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生平简介

叶剑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杰出领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与崇敬。

叶剑英，名宜伟，字沧白，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父亲叶钻祥，曾考中清代武秀才，一生以小商为业，为人耿直豪爽，乐于助人。母亲陈秀云，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农村妇女。尽管家境贫寒，父母还是设法送叶剑英入学读书。

少年的叶剑英热爱劳动，放学回家常和伙伴们一起上山拾柴、割草。叶剑英五岁入私塾，十一岁入三堡学堂读书。他学习用功，才学出众，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时值辛亥革命前夜，叶剑英开始接触孙中山革命学说，并受进步青年教师的影响，逐渐产生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曾带头剪去头上长辫，还参加了打潮勇的义举。

1912年1月，叶剑英从三堡学堂毕业，考入梅县务本中学。第二年，因反对省办中学和官派校长爆发学潮，他和部分老师毅然离开学校，参加创建梅县私立东山中学。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社会活动能力强，连续两届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

1916年春，叶剑英随父远涉重洋。翌年夏回国，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他勤奋刻苦，敏而好学，关心时事，注重学习孙文学说。1921年12月，叶剑英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出师北伐，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护卫孙中山东下广州。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围攻广州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在孙中山蒙难50多天的日子里，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安全，直至孙中山离开广州。

1924年初，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叶剑英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被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并兼任教官。由于他学识深厚，勤奋工作，成为当时学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5月，孙中山改编粤军，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此后，叶剑英时常奔走于军校和第二师之间，工作十分忙碌。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他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在第一次东征军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奉命兼任梅县县长。在梅县执政期间，叶剑英常深入社会底层，体察民情，革除官府弊端，被称为“革命县长”。

1926年7月，叶剑英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11月受命组建第一军新编第二师并任第二师代师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此后，他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白色恐怖中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并毛遂自荐兼任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此后暴发的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赴苏联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参加政治运动而成长、成熟。

经过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叶剑英从莫斯科秘密回到上海，于1931年初又转道香港，进入中央苏区，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朱德的支持下，叶剑英积极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为红军参谋建设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军中都尊敬地称他为“叶参座”。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不久，叶剑英又兼任东南战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统一指挥闽西、赣南的作战行动。他克服各种困难，挑起办校和作战两副重担，一方面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另一方面领导学校的教育训练工作。

1933年5月，为反击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叶剑英奉命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后担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1934年4月，叶剑英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前线进行反“围剿”作战，同时照顾前方供应和保障后方安全。期间，因受当时“左”倾错误影响，他被降职为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后来回忆降职事件时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革命，不能斤斤计较。”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12月上旬，在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时遇到敌机空袭，叶剑英被弹片击中腿部。每次谈到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他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12月13日红军整编，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副司令员兼纵队司令部一局局长，负责组织行军作战。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做了大量军事工作。3月，叶剑英接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

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7月，叶剑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甘南。此后，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重大历史关头，叶剑英坚决维护党内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的阴谋活动做斗争，为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后来曾多次称赞叶剑英在这一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

11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宣布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叶剑英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彭德怀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建立西北大本营奠定了基础。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叶剑英奉命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为加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叶剑英到安塞指导工作。随后，党中央委派他进行联合东北军抗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叶剑英密赴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爱国力量。西安事变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形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接着成立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总部委派叶剑英为驻南京代表。此后，他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12月13日南京沦陷，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转移至武汉。在武汉期间，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时国民党《抗战》杂志曾评述：“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叶剑英同周恩来以及八路军办事处转至长沙，随后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周恩来在给中央报告中高度肯定叶剑英的工作成绩：“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

1940年3月，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会上做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污蔑。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把叶剑英的讲稿交与会同志传阅，并在封面上写道：“一九四〇年三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博得了大多数的同情）。”

1941年2月，叶剑英结束了长达4年的国统区统战工作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仍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作战行动。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深入敌后对日作战，只有少数部队留在陕甘宁边区。叶剑英考虑再三，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迫使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一幕反共丑剧草草收场。

1944年6月，叶剑英负责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根据中共中央提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八字要求，叶剑英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并组织参观团参观访问延安，走访抗日前线，最后使参观团记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兵很多，抗击敌人很少；共产党兵很少，抗击敌人很多。

1945年4月，叶剑英以大后方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2月，叶剑英随周恩来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13日，叶剑英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从重庆飞赴北平，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在军调处工作的约400天时间里，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巨复杂的谈判，从全局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负责统筹中央后方工作。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杨尚昆曾回忆道：“毛泽东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央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3月，叶剑英率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根据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战争进程，叶剑英奉命创办华北军政大学，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刚刚发起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北平市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彭真任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准备接管北平。1949年初，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此后，他领导了北平市的接管工作，并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1949年底至1953年，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等职务。其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3年10月，他奉命回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此后，他全力投入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1954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开始主持全军军事训练工作。9月，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年11月，他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担任演习总导演。

1956年9月，叶剑英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领导全军军事训练的同时，叶剑英深深感到我军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很不适应现代战争形势的需要。经他建议，1958年3月开始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他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就是要解决对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认真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并提出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步骤等问题。

1959年9月，叶剑英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当选为军委常委。1960年初，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至此，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同时，又继续领导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多方面建树。

1960年1月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提出了“训练工作上有四个内容（政治、文化、战术、技术），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全军军事训练的任务和方针。他还针对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提出军队训练“四个结合”的总要求：红、专、健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军训部《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立即引起他的关注。12月27日，叶剑英正式向军委写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毛泽东仔细看了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还特意在下面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1966年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66年10月之后，他多次在多种场合表示，坚决反对搞乱军队。

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为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从而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等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流放”湖南等地，受尽磨难。在300天“流放”日子里，叶剑英虽身处逆境，但仍胸怀开阔，泰然处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精神。他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外语，坚持锻炼身体，关心国事且为民忧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此后，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再次来访的基辛格。同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南越当局派兵突然向我西沙群岛发起进攻。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同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一起，亲自指挥这次重大的自卫反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岛屿。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六七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主持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配备，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1976年2月，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这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意见，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命运。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坚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19日，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3月，叶剑英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此后，他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努力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等22项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做了大量工作。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谈话，进一步提出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

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工作。1984年春，叶剑英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有病，在家中治疗和休息。

1985年9月，党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之前，举行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同其他63位老同志致函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再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做出了表率。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写了致敬信，对他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光辉经历，做了高度概括和评价，称赞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德高望重的杰出领导人”。信中说：“我们深信，您对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永远铭记。您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您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尚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叶剑英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四个历史阶段。他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随着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在对敌斗争、党内斗争和各种严峻考验面前，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他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缜密周到，实事求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决断，显示了坚强的党性、非凡的机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他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豁达大度，宽厚待人。他谦虚谨慎，有很好的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

他好学深思，锲而不舍，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才能。他还是一位诗人。他重视现代科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他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崇高思想和高尚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