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晨光报》停刊了，出狱后我也就失业了，于1927年8月经青岛赴上海。路费是在《晨光报》时的薪水，那时薪水不按月拿。我手里攒了几个钱够去上海的路费。我从哈尔滨起身穿棉袍，走到青岛脱下棉袍，到了上海过夏，一路上过了三个季节。我是从大连上船，乘“华山丸”去青岛。我的一个旅伴是做“帽子生意”的，同坐三等舱。等船一过青岛，他说：“我不是商人，我是装扮商人的。”闹了半天他装扮成商人做什么也没跟我讲。我到上海时，国共刚分裂，那很恐怖哇！找人都不敢见，找人就说“不在”。你跟询问的人谈话时，其他人就在旁边听着。我去找商务印书馆的人就是这样的。那时的上海看见穿列宁装的人就杀，在马路上看见就杀，是什么也不问的，这情况当时我是不知道。我刚到上海就穿着列宁装的，衣服上缀有镰刀、斧头的扣子，我还在街上大摇大摆地闲逛呢！真是危险哪！

田汉是国共分裂后，从南京跑到上海来的。我考上海艺术大学连吃饭都没有钱，还上艺术大学！我跟田汉见面时流露出我很穷，刚从监狱里出来，没有钱交学费，连吃饭钱都没有，田汉说：“现在还有这样的青年？”他感到我很特别，说我是个“怪人”，所以他才收我。我一到上海住在青年会，因为上海青年会有一个干事去过哈尔滨，我在哈尔滨青年会跟他见过面，所以到了上海就去找他，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找他时他说：“咱们是一面之交。”我住在那里。开始我给青年会画招贴画，画了几天我就离开了。我考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美术与文学。同年冬季，学校组织的游艺会，不知怎么田先生排戏时就把我添上了，要我演戏我就演吧，这是我第一次演戏。因为游艺会演出的既有文明戏（话剧），又有京剧，故由田汉先生取名曰“鱼龙会”。我在菊池宽著的日本著名话剧《父归》中演父亲。演出在学校引起了很大轰动，看戏的有郭沫若、徐悲鸿、郁达夫、陆小曼、万籁天等。参加“鱼龙会”演出的还有欧阳予倩（饰潘金莲）与周信芳（饰武松）、高百岁（饰西门庆）合演的《潘金莲》，都是文艺界的大家伙，南国社就是从此开始的。我的舞台生涯也是从此开始的。说来奇怪，当时戏剧系的学生倒没有一个参加演出的，而我这个学美术的学生却成为红极一时的话剧名演员了。我也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演戏，票价卖一块钱一张票，很贵的呀！那次演出成为话剧史上一个很奇特的故事，那是开头嘛！看戏的只有一个人是外面的拿票来看戏的，那张票也绝不是他买的。那个人像个大师傅，穿着一身油垢的衣服，这个人看了《父归》哭着走的。徐志摩还写了一篇文章，赞赏演出获得成功。文章中写道：“一个穿油垢衣服的观众，看了《父归》，他那油垢的衣服又沾满了泪水。”这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秋冬间的上海《申报》上。戏演了一半，田汉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很惊讶地看了演出。《人民戏剧》上曾发表过一篇材料说，田汉很惊讶，绝没有想到，他说：“……扮父亲的陈凝秋君的成功尤可记录，恐怕自有菊池此剧以来，即在日本演父亲的亦无有过凝秋者。”我呢，本来不是学戏剧的，我是学文学和美术的，我在哈尔滨就跟俄国人斯切潘诺夫学画，这个人住在南岗礼拜堂东边的一个大楼上。认识他是韩乐然给我介绍的，他跟我学中文，我跟他学画——学西洋画。我学画时曾画过一幅画，画面上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心，心上穿着一支箭，心也飞着，一边滴着血，底下是波浪滔天的大海。这幅画的名字叫《追寻》。我的第一部诗集便由此得名，是我这个时期为追求人生的真谛的一种反映。白俄画家、我的老师伊万诺夫看了很满意，说很有想象。我记得有一天，我去秋林附近这位老师家学习俄文，在回来路过南岗的时候已是夜里了，一个俄国乞丐在那里拉琴，天下着很大的雪，我站在那里听了很久很久，路上行人稀少，很宁静，我即兴写了一首诗，我把仅有的两角钱给了他，他还给我立正，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久久不能忘却。在上海艺术大学我也是学画的，也不知怎么弄的，叫我演戏，我也不知道我能演戏。在《父归》中左明演大儿子，陈白尘演二儿子，唐叔明演女儿，周存贤（四川人）演母亲，我演父亲。这个戏的剧情是：一个父亲有一大堆孩子，他对孩子不负责任、不教育。他在外面胡闹，做生意，搞马戏班子，多年后落魄归来，他的二儿子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成长全凭自己的努力，拼死拼活地干才成长起来的。你，做父亲的一点儿责任都不负。”后来，父亲又离家出走了。

我演父亲，因为我有这样一段经历。我从家乡出来到哈尔滨《晨光报》做了编辑之后，我父亲到哈尔滨找我，我正在南岗画画，都没让他进我的屋。我跟他谈了许多关于哈尔滨学生运动和高其栋的事，他越觉得儿子大逆不道，反叛了。我们俩从道外走到许公路，就是现在的东北烈士馆附近，我说：“我往这边走了。”他说：“你回家吧！”我说：“我不回去。”就这样把父亲撂在马路上了，他怎么回去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父亲这样无情呢？因为小的时候闹得很绝。我很小他们就给定了亲，把我的表妹许配给我，她比我小一岁，我见过一次面，没有印象，听说长得不怎么样。我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从此，我每天放了学，就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一片大坟地去躺着。每天每天都这样，直到天黑才回家。我就想怎样对待他们，怎样离开家，离开家之后我怎么办，怎么学习，一辈子的事情我都想到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回家就跟他们吵。那是一个冬天，我一进屋，父亲让我脱掉棉衣，只穿一件小裤褂，父亲说：“你到街上跪着去！”我就在街上跪了几个钟头。那时我就想了，我要离开家。父子应该说是人际关系中最亲密的吧，但是遇到矛盾的时候，触动了最顽固的封建礼教尊严的时候，还是你是你，他是他。这是极深的教育。

我离开家乡以后，跟任何朋友不谈家里的事，我在北方就说我是南方人，在南方就说是北方人，不认乡亲，我很讨厌乡亲拉帮结伙。为什么田汉对我那么感兴趣？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再加上我刚从哈尔滨监狱出来不久就来到上海。有这样的经历，演《父归》时的感情就不得了啦，就像决了口子一样，要说演剧技术我没有，我没有学过戏剧嘛！就是生活整个突出出来了。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演得那么成功。徐志摩的文章说：“只有一个观众哭着走的。”我就演过一个观众的戏。那时的精神真是特别，不怕一个人没有，一沾艺术的边就很严肃。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看了演出之后，芥川说：“在日本从来没有人演得这样好。”这个戏演了四十多分钟，陆小曼就哭了四十多分钟。戏散后，她跑到田汉的办公室又哭起来了。哎呀，她简直哭哇哭得没治了，那不是看戏，不知怎么触动她的感情了。

演出是在一个礼堂里，舞台口比一间房子宽一点儿，幕布是用被面拉上的。那时，什么也没有，所以在话剧史上是一次极特别的演出，成为永久的笑话，有名的笑话！我演过《父归》之后，唐槐秋、顾梦鹤他们就模仿着背我的台词，赵丹是不知道这一次演出的。

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放春假去旅行，去玩，到了杭州才想到演戏。田汉先生说：“哎，我们演演戏好不好哇？”大家表示同意，现让田洪回上海取东西。我们当时住在李公祠。一天晚上，他们正在讲鬼的故事，讲得正起劲的时候，我推门进去了，以为真有什么怪东西跑进来了，把有的女同学吓得要死，原来是一场误会。田先生根据这些就编写了《湖上的悲剧》。他是在西湖上的一只游船上开始写的这个戏。天下着雨，田先生写着写着就说想喝点儿酒，就凑钱买酒，又没钱买下酒菜，就先买了两瓶酒。好，两瓶酒喝完了，还想喝，可是没钱了怎么办？拿瓶子去换，小资产阶级爱面子，自己不好意思去，就请船夫去换。田先生写《湖上的悲剧》没有打草稿，就直接刻在蜡版上，刻好了就印刷，印好了马上就排。田先生真是少有的快手哇！几天就写出来了，边排边修改。实际上，这个剧本最后是集体创作，它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南国艺术学院从这就开始演戏了。

我在1927年到1928年，在上海艺大学习时，常给太阳社写诗，署名陈凝秋，太阳社刚创立，我就给他们写诗，给他们写了很多诗。我的长诗《追寻》就是在这里发表的。其后，泰东书局以同名出版了单行本诗集。那时潘梓年在上海霞飞路办了一个潮山书店，出个刊物叫《潮山》（半月刊），也为它写过诗。我还见过潘梓年一面，给他写的诗有一首是《一朵小花》，意思我还记得：

我是春风带来的一粒种子，

被丢在阴幽的坟地，

我悄悄地生长，

我悄悄地开花……

总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小小的生命。这些东西是很伤感的。

当时我住在吕霞光家里，他家就在上海艺大对面。他是个阔少爷，学画画的。我住在他家地板上。他老是问我海陆丰彭湃的事，我不知道他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便搪塞地说不知道。他说彭湃闹得很厉害。那时，主要是读了很多高尔基的作品，尤其是读了《我的童年》之后，在思想上受的影响最大。那是1928年冬，当时我的思想很苦恼，因为不能跟任何人商量，所以我第一次离开上海回哈尔滨，没有跟任何人闹翻，没跟田汉辞行就走了，这是很不通情理的。在田汉的脑子里一定产生了疑问，在他看来，我走是自由主义，恋爱问题。我向往十月革命的苏联，萌生了去苏联的念头。我到了哈尔滨，没地方住，任作田（基督徒）在道外办了一个“寄宿舍”，他帮助我住在青年会的寄宿舍。他在同记工厂做业余教育工作，跟武伯祥很接近。他把我介绍给武伯祥当秘书。当时的工作就是他讲他的经商经验，每周讲一次，由我整理，打算出一本书。我已经给他出了一本书。他讲我记，然后在文字上顺一顺。

我记得同记工厂在成立纪念会上，武伯祥叫我弄个戏，我排了一个罢工的戏。哎呀，看的人说：“工厂成立嘛，看了罢工的戏，真丧气！”我排的戏可能是个法国的剧本，我记得同记工厂俱乐部的墙上挂着一个有一人多高的“劳工神圣”四个字的大匾额。武伯祥看了戏，没有发火，也是怕揭下这一层欺骗工人的面纱吧！

当时因为找不到去苏联的关系，又不能对人说，怎么找呢？有时间我就学俄文，学画画。后来，我在陕甘宁边区开参议会时，碰到一个同记工厂的工人，他跟我讲述了他去苏联的事，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他就是同记工厂的地下党员，在同记工厂有党的组织，其实去苏联的关系就在眼前呢，可是我当时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