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永乐大典》与《马可波罗游记》

《永乐大典》完稿于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马可波罗游记》完稿于公元1298年，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口述经人笔录而成。二书相距时间百余年，地域相距更不可以道里计，但二者却有一定关联，可以互相印证。为什么这样说呢？

马可波罗于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随同他父亲和叔父到达中国，在中国居留十七年，自称受到元世祖的信任，出使各地。客居异国，思乡心切，直到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才得到允许回国。

《游记》中有两章说，当时统治波斯（今伊朗）的君主Argon（阿鲁浑），因丧妻，派遣三位使臣到中国来，请求元世祖赐给他一位与他亡妻同族的女子为配（其时波斯称伊利汗国，为元世祖弟所建）。三位使臣的名字是Oulatai（冯承钧译本作兀剌台），Apousca（阿卜思哈），Coja（火者）。元世祖赐以名Cocachin（阔阔真）芳龄十七的姑娘为阿鲁浑妃。三使臣从海道回国时，因波罗一家熟悉此路，特请他们伴随。任务完成后，波罗一家返回故乡威尼斯。此后，马可波罗因参加了与西部城市热那亚的海战而被俘，在狱中口述其东方见闻，由同狱难友记录，完成了举世闻名的《游记》（正确的名称应为《寰宇记》）。

说了这些，它同《永乐大典》到底有何关系？

《永乐大典》是一部大型类书。它网罗此前的所有古籍，按韵目编排，编成一部22877卷，11095册，约37000万字的百科全书。虽屡经变迁，现存仅700多卷，但其中仍有些珍贵资料。在该书卷19418“勘”字韵中，它收录了元朝至顺二年（1331年）修成的《经世大典》中的《站赤》，其中载有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一道公文，全文是：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就是这101个字（标点不计）的短短公文，却和马可波罗一家离开中国一事息息相关。

请看，公文中的兀鲁（音歹），阿必失呵，火者，阿鲁浑大王，不是和《游记》中提到的4个人的对音接近或相同吗？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有其内在的联系。让我们分析一下这道公文。

公文可分三段：“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是第一段，是传达呈文给皇帝的人；“平章沙不丁上言”至“乞不给分例口粮”是第二段，是呈文的内容；“奉旨勿与之”是第三段，是皇帝对呈文的批示。第二段是呈文的核心。沙不丁《元史》无专传，据《元史·世祖本纪》，他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至二十八年间任江淮行省（二十八年改称江浙）平章政事兼管市舶司（对海外贸易机构）事。泉州是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在江浙省辖内，泉州的市舶事务自然归其所管。“马八儿”即《游记》中的Maabar，当今印度东南岸一带。《元史·外夷传三》说：“海外诸番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俱蓝，《游记》作Coilum，今印度南端西海岸之奎隆。

由此可见，公文中的第二段，正与《游记》所称波罗一家陪同三位使臣由海道航往波斯情况一致。但若孤立地读这道公文，人们将无从知悉三使臣出使的任务和缘由，而从字面“遣”字看，一定认为他们是元廷的官吏，不会想到他们是伊利汗君主阿鲁浑派来向元廷求婚的人，也就不会认识这道公文的历史价值。反之，没有这道公文，人们会对《游记》的上述记载将信将疑，甚至认为是马可波罗所编造以致说马可没有到过中国。赖有公文，才证实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赖有《游记》，才读通《永乐大典·站赤》这一公文。二者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不仅此也。从公文所记的时间，还可以考订出马可波罗一家离开中国的年代。过去研究者认定他们离华的年代为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因为从1275年来华下推17年为1292年。但据公文，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1290年9月21日）沙不丁的呈文才得到回批，等寄到泉州，至少得两个月。由泉州放洋，须待东北季候风，一般在十一月、十二月甚至次年正月。姑定其十二月启航，已是1291年年初了。而且，根据波斯文当时史籍（如拉施特的《史集》）推算，也能得出同样结论。

我根据上述的资料，作了解释和考证，写成一篇题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即本书的第一章。

那是在1941年的夏天，我在云南昆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时称西南联合大学，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内部组织不变）读元史研究生，就要毕业。我的研究方向是元代回回人问题。为此，我就当时能看到的中外史书（处于战时，为数不多）有关回回人的资料写成卡片。沙不丁是回回人名，除《元史》上有记载外，我在《永乐大典》的单行本《站赤》上发现了上述公文，除了有沙不丁的名字外，还发现了公文上的阿鲁浑及其三使臣的名字。我已经看过《游记》并把有关材料记下，这时两书一对，果然若合符节，不禁大喜过望。我把这一发现告诉我的一位导师、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他鼓励我写出来。我写出后寄给重庆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汤用彤先生（北大哲学系主任）知道后也很高兴，指示我把题目改为《新发现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还写信给顾先生，说明此文价值，并说，不应以年轻人的作品而降低稿酬，应根据论文质量给酬等。只是信到时该文已经发排，题目未能更改。事隔50多年，当年情景记忆犹新，想起这些先生对我的鼓励、教导和关怀，不禁涌起思念和感激之情！

此文发表后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顾先生在杂志的《编辑后记》中给以较高评价，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推荐给该院的学术评议会，得到名誉奖。向达先生在1956年《旅行家》第4期上发表《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一文，认为拙稿“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F．W．Cleaves）1976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6卷上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一文，大量引用我这篇文章的资料及年代考订，并指出，伯希和（法国著名汉学家）虽然由于战争的隔绝和晚年多病未能看到杨的发现，却用了西方资料聪明地在年代问题上得出与杨的考订不谋而合的结论。

这些肯定的评语，我并没有意料到，真所谓“不虞之誉”。当初只是为了搜寻回回人物的资料，从《站赤》中找出一个沙不丁，又从沙不丁这段资料中发现了与《游记》中同名的四个名字，把它们联串起来，写成一篇几千字的文稿。好比花子拾金，偶然得宝。但偶然之中有必然。那几年我看了两遍《元史》，又看了一些元代中西载籍有关资料，才能在看到《永乐大典·站赤》那段材料后想到《游记》中的记载。《站赤》这本书，最早似在日本照原样影印，抗战前北京文殿阁书庄有排印本，我当初看的就是这一本。可以想见，中外学者早已看过此书，那段珍贵的公文也应寓目。我有幸看到它并写出文章，绝非有过人之处，只是我的研究方向、范围恰巧与此有关而已。这只是我在准备毕业论文时的副产品，没想到这一副产品竟在此后我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从1979年到1994年，我发表了有关马可波罗研究的论文5篇。有的是解释《游记》中的问题，有的是对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文章的答辩。最后一篇《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除了对西方怀疑论者给以评说外，还对国内一篇《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史林》1988年第4期，王育民教授撰）中因《站赤》中未提马可一家名字而怀疑的论点予以答复。这是提出《永乐大典》与《游记》无关的第一位中国学者。此篇收入本书，即第七章。

1995年，一位外国学者又发出了同样的论调。其人是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兰西丝·伍德博士，“文革”中曾到北京学习，汉名吴芳思。她著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集怀疑论者之大成，全面彻底否定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事实。全书182页（1996年版增为208页），除“导言”和“结语”外，共用15章抒发其宏论，可谓洋洋大观，而此前的同类文字则只是些短篇。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国际传媒的极大轰动。赞扬、怀疑、反对者皆有，真是众说纷纭。我那篇文章她也看过，但她很不以为然。一则说，马可波罗伴随三使臣往波斯一事，可能是从其他资料借来的，因为在汉文或波斯文拉施特的《史集》里都没有提到有欧洲人或意大利人伴随那位蒙古姑娘航海的记载；再则说，即令承认有此一事，也只能说明这又是马可波罗重述的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此外，她还重述了前人早已指出的《游记》中漏载的事物等等，此处不必多说。

这些看来振振有辞的指责并不难辩解，只要把《站赤》这道公文的性质弄清楚就行了。公文是地方官（沙不丁）向中央请示出使随行人员的口粮分配问题，三使臣是领队，是负责人，非提不可，阔阔真姑娘虽然显贵，但与配给口粮无关，无需提及。至于波罗一家，更不在话下，他们可能包括在已给分例口粮的九十人之内。此其一。阔阔真出嫁是否尽人皆知，不见得。《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七年纪事中无此记载，元人文集及其他元代文献亦无，马可波罗从何书得知？只有陪使臣同行，才能记得如此亲切和细致。如前所说，如无《游记》，我们对于这道公文也将不知所云，漠然处之。

针对伍德博士这部著作，请看本书中《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文（第八章）。当然，本书的每一章，都能证实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都是对怀疑论者及伍德博士的有力答辩。

〔原载《津图学刊》（天津）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