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晋乐府诗文献学研究
文献学研究是音乐学、文学研究展开的重要基础。魏晋乐府诗的辑录以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与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最为全面详赡。歌辞选释以余冠英、曹道衡的《乐府诗选》，王运熙的《汉魏六朝乐府诗评注》较为突出。黄节的《汉魏乐府风笺》、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所作笺释、考订，对本论题研究可资借鉴最多。在此基础上，本章首先对魏晋乐府诗的创作情况、歌辞类别进行统计、补录，继而考察其著录情况及特点，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节 魏晋乐府诗补录及分析
《乐府诗集》集汉唐乐府歌辞之大成，但它收录的是历代相沿、见诸文献的乐府诗，实际上魏晋乐府诗失传、缺佚现象十分严重。从西晋荀勖的《荀氏录》、崔豹的《古今注》、无名氏《歌录》、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萧齐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梁沈约的《宋书·乐志》、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唐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等相关文献中，我们仍可补辑部分缺佚的魏晋乐府诗题或曲名。现据以补录如下。
一 郊庙歌辞
（1）王粲《安世诗》（亦曰《享神哥》）。
明帝太和初，缪袭奏曰：“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1]《安世诗》现已不传，由缪袭奏议可知，此曲曾作郊庙享神之用，相当于郊庙歌辞。
（2）傅玄《先农先蚕夕牲》《迎送神》《社稷》《先农》《先圣》《先蚕》（按：疑“先圣”衍）。
《南齐书·乐志》曰：“晋傅玄作祀《先农先蚕夕牲》歌诗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飨《社稷》《先农》《先蚕》歌诗三篇，前一篇十二句，中一篇十六句，后一篇十二句，辞皆叙田农事。”[2]可补傅玄祭社稷农神的五篇曲辞。
以上补录四首，魏一首，晋五首。
二 燕射歌辞
①魏武帝、文帝时《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曲；②魏明帝时《鹿鸣》“於赫”、《驺虞》“巍巍”、《文王》“洋洋”三篇。
《宋书·乐志》云：“魏雅乐四曲：一曰《鹿鸣》，后改曰《於赫》，咏武帝。二曰《驺虞》，后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咏明帝。《驺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声。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箱雅乐郎作者是也。今谓之行礼曲，姑洗箱所奏。”[3]曹操令杜夔创制雅乐，有《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曲，杜夔主要负责造制乐器、为乐器定调等，并非歌诗专业作者，王粲等人也无作歌诗的记录，故此推测，武帝时的雅乐四曲可能仍用《诗经》旧辞。到魏明帝时期，据此四曲重制新辞，分别歌颂武帝、文帝与明帝三人功德。
以上共补录四曲三首。魏武帝时四曲，明帝时三首。
三 相和歌辞
（1）相和曲：魏武帝《阳春篇》《往古篇》。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觐歌》，张录云无辞，而武帝有《往古篇》。《东门》，张录云无辞，而武帝有《阳春篇》。”[4]魏武帝《往古篇》《阳春篇》乃分别据汉旧曲《觐歌》《东门》所制新辞，均已失传。
（2）清调曲：武帝《董逃行》“白日”。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清调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狭路间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荀氏录所载九曲，传者五曲。晋、宋、齐所歌，今不歌。武帝‘北上’《苦寒行》，‘上谒’《董逃行》，‘蒲生’《塘上行》、‘晨上’‘愿登’并《秋胡行》是也。其四曲今不传。明帝‘悠悠’《苦寒行》，古辞‘白杨’《豫章行》，武帝‘白日’《董逃行》，古辞《相逢狭路间行》是也。”[5]魏武帝曾作有《董逃行》“白日”，见于《荀录》、王僧虔《技录》，后失传。
（3）平调曲：文帝《长歌行》“功名”、明帝《长歌行》“青青”、武帝《猛虎行》“吾年”、明帝《猛虎行》“双桐”、无名氏《君子行》“燕赵”、左延年《从军行》“苦哉”、无名氏《短歌行》“雉朝飞”。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平调有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从军行》，七曰《鞠歌行》。荀氏录所载十二曲，传者五曲：武帝‘周西’‘对酒’，文帝‘仰瞻’，并《短歌行》，文帝‘秋风’‘别日’，并《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传：文帝‘功名’，明帝‘青青’，并《长歌行》，武帝‘吾年’，明帝‘双桐’，并《猛虎行》，‘燕赵’《君子行》，左延年‘苦哉’《从军行》，‘雉朝飞’《短歌行》是也。”[6]武帝《猛虎行》“吾年”、文帝《长歌行》“功名”、明帝《长歌行》“青青”、明帝《猛虎行》“双桐”、左延年《从军行》“苦哉”既见载于《荀氏录》，理应入晋乐所奏，歌辞后来失传。《短歌行》在汉代已有古辞，故“雉朝飞”应为曹魏歌辞。另据《广题》曰：左延年辞云：“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7]据《乐府诗集》，魏明帝辞曰：“双桐生空枝，枝叶自相加。通泉溉其根，玄雨润其柯。”《古今乐录》曰：“《猛虎行》，王僧虔《技录》曰：‘荀录所载，明帝《双桐》一篇，今不传。’”[8]
以上共补录魏相和歌辞9首。
四 舞曲歌辞
（1）魏明帝鼙舞辞：《明明魏皇帝》《大和有圣帝》《魏历长》《天生烝民》《为君既不易》。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魏曲五篇：一《明明魏皇帝》，二《大和有圣帝》，三《魏历长》，四《天生烝民》，五《为君既不易》，并明帝造，以代汉曲。其辞并亡。”[9]可知魏明帝曾造鼙舞曲辞五篇，惜辞失传。
（2）明帝时无名氏铎舞曲《太和时》。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古《铎舞曲》有《圣人制礼乐》一篇，声辞杂写，不复可辨，相传如此。魏曲有《太和时》，晋曲有《云门篇》，傅玄造，以当魏曲，齐因之。”[10]可知魏明帝时曾有铎舞曲《太和时》，辞失传。
（3）明帝时无名氏巴渝舞曲《武始》《咸熙》《章斌》。
《晋书·乐志》云：“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籥。”[11]景初元年为魏明帝年号，羽籥舞即巴渝舞，新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统称为《昭武舞》，而不用《巴渝舞》旧名。辞已不传。
（4）晋《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
《宋书·乐志》云：“晋《鞞舞哥》亦五篇，又《铎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今《幡》《鼓》哥词犹存，舞并阙。”[12]《乐府诗集》载录傅玄《鼙舞歌》五篇、《铎舞歌》“云门篇”，这两篇则无记载，应予补录。据西晋舞曲歌辞皆出傅玄一人的情况，推测这几曲歌辞出自傅玄之手的可能性较大。
以上共补录舞曲歌辞16首。魏9首，晋7首。
五 杂曲歌辞
（1）魏明帝《悲哉行》。
《乐府诗集》引《歌录》曰：“《悲哉行》，魏明帝造。”[13]但并未载录魏明帝歌词，理应补录。
（2）曹植《上仙箓》《神游》《苦热行》。
《乐府解题》曰：“《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时留。’鲍照云：‘家世宅关辅。’曹植又有《上仙箓》与《神游》《五游》《龙欲升天》等篇，皆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与《飞龙》《仙人》《远游篇》《前缓声歌》同意。”[14]其中《五游》《龙欲升天》（即《当墙欲高行》）已见著录，故此补录《上仙箓》《神游》两首。另外，《乐府诗集》在鲍照《苦热行》解题中曰：“魏曹植《苦热行》曰：‘行游到日南，经历交趾乡。苦热但曝露，越夷水中藏”，[15]也应补录。
以上共补录杂曲歌辞4首，魏明帝1首、曹植3首。
补录以后的魏晋乐府诗实际创作情况详见表1-1。
表1-1 魏晋乐府诗歌辞类别总量统计表
从数量看，魏晋乐府诗（不计杂歌谣辞）总计386首，分别为：曹魏154首，西晋219首，蜀1首，吴12首，以魏、西晋朝为主，西晋数量最丰。从歌辞类别看，曹魏相和歌辞居多，其次为杂曲歌辞，再次为鼓吹曲辞，舞曲歌辞18首。创作较少的是郊庙、燕射、琴曲三类。横吹无辞。西晋燕射歌辞最多，其次为相和，舞曲、杂曲、鼓吹、郊庙四类的歌辞数量也很可观，琴曲歌辞较少，横吹无辞。蜀、吴的歌辞类别较单一。
与汉乐府相比，曹魏时期相和歌辞为乐府诗创作的主流，舞曲歌辞也有明显增加，而郊庙、燕射等仪式乐辞只维持在最低限度内。这说明，曹魏创作的重心在于娱乐歌辞。到西晋时期，各类歌辞的创作极大丰富，特别是郊庙、燕射歌辞数量显著增加，说明西晋在礼仪歌辞方面加强了建设力度。另外，舞曲歌辞也得到充分重视，较汉曲增长了十倍之多，即便与魏相比，也多出近一倍。
从《乐府诗集》著引文献来看，主要依据梁沈约《宋书·乐志》及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古今乐录》对《宋书·乐志》《元嘉正声伎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多所择取，而刘宋时期的张录、王录以及《宋书·乐志》又对荀勖《荀氏录》多所引用。可大致认定，《乐府诗集》著录“魏晋”乐府诗，合理汲取了唐前官方音乐文献。依次《荀氏录》、张永《元嘉正声伎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等。歌辞“题解”还直接、间接地参考了其他典籍。所涉音乐典籍有西汉刘向《琴颂》、旧题蔡邕所作《琴操》、西晋崔豹《古今注》、无名氏《歌录》、刘宋谢希逸《琴论》，唐李勉《琴说》、房玄龄《晋书·乐志》、杜佑《通典》、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无名氏《乐府广题》；史传类典籍有左丘明《春秋左氏传》、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刘向《列女传》、旧题刘向《列仙传》、应劭《风俗通义》、旧题班固《汉武帝故事》、无名氏《陈武别传》、唐马温《邺都故事》等；地理类典籍包括《禹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文学类典籍包括《楚辞》《文选》及曹植、鲍照、谢惠连、李贺等人相关作品。
《乐府诗集》主要收录历代歌辞集中的乐府诗，并非魏晋乐府诗全貌。从补录情况来看，这些歌辞皆曾在郭茂倩所引文献中提到，但并未收录，个中原因令人深思。细加分析，郭氏不予收录的原因，一是歌辞已失传，如魏武帝《董逃行》“白日”等，虽然其曲名、曲调还可从文献转引中知道，但辞已失传，无法再行收录。二是歌辞缺佚现象严重或者后世不再传唱，此种情况也不予收录。比如曹植《苦热行》《秋胡行》，左延年《苦哉》等，这些乐府诗的面貌多已残缺不全，且在后世歌辞集中不见记载。可见《乐府诗集》所著录的魏晋乐府诗，基本上都与朝廷乐府有关。反之，则不予收录。
从补录乐府诗的作者来看，曹操、曹叡皆系帝王，左延年系魏文帝至明帝时期的宫廷乐师，傅玄是西晋的首席乐府作家，他们的乐府诗在当时都应是入乐的；从歌辞类别看，包括郊庙、舞曲、相和三种类型。导致它们在后世失传的具体原因何在呢？以下逐一分析，以明个中缘由。
曹操《阳春篇》《往古篇》在荀录、王录、《宋书》中均不载，张录云无辞，《古今乐录》据张录记载还能略知其曲调。说明《往古篇》《阳春篇》可能在晋至刘宋时期已不入乐，空余曲调、曲题，终致歌辞失传。王粲《安世诗》，《宋书·乐志》记载：
侍中缪袭又奏：“《安世哥》本汉时哥名。今诗哥非往时之文，则宜变改。……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16]
侍中缪袭既对其议奏改名，想必当时歌辞还在，且仍入乐演唱。后来傅玄创作了新辞，完全代替了《安世诗》的礼乐功能，异代之文未必相袭，缪袭《安世诗》可能废而不用，后此文献均不见《安世诗》本辞，可以推断，王粲《安世诗》可能至西晋以后已失传。曹植《鼙舞歌》，据其《鼙舞歌自序》，曹操曾喜获汉西园鼓吹艺人李坚，但其技艺已中废，兼之古曲多谬误，需重创新辞，恢复旧乐。曹植和魏明帝皆依汉曲创作了《鼙舞歌》五首，明帝辞入魏乐当无可怀疑，曹植辞入乐则应存在身份及政治资格的限制，其辞原本只能在其藩国演奏，但他可能通过向皇帝献乐，得到在魏宫廷乐府演唱的机会。[17]至西晋，傅玄新创鼙舞辞，以代魏曲，曹魏之辞不再入乐。明帝辞失传当与不入乐相关，但同样皆不入乐，何以曹植《鼙舞歌》能够传世？笔者以为，明帝之辞主要在魏乐府演唱，而曹植之辞除了在乐府演唱，还可在其藩国演唱，如此一来曹植之辞的流传范围、接受人群反而更为广泛。另外，曹植集的编纂自其死后不久就着手进行，其鼙舞歌辞通过文集的编纂得以流传，也是原因之一。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皆曹魏朝廷使用的仪式乐歌，西晋时期则不再入乐，随之渐渐失传。以上所补歌辞还包括魏明帝及曹植的部分杂曲。关于“杂曲”歌辞，郭茂倩曰：
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自秦、汉已来，数千百岁，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后，丧乱之馀，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则若《伤歌行》《生别离》《长相思》《枣下何纂纂》之类是也。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则若《出自蓟北门》《结客少年场》《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齐讴》《吴趋》《会吟》《悲哉》之类是也。又如汉阮瑀之《驾出北郭门》，曹植之《惟汉》《苦思》《欲游南山》《事君》《车已驾》《桂之树》等行，《磐石》《驱车》《浮萍》《种葛》《吁嗟》《
》等篇，傅玄之《云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鸿雁生塞北行》《昔君》《飞尘》《车遥遥篇》，陆机之《置酒》，谢惠连之《晨风》，鲍照之《鸿雁》，如此之类，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其辞具在，故不复备论。[18]
由于编纂、设类的“兼收备载”，题曰“杂曲”。这些歌辞“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可见其内容之“杂”；“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可见其来源之“杂”；“自秦、汉已来，数千百岁，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叹其作者情况之“杂”；既包括“干戈之后，丧乱之馀，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又包括“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如此等等，又见其流传、创作之“杂”。不过以上补录的四首“杂曲歌辞”，其曲调情况仍有文献可征，惜歌辞不存。
从补录歌辞的创作时代看，以曹魏为主，共补录26首，又以相和歌辞失录最多；而西晋歌辞只补录郊庙歌辞5首，皆傅玄所作祭祀农神的仪式乐歌，杂舞7首，可能也出于傅玄之手。相比较而言，西晋的歌辞缺佚较少。而据《宋书》《南齐书》记载，这几首歌辞其时犹能见到，其失传时间应为南朝梁陈以后。那么曹魏歌辞失录较多的原因何在？也许可从文献方面追寻其原因。《乐府诗集》中已不见曹魏时期的音乐文献，西晋时期则还有荀勖《荀氏录》及崔豹《古今注》。曹魏时期既然已无音乐文献，那么其乐府乐歌的表演情况就难以考知。荀勖《荀氏录》选录汉魏旧辞配入晋乐演奏，这就是“清商三调歌诗”，经由荀勖的整理和加工，“清商三调”歌诗得到了完好保存，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那些未被选入晋乐的旧辞则被汰择，所以荀勖对汉魏歌辞保存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略。
综上所述，魏晋乐府诗失传的原因不外两个方面：第一，由于音乐或曲辞某一因素的残缺，影响了音乐艺术的完整性，最终导致歌辞失传。音乐与曲辞作为音乐艺术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既有本质区别，又互相联系互有影响。音乐的失传可能导致曲辞的缺佚，同样曲辞的失传，可能也会影响到音乐的流传。上述歌辞或不再入乐，或被其他新辞代替。随着时代变迁，音乐失传，导致歌辞失传。第二是音乐文献记录或保存的缺陷。音乐毕竟是时间艺术，随时间流逝，曾经的流行音乐不再流行，或被其他歌辞代替，但音乐仍可以用文献记录的方式留存下来，或以歌辞形式，或以曲谱形式。如果失去了文献著录这一保障，那些乐歌就只能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再难觅其影迹。
第二节 《乐府诗集》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比对分析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时代为经，作者为纬，编织了魏晋乐府诗的全貌。其可贵之处，在于收录之全，标注之详，考订之精审，能补《乐府诗集》之不足。将《乐府诗集》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两书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魏晋乐府诗的全貌及特点。以下不妨按照《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体例特点，以作者为单元，结合《乐府诗集》的类别、特点，对魏晋乐府诗的创作特点再作考察。笔者根据《乐府诗集》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两书乐府诗的著录情况，择其收录有差异者，分析列表如表1-2。
表1-2 《乐府诗集》与逯诗著录差异比对分析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可以看出，逯诗能对《乐府诗集》进行有效补录的是相和与杂曲两类歌辞。据上表补录统计情况，可将魏晋各类歌辞的创作总量分别在二书中的著录情况列成表1-3。
表1-3 《乐府诗集》与逯诗收录情况对比表
补录后魏乐府诗185首，西晋246首。相和、杂曲两类歌辞的数量远超《乐府诗集》。它们多借非音乐文献留存，与乐府的关系较为疏远。可以想象，歌辞疏离了音乐便如折翼的飞鸟，在历史的天空无法飞得更远。虽然《逯诗》据《文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补录了不少相和、杂曲歌辞，但它们已经很不完整，少的只有一句，多的不过四句，只剩残句的面貌，只沦为注引的价值，不免令人感叹！笔者以为，即便它们被补录出来，也已无法为魏晋乐府诗的音乐、文学研究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历史的选择过程中，它们必将淡出我们的研究视野，这种不可逆转的命运，多多少少与音乐的疏离相关。
接下以魏晋重要乐府诗人的创作情况为核心，简要分析魏晋乐府诗的创作特点。魏晋乐府诗重要作家创作情况详见表1-4。
表1-4 魏晋乐府诗重要作家创作情况一览表
曹魏时期的创作呈现如下特点：第一，相和歌辞创作主要集中于魏氏三祖和曹植；第二，仪式乐歌创作主要由王粲、缪袭完成；第三，曹植杂曲歌辞数量尤多；第四，从时间上看，乐府诗类型的完善，应在魏文帝后期至魏明帝时期。缪袭的鼓吹、曹植的杂曲、明帝的舞曲等，皆在这段时间里创作完成。
西晋乐府诗的创作也有其特点：第一，西晋仪式乐歌主要由傅玄、荀勖、张华、成公绥等人创作完成，以傅玄的创作最为突出；第二，荀勖曾编纂《荀氏录》，选汉魏旧辞入清商三调，但他自己却未创作过相和歌辞；第三，与荀勖相反，陆机的创作主要体现在相和歌辞，是西晋创作相和歌辞最多的作家；第四，张华主要是杂曲创作，又以游侠题材为主；第五，石崇的歌辞数量不多，以吟叹曲、琴曲为主，由于吟叹曲与琴曲在音乐上颇有相通之处，说明石崇的歌辞创作受到音乐的显著影响。
第三节 “西山一何高”曲调辨疑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魏文帝“西山一何高”隶于《折杨柳行》曲调之下，解题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云：《折杨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19]这段话应重新标点为：“王僧虔《技录》云：《折杨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王僧虔生活于公元426～485年，《技录》所记为刘宋大明三年（公元459年）的宴乐曲目。《折杨柳行》曲调唱魏文帝“西山一何高”辞应指南朝宋、齐时期，但郭茂倩对“西山一何高”的入乐标注却为“魏晋乐所奏”，很容易理解为魏晋乐所奏“西山一何高”是用《折杨柳行》曲调。魏晋相和歌进入南朝以后音乐上有些变化，“西山一何高”是否一直用《折杨柳行》曲调演唱呢？
郭茂倩曾引《乐府解题》曰：“古辞云‘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至老大乃伤悲也。魏改奏文帝所赋曲‘西山一何高’，言仙道茫茫不可识，如王乔、赤松，皆空言虚词，迂怪难言，当观圣道而已。”[20]这段话明确指出，魏文帝“西山一何高”在曹魏时期是用《长歌行》曲调演唱。此外，《乐府诗集》卷四十三云：
《宋书·乐志》曰：大曲十五曲：一曰《东门》，二曰《西山》，三曰《罗敷》，四曰《西门》，五曰《默默》，六曰《园桃》，七曰《白鹄》，八曰《碣石》，九曰《何尝》，十曰《置酒》，十一曰《为乐》，十二曰《夏门》，十三曰《王者布大化》，十四曰《洛阳令》，十五曰《白头吟》。《东门》《东门行》；《罗敷》《艳歌罗敷行》；《西门》《西门行》；《默默》《折杨柳行》；《白鹄》《何尝》并《艳歌何尝行》；《为乐》《满歌行》；《洛阳令》《雁门太守行》；《白头吟》并古辞。《碣石》，《步出夏门行》，武帝辞。《西山》《折杨柳行》；《园桃》《煌煌京洛行》并文帝辞。《夏门》《步出夏门行》；《王者布大化》《櫂歌行》并明帝辞。《置酒》《野田黄爵行》，东阿王辞。《白头吟》，与《櫂歌》同调。其《罗敷》《何尝》《夏门》三曲，前有艳，后有趋。《碣石》一篇有艳。《白鹄》《为乐》《王者布大化》三曲有趋。《白头吟》一曲有乱。[21]
大曲第二曲即文帝“西山一何高”，它与第五曲《默默》皆用《折杨柳行》曲调演唱。《宋书》作者沈约生活在宋、齐、梁三代，《宋书·乐志》的完成时间在梁，比王僧虔《技录》要晚，《宋书》所载“西山一何高”的演唱曲调与王僧虔《技录》一致，应是沿袭《技录》说法。那么除了《乐府解题》外，《校录》之前又作何记载呢？不妨仔细研究下面这段话：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瑟调曲有《善哉行》《陇西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东西门行》《却东西门行》《顺东西门行》《饮马行》《上留田行》《新成安乐宫行》《妇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墙上蒿行》《野田黄爵行》《钓竿行》《临高台行》《长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门太守行》《艳歌何尝行》《艳歌福钟行》《艳歌双鸿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门有车马客行》《墙上难用趋行》《日重光行》《蜀道难行》《櫂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采梨橘行》《白杨行》《胡无人行》《青龙行》《公无渡河行》。《荀氏录》所载十五曲，传者九曲：武帝‘朝日’‘自惜’‘古公’，文帝‘朝游’‘上山’，明帝‘赫赫’‘我徂’，古辞‘来日’，并《善哉》，古辞《罗敷艳歌行》是也。其六曲今不传：‘五岳’《善哉行》，武帝‘鸿雁’《却东西门行》，‘长安’《长安城西行》，‘双鸿’‘福钟’并《艳歌行》，‘墙上’《墙上难用趋行》是也。”[22]
《古今乐录》认为，王僧虔《技录》载有瑟调38曲，而《荀氏录》所载瑟调却只有15曲。这15曲分属于《善哉行》《罗敷艳歌行》《却东西门行》《长安城西行》《艳歌行》《墙上难用趋行》6种曲调，其中并无《折杨柳行》，亦无文帝“西山一何高”之辞。说明“西山一何高”在西晋时期并未选入晋乐，当时也无《折杨柳行》曲调的演唱记录，因此“西山”唱入《折杨柳行》应始于刘宋时期王僧虔《技录》。
《宋书·五行志》载：“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词，终以禽获斩截之事。”[23]既云太康末京洛流行《折杨柳》，其曲辞始转而歌咏战争，言下之意《折杨柳》此前便有，内容与战争无关。《乐府诗集》亦云：“古乐府又有《小折杨柳》，相和大曲有《折杨柳行》，清商四曲有《月节折杨柳歌》。”分明也说大曲《折杨柳行》之前已有古乐府《小折杨柳》，可推知《折杨柳》至迟于汉魏时期即已产生。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不难想象杨柳与送别之关系，从孔融《临终诗》（《书钞》作《折杨柳行》）[24]，曹丕《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乐府诗集》作《折杨柳行》）来看，《折杨柳》曲多咏写离别情状。而曹丕“西山”《艺文》作“游仙诗”，《古乐府》作《长歌行》[25]，内容与离别无关，辞云：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
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
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
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歌辞分四解：第一解写高高的西山之上有个神仙世界，仙僮给“我”一丸仙药；第二解便写“我”服了仙药以后飞升成仙，到处游历。第三、四两解写曹丕对种种传闻的看法，认为服药升仙是不可信的迂怪之言。从游仙写起，“西山”与汉古辞《长歌行》有一脉相承之处。《乐府诗集》载有《长歌行》古辞三首：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心思，游子恋所生。驱车出北门，遥观洛阳城。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
第一首写时不我待，应趁少壮努力，以免落得老大徒伤悲的下场；第二首是游仙诗，写凡界之人游历至仙界，获仙人所赠仙药，服药后寿命延长；第三首写游子离开洛阳时的悲伤之感。曹丕之辞显与第二首一脉相承，先继承后批判，鲜明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认识。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长歌行》咏写长生以及对生命的感叹，已在西晋形成共识。因此，曹丕“西山一何高”应是据汉旧曲《长歌行》所作新辞，而与《折杨柳》并不相符。
总之，“西山一何高”乃魏文帝据汉乐府《长歌行》旧曲所作新辞，如《乐府解题》所云，在曹魏时代亦用《长歌行》曲调演唱。《荀氏录》选录《长歌行》时未收此辞，却收录了魏文帝“功名”、魏明帝“青青”两首。这并不奇怪，因为《荀氏录》是采选旧词，并非一概收录。西晋太康末年，京洛一带开始流行新的折杨柳歌，歌以兵革苦辛、擒获斩截之事。至刘宋大明三年的宴乐大曲当中，曲辞内容又有变化，选用“西山一何高”来配入《折杨柳行》歌唱。后此的《宋书·乐志》《古今乐录》均采用王僧虔之说，郭茂倩《乐府诗集》也以此为依据，遂将“西山一何高”隶于《折杨柳行》曲调之下。一首歌辞配入不同的曲调演唱，原是乐府诗多次入乐所造成的事实。除了搞清“西山一何高”在魏晋时期的演唱情况，更重要的是需从中反思，《乐府诗集》在引用文献或者利用文献进行歌辞曲调的归类等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第四节 魏晋乐府诗著录形态考论
从《乐府诗集》文献著录特点及魏文帝“西山一何高”的辨析，可以发现《乐府诗集》在歌辞著录方面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于“西山一何高”等经历过多次入乐，入乐曲调又有变化的歌辞来讲，仅凭郭茂倩现有著录情况，并不能反映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尤为重要的是，郭茂倩所依文献皆南朝以后的，这些文献在引用魏晋文献时，又主要依据荀勖的《荀氏录》，而《荀氏录》著录的只是荀勖整理“清商三调”歌诗过程中所选用的汉魏旧辞，因此，《乐府诗集》所能得知的只是这些汉魏旧辞在西晋时的表演情况，至于它们在曹魏时期的表演情况则无从知晓；第二，由于《荀氏录》的局限，郭茂倩对曹魏乐府诗的形态、表演及入乐情况只能作综合判断。判断的依据则又只能是南朝的一些文献，这就会发生错位现象，即歌辞的著录形态可能是据南朝以后的文献而来，但郭氏所要告诉我们的，却是其在魏晋时期的入乐情况，容易造成歌辞形态与入乐时间的不一致。仍以《折杨柳行》为例，《乐府诗集》著录的《折杨柳行》是据《古今乐录》转引的，《折杨柳行》的歌辞形态及入乐时间都应是在西晋及南朝仍在传唱的，但郭茂倩在著录时却是作为“魏晋”时段的，这样就产生了错位。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我们亟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歌辞的著录形态问题，一是歌辞的入乐时间问题。入乐问题容后探讨，本节先来探讨魏晋乐府诗的著录形态问题。
魏晋乐府诗在《乐府诗集》中著录为三种形态：一种不分解，一种分解，还有既分解，又附录“本辞”的形态，而本辞不分解。分解是入乐标志，学界已成共识，魏晋乐府诗以不分解形态最多见，这些乐府诗是否意味入乐？“本辞”源于何处？郭氏著录“本辞”的动机及用意何在？以下分作考论。
一 不分解形态的歌辞
魏晋乐府诗中的郊庙、燕射、鼓吹、舞曲、杂曲歌辞均不分解。除“杂曲歌辞”的入乐情况不能确定外，其余歌辞均入乐。且就现有音乐文献来看，它们最早见载于《宋书·乐志》，沈约编写《宋书》之时应能看到这些歌辞，将其收录。作为礼乐歌辞，其用途及表演基本固定，后世乐书只是转录，所以不分解的形态当是它们在魏晋时期的历史原貌。
不分解的歌辞当中亦包括相和歌辞。相和歌辞在《乐府诗集》当中的著录形态最为复杂，涵盖上文所说三种著录形态。其中不分解歌辞以相和曲为最多。《乐府诗集》对相和曲的著录是依据如下题解：
《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气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关山》，五曰《东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觐歌》，十曰《对酒》，十一曰《鸡鸣》，十二曰《乌生》，十三曰《平陵东》，十四曰《东门》，十五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辞，《气出唱》《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并魏武帝辞，《十五》文帝辞，《江南》《东光》《鸡鸣》《乌生》《平陵东》《陌上桑》并古辞是也。二曲无辞，《觐歌》《东门》是也。其辞《陌上桑》歌瑟调，古辞《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篇。《觐歌》，张录云无辞，而武帝有《往古篇》。《东门》，张录云无辞，而武帝有《阳春篇》。或云歌瑟调古辞《东门行》‘入门怅欲悲’也。古有十七曲，其《武陵》《鹍鸡》二曲亡。按《宋书·乐志》，《陌上桑》又有文帝《弃故乡》一曲，亦在瑟调。《东西门行》及《楚辞钞》‘今有人’、武帝‘驾虹蜺’二曲，皆张录所不载也。”[26]
根据这段题解，再参以《宋书·乐志》，笔者将不分解相和歌辞的文献著录及入乐情况制成表1-5，以便于研究。
表1-5 不分解相和歌辞的著录、入乐情况表
续表
表1-5皆为确定入乐的歌辞，或入魏乐，或入晋乐，或于整个魏晋时期一直入乐。可以看出，分解不是判定歌辞入乐的唯一标志。
这些相和曲的收录是据《古今乐录》所转引的张永《元嘉正声伎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又参考了《宋书·乐志》而来。《古今乐录》及张录目前只有后人辑本，文献价值逊于《宋书》，所以不妨来看《宋书》的记载情况。《宋书·乐志》相和歌辞的著录明显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上表中的部分曲辞；第二部分则标明“清商三调歌诗”（荀勖撰旧词施用者）。其中记录的相和曲较少，著录形态为：歌辞前标注有题名、曲名、作者。可知上表中的相和曲皆非“三调歌诗”，自然也不可能被荀勖《荀氏录》收录。所以这些相和曲的曲目、曲辞的最早著录文献应是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王僧虔的《技录》，后来的《宋书》也作了收录，又见于《古今乐录》，通过这样的流传过程，才最终得见《乐府诗集》所著录的这种面貌。
另外要说明的是入乐时间及其标注问题。这些歌辞多为入乐歌辞，郭茂倩分别标为“魏乐所奏”“晋乐所奏”“魏晋乐所奏”。这个标注并不见于《宋书》，应是郭茂倩根据相关文献加上去的。逯钦立先生提出，《乐府诗集》于宋书所列相和曲，皆目为魏乐所奏，于《宋书》所列“三调”曲，皆目为晋乐所奏，这个论断基本符合上表所列曲目。唯魏文帝的《短歌行》“仰瞻”一曲虽是“三调”诗，但只标为“魏乐所奏”，似乎是个特例。
另有一些未标入乐时间及方式的歌辞，包括四首汉代古辞、曹丕《上留田行》《大墙上蒿行》，曹植《高树多悲风》及陆机的平调曲《鞠歌行》。从文献来源看，它们乃是王僧虔《技录》最早收录，经《古今乐录》转引而存留下来。至于其是否入乐，不妨以陆机的《鞠歌行》为例，《乐府诗集》解题曰：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平调有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从军行》，七曰《鞠歌行》。荀氏录所载十二曲，传者五曲：武帝‘周西’‘对酒’，文帝‘仰瞻’，并《短歌行》，文帝‘秋风’‘别日’，并《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传：文帝‘功名’，明帝‘青青’，并《长歌行》，武帝‘吾年’，明帝‘双桐’，并《猛虎行》，‘燕赵’《君子行》，左延年‘苦哉’《从军行》，‘雉朝飞’《短歌行》是也。”[27]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平调又有《鞠歌行》，今无歌者。”陆机《序》曰：“按汉宫阁有含章鞠室，灵芝鞠室，后汉马防第宅卜临道，连阁通池，鞠城弥于街路。鞠歌将谓此也。又东阿王诗‘连骑击壤’，或谓蹙鞠乎？三言七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28]
综合两段话来看，陆机此辞最早见于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古今乐录》转引了王录，并对这首歌辞在南朝的传唱情况作了补充。《古今乐录》所云“今无歌者”应是就陈或梁、陈而言，因此这首歌辞在刘宋时期应该还入乐，其入乐时间应在晋、宋、齐这段时间。
总之，郭茂倩所著录的不分解歌辞，均有文献依据，应参照转引《张录》《王录》《宋书》《古今乐录》而来。歌辞虽不分解，但均为入乐歌辞。
二 分解形态的歌辞
《宋书·乐志》收录的“三调”歌诗全都分解。为便于研究，笔者也将其著录及入乐情况制成表1-6。
表1-6 “三调”歌诗著录及入乐情况表
表1-6内的歌辞皆为“清商三调”歌诗，《宋书》记载荀勖“撰旧辞以施用”，因此最早的文献来源应是《荀氏录》，后经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沈约的《宋书·乐志》，再从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转录而来。据《宋书》记载这些“清商三调”歌诗都已分解，说明分解应是西晋时期荀勖撰旧词施用于清商三调时留下的，分解可看作这些旧辞被荀勖再次施入晋乐的标志。
三 附录“本辞”的分解歌辞
《乐府诗集》中尚有于分解乐辞后附录本辞的形态。这些歌辞包括魏武帝《短歌行》“对酒当歌”等十首，均见于《宋书》。但《宋书》中唯见分解乐辞，并无“本辞”，“本辞”显系郭茂倩整理附列。由于这种著录体例是在承袭前代乐书基础上的创新，故研究者对乐辞、本辞的来源及二者之关系亦颇多关注。逯钦立先生《〈古诗纪〉补正凡例》认为，郭氏所录乐辞本之《宋书·乐志》，本辞则本之《文选》《玉台》等。[29]法国汉学家桀溺则认为乐辞乃原创之辞，“本辞”为文人改作。[30]崔炼农《〈乐府诗集〉“本辞”考》对逯氏观点加以修正，认为郭茂倩所录“本辞”有更可靠而广泛的文献基础，并提出“本辞”为最初（或前次）入乐之辞。[31]但其说仍有费解之处。第一，崔文分析《塘上行》“本辞”时指出，“本辞不遵套语转而适应全篇文意，则显示出强烈的主文意味，当在乐奏辞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是经过转录整理的歌辞文本”[32]。据此，则《塘上行》乐奏辞产生在前，本辞为后人整理改作。这与桀溺的观点倒有几分相似，但与作者最后的结论却自相矛盾；第二，根据《乐府诗集》，汉魏时期的相和旧辞后又配入晋乐者多达三十九曲六十首，本辞也当有六十首，而郭茂倩仅列十曲“本辞”，数目悬殊，仍令人存疑。笔者以为，郭茂倩唯独列出十曲“本辞”的用意何在，有何标准，十曲本辞的独特性为何，这才应该是理解“本辞”的关键问题。
荀勖坚持作新律造晋歌，对后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郭茂倩眼光独到，特别重视荀勖“撰旧辞施用”的这部分歌诗，逐一详细注明其入乐情况，解题则详尽说明其依据的文献资料，并为其中十首晋乐所奏之辞列出“本辞”。要弄明白“本辞”的涵义，理清他选录本辞的用意和标准，我们只能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深入细致地爬梳解析。以下我们从音乐、文本、文献校勘角度对“本辞”再作考察。
“本辞”所从乐曲的音乐特点表现为，此十曲皆属于相和歌辞，它们在《宋书》及《乐府诗集》中的著录顺序及乐类情况，详见表1-7。
表1-7 《乐府诗集》与《宋书》著录分类情况表
由于体例不同，此十曲在《宋书》及《乐府诗集》中的著录顺序及标注方式稍有不同。《宋书·乐志》先列“清商三调（平、清、瑟调）歌诗”，后列大曲。《乐府诗集》分类更细，其“大曲”解题云“今依张永《元嘉正声伎录》分于诸调，又别叙大曲于其后。唯《满歌行》一首，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其曲调先后，亦准《伎录》为次云”[33]。故“大曲”诸调分别标注为“瑟调”“楚调”“大曲”。《乐府诗集》又引王僧虔《技录》说：“《櫂歌行》在瑟调，《白头吟》在楚调。”[34]可见，《乐府诗集》分别依据刘宋张永《伎录》、王僧虔《技录》等文献将大曲分于诸调。《乐府诗集》将此十曲标为“晋乐所奏”，即“荀勖撰旧词施用”。
综上所述，“本辞”所从乐曲皆为荀勖撰旧词施用者，郭茂倩关于十曲的音乐类别、调类、入乐时间的标注皆有详细的文献依据，比《宋书》的著录更为细致、准确。从入乐特征来看，乐辞分解，本辞不分解。这说明乐辞是经荀勖“撰旧辞施用”入晋乐之辞，本辞并非荀氏的入乐之辞，而是郭氏特意列出以与荀氏入晋乐之辞作对比者。
为进一步探究其附列“本辞”的标准和依据，我们从文献的角度对十曲乐辞和“本辞”及相关文献资料逐一加以比勘，分析乐辞与本辞之关系，探明附列本辞的来源依据，详见表1-8。
根据比勘分析，十曲乐辞较本辞皆有明显改动。两相对比，可见荀勖撰制时所作的加工痕迹，及魏晋时期乐辞入乐的发展脉络。这正可见出郭氏列出“本辞”的标准及用意。
表1-8 乐辞、本辞相关文献对勘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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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所列“本辞”虽未必是直接采自《文选》《玉台新咏》等现存文献资料，而应该别有所据，但是肯定曾以这类现存资料或其同一版本系统的其他资料作参考，对所选录的本辞及乐奏辞做过周密细致的校勘整理工作。
不过，在《文选》《玉台新咏》等文献中明明还有同源诗章的乐奏辞，郭氏为何不据以列出“本辞”呢？下面，我们将未列“本辞”者与《文选》等加以比较，从另一角度探明郭氏附列本辞的标准和依据。
魏文帝《善哉行》“上山”在《乐府诗集》中标为“魏晋乐所奏”，且未列本辞，以之与《文选》卷二十七同题之作相较，仅有个别字词的差异，如：“猿猴”“岁月其驰”“转薄”，李善注《文选》作“猴猿”“岁月如驰”（六臣注本作“日月如驰”）、“回转”（同六臣注本）。乐辞与此相较，改动不大，故应不必另录本辞。
古辞《艳歌何尝行》，《乐府诗集》卷三十九载“晋乐所奏”，且与《玉台新咏》卷一古乐府诗《双白鹄》出自同源而异文甚多，似乎应该或者可以列出本辞，如古辞《白头吟》似取《玉台新咏》等所载《皑如山上雪》为本辞那样做。但是郭氏为何不取《双白鹄》作本辞呢？分析这个现象，恰恰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角度了解郭氏选录本辞的用意与标准，进一步揭示本辞的内涵。
《白头吟》和《皑如山上雪》同为五言之作。但是作为乐奏辞的《艳歌何尝行》大多数辞句虽为五言，却夹杂三句四言，带有明显的源自杂言古辞的痕迹。《艺文类聚》卷九十录古诗曰：“飞来白鹤，从西北来。十五十五，逻迾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日摧颓。”虽系断简残编，却不难窥见其旧貌。而《玉台新咏》所载《双白鹄》为成熟五言之作，自然不可能是《艳歌何尝行》之本辞。而《艺文类聚》所载残断，又是类书所录，郭氏岂能选作本辞！
另外，《宋书》载武帝《秋胡行》“晨上”所附完整“又本”一篇，通篇复奏一遍。复奏形式在《宋志》和《乐府诗集》中集中见于“相和歌辞”的《塘上行》《秋胡行》《苦寒行》《西门行》《上留田行》《饮马长城窟行》等少数诗章，但绝大部分只是字或句的复奏迭唱。像这样通篇复奏的歌辞可以说仅见于此，这显然是后人模拟并发展前人复奏迭唱形式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是本辞。据《宋书·乐志一》，荀勖之后屡有增益修订雅乐之举。惠帝时庾亮与谢尚曾“共为朝廷修雅乐”，东晋时，“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诏阮孚等增益之”。郭氏《短歌行》解题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短歌行》“仰瞻”一曲……此曲声制最美，辞不可入宴乐。’”可知《短歌行》本是可入宴乐之曲，可能因为丕作之辞过于伤感，故不宜采用罢了。《宋书·乐志》以王僧虔上表论“三调哥”也反复强调“夫钟悬之器，以雅为用”，“四悬所奏，谨依雅则，斯则旧乐前典，不坠于地”云云，可知清商三调皆关乎宴饮雅乐，此“又本”或即庾亮、阮孚们的手笔。
由此可见，未经明显改动便入晋乐的歌辞，不必列出本辞。本辞虽存只言片语、断简残编，也为郭氏所不取。
四 结论
郭茂倩编著《乐府诗集》，采取十分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当时所见文献作过周密细致的校勘整理工作，所录文献均有可靠的文献来源。他将魏晋乐府诗以不分解、分解及附列本辞三种不同的形态加以著录，客观而清晰地展现出魏晋乐府诗在不同时期与音乐的关系及构建痕迹，为我们考察魏晋乐府诗的入乐历史提供了可贵的文献依据。
魏晋乐府诗中不分解的歌辞形态包括郊庙、燕射、鼓吹、舞曲、杂曲以及部分相和曲，除杂曲歌辞的入乐情况无法确定，其余歌辞均为入乐歌辞，不分解形态当为这些歌辞的原始面貌。
分解歌辞皆为“清商三调”歌诗，最早的文献来源应是《荀氏录》，后经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沈约的《宋书·乐志》及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转录而来。分解应是西晋时期荀勖撰旧词施用于清商三调时留下的，分解可看作再次入乐的标志。
附列“本辞”的歌辞只有十首，“本辞”即荀勖“撰旧辞”施用于清商三调时用作底本的旧歌诗，是不被用来入晋乐的。《乐府诗集》著录的分解乐辞与本辞之间存在着字词、语序、章法等方面的较大差异，此应是荀勖根据当时入乐的实际需要，对旧辞作了词语和句序的大幅度调整改撰的结果。为了揭示荀勖“撰旧辞”之历史真实面貌，力图还原乐府歌辞演化发展的历史脉络，郭茂倩专意列出“本辞”。由于许多古辞久已“不传”或“不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郭茂倩也许只能列出十首本辞。而另外两种情况郭氏同样不列本辞：一是汉乐府古辞或曹魏乐奏辞未作大改动就入晋乐者，自然不必列出本辞；二是断简残编也不予列出。
只是关于《满歌行》，其本辞除《乐府解题》所引只言片语，余无可比勘者，这种文献缺失的缺憾，我们也无从弥补。
小结
围绕文献学研究的目的，本章设置了四节内容。
第一节主要以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为依据，对魏晋乐府诗进行了补录，共补录出38首乐府诗（郊庙6首、燕射3首、相和9首、舞曲16首、杂曲4首），并对这些乐府诗失传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音乐的疏离，乃是导致其失传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大量的非音乐文献中，还有不少魏晋乐府诗的遗存。
第二节据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再作补录，共补录出乐府诗55首（相和歌辞34首，杂曲歌辞21首），两次补录以后的统计结果为：魏乐府诗185首，晋乐府诗246首。相和、杂曲两类歌辞的创作尤多，反映出一时之盛。由此可大致获知魏晋乐府诗创作及其歌辞类型、作者等方面的情况。
第三、四两节转入对魏晋乐府诗著录文献的探讨。第三节主要对魏文帝“西山一何高”的曲调进行了辨疑，从中发现郭茂倩《乐府诗集》在文献著录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入乐时间及多次入乐的乐府诗曲调方面。
第四节则对学界关注较多，但仍未能解决的魏晋乐府诗的著录形态问题，特别是“本辞”的来源、内涵等问题作了深入地分析。
总之，通过本章各节的探讨，基本上勾勒了魏晋乐府诗的创作原貌，突出了魏晋乐府诗的创作特点，指出了《乐府诗集》著录文献当中的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对魏晋乐府诗展开音乐、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 沈约：《宋书》第19卷，中华书局，1974，第536～537页。
[2] 萧子显：《南齐书》第11卷，中华书局，1972，第184页。
[3] 《宋书》第19卷，第539页。
[4] 《乐府诗集》第26卷，中华书局，1979，第382页。
[5] 《乐府诗集》第33卷，第495页。
[6] 《乐府诗集》第30卷，第441页。
[7] 《乐府诗集》第32卷，第475页。
[8] 《乐府诗集》第31卷，第462页。
[9] 《乐府诗集》第53卷，第772页。
[10] 《乐府诗集》第54卷，第784页。
[11] 《晋书》第23卷，中华书局，1974，第694页。
[12] 《宋书》第19卷，第551页。
[13] 《乐府诗集》第62卷，第899页。
[14] 《乐府诗集》第63卷，第919页。
[15] 《乐府诗集》第65卷，第937页。
[16] 《宋书》第19卷，第536～537页。
[17] 曹植《鼙舞歌》序中写道：“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乱西随段颎。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323页）从这句话可知，曹植改作新歌应当在曹丕登帝之后，魏明帝之前。从序的口吻来看，曹植是将已成下国之陋乐的这五首鼙舞歌向朝廷进献时，才写这篇序以陈述进献理由。
[18] 《乐府诗集》第61卷，第885页。
[19] 《乐府诗集》第37卷，第547页。
[20] 《乐府诗集》第30卷，第442页。
[21] 按，此段话并不见于《宋书》，应为郭茂倩据《宋书》载录情况所作的演述之词。见《乐府诗集》第43卷，第635页。
[22] 《乐府诗集》第36卷，第534～535页。
[23] 《宋书》第31卷，第914页。
[24]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197页。
[25]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93页。
[26] 《乐府诗集》第26卷，第382页。
[27] 《乐府诗集》第30卷，第441页。
[28] 《乐府诗集》第33卷，第494页。
[29]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151页。
[30] 〔法〕桀溺：《驳郭茂倩》，《法国汉学》2003年第4期。
[31] 崔炼农：《〈乐府诗集〉“本辞”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第85页。
[32] 崔炼农：《〈乐府诗集〉“本辞”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第79页。
[33] 《乐府诗集》第26卷，第377页。
[34] 《乐府诗集》第43卷，第6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