假面制作艺术家,刚才看我的挑选,以为遇到了知音,一讨价还价,他因突然失望而伤心。

这便是依然流淌着罗马血液的意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买卖,做大做小无所谓,是贫是富也不经心,只想守住那一点自尊。

去一家店,推门进去坐着一个老人,你看了几件货品后小心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点?”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说:“门在那里。”

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正是他们支付的代价,有人说,也是他们人格的悲剧。

身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旅客来来往往,要设法赚点大钱并不困难,但是他们不想。店是祖辈传下的,半关着门,不希望有太多的顾客进来,因为这是早就定下的规模,不会穷,也不会富,正合适,穷了富了都是负担。

欧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与此有关。

如果说是悲剧,我对这种悲剧有点尊敬。

稀释但丁

佛罗伦萨像个老人,睡得早。几年前我和几位朋友驱车几百公里深夜抵达,大街上一切商店都已关门,只能在小巷间穿来穿去寻找那种熬夜的小餐馆。脚下永远是磨得发滑的硬石,幽幽地反射着远处高墙上的铁皮街灯。两边的高墙靠得很近,露出窄窄的夜空,月光惨淡,酷似远年的铜版画。路越来越窄,灯越来越暗,脚步越来越响又悄悄放轻,既怕骚扰哪位失眠者,又怕惊醒一个中世纪。

终于,在前边小巷转弯处,见到一个站着的矮小人影,纹丝不动,如泥塑木雕。走近一看,是一位日本男人,顺着他的目光往前打量,原来他在凝视着一栋老楼,楼房右墙上方垂着一幅布幔,上书“但丁故居”字样。

但丁就是从这里走出。他空旷的脚步踩踏在昨夜和今晨的交界线上,使后来一切早醒的人们都能朦胧记起。

这次来佛罗伦萨,七转八转又转到了故居前,当然不再是黑夜,可以从边门进入,一层层、一间间地细细参观。

但丁在青年时代常常由此离家,到各处求学,早早地成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眷恋着佛罗伦萨,不愿离开太久。这里有他心中所爱而又早逝的比阿特丽(Beatrice),更有新兴的共和政权。三十岁参加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权,三十五岁时甚至成为六名执政长官之一,但由于站在新兴商人利益一方反对教皇干涉,很快就被夺权的当局驱逐,后来又被缺席判处死刑。

被驱逐那天,但丁也应该是在深夜或清晨离开的吧?小巷中的马蹄声响得突然,百叶窗里有几位老妇人在疑惑地张望。放逐他的是一座他不愿离开的城市,他当然不能选择在白天。

被判处死刑后的但丁在流亡地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不仅写出了学术著作《飨宴》、《论俗语》和《帝制论》,而且开始了伟大史诗《神曲》的创作,他背着死刑的十字架而成了历史巨人。

佛罗伦萨当局传信给他,说如果能够忏悔,就能给予赦免。忏悔?但丁一声冷笑,佛罗伦萨当局于一三一五年又一次判处他死刑。

但丁回不了心中深爱的城市了,只能在黑夜的睡梦和白天的痴想中怀念。最后,五十六岁客死异乡。佛罗伦萨就这样失去了但丁,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失去,后世崇拜者总是顺口把这座城市与这位诗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例如马克思在引用但丁诗句时就不提他的名字,只说“佛罗伦萨大诗人”,全然合成一体,拉也拉不开。

佛罗伦萨终究是佛罗伦萨,它排斥但丁的时间并不长。我在科西莫·美第奇的住所见到过但丁临终时的脸模拓坯,被供奉得如同神灵。科西莫可称之为佛罗伦萨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那么,他的供奉也代表着整座城市的心意。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件小事。但丁最后是在佛罗伦萨东北部的城市拉文纳去世的,于是也就安葬在那里了。佛罗伦萨多么希望把他的墓葬隆重请回,但拉文纳怎么会放?于是两城商定,但丁墓前设一盏长明灯,灯油由佛罗伦萨提供。一盏灯的灯油能有多少呢?但佛罗伦萨执意把这一粒光亮、一丝温暖,永久地供奉在受委屈的游子身旁。

不仅如此,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安置着很多本地重要人物的灵柩和灵位,大门口却只有一座塑像压阵,那便是但丁。

但丁塑像为纯白色,一派清瘦忧郁,却又不具体,并非世间所常见。我无法解读凝冻在他表情里的一切,只见每次都有很多鸽子停落在塑像上,两种白色相依相融。很快鸽子振翅飞动,飞向四周各条小巷,像是在把艰难的但丁,稀释化解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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