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的第二年，可能是1923年春天，吴佩孚在郑州镇压工人罢工。就在那年，我去哈尔滨投奔姓李的一位乡亲。以找职业闯关东（为借口）骗取了父亲（的信任），家里给我二十块大洋做盘缠，我背着小行李卷，沿河边走去，边走边作诗。两天走到天津，住在一家小旅店。在临上去哈尔滨的火车前吃的焖酥鱼，真是香啊！到哈尔滨就没钱了。我原是买的联运票，到了长春又加快，这就分文皆无了。在火车上就抽烟，没吃没喝。到了哈尔滨，我就叫了辆车找到了姓李的乡亲。他的朋友在道外头道街开小店，当时叫半面街。西半面当时都是荒地，桥洞没修，我就住在小店里。最初很想家，也很想我的妹妹小翠，这时家里老来信。我想家，还想得很厉害，怎么办呢？我是一封信不回。家里又让我的祖母给我写信，牵动你的感情嘛。后来，来信我也不看就撕掉了，怕被感情征服，用一种人为的方法强制自己。有一封信是叫我的老师给我写的，信中说他在路上走，总有一人跟着他，跟着他的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后来，我的父亲就求他给我写信。那个老师就是前面说的郝老师，他是教我们文学的，他的思想很进步。那正是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他在信上说，有一次我祖母听说我回来了，她听错了，跑出去不慎把腿摔断了。
那时，白天晚上脑子没闲着过，总是在考虑诗。我当警察，后来请假是很不容易请准的。我在去哈尔滨《晨光报》前考取了警察训练所。那时人们封建道德观念很强，我就编个理由，说到哈尔滨后，母亲死在哈尔滨，她的灵仍在哈尔滨。现在有一个同乡要回家，他愿意帮助我把母亲的灵迁回去，这个机会不能失。这一套非常投合他们的封建头脑。中东铁路特区警察处长文应兴说我是“孝子”，准假时他很佩服我的“忠孝”，其实是见鬼呢！我当警察是姓李的同乡出主意，让我投考警察训练所的。为了找职业糊口生活嘛，当警察约一年。地址在哈尔滨南岗大直街，所长是张焕相。他后来做了东北特区司令长官。
我在哈尔滨当警察站岗，一站五六个钟头，在岗上我就作诗，下霰子打在衣服上，等下岗回家，衣服变成白色，脱下的衣服都立着，冬天很冷啊！我请准假出来在小店住了几天后就到《晨光报》去了。在去《晨光报》前，因为我常给他们写文章，就是有这么个关系我才到《晨光报》去的。
在《晨光报》的生活很特别。每天编报、校对都是通宵，到天亮还不睡觉。工作完了，我就拿一本书到公园，躺在椅子上读诗，到十点多钟回家吃饭。我住在道外十四道街姚席九的房子。那条街有牌坊，十四道街口有个小饭馆，卖牛肉蒸饺，做得非常好，咬开后里面一包汤，两毛现洋就吃饱了。有一次，我和金剑啸在那儿吃牛肉蒸饺，他还吃蒜瓣儿。那次的印象总是那么新鲜，老也忘不了。那时他就跟《晨光报》有关系了，我们很早就熟了。这个时期，我常常夹着一本泰戈尔的诗，到太阳岛沙滩上读，读完了就睡着了。茅盾在国共分裂后写的《幻灭》，凡新出版的如鲁迅的《彷徨》《呐喊》《狂人日记》都是那时读的。在《晨光报》那几年读书较多，打下了文学基础。
《晨光报》当时有袁弱水、芮道一。芮是日本留学生，和田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同学。1927年第一次我去上海是芮写了信叫我找田汉的。芮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资格，是山西人，和南汉宸是很老的朋友了，也是个“怪人”。他在山西太原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结了婚。他在哈尔滨时，他的这个老婆还在太原，跟一个北伐时期的国民党特务认识，后来生了孩子。她曾为此特意去了一趟哈尔滨，目的是使孩子合法化。芮知道孩子不是他的，伤心透了。他说：“不就是因为我老婆漂亮吗？现在我找个最丑的、没人要的女人。”于是，在哈尔滨又结了婚。“九一八”后他跑到山里联络土匪，说服土匪下山。在省教育厅当过特区督学。光复后，在沈阳编国民党的《扫荡报》，解放沈阳时被我方俘获。
那时，在道外滨江县（今属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个督学，他结婚时熟人都去祝贺。我认为，结婚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去那么多人看什么？朋友有意思就送点儿什么，不送就拉倒。一次，我去他家玩，见屋里还坐一个女人，我也不招呼，装作看不见，玩一会儿就走了。现在，我家来了生人，不给介绍，是有点儿不近人情。这个影响是从韩乐然、苏子元那里来的。他们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轻易跟生人接触。那时，韩乐然、苏子元常到报馆来，郭涛光、于浣非也常来。抗战后在武汉救亡演剧一队，我碰到过郭涛光、于浣非，他俩还到旅馆来找过我。这两个人常给《晨光报》写稿，思想进步。于浣非当时是左派，开过医院，后来跟国民党有点儿什么关系。当时他们对我都很羡慕，能参加抗战宣传，无牵无挂的，而他们孩子老婆一大堆，拖累得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于浣非，不知于现在何处。据我以后在武汉见到廖沫沙，廖说：“自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了于浣非，他跟爱人在武汉见了一面后，他爱人就死了。”郭涛光病死在热河。傅天飞是韩乐然的学生，韩乐然很喜欢他，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当时傅天飞只有十几岁，那时他还在上学。抗日后，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韩乐然当时住在南岗的扶育小学，这个人很好。道外有个孙乐天开照相馆，韩刚到哈尔滨没有工作，就住在他那里，帮他修版。我去上海时，韩乐然还给我写了信，叫我去找吴天。吴是美国留学生，住上海霞飞路。我去找过他，没给我什么帮助，以后也没见他有什么作为。
当时苏子元剃了个光头，胖胖的小矮个子，神神道道的，嘴里老嘀咕。他是哈尔滨道外青年会的干事，从奉天（沈阳）调来的。他没到哈尔滨就给《晨光报》写稿。当时在奉天还有几个人跟苏子元一道给我寄稿的。以后我在上海《申报》上见到他们和几个人被捕的消息。现在记不起那几个人的名字了。
《晨光报》的赵惜梦住南岗。我编《晨光报》副刊是接他的。有一天，我到他家去串门，进屋见他们在打牌，心里想：“真无聊，怎么打牌呀！”我把牌桌子给㨄了，弄得人家好下不来台。当然，他们知道我是个“怪人”，也就不理会我。但我从那以后再不登他的家门了。后来，常提起此事，一说大家就笑。我当时真是觉得无聊透了。可是后来我也打牌了，怎么回事呢？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吃完了晚饭大家喜欢打牌、打扑克，我是在延安党校学会打牌的。不同的是，赵惜梦打牌是赌输赢的。
《晨光报》是一个很进步的私人办的白话报纸，开始进步，主编张树屏，当时的行为表现好像是个共产党员。他住在三十六棚，在三十六棚当过俄文翻译，跟工人运动很接近。东北反筑路运动、五卅运动、哈尔滨学生运动，他在《晨光报》上反映得很激烈。从这些反映上看，他的倾向很明显，不像无党派人士。但是，国共分裂后，他去了上海一趟，看了当时的形势很失望。他从南方回来，有很多日子在屋子里唉声叹气地不说话，很消沉。他最初同情革命，大革命前，跟党的关系很近，最后转了个大弯子，向右转了。张树屏这个人在“九一八”后，日本人进了哈尔滨，他就投敌做汉奸了。为敌人编报，成了汉奸报了，后来当了伪县长，东北解放时做了俘虏。1948年我在辽北学院时，是在四平接到过他一封信。信中说：“你现在一切很好，是革命的，而我却成了阶下囚了。”对前途充满了失望。我当即回了他一封信，这封信救了他。我在信中说：“来信收到了，感到你的情绪甚是低落，解放了，应该高兴嘛！”长春的公安局长是我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我让张树屏持我的信去找他，我对他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都跟他谈，谈得越彻底越好，不会有亏吃的。他就拿我的信找他去了。后来“镇压反革命”时都没动他。这封信真的救了他。“文革”之后，他在青艺的女儿说，他在农村靠打草绳子维持生活。粉碎“四人帮”后，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的重大专案组找他写证明材料，他如实地写了，写得很好。因为他生活困难，政府还给了他一千元钱，他不要，过了不久他就死了。这个人还好，临死之前做了一件好事情。
于森也是要去苏联的人。他们都与《晨光报》有关系。于森的照片我见过，他第一次去苏联走到黑龙江边被逮捕了，军阀要枪毙他，棺材都预备了，没毙了。他说：“这一次死也只有死了。但是，我还是要去苏联。”他在苏联清党中受过电刑。后来此人就无消息了。
晨光报社社长于芳洲是无党派。于的妹妹嫁给了张树屏。他们最早是给《哈尔滨商报》帮忙，后来从《商报》分出来办的《晨光报》。
1924年我进入《晨光报》任副刊《江边》[1]主编，编副刊的还有一个叫范星火，抗战后在河南见过他一次。《晨光报》副刊《江边》，我去之前就有了。这名字没什么来历。在编这个副刊时期，我认识了苏子元、韩乐然两位地下党员，由他俩提供稿件，曾先后在我编的副刊上发表过瞿秋白、萧楚女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也都是从南方通讯中转载的。萧楚女是广州农民讲习所的，从小就跟着毛主席，毛主席很喜欢他。他是黄鹤楼的一个茶房，没进过学校的，居然写得那么好的文章，后来在农民讲习所当教员，不得了哇！
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时，我因发表一篇欢迎北伐军的文章，《国际协报》把这篇文章用红笔圈上，送到了警察厅，我们就遭到警察的逮捕。当时的五卅运动、反筑路运动，游行声势很大，道外正阳街都挤满了人。《晨光报》都发表文章，大声疾呼支持学生这一斗争。学生运动中扛大旗的叫高寿天，他是党员，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期的学生，学牙科专业的，和于浣非是同期的学生。我的那把吉他就是高寿天经任白鸥送给我的。《晨光报》曾整版发表学生运动的照片，因此警察厅长期对《晨光报》恨之入骨，高其栋[2]要搞我们，我们是他的对头。他们决心想搞掉《晨光报》，他们把我当成了共产党员。因为《晨光报》总经理于芳洲、主编张树屏都是道尹公署一科科长的学生，我们被逮捕后，一科长又运动了道尹蔡运生，由他出面营救。蔡亲赴奉天督军署，亲持证件向哈尔滨交涉，我们被拘留了三个月才获释出狱。我家现在还有一把泥壶，和这件事有点儿关系。这把泥壶就是高其栋的。这是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做的泥壶，他做泥壶非常有名。大概是送给一个妓女的吧，造型是乳形的。壶肚一面镌有“春雷香胸襟豁，望梅兮止渴。曼生”，另一面镌有“戊辰秋逸然轩主人”。壶盖里面镌有“莲记”两字，壶底四个字是“金莲提制”。高其栋放我出来的那天晚上，他就拿着这把壶一边喝着茶一边给我们讲话。东北光复后，我在哈尔滨小市上见到就买来了，留到现在。陈曼生当过县官，是清朝嘉庆年间人。
[1] 《晨光报》副刊1924年前名为《光之波动》，1925年改为《江边》，版面扩大，增加了《妇女》《社会》等栏目。
[2] 高其栋是当时滨江县警察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