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创作论
夏康达
按着别人的脚印走不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路，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
——蒋子龙
一
蒋子龙是迈着一个打铁匠的决非轻捷的步履走上文坛的。追寻他走过的道路，不仅一步一个脚印清晰地记载了他前行的轨迹，而且那深沉有力的脚步声，至今回音萦绕不绝。蒋子龙的某些作品曾引起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激烈，毁誉迥异。然而，这样一个事实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他的主要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反响强烈，《乔厂长上任记》更加突出，不仅震动了文坛，而且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极大反响。
对这个事实，人们曾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有人说，蒋子龙的作品引人注目，是因为他写了领导干部。如果仅就某几个作品来说，这种解释即使可以算作一种因素的话，也是十分次要的。要了解真正的根本原因，还是听听作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吧。他说：“文学是人民的心声，人民是文学的灵魂。作家胸中郁积的愤懑，一旦和人民的悲苦搅在一起，便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人民的悲欢滋补了文学的血肉，人民的鲜血强壮了文学的筋骨。”说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我们曾经无数次地听到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论家们用相似的语言，来阐述这样的思想。
但要做到，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还是在初中上学的时候，一位教师被划为“右派”，“罪行”之一是所谓宣扬“一本书主义”，蒋子龙颇为不平，说了几句“每个作家都能写出一本好书也就不简单了”之类的话，因而受到批判，有人还诬称他“想当作家”，并加以嘲讽。这个原本只把当工人作为奋斗目标的农民的儿子，一气之下，决心要掌握笔杆子了。他拼命读小说，写文章，偷偷投稿，到处碰壁。后来当了工人，又参了军。在部队的宣传队，编写说唱作品。有一次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演出，他们的“诗表演”勾起了农民对往事的追忆，台下一片唏嘘之声。蒋子龙的心灵为之战栗。他懂得了：“文艺不是玩玩闹闹，文学也决不是名利思想的产物。把写作当成追名逐利，以为只有想当作家才去写作，都是可怕的无知和偏见。然而我为了给自己争口气而投稿，以致于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肩上没有责任，对人民没有责任，对文学也不负有责任，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一试不行就拉倒。文学不喜欢浅尝辄止，不喜欢轻浮油滑，不喜欢哗众取宠。写作是和人的灵魂打交道，是件异常严肃而又负有特殊责任的工作。人的灵魂是不能憋死的，同样需要呼吸，文学就是灵魂的气管。”当夜，他无法入睡，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接着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新站长》（《甘肃文艺》一九六五年第六期）。蒋子龙就是这样走上文坛，从人民的爱憎中获得巨大的创作动力的。
是的，路是弯弯曲曲的，而且坑坑洼洼。蒋子龙的创作生活，尤其是那颠三倒四的十年内乱中的经历，又使他懂得自己的作品真正做到与人民休戚与共，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有时甚至是很沉痛的。然而，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总还是通向前方的。一九七九年，当他重新握笔的时候，依然怀着当年那个乡村之夜的激动心情，而且更加坚定，也比较成熟了。
在这样的创作动力推进下，他的视线总是在努力搜索生活中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的主要作品题材重大，思想敏锐，主题深刻。发表于一九七六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是在那个动乱的岁月中，短篇小说创作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表达了广大群众积郁心头的强烈意愿——加速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品及其作者在当时难逃厄运，这不是蒋子龙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民族的悲剧。然而，这样的作品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沉默的反响是无声的惊雷，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七期）生逢其时，发表之后，几乎可以说在社会上刮起了一阵“乔厂长”的旋风。短篇小说《基础》（《上海文学》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围绕着一台五百吨快锻钢筋水泥基础的质量事故展开矛盾，实际上提出了必须及时铲除“四人帮”遗留下来的虚假“基础”的重大社会问题。作品言近旨远，含意深长，锋芒锐利而又情意真切。《血往心里流》（《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九期）则表现了一群涉世尚浅的青年工人之间的纷争、倾轧，作品的题目点明了主人公的不幸与不平的遭遇，但小说并不局限于表现人物个人的不幸，而是通过他们对处世哲学的探索，反映被“四人帮”污染了的社会风尚的改造问题。《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新港》一九八〇年第五期）的最大特点是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作者真正的着眼点则在于揭示造成这种复杂乃至畸形性格的社会原因。《一个女工程师的自述》（《文汇》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五期）所袒露的女主人公内心的痛苦，绝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思想感情上的崩溃，而且揭露了近年来在某些人中出现的崇洋媚洋的卑劣作风，作品发出了爱国主义的强烈呼喊。中篇小说《开拓者》（《十月》一九八〇年第六期）力图站在四化建设全局性的立场，反映乃至探讨正在逐步调整与改革中的我国工业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样从大处着眼的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以前似还未曾有过。
文艺作品旨在反映社会生活，探讨工业发展的道路并非文学所应承担的任务。但是，不管蒋子龙是否有此意图，他的作品确实使人感到作者不是纯客观地纪录生活，而是在探索生活发展的道路；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试图要解决问题。比如《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许多读者确是怀着探求如何加速实现四化的目的来阅读这篇作品的。因此产生了这样的“文坛佳话”：有的读者写信给编辑部，要求“乔厂长”到他们单位去上任；有人找到蒋子龙，要向“乔厂长”告状。
有人认为当前反应强烈的作品不过热闹一阵，难以载入史册，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了作品总希望能立即得到知音。藏之名山，留之后人，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当今世界恐更罕见。至于蒋子龙的作品以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和感召力量的强烈，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其效果是积极的。这难道不正是一个人民作家所应当追求的目标吗！
现在重新回到本节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我想借用物理学上的一个术语来加以说明：蒋子龙的作品所具有的震撼读者的能量，主要来自积聚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巨大的精神“势能”。这种“势能”可以比作已经上膛的子弹。作家深切地感受到广大群众凝聚在心底的最强烈的呼声，并且在作品中运用艺术手法予以强化的表现，这就犹如扣动了枪机，顿时产生爆炸性的效果。作家要善于把握社会的“势能”，也即善于感知人民思想的脉搏和情感的起伏，尤其要敢于关注和反映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作品的反响，是作者了解人民心声的频率，使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群众急欲表达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才能得到读者的欢迎和支持。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成为站在时代峰巅所发出的强音。蒋子龙当然还未曾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他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这就决定了蒋子龙创作的这一特点：选材的严肃性。我以为，提倡“重大题材”不如要求作家注重题材的严肃性。倘若作家时时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那么，他所选取的题材无论重大与否，肯定都是严肃的，也必定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蒋子龙正是这样来选择创作题材的，因此他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命运，都是与整个社会紧密相关的。做到了这一点，就自然而然地把写人生与写社会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即使有些作品也描写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创伤，但丝毫没有“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弊端。近来文艺界正在讨论写社会问题与写人生的关系问题，蒋子龙是用他的作品做出了回答的。
二
在同代作家中，蒋子龙不算多产，但是在中国当今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发表了在他个人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在整个文坛上影响巨大，甚至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我认为，这是蒋子龙创作道路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特点，其“奥秘”何在，也是许多读者和评论者很感兴趣的问题。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此诗，气度不凡。切莫把它看作是对李杜诗歌的具体评价，诗人是在阐发他对文学发展趋势的看法。读者当然珍惜和赞赏优秀的文学遗产，然而更加渴求新的佳作不断涌现。时代不断地筛选着作家，在生活发展的速度愈益加快的现代，筛选的频率更为加速了。一个当代作家在这样飞跃发展的文学事业中要尽量延长创作生命，不被过早地淘汰，不仅要在思想上紧跟时代的步伐，还必须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蒋子龙是一个在创作道路上力戒原地踏步，力求不断地超过自己的永远进击的作家。置身于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他既注意顺乎正常发展的艺术潮流，又勇于保持自我，从而给予潮流以一定影响。他艰难地、顽强地要使自己成长为一棵独立的大树。
《机电局长的一天》写于一九七五年末。这篇作品的诞生，是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一度出现的新的生机分不开的。在艺术上，蒋子龙努力挣脱当时各种创作模式的束缚，勇敢地显示自己独到的艺术锋芒。一九七五年六月，他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对当时文艺的公式化表示了不满，同时检讨了自己创作上的差距：“思想上不去，对生活的认识和提炼、矛盾的概括和揭示深不下去，都反映了思想上的差距，另外生活底子太薄，也太窄。”那时外界正在议论蒋子龙写不出作品是“骄傲”了。其实他是对自己不满，当然也对那时千篇一律的创作状况不满。他要“另辟阵地，改换点办法”。他说到做到，很快拿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这个短篇小说独树一帜，在当时荒寂的中国文坛上堪称空谷足音。
“四人帮”粉碎后，文艺枷锁一个个被打碎，中国文坛开始复苏。一九七八年，蒋子龙正在深刻地回顾着自己走过的道路，他还不能动笔，也不想动笔，但已经在思考今后的发展方向。他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二日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五十年代的文艺不同于三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作品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不会重演。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模拟和重复上一个时期的文艺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今后的文艺怎样搞，要闯新路子，完全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特点是行不通的。……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想说，今后中国的文艺是一种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说。我要写就应该有一种新的风格，新的气质。如果没有‘绝’的，宁可不写。”一年以后，他拿出了《乔厂长上任记》。是不是有点新的风格，新的气质，也有点“绝”的东西呢？我看是有的。第一，正当所谓“伤痕文学”（姑且借用这个称呼）兴盛之时，蒋子龙吸取了这类作品正视现实、揭露矛盾的优点，揭示生活矛盾的深度显然比《机电局长的一天》跨进了一大步，然而他又不以单纯揭示历史的伤痕为目的，却把目光转向当前，深切地关注着创伤的愈合。第二，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之后，文学作品能否塑造以及怎样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使许多作家感到迷惘，蒋子龙却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抒写了当今文学中第一个新长征英雄的典型形象。《乔厂长上任记》显然得益于当时中国文学新潮流的巨大推动力，在这股潮流中蒋子龙却又不随波逐流，清醒地保持着自我。因而，《乔厂长上任记》在所谓“伤痕文学”方兴未艾时独树一帜，影响所及，塑造创业者形象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了。蒋子龙的“绝”，就在于他的“独到”——有所借鉴而决不重蹈覆辙，鲜明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独有的风格与气质，令人耳目一新。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又开始孕育着新的转机。近年来蜚声文坛的一批中青年作家，都在探索下一步踏向何处。正在这个时候，蒋子龙发表了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以扎实的生活底子，生动的艺术形象，显示了作者丰厚的创作潜力，展现了文学创作反映现实题材的广阔天地。小说并不割断历史，如实反映了“十年动乱”残存在生活中的痕迹，但是作品所显示的，完全是当前现实生活的崭新面貌；小说也不回避问题，但是作品所展现的问题，完全溶化于人生道路的探求之中。蒋子龙以他的作品《赤橙黄绿青蓝紫》向我们昭示，在这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创作道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愈益宽广，艺术家手中的彩笔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面对着时代的筛选，任何作家都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挺身而出，接受考验。在各种艺术潮流中，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无所适从，要择善而从，并且坚定不移地创造自我，保持自我，完善自我，也即要在高出于潮流的浪尖上，建树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蒋子龙孜孜以求的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境界。
三
蒋子龙小说创作在艺术上所显现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有哪些艺术特色？我认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注重刻画人物性格，而且对主要人物的性格，往往加以强化的表现。
《三个起重工》（《天津文艺》一九七二年第一期）是他的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这个作品显然带有那个时期文艺创作的某些特点，例如生编硬造一些阶级斗争的情节，然而作品的主要情节还是具有生活基础的。跟他最早发表的小说《新站长》相比，在人物刻画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写三个起重工，就是要表现三种性格；他的创作特点在这个作品中已见端倪。《机电局长的一天》人物形象的刻画，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霍大道不像当时流行的作品中的领导干部那样，只是某种概念的图解或某种品质的化身，而是个性鲜明的老干部的典型形象。人物的个性，又是通过一些真实可信的细节和情节来加以强化的表现，给人的印象格外深刻。例如他给地主放牛时，杀死了东家的牛，切断了退路去投奔红军；位居机电局长时，义无反顾地抱病涉水赶到下属工厂。这些情节都是刻画人物性格的有力笔触。他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度过革命者共同的艰难而又光荣的历程的。由于作品写于那个时期，当然也与作者当时的艺术功力有关，霍大道的性格比较鲜明，却不很丰富。《乔厂长上任记》确实别开生面。小说既写工作，又写生活；写顺境，也写逆境，从多方面展示人物性格。比之于霍大道，乔光朴的性格更加鲜明丰富了。这里我们举个小例子来说明蒋子龙对实现人物性格的重视程度。乔光朴在厂党委会上突然宣布与童贞结婚，这一举动极能显现人物个性。但是有读者提出，他们没有履行登记手续，在法律上是不容许的。这确实是个问题，好在是个细节，改一下看来不难，让他们先去登记就是了。可是这样一改，先要让乔光朴征得童贞同意，也就谈不上是什么突然的决定。蒋子龙感到这么改动，效果全没了。为了这个细节，颇费了些脑筋，后来让霍大道说了句让他们坐他的车去办个登记手续，算是补了漏。其实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事发生在夜晚，我们国家哪有昼夜办公的结婚登记处？这毕竟是个小问题，小说不等于实际生活，作品已经表明了对法律的尊重，有些枝节可以不必求全责备。我讲这件事，主要想说明蒋子龙对性格刻画的追求达到了何等程度，以及他是怎样采用强化的手法来凸显人物个性的。需要指出的是，乔光朴与童贞的爱情线索，固然是刻画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多少还有点为写性格而故意设置的痕迹，未能完全融为作品的有机部分。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则是蒋子龙迄今刻画性格达到最高境界的作品。两个主要人物解净和刘思佳，两个次要人物何顺和叶芳，他们之间的性格冲突构成了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作品的思想意义也完全溶化在性格冲突之中，真可谓功到自然成，决不推销商品似的硬塞给读者。这篇小说标志着蒋子龙在艺术表现上达到的又一个新高度。
蒋子龙刻画性格，绝不是肤浅地表现人物的某种脾气，诸如急躁、粗暴、温柔、懦弱等等，而是致力于创造一种性格美。他所追求的性格美，主要是人物内在的心灵的力量与外部的独特的表现的完美统一。例如，蒋子龙的作品中常常描写人物的英雄行为。这也是对人物性格加以强化的表现的重要手法。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壮烈的英雄行为都是感人至深的，但在小说中，仅仅表面地写出这种行为的经过，并不能真正打动读者，也不能说是创作的重要目的。必须写出人物在进行这些英雄行为时的独特个性。不见人物性格的英雄行为，在小说创作中是意义不大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第九节，解净与刘思佳将失火的汽车开出油库的情节，正是用熊熊烈火照亮了人物性格，把他们各自的个性照射得何等鲜明！刘思佳打了那个惹了祸却躲在一边的司机一巴掌，当他被何顺拉住正在犹豫时，看到解净冲了上去，他甩开何顺骂了他一句“你是个真正的混蛋！”便冲了上去。他把解净推下车后听到她被摔痛的喊声，不禁流下了眼泪。救灭了火，他赶紧回去换上西服革履，躲开了颂扬者们的纠缠，还冲着解净说讽刺话，解净会意地不说穿真相。何顺和叶芳也通过这件事产生了思想性格的巨大转折，作家把他们性格深处被各种因素遮掩着的美，恰如其分地发掘出来了。一场大火，把几个人物的性格发展都推向高峰，这样描写英雄行为，才真叫“惊心动魄”呢！
蒋子龙对人物性格的强化的表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在冲突中表现性格。蒋子龙在一九八一年只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叫《一件离婚案》（《新港》一九八一年第九期），读者的看法分歧也很大。这本来是一门不相称的婚配，男女双方的思想性格差异太大，但在那个压抑个性的不正常的时期，他们凑合成一对，虽无爱情，倒也能相安无事。一旦生活走上正轨，人们的个性可以适当地有所发展的时候，矛盾产生了，以至于达到闹离婚的程度。从思想上讲，他们之间虽有差异，但也没有什么大是大非之争，只是生活情趣的差异太大了。作品对人物的思想无所褒贬，倘若他们不在一个家庭，各人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度过光阴。可是他们偏偏生活在同一个房顶下，性格冲突便不可回避了。作品将这种冲突步步推进，任其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到顶点，毫不给以调和的余地。最后为了孩子，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方改变了主意，男方却坚持要离。这个显得十分窝囊的男子，由于他的真诚憨厚，看似软弱的性格，实际上具有内在的坚韧的力量。他完全是正视现实，出于诚意，而决非蓄意报复，故而他的这种性格力量具有一种纯朴的美。那个机敏开朗，更多地带有现代气息的女方，反而显得软弱了。但是，男方一句真诚的关心之言，使她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不要孩子也同意离婚。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典型地体现了蒋子龙刻画性格的特点。在两种性格的反复冲突中，各种性格自身都得到了完美（艺术上的完美）的表现。
在冲突中表现性格的最突出的作品，还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解净和刘思佳的性格都很坚毅，解净是刚中有柔，刘思佳是勇中有谋。这是两块璞玉，不同的生活道路把他们置于对立的地位。他们在相互的撞击摩擦中，清除着身上的瑕疵。作品还将性格冲突与思想冲突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使矛盾冲突层次复杂，蕴藉丰富。思想冲突如果离开了性格冲突去展开，其结果只能是简单地弄清思想是非，这未必是文学作品要承担的主要任务。各种性格的人物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认识生活真理的，仅仅写出人物思想的提高，难以成功地塑造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把思想冲突糅入性格冲突，在性格矛盾的展开与解决中表现人物思想的发展，才能创造出富于个性的典型形象。刘思佳思想面貌的改观，不仅由于解净的循循善诱，还因为他折服于解净的性格力量。正是从这两个坚强性格的撞击所逬发出来的火光中，我们看到了这一代青年正在洗刷从那个动乱岁月中带来的各种尘埃，他们将会给我们的时代增添许多鲜艳的色彩。
由于蒋子龙无论表现生活中的什么矛盾都与人物的性格冲突紧密结合起来，读他的小说就不会因为一眼就看到底而感到作品浅薄。蒋子龙写的作品不多，却塑造了好几个得到社会公认的典型形象，也是跟他注重人物性格刻画，善于揭示人物的性格美的艺术创造能力密不可分的。
四
有一位评论家曾对蒋子龙的小说作过这样的高度评价：“仅就工业题材的创作领域而言，我以为：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上，蒋子龙的小说创作在反映工业题材方面的重大建树，确实是不可磨灭的。
蒋子龙反映工业题材的第一个特点，是真正深入到工业中去。他是以一个工业家的眼光来看工业的，而且深深地看到工业的骨髓中去。有些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只是把工厂作背景，实际上人物的活动根本与工业无关，只要稍作改动就可变成农业或别的什么题材，好像穿了工作服的演员，换件土布衫，就变成农民了。蒋子龙悉心研究经济结构、管理体制、技术改造等工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且环绕着这些问题揭示矛盾，展开情节，构成作品的骨架。这跟那些只不过是让人物穿上一件工作服或者仅仅描写工厂里一些好人好事的作品相比，蒋子龙的小说可以称得上是反映工业题材的大手笔。在现代化的大工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文坛上涌现更多这样的大手笔啊！
蒋子龙反映工业题材的第二个特点是能够跳出工业。所谓跳出工业，首先是不让自己被枯燥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缚住手脚，而要始终记住“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着重反映现代工业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变化，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所谓跳出工业，还要扩大视野，要了解工厂生活与整个社会千丝万缕的关系。作品所表现的只能是生活的某个局部，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决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身边那个狭隘的生活圈子。不对生活的全局有广泛的了解，就不可能对自己摄入作品的局部生活有深刻的理解。一个作品要写得绘声绘形，具有生活气息，这还不是很难的；但要揭示出生活含义，就不那么容易了。蒋子龙的作品是达到这个境界的。他十分注意对生活作宏观的思考研究，并且在宏观指导下进行具象的文艺创作。他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命运，都是与整个社会紧密相关的。蒋子龙认为：“思想视野狭窄是创作的死敌。一个作家仅仅熟悉一个领域的生活是不够的，缺乏对生活的广泛研究，就影响作家有力地揭示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和最本质的东西。”“对于写工业题材的人，不仅要了解现代化大生产，而且要把大工业当做舞台，把整个社会做为背景。”许多评论者都认为蒋子龙是一个敏感的作家；敏感是比较而来的，没有比较就谈不上敏感不敏感。倘对工厂以外的社会生活缺乏了解，也就无从比较，感觉必然迟钝。当然，开阔视野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敏感，随之而来的是作品的广度和深度。蒋子龙一直在这方面进行着不倦的探索，尽管他对自己至今取得的成果并不满意，但是他的作品还是显示了这种努力的成效，呈现着一种富于魅力的新气派。《开拓者》虽然只是一个中篇，却反映了从省委领导到普通工人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内，各种社会力量和思潮错综复杂的联系、矛盾、支持、倾轧，从而反映中国工业在艰难的境况中重新起步的曲折道路。《开拓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看作反映我国经济发展这一转折时期的具有初步的史诗意味的作品。《赤橙黄绿青蓝紫》是反映青年工人生活的，倘若认为它只是提出了一个青年教育问题，恐怕没有真正理解作品的深意。小说写的只是一个工厂生活，实际上表现了我国社会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调整、政治工作的改进、经济政策的改革等等意义重大的发展，在一代青年中造成的思想、心理的巨大震动，展示并描绘了新一代青年如何成为生活强者的成长道路。蒋子龙小说深入工业又跳出工业的特点，在这个作品中得到了比较完美的体现。
还有人说，蒋子龙的小说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豪气，这是说到了蒋子龙创作风格的主要特色的。他的作品刚健，粗犷，豪放，有人以“深沉雄大”概括之，很是恰当。
围绕着一个“粗”字，对蒋子龙的作品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粗犷”，有人说是“粗糙”。这两者之间自然是有严格区别的。粗糙是不够细致所造成的，风格粗犷的作家可能因为功夫不到家而写得粗糙，风格细柔的作家，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写出粗糙的作品。蒋子龙有些作品，某些细节或语言确实有点粗糙，但切不可将他大刀阔斧的表现方法也一概而论地视为“粗糙”。国画有泼墨画，也有工笔画，但决不等于泼墨粗糙，工笔细致。写作小说也与此同理。蒋子龙很少对人物外形、周围环境、人物内心作静止的细腻描写，但他大笔勾勒，戛然而止，又使你回味无穷。这样的粗线条的描写，是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的需要，是经过作者细致思考的“粗犷”，绝非艺术上的“粗糙”。
如前所述，我们并不否认蒋子龙小说中确实有些地方比较粗糙，有时说教性的语言也略多了些。不过从他近来发表的作品看，这方面改进很大。我还是要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作品既保持了奔放浩荡的粗犷风格，同时又是细腻的。
回顾蒋子龙的创作经历，我们可以说他正在走着一条成功的道路。但是，肯定这条道路，并不意味着否定别的道路。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蒋子龙的这句话吧：“按着别人的脚印走不出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初稿
三月十一日修改
原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蒋子龙：《路，弯弯曲曲》，《青春》1981年第11期。
蒋子龙：《路，弯弯曲曲》，《青春》1981年第11期。
蒋子龙：《路，弯弯曲曲》，《青春》1981年第11期。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阎纲：《又一个厂长上任了》，《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
蒋子龙：《大地和天空》，《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蒋子龙：《路，弯弯曲曲》，《青春》198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