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对我说，路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是家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请你代表我，邀请路遥回家乡看一看
路遥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是西北地区获此奖项的第一人。毋庸置疑，在他的面前是一条铺满了鲜花和红地毯的路。
1991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去省作协旁的省委招待所看望一个朋友，在招待所的大厅，突然见到来西安开会的陕西省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他对我说，路遥是清涧籍的一位作家，在全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这是家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你跟他一块工作，能经常见到他，你能不能以我的名义，邀请他回一趟清涧。
我说，这个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但我会把你的意思转告他，看他是什么意见。
尤北海说，这件事我拜托给你了，如果路遥同意回清涧，你尽快告诉我，我负责安排接待。
我说，没问题，有消息我会尽快告诉你。
说实在的，尤书记委托我办的这个事，我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必须认真地去完成。实事求是地讲，在我认识的县级领导中，尤北海勤奋认真，作风正派，平易近人，是相当有水平的一位领导干部。由于那时他是县委的一位副书记，而我只是文化局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干事，即便是两个人见面，我也不主动跟他打招呼，甚至见了他，也会远远地躲开。
那时我在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心里总是有一些顾虑，觉得那些领导的眼睛都是朝天上长着的，完全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因此我一般不愿意主动接近一些领导。然而，尤北海绝对不是这样。他给我的印象是没有一点官架子，我不知他从什么渠道知道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有一次在县委食堂吃饭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用一种关心的口气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听他这样问，心里非常激动，觉得一位县委书记能主动跟我这样一个小干事打招呼，还知道我爱好文学，简直有些受宠若惊，突然自己说话也不那么流利，甚至有些结结巴巴。从那次交谈以后，我就和尤书记熟悉了，慢慢便成为没有级别差距的朋友。
这次，是我离开清涧后第一次见到尤书记，感到格外的亲切。于是，我带着尤书记的重托，急忙去了路遥的家里，把尤书记邀请他回清涧的事如实告诉了他，希望他能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
路遥听我这么一说，显得非常高兴，而他也很想回一次清涧，毕竟那是自己的家乡。因此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个没问题，咱们可以选一个合适的时间。
路遥想回清涧，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一直放心不下他最小的弟弟九娃的工作问题。这小子整天在家不好好劳动，常常惹是生非，一天不是东奔就是西跑，谁也把他没办法，家里人不知为他操了多少心，父母不断托人写信或捎话，让他无论想什么办法，得给九娃找一个稳定工作，如果再不给他找工作干，他这个弟弟恐怕就成二流子了。
事实上，路遥不想给他这个不争气的弟弟找什么工作，觉得他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文文不了，要武武不下，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然而，父母不这样认为，觉得他这个当哥哥的没尽到责任，而且父母听人说，他已经把世事闹大了，没他办不了的事，关键是他不愿意办。因此父母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他弟弟的这个工作，那就是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甚至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
有一次，我正准备去陕北，突然让路遥知道了，他马上来到我的房间给我说，听说你在榆林认识不少企业领导，你无论如何给我想一下办法，看哪家企业能把九娃安排进去，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打着我的旗号。
我说，你在陕北认识那么多的领导，只要你给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出面给你解决，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而我打你的旗号，怕人家不相信。
路遥说，榆林和延安地区的领导，都是我的一些好朋友，我不好意思开口，害怕给人家添麻烦。再说，自己的弟弟自己清楚，什么本事也没有，笨手笨脚，基本上干不了什么事，我让人家领导给他安排工作，某种程度上是丢我的脸。你先不要考虑人家相信不相信，也不要在我跟前找那么多理由，你先给我打探一下，看那些效益比较好点的企业有没有这个可能，干什么都行，哪怕是开车，如果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专门去拜访一趟。
我说，如果你出面，情况就大不一样，事情绝对好办得多。在陕北谁不知道路遥，你的名字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只要你提出的要求，就是有困难，人家也会给你想办法。
路遥听我这么一说，有些不高兴了，生气地把我狠狠看了两眼，动声二气地说我，让你给我打探点儿事，那是我信任你，可你油嘴滑舌，推推拖拖，真是不识一点抬举。接着他仍然愤愤不平地对我说，让你给我在陕北打探一下情况难道就不行了？你看你刚才的态度，一满就不像是朋友。
我看见他生气了，感到有些害怕，急忙堆了一脸好看的微笑对他说，路遥老师你不要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话，我绝对当圣旨一样，只是……
路遥看着我问，只是什么？
我说，只是我觉得这事比较重大，自己知道自己的能耐，害怕把事情给你搞砸了。
路遥说，我是让你去给我打探一下消息，又没让你去给我办，你紧张什么？以为你就是地委书记？我非让你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不可？
我说，不是这样。不过，我现在听你说的意思，突然明白了。
你的反应也是太迟钝了。路遥笑了笑说，可我总是觉得你这人有些狡猾。
路遥的一句话，说得我把嘴咧了几咧，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这样，路遥有心无心地把我挖苦了这么几句，我也不敢在他面前争辩什么，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静静地看着他，有些尴尬。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事，看着我说，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这次回陕北能不能选择效益好一点的企业，咱也想办法编一本能够赚钱的报告文学集，不能光看人家热火朝天地赚钱，到时我给写序，你看怎样？
哈哈。我笑着说，当然好，赚钱的事谁不愿意，只要你能跟我一块儿搞这事，肯定一点问题也没有。
路遥说，我也是人，又不是跟钱有仇。
我说，如果是这样，咱一言为定，到时候你一定要写序，我去陕北组织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企业，足足劲劲编一本报告文学集，如果你再能把这个报告文学的主编一当，事情就一满弄圆满了。
路遥说，只要能够圆满，我当主编就当主编，有什么规定路遥就不能当这个主编了，别人能干的事情，我怎么就不能干。
我说，那实在太好了。
就这样，在我那一间非常简陋的房间里，我和路遥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由我回一次陕北，想办法联系几家企业，给每家写一篇报告文学，让他们出一些钱，然后在出版社买一个书号，把报告文学集一出，节省下来的钱就是我们自己的了。
那时候，也不是路遥破例要搞这样的事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好大一部分作家已经基本上“不务正业”了，人心都开始有些浮躁，能够真正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搞创作的没几个，因此在那个年代就不可能出现好的文学作品。在那时，像陕西作协主办的两个公开刊物《延河》和《小说评论》，曾在社会上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全国一大批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相继在《延河》和《小说评论》杂志上登台亮相，发表过非常重要的文艺作品，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柳青的小说《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及胡采、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茹志鹃、王汶石、魏钢焰、邹志安、京夫、王愚、李星……这些作家和评论家，都曾在这里的舞台上大展文采。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么重要的两个文学刊物，读者群已经渐渐流失得差不多了，关键是看不到读者喜欢的文学作品，征订刊物的读者也就寥寥无几，甚至出现恶性循环的不良局面。
那时候不仅仅是陕西，全国各地的纯文学刊物都是如此，没有充足的办刊经费，编辑人员又人浮于事，导致刊物没有一定的发行量，办刊经费全部依靠财政拨款，只能苟延残喘地维持半死不活的现状，甚至到了办不下去或停刊的地步。
既然纯文学刊物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么那些编辑和作家自然而然也就一个个捉襟见肘了。
没有办法就得想办法。此时此刻，陕西作家协会迫切需要解决作家的生活问题。据我所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作协把为提供文学创作平台而修建的“创作之家”，也改变了用途，一部分房间租赁给一些公司作为办公之用，而剩下一部分房间办成了招待所。就连作协的几部小车，也租给别的公司或个人，以弥补单位经费不足的困难。
这时候，一些自称有能耐的文人，钻头觅缝地想办法搞起了所谓的有偿报告文学。
这事简直就像一股妖风一样，在文学圈子里刮得昏天黑地。也不管那些企业经营状况怎样，更不管人家企业想不想搞这样的事情，所谓的那些作家文人们，一个个不择手段，死皮赖脸，用花言巧语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企业领导，哄得如云里雾里一般。因此好多文人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摇身一变成万元户了。
路遥对我说，咱不能光坐着看人家赚钱，也要想一些赚钱的办法，要不恐怕就是这个城市里最贫穷的一个穷光蛋了。
我说，别的事就不要你操心了，你给咱在这里坐镇指挥，其他一切由我去办。就凭你的名气和社会影响，我还不相信赚不到钱。而且在陕北，你的名字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路遥听我在他跟前这样胡说八道，没有再发表自己的意见，显得有些沉默，他不知道前景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样美好。
我看见路遥如此躺在我床上一个劲儿地抽烟，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仍在想用什么办法去赚钱？或者要改变自己的那些想法？还是……我不知道。
不管他在想什么，虽然他不留情面地批评挖苦了我一顿，但我知道他对我并不是那么讨厌和反感，也不会把一些不高兴的事放在心上，我了解他，知道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因此我借这个机会，急忙给他说，路遥老师，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到西安开会来了，就住在旁边的省委招待所，你想不想见他？这个人相当不错，而且非常有水平，也没一点官架子，别看他在清涧县是一位县委书记，在那个地方可以呼风唤雨，但我看出他对你非常崇拜。
路遥说，这次就不见了，回清涧再见。
我说，那也行，咱说好了，到时你一定要回去，如果你不回清涧，我就不好给尤书记交代了，而且尤书记还等我的消息，我得告诉他一声。
路遥说，那你告诉他，今年我一定回去，具体是什么时候，现在还不能确定。清涧是我的家乡，可我还一直没正儿八经回去过一次。
就这样，路遥在我房间的床上又躺了一会儿，觉得这样躺着也没什么意思，便到远村的房间里去了。
路遥一离开我房间，我赶紧去了作协旁边的省委招待所，找到县委书记尤北海，如实告诉他，路遥已经答应回清涧了，只是时间没有确定。
尤北海说，时间没确定没关系，一旦他把时间确定下来，你赶紧告诉我。
其实，我知道路遥现在不回陕北的主要原因，他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一个是他的朋友陈泽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编辑出版一套自己的文集，他正跟陈泽顺紧锣密鼓地筹划这件事，现在已经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再一个就是他想尽快把自己的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不知什么原因，他对装修自己房子的事非常上心，不顾劳累，到处找人咨询，托人询问，甚至一个人跑到建材市场，把装修的材料都看过了。无论是出版文集，还是装修房子，这两件事都是费时费力的事情，而且还要花不少的钱。在这个时候，他确实顾不上回一趟陕北。
路遥虽然是一位响当当的著名作家，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可是说实话，他和大部分作家一样，在外边风光无限，其实手头没几个钱，基本上也是一个穷光蛋。因此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作家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都在不停地想办法，都在追赶超越，争取挣一些钱，让家里人过上一种亮亮堂堂的体面生活。
我很能理解路遥当时的那种心情，他确实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据他给我讲，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协和陕西省政府一共奖给他一万元，他一分也没敢花，把这些钱全存在女儿远远名下，手头再没几个钱了。
没钱就得想办法去赚钱，他是一个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有这样的责任。可是，没钱是没钱，别人怎么搞，那是别人的事，他有些清高，放不下架子，从来不搞那些所谓的报告文学，而我也只是把他在我房间里说的那些话当成是玩笑，觉得怎么可能呢。
然而又过了两天，我在院子里见到路遥，他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还没去陕北？
我说，过两天我就去。
路遥说，有些事能抓紧还得抓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我笑着说，你真的愿意搞那样的报告文学？
路遥说，我怎不愿意，不是已经跟你说好了。
我说，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
路遥说，我没事干了，跟你开这些玩笑。如果你不想去搞这样的事情，别人也会去搞的，好多文化人把企业家当一块肥肉，都想美美吃一口，不吃白不吃，你自己掂量。如果想搞，可要抓紧时间，不要光说不行动。
我说，我知道了，这也是对陕北的一种宣传嘛。
我和路遥对陕北确实都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虽然陕北那地方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山又大沟又深，但我们仍然热爱这块土地。因此一说回陕北，我就有种说不出的激动，甚至有种立马就回的迫切心情。那时，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单身小伙子，不需要有什么准备，一个人说走就走了，自由自在。
就这样，有了路遥的参与，我很快离开西安去了陕北榆林。那地方我熟人比较多，事情相对好办一些。因此我一到榆林，就跑到地区行政公署，找了几位说话管用的朋友，让他们帮我介绍几家想搞宣传的企业，由我们组织一些有名的作家，给他们一家写一篇报告文学，主要是为企业做宣传。而且我特别给他们强调，给企业家出版报告文学集，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胡说八道，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要参与其中，那就是著名作家路遥。
有路遥参与和没路遥参与，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还一再告诉那些朋友，企业跟我合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跟路遥合作，将来要正式出版一本《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书名也是他起的，他不仅担任报告文学集的主编，还要作序。
说实在的，在这之前，路遥非常讨厌别人搞这样的有偿报告文学，觉得有些作家不像作家的样子了，一个个沦落成文化“骗子”，没一点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眼睛只盯着钱看，不管那些企业是一种什么状况，只要能给钱，就能杜撰出所谓的报告文学，为一些企业或企业领导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说句很不好听的话，这样岂不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着花样变成自己的，这跟小偷有什么区别？
然而，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过去的这种看法和认识，自己也开始想办法搞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和目的呢？
这件事像谜一样，我一直不得其解。
我在榆林神出鬼没地跑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联系采访了十多家企业。这些企业都还不错，起码职工的工资能按时发放，因此我就拉到了两万多元的宣传赞助费。
客观地说，我这次去陕北的收获真不小，一次搞到两万多元的宣传赞助费，收效相当可观。这跟路遥的直接参与有很大关系，人家看的是路遥的名，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当然，我在陕北搞这样的报告文学，还有一个人比较清楚，那就是陕北青年作家毕华勇。
毕华勇是陕北米脂人，在陕北也算是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在陕北那些作家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因此我到了榆林，就邀请他参与其中，然后让他跟我一块到神木、府谷、定边跑了一圈。
采访了榆林的一些企业，由毕华勇不辞辛苦地撰写了几篇关于企业家的报告文学。而我明确告诉他，你写的这些报告文学的稿费问题，我说了不算，得征求路遥的意见，看他能给你多少，到时我再交给你，但肯定不会多，就等于你在义务服务。
华勇笑着说，这没关系，路遥老兄的事情，我尽一点义务也是应该的。
我说，路遥是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而这个事又是他倡议的，他让我在陕北组织编辑出版一本名为《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一切他说了算。
华勇说，你告诉老兄，我写的那些报告文学一分钱的稿费也不要，你把我的那些稿费给老兄买条烟，烟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我说，那是你和路遥之间的事，我不管，到时候你自己去处理，这样会更好一些。
就这样，我离开了魂牵梦绕的陕北榆林，满怀收获的喜悦心情，带着一种无比自豪的荣誉感，一路欢歌地回到了古城西安。
回到西安的当天，我不知道路遥在不在家，正想着晚上直接去他家里找他，详细向他汇报我去陕北的那些情况。然而，我去门房看是否有我的信件时，突然在院子里碰见了路遥。
路遥笑着问我，你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我还准备晚上去你家给你汇报。
你去陕北的情况怎样？路遥站在作协院子里，抽着烟问我。
我说，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此时，我和路遥站着的地方，曾经是高桂滋公馆的一个院子，院子不是很大，有一个水池，水池里早就没有水了，纯粹是一种摆设，但它也称得上是作协院子里的一道风景。
我知道，路遥问我“怎样”是什么意思，我甚至知道他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因此我如实告诉他，榆林这几年的变化相当大，有钱的人也比较多，开始注意宣传自己了，有一些企业听说你担任报告文学集主编，还要亲自作序，都想让我们去宣传。
呵呵。路遥笑了笑说，只要这些人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事情就好办了。这样，咱在这里说话不方便，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里，你再给我详细说一下。
我说，好，晚上我在房间里等你。
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是眨眼的工夫，太阳不知不觉从西边落下去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这时候，作协院子里就不那么热闹了，大家都从单位回自己家里，吃着晚饭，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所以显得特别冷清和安静。
这是陕西作家协会一些作家的生活习惯。
当然，路遥也不例外，他像其他作家一样，等着老婆下班回家做好饭，差不多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了。新闻联播一结束，他在家里也不做什么营生，就像一只夜猫子一样，漫不经心地从家属楼里下来，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转悠一阵。
这时，该从家属楼里下来的作家评论家，一个个纷纷喜笑颜开地出现在作协院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他们可以一直聊到很晚才回家。
路遥恐怕是这些作家中回家最晚的一个，而且他从家里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很晚回家的准备，手里仅仅拿着两样东西，一盒或两盒香烟，再就是一盒火柴。香烟是固定的红塔山，这样牌子的香烟绝大部分是别人送他的，他一般不买这么贵的烟。如果自己去买，基本上是买红山茶或红梅一类，价格稍微便宜一些。
此时路遥像往常一样，不在家里陪老婆孩子，一个人从楼里下来，站在作协后院的那一棵枝繁叶茂的蜡梅树下，默默地抽一会儿烟。如果此时有比较能够跟他说到一块儿的人，他就会跟这些人随心所欲地交流一阵。事实上，在作协能够跟他说到一块儿的人并不是很多，唯有李星、晓雷、李国平、徐志昕、王观胜……这些人跟他经常在一起，只要他们几个在一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谈天说地。
因为我和路遥有言在先，他让我晚上哪里也不要去，就在房间里等他，把我去陕北的那些事再给他详细说一下，因此不到八点钟，他就来了。
他没有在我房间里的藤椅上去坐，仍然大大方方地躺在我的木板床上。
我看见他躺在我的干木板床上，就把藤椅拉到他跟前坐下，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这次去陕北的情况。我说，这次去榆林，因有一些领导推荐，事情办得比较顺利，还把米脂的毕华勇也请到这个团队，他写了好几篇报告文学，质量没一点问题，绝对不是敷衍了事，我想等这些企业的赞助款到了，再跟你商量给他多少稿费，他这次确实帮了大忙。
好一阵儿，路遥躺在我的床上不言不语地就是一个劲儿抽烟，对我给他说的这些事没有赞同，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实在有些不明白，不知他是什么想法，是我没把事情给他说清楚，还是去榆林自作主张地叫了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他也搞这样的有偿报告文学，自己的脸面就不怎么光彩了。可我也不管他是什么态度，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说一半留一半，自己也感到难受，因此我也就不考虑那么多了，继续给他说。其实，我这次一到榆林，最大的收获就是找了地区乡镇企业局的一位朋友，让他给石油公司经理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从榆林坐车到了绥德汽车站，很快就见到了经理李春富。
李春富是一位典型的陕北大汉，黑红的脸膛，高大的个头，看上去一脸的和善，说话虽然不紧不慢，可他说的每句话，都有板有眼，我觉得这人老实可靠，不像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甚至是逢场作戏那种人。由于有地区乡镇企业局的朋友给他打了招呼，而且他也愿意搞这样的宣传，因此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后，也没有跟他套近乎，开门见山对他说，我想给你写一篇比较像样的报告文学。
这个我知道。李春富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探着身子跟我握了一下手，一本正经地说，有人已经给我打了电话，我一直在等你。
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采访你了？
李春富说，现在不忙，先安排你住下，就在我们公司的客房，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方便，你觉得怎样？
我说，没问题，哪里都可以。
李春富说，那我先带你去公司的客房。
我说，不着急，我先把事情给你说清楚。
李春富问我，什么事？到客房里也可以讲。
我看着李春富说，我给你写的这个报告文学，完全是免费，一分钱也不要，这是其一；其二，公司要出一定的版面费，这个你现在就想好，免得到时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那就不好了。这次，我不是只给你一个写这样的报告文学，还要在榆林地区选几家比较有影响的企业一块儿搞，然后出一个报告文学集。我特别需要给你说明的是，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是路遥。
李春富一直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仍然在那里认真地给他说，路遥不仅担任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他还要亲自作序，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见？
也许，李春富让那些搞有偿报告文学的人给搞害怕了，因此他有些怀疑地问我，路遥真的是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还要亲自作序吗？
我说，这个我不能哄你，我是清涧人，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把电话打到陕西作协，直接去问一下路遥，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李春富说，也没这个必要，如果路遥是主编，而且他还要作序，那这个报告文学集的分量就不轻了，我当然愿意，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说，当然可以。
你说是免费，其实也还是要钱，需要一定的版面费就不能说是免费了，那么版面费到底是多少？李春富看着我的眼睛问我。
我让李春富这么一问，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只好厚颜无耻地对他说，两千或三千都可以，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自己决定。
李春富说，那我给你三千，你看怎样？
我说，一看你就是爽快人，有你这样的态度，那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文章给写好。
李春富知道陕北人就是这样的性格，直来直往。因此他笑着站起来，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严肃而又玩笑地说，钱少你就不给我往好写了？
我赶紧说，钱多钱少，都要给你写好。
就这样正经一阵儿玩笑一阵儿地说着，李春富就领我从石油公司办公楼旁边的一个小楼里上去，让服务员给开了一间客房，他没有进房间，而是站在客房门口对我说，条件确实不怎样，就委屈你一下。
我说，挺好的。那我在哪里采访你？
李春富说，你不要这么着急，一会儿我让办公室的同志先给你送一些材料，你先在房间里看一看，下午我还有一个会，晚上我来找你。
我说，那也行。
就这样，李春富晚上一有空闲的时间，就会来到我住的那个客房，给我讲他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洗耳恭听；而在白天，他公司里有好多事要处理，就没什么时间了，我只能在房子里看一些工作总结、简报，了解公司的大致情况。
在这样的客房里，我住了三天，基本上把榆林地区石油公司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而事实上，我已经开始着手写这个报告文学了。
其实，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也没什么技巧，不就是说好话吗？关键是要说经理的好话。好话谁不会说，把那些高帽子能给他戴的，戴了一顶又一顶，让他感觉到如云里雾里一般的飘飘然。因此我只用了三个晚上，就给李春富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报告文学。李经理认真地看了一遍，觉得还不错，比较满意。我趁他高兴的机会，把路遥弟弟的工作问题向他提出来。我明确告诉他，这是路遥的一块心病，请他想办法帮忙解决。
榆林地区石油公司，那是再好不过的一家国有企业，不知有多少有头有脸的人，都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关系，把他们的儿女或亲戚安排到这家企业，而能安排进去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我写好了这个报告文学，目的只达到一半，而另一半就是想把路遥弟弟工作的事落实一下。
应该说，李春富那时肯定没有想到，我不仅给他写报告文学赚钱，还要他给我安排一个人。
我看出李经理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些为难。因此他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给我说，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只能这样给你说，既然是路遥的亲弟弟，那我只能给他安排一个临时性工作，你知道公司没有人事权，其他的我给解决不了，你一定要理解我。
我说，路遥也没有说要给他弟弟安排一个正式的工作，我觉得临时工也不错，只要你答应，他一定会非常感激你……这是我去榆林的一个核心任务，其实也是路遥的意思，至于那个报告文学能搞成就搞，搞不成就拉倒。
在路遥面前，我实事求是地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给他做了一个全面详细的汇报，看他究竟是什么意见。
事实上，路遥对我给他汇报关于报告文学的事并不怎么感兴趣，可是当他听到我给李经理提出安排他弟弟工作的问题，一下就来了兴趣，有些激动地从床上坐起来，把快抽完的烟把子一把扔在我房间的脚地上，微笑着问我，那是不是人家已经答应你了？
我说，李经理态度明确，只要是你弟弟，他会想办法考虑的，但要解决一个正式工作，恐怕有些困难，关键是他没这个人事权。
路遥说，我那弟弟你又不是不了解，有一个临时工干就不错了，如果李经理有这样的态度，那咱们抓紧时间去一趟陕北，亲自见一见这个人。
我说，李经理也希望你能到公司指导他的工作。我觉得如果你能亲自出面见他，结果可能大不一样，九娃的工作也会落实得顺利一些，我说的人家不一定那么重视，甚至会敷衍了事，而对你就不一样。
路遥说，看来这事还得抓紧。
我说，能抓紧见一下当然好，更何况清涧县的尤书记一直在等你回去的消息。
路遥说，我回清涧不同于到陕北其他地方，还得慎重考虑一下，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回去。
我问路遥，你是清涧人，回家乡还搞得那么复杂？
路遥没有回答我，躺在床上抽了一会儿烟，便从床上爬起来，拿着他的眼镜和烟，到院子里散步去了。
我一直不明白，路遥为什么对回清涧那么慎重，显得有些小心翼翼，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看见他对回清涧那么谨小慎微的样子，也不再在他跟前提什么时候回陕北的事情了，感觉他好像已经不考虑回清涧去了，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在我跟前守口如瓶，我也不能随便去问，就当没这一回事一样。可是，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他在陕西作协办公室给在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的弟弟王天乐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尽快来西安一趟，有事要跟他商量。
王天乐接到他哥哥的电话，很快来到西安。
路遥见到王天乐，对他说，清涧县委的尤书记邀请我回去，我也想回清涧一趟，关键是想把九娃的工作问题尽快有个了结，现在这事有了一点眉目，是航宇去陕北想办法联系的，单位不错，是榆林地区的石油公司。我听航宇说，人家同意给九娃安排一个工作，如果是这样，那还是尽快回去当面见一下这位经理。
王天乐问路遥，那需要我干什么？
路遥说，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去。
王天乐说，没问题，我尽快向单位领导请假。
应该说，这样的事儿兄弟俩在电话里完全可以沟通确定。可路遥不这样，他非要让他弟弟来西安不可。当然，他现在给天乐安排的事，虽然不能说是圣旨，也是一言九鼎。而更重要的是，天乐之所以能成为陕西日报的一位记者，路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他要想在陕西日报站住脚，不依靠他哥是绝对不行的。因此路遥让他去陕北，他绝对没有不去的道理。
在某种程度上，王天乐像我一样，能够跟路遥一块去陕北，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路遥不仅是全国著名作家，而且刚获得茅盾文学奖，正是他大红大紫的时候，跟他在一起，那当然是风光无限。
王天乐就这样领到了路遥的旨意，当天下午就离开西安回铜川去了。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在院子里见到路遥，他对我说，我今天把天乐叫到西安，把咱去陕北的事跟他商量了一下，他同意跟咱一块去，在延安的所有活动都由他来安排，咱什么也不用管，在清涧就依靠你了，我和天乐都不是很熟悉。
我说，清涧不会有什么问题，尤书记热情邀请你回去，他会安排得非常周到，这个你放心。
路遥笑着说，我不认识尤书记，只认识你。
我说，你不认识可比我认识管用一百倍。
路遥把回清涧的事定下来了，对清涧来说，那可是一件天大的事，上上下下都对他荣归故里非常重视。
其实，那时候尤书记并不知道，路遥之所以接受他的邀请回清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尽快把他最小的弟弟九娃的工作问题能有一个解决，这样他给父母也有个交代。当然，他想正儿八经地回清涧，也是事实。
下午的时候，我在作协院子里再次见到路遥，他给我说，你尽快告诉李经理，就说我最近去拜访他。
我说，我马上告诉他。
晚上8点左右，我急急忙忙走到大差市，坐公交车去了钟楼邮局，打长途电话分别告诉了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和榆林地区石油公司经理李春富，路遥确定最近就要回陕北了。
毫无疑问，路遥是陕北清涧人民的一位优秀儿子，他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那是家乡人民至高无上的光荣。因此，县委县政府对他回家乡十分重视，县委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落实责任，同时研究制定了具体接待方案。
那时，我把能够掌握到路遥回陕北的相关信息以及县委县政府如此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接待班子等情况，及时向他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汇报和反馈。路遥听了这一切以后，笑着对我说，清涧一满把我当大人物看待了。
我说，你在家乡人们的心中就是一位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大人物，家乡用最高的规格接待你，足以说明你在家乡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同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哎呀，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无能，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比人不能活，我跟你比，就差十万八千里了。哪能像你，回一趟家乡，县委书记会像接待中央首长一样，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接待方案，我真羡慕县上领导如此器重你，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你这样，让清涧县的领导把我抬举一下，那我就是死了也不后悔。
路遥笑着说，你现在可不能死，在清涧我就认识你和朱合作，可朱合作不像你，他没在清涧工作，相对认识的人没你多，关键是他不认识县委书记，你如果这么一死，那我恐怕就去不成清涧了。这是一个玩笑，但有一点你要记住，只要你一心一意把自己做强大了，别怕没人抬举。
时间的脚步不慌不忙地朝前迈进着。
这天，路遥再次把王天乐从铜川召唤到西安。
他听我说清涧如此重视他回家乡，还成立了一个接待班子，突然有了一些心理负担，实在不喜欢官场上这种迎来送往，觉得诚惶诚恐。
路遥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人，有时候害怕别人不在乎他的存在或者别人对他的疏远，而有时候又害怕别人过于在乎他而使他心神不安，他甚至接受不了别人对他这样的在乎，心理压力很大。因此他让天乐来西安认真地参谋一下，看这事究竟怎样办比较好。
王天乐就不像路遥了，他对这些根本没有一点精神负担，觉得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越风光越美，甚至想让清涧人都知道，特别是要让曾经把他父亲关进监狱的那些人清楚这样一件事，王家外边确实有吃钢咬铁的人，不能谁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
要知道路遥的弟弟王天乐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客观原因的。他父亲王玉宽，在清涧石嘴驿公社王家堡村担任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有次他带村里一些人，把公路边的树给砍了，这事很快让人反映到县政府。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砍树固然是他的不对，但也没达到抓人的地步。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这个事有人直接反映给县政府分管的副县长。这位副县长一听，立即火冒三丈，觉得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简直是无法无天，自己偷砍一棵树也就罢了，居然胆大地带着村里的人去砍树，那就不是一般的小问题，性质非常恶劣。因此他下令把砍树的人抓起来，全部关进清涧倒吊柳的监牢里。
路遥的父亲就这样被毫不客气地关进去了。
事情发生在1981年，那时路遥的名气还不像现在这么大，而他弟弟也不是什么大报记者，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揽工汉，因此在清涧也就没人知道兄弟俩有多少能耐，更没人知道砍树的王玉宽是创作轰动全国的小说《人生》的作家路遥的父亲。
有一次，路遥在我房间里不知说什么事时，突然提起他父亲在清涧曾发生过的这件事。他说，你可不要小看我那不争气的父亲，虽说他没甚文化，大字不识两升，可他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就说他带村里人把公路边的树给砍了，让人家毫不客气地拉到清涧关起来，可他根本不害怕，知道关进去两天还得把他放出来。
路遥说，那时候我父亲不害怕并不等于家里人不害怕，家里人看见我父亲被关进了监牢，觉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急得到处找我和天乐，不管想什么办法找什么关系，一定要把父亲从监牢里捞出来。
那时，我不在西安的单位，正在陕北甘泉修改我的一个小说，家里人也不知我去了哪里，根本找不上，他们只能找到我的弟弟王天乐。
可是，天乐对这样的事也没一点办法，觉得父亲这下把乱子给弄大了，不然怎么会让人家关进监牢呢？他一个揽工汉，能有什么关系。然而，他毕竟是有文化的高中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找到我所在的甘泉县招待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赶紧想一下办法，家里出大事了，咱那不争气的父亲被公安局给关进了监牢。
路遥说，我一听父亲被关进监牢，毫无疑问那是犯了大事，但我搞不清是什么问题。因此我就不能四平八稳地修改我的小说，得想办法先让父亲不要坐牢。
我问天乐，那你说怎办？
王天乐说，咱俩一块到延安会合，尽快找一些可靠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把父亲捞出来。
就这样，我和天乐急急忙忙赶到延安，可盲目跑到那里不知道找什么人，也不知道谁有这样的本事能把我父亲从监牢里放出来。那时，对于我俩来说，几乎是束手无策，但这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可我那父亲被关进去了，他却还什么也不怕。路遥笑着说，他在监牢里非常高傲和张狂，不断给跟他一块被关进去的人说，你们要害怕哩，可是我不怕，我有我们家的路遥哩。
事实上，父亲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学，可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在省城工作，那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
那时候父亲一定是这样想的。
这就是我的父亲，相当傲慢。路遥说，你看他这个人，关进监牢了还不给人家老老实实，争取宽大处理，还在人家跟前说这样的话。可是不管怎样，那是我的父亲呀，我不能不管，心里非常着急。我俩在延安找了不少朋友，都说不认识清涧县的领导，那意思十分明确，就是办不了这个事。最后，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我的一个好朋友贾炳申给知道了，他是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延安记者站的记者，他那时候的活动量比我大多了，十分有把握地告诉我，你不要管这个事了，不就是砍了几棵树，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至于把人关进去，我给你去处理。就这样，他去了清涧，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父亲就从监牢里放出来了。
路遥说，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很感激我的这个朋友。要不是贾炳申出面想办法，我那父亲不知要关到什么时候。
那时我觉得，路遥虽然把这个事当笑话一样给我讲了一遍，但让我感觉到在清涧曾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这样一件事，或多或少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甚至影响到他对家乡清涧的一些看法。
路遥能够如此痛快地答应我回清涧，仅仅是因为县委书记的邀请，或者是他想找一些关系解决他弟弟的工作，还是有别的什么意图？这些，我确实不清楚。但我在他的弟弟王天乐的一些言语中，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他这次回清涧，主要是要扳回过去的一些脸面。
因此，路遥让他的弟弟王天乐跟我一块回清涧，王天乐的态度明显跟路遥有些不同，表现出一种得意的神态，甚至在他的言语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样一种成分。
这天晚上，王天乐再次来到西安，他从路遥家的楼里一下来，就走进我的房间，他进门就对我说，路遥已经跟我商量好了，决定九月份去陕北，大致路线是这样的，头天到黄陵的车村煤矿，矿长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多次邀请路遥去他的煤矿参观，这次正好是机会，一举两得。我们在煤矿住一晚，由煤矿的车把我们直接送到延安，这些事你不要插手，都由我安排。到了延安以后，你直接去清涧，把路遥在清涧的所有活动安排好，那里的情况我和路遥都不熟悉，就全部托付给你一个人了。关键是你要把地区石油公司的那个事协调好，你心里也清楚，路遥这次去陕北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九娃的工作。
我对王天乐说，如果是这样，那我是不是先给他们打一声招呼，让人家有个思想准备。
王天乐说，你先不要着急打招呼，关键是你心里要有数，等定好哪天去陕北，你再去通知他们。
我说，那也行，我等你的消息。
就这样，王天乐给我把这个事一交代，就离开西安回铜川去了。可我心里一直在嘀咕，我这次陪同路遥去陕北清涧到底好不好？会不会我们之间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以后朋友关系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那几天我的思想斗争很复杂，就好像半路上捡到一个猪蹄子，吃不是，扔不是，搞得我坐卧不安，甚至是夜夜失眠。
也许应了那句老话“开弓没有回头箭”，仅仅过去了几天时间，路遥和王天乐就把去陕北的时间定下来了，9月18日从西安出发，先到黄陵车村煤矿，然后再去延安，在延安活动一两天，就回家乡清涧。
路遥回陕北，中途要绕道去车村煤矿，我不知他是出于什么考虑。不管怎样，这是天乐安排的一条路线，路遥也没提出不同意见，我当然不能说什么。至于车辆，根本不需要我去操心，天乐会搞一辆好车。就像他给我说的，路遥这次回陕北，要排排场场。
眼看时间一天天临近了，我哪里也没敢去，一直在作协等王天乐的消息，害怕万一有什么变化，我可以第一时间报告尤书记，不要影响他的工作，我别帮不了忙，反倒给人家添乱。
可是，自从天乐那天从我房间里离开，我再没看到他的人影，不知到时他是来西安一块坐车去陕北，还是我和路遥到铜川再去接他，反正去延安要经过那里。
那时候的通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我要给铜川的王天乐打电话，还得跑到钟楼邮局，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用单位的电话打长途，可不打又搞不清楚情况，也不好去问路遥，只能在作协傻等。
过了两天，我在作协门房里无所事事地看报，忽然看见天乐挎着一个黄挎包从大门里进来了。我赶紧从门房走出去，问他，你来了？
王天乐给我点了点头问，我哥在家里吗？
我说，你哥在家里。
王天乐说，你准备一下，明天去黄陵。
我问，在什么地方坐车？
王天乐说，你明天在作协院子里等着，到时会有一辆黑色奥迪车来接我们，你让司机把车停在院子，然后把他领到我哥家，我在我哥家等他。
王天乐一边给我说，一边往路遥家里走，他走着还回头给我叮咛，你留心一点，只要车村煤矿的奥迪车一来，我们就出发。
我说，我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