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人的生平及其时代
诗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城邦日渐衰落的时代，他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当此战乱和衰落时期，为人民的利益，为希腊民族的利益而反对内战，反对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诗人的光辉使命是永垂不朽的，可是关于诗人的生平，我们差不多一无所知。所有关于诗人的传说多半是猜测之辞，不甚可靠。至于比较可靠的事实就只能够根据他的作品的内证来推断。阿里斯托芬在《云》的修改本里（第530-531行）说，他的第一部喜剧《宴会》演出时（公元前427年），他还是一个“处女”，不能够抚育这个“婴儿”，因此把她抛弃了，叫旁人去检来抚养。中世纪的注释家就根据这点说，那时候诗人还很年轻。据《苏联大百科全书》所载，诗人约生于公元前446年。
据说诗人籍属库达忒奈翁（Cydathenaion）区（在雅典城内），族名潘狄俄尼斯（Pandionis）。相传克勒翁曾经控告他是外邦人，不应享受雅典的公民权，这传说并不可靠。诗人曾经在《阿卡奈人》里（第652-653行）说，斯巴达人提出了和平建议，要求雅典人割让埃癸那，“他们并不是在乎那个海岛，无非要夺去这个诗人”。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一时的戏语来断定他是埃癸那人，来证明上面的传说。诗人的意思也许仅只是暗指他本人分得过一块那岛上的土地罢了。
诗人的父亲名菲利波斯（Philippos），母亲名仄诺多拉（Zenodora）。他有三个儿子，他们名字叫菲利波斯（与祖父同名）、阿剌洛斯（Araros）、尼科斯剌托斯（Nicostratos）（或菲勒泰洛斯Philetairos）。据说诗人最后两部喜剧，《科卡罗斯》（Cocalos）和《埃俄罗西孔》（Aiolosicon）（均已失传），是替阿剌洛斯写的，因为他想使他的儿子在喜剧上成名。他这三个儿子后来都成为中期喜剧的作家。
诗人少年时代大概是生活在农村里，后来才移居于雅典。他的剧作都显出他对农事的熟悉、对劳动的热爱、对大自然的敏感、对民间语言的熟练，可见农村生活曾留给他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创作上的人民性的根源。然而，在雅典，他无疑受过很好的教养，他对希腊文学与艺术就十分熟悉，那时正是雅典的全盛时代，即所谓“伯里克理斯时代”（公元前444—前429年）。年轻的诗人就这样养成了对雅典民主精神的爱好，这种民主精神处处见于他的创作之中。
上文所提及的诗人的第一部喜剧《宴会》（仅存残诗）于公元前427年2月底的“勒奈亚”酒神节演出，剧中写旧派教育和新派教育的冲突。次年（公元前426年）诗人上演他的第二部喜剧《巴比伦人》（仅存残诗）。那次正逢“酒神大节”，有许多外邦使节到雅典来观剧，诗人便借这机会来揭露雅典人对待盟邦的高压手段。他在剧中讥笑雅典盟邦及其使节的轻信和天真，他们受到雅典的权势人物和政治煽动家的欺骗。诗人针对着许多权势人物予以抨击，克勒翁也在内。这位当权人很生气，他控告诗人侮辱雅典公民和议员。诗人无疑受过审判，但是，由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容许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事情似乎并没有闹得很严重。诗人也许受过一点轻微的惩罚，此后他依然能够参加戏剧竞赛，而且他以后对克勒翁的攻击越来越猛烈。
据说他写过四十四部剧本，其中有四部，是否他的作品，在古代就发生了疑问。他的创作大部分已经散失，到如今只剩下十一部完整的罢了。
阿里斯托芬始终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朋友。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会饮篇》（这篇对话里的时间是在阿里斯托芬的《云》演出几年之后）里，提起阿里斯托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最初的人有两副脸，四手四足，后来被分为两半，成为一男一女，再由爱情使男女互相追求，结合为一。这种奇异的幻想和谈笑的风趣都是诗人所特有的。柏拉图很喜欢这位喜剧诗人，他并不因为《云》间接害死了苏格拉底而怨恨他。诗人约死于公元前385年，柏拉图曾经替他写过一首墓志铭：
秀丽之神想要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
毕竟在阿里斯托芬的灵府里找到了。
今日所知的关于诗人生平事迹的资料，既贫乏，又不很可靠。好在最重要的并不是诗人的生平事迹，而是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和提供他的问题。
自从公元前480年雅典海军击败波斯侵略以后，雅典城邦便一跃而为头等强国，它建立海上霸权，极力发展工商业，城市便日渐繁荣。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以高利贷及土地抵押方式出现），他方面由于海外粮食的大量输入，阿提刻农村经济便日渐衰落。这是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矛盾。
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雅典的社会阶级起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奴隶劳动的广泛使用、战时的投机事业、货币经济的发展等等，城市里出现了新兴的富豪（主要是作坊东主、商人及高利贷者）；他方面，由于艺工被奴隶劳动所排斥，农民因战争而流落城市，城市贫民人数激增，而且日益贫困化，这就造成贫民与富豪的矛盾。
就对外政策来说，自从得罗斯同盟成立以来（公元前478年），同盟的领导权就落在雅典人手上。雅典以上邦自居，不但向盟邦榨取经济的利益，而且干涉盟邦的内政。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以及雅典态度的骄横不免引起盟邦的不满，这种不满逐渐酝酿成为公开的叛变，如像那克索斯（Naxos）和塔索斯（Thasos）的叛变，这两起叛变都被雅典残酷的镇压下去了。往后，雅典压迫盟邦更甚，盟邦的地位就俨然如同附庸国。这是雅典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
雅典海上势力的强大，特别侵害到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经济利益，它不但霸占了爱琴海和黑海上的商业，还想垄断西西里与南意大利的交通，给伯罗奔尼撒同盟以莫大的威胁；而斯巴达则时常企图瓦解以雅典为首的得罗斯同盟。这是雅典集团与斯巴达集团之间的矛盾。
在国内政治方面，自从伯里克理斯死后，民主党化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以地主为主，倾向于寡头政体，由尼喀阿斯领导；另一派以工商界富人为主，实行急进民主政策，由克勒翁领导。寡头党力图推翻当权的急进民主党，急进民主党则竭力压迫寡头党。这是国内党派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情况方面，当日诡辩学说风行，否定传统的信仰和道德，提倡个人主义和怀疑主义，以雄辩代替事实，以理论代替实践，引起教育和文坛上的不良倾向，而往日雅典全盛时代的旧传统却还具有相当势力，一般人民对于诡辩派的学说是不满的。这是社会思想方面的矛盾。
雅典男权社会的传统是轻视妇女的，但是在战时妇女却是家庭手工业的主要生产者（瓶画上描写妇女生产的情景可以作证），诡辩派的兴起和影响使得妇女觉悟起来，思想和情感得到解放，从此妇女就开始挣扎，反抗（欧里庇得斯悲剧所描写的妇女心理可以作证）。这是男权与女权之间的矛盾。
无疑的，在古代奴隶制度之下，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这基本矛盾之上，在历史发展的各阶段中，雅典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是时常浮现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农民要求息战还乡，而当局则竭力主战，这一矛盾表现在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和平》、《吕西斯特剌忒》（Lysistrate）三剧中。《骑士》和《马蜂》揭露政治煽动家对人民的欺骗，《云》和《鸟》表现农民对城市生活及其文化的厌恶，至于反文坛新倾向则表现在《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zai）和《蛙》两剧中。战后的主要矛盾是贫民与富豪的对抗，这表现在《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两剧中。
诗人对于这一连串的矛盾究竟采取什么立场、观点和态度呢？诗人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早年他维护自耕农的利益；晚年他维护城市贫民的利益。在战时他主要反对内战，反对政治煽动家；在战后，他主要反对财产不平等，反对富人阶级。他竭力维护雅典民主盛世的旧传统（无论在文化教育方面或是文坛倾向方面），因而他反对诡辩派的浮华教育，反对悲剧的不重视道德意义。阿里斯托芬的态度是严肃的，虽然他是个喜剧作家，用诙谐的口吻来批判现实。
- 参看注[201]。
- 希腊喜剧的历史分“旧喜剧”、“中喜剧”和“新喜剧”三个时期。“旧喜剧”时期从公元前488年喜剧正式被介绍到雅典的时候起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中喜剧”时期从公元前4世纪初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叶（420年左右）。“新喜剧”时期从公元前4世纪末叶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旧喜剧”是政治讽刺剧。“中喜剧”是过渡期喜剧，谈论哲学、文学和社会问题，由于言论不自由，只能偶尔涉及一点政治。至于“新喜剧”则是世态喜剧，写日常生活、恋爱故事，重人物描写和结构，风格相当雅致。
- 参看《阿卡奈人》第377行以下一段。
- 参看注[189]。
- 即参加公民大会的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