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二次武装起义
从1896年到1900年，国内政治败坏且每况愈下。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列强都馋涎三尺，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攫取一块地盘。对此，昏庸的清政府以割地丧权而求苟安。1896年6月，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可以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达海参崴；日本如侵犯中国或朝鲜，两国同派水、陆军协同作战，战时俄国兵舰可驶入中国所有口岸。1897年3月，法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割让海南岛及其对面广东海岸给别国。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又于12月，俄国侵占了旅顺和大连港口。1898年2月，英国强迫清政府作出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割让给别国。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同月，清政府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借条约》，整个东北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声明：不得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别国。同月，法国强迫租借广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声明：两广及云南不得割让给别国。5月，英国强租威海卫。6月，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案》，九龙半岛租与英国。1899年4月，英俄两国避开清政府直接签订有关中国的条约，英国承认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中国，已成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长城以北，英国占长江流域，德国占山东，法国占云南两广，日本占福建。9月，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美国享有均等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当时情况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几乎是第一个）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开始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1)
面对中华民族陷入的严重危机，一些“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拯救祖国危亡。当时，在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固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2)孙中山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进行鼓吹反清革命，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3)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改良派逃亡海外，针对革命党的“兴中会”，组织起了“保皇党”，而且“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4)。因此，“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但是，“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5)当时的革命正处在飓风暴雨来临前的寂闷时刻，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
孙中山于1899年秋，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在中环士丹利街24号创办《中国日报》。孙中山亲自购办了印刷机和铅字等，派人由日本运送到香港。《中国日报》于次年1月正式出版，鼓吹反清，蔚为革命之风。派史坚如（广东番禺人，在香港入兴中会后，到东京见孙中山，倾吐革命决心，领受任务归国进行联络活动）、毕永年等，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各首领；派郑士良、杨衢云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珠江流域的三合会、洪门会等地方组织串联起来。
11月，兴中会约集哥老会、三合会、洪门会首领，聚集在香港开会，共议大事。与会者有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会上，决定各会合并，成立一个大团体——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各会的头领，如李纪堂、黄福、黄耀廷、邓子瑜、梁慕光、李植生、江公喜、黄阁官、黄江喜、江维善等数十人，成为革命党的一批新干部。会后，宫崎寅藏、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等赴日本横滨，向孙中山报告大会进行情况，并商谈今后的行动计划。
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入的不断加深，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到19世纪末，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达3300多人。仅山东一省建立的教堂就有1000多所。各地的教堂“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教徒中的一些土豪、地痞、流氓倚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地方官吏反而对他们进行袒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南北各地反教会的斗争不断发生。
1899年，山东发起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秋季，山东平原县团民在朱红灯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恶霸，附近各县的人民纷纷起而响应。山东巡抚毓贤由于镇压不力，12月清政府应美国公使要求，撤掉毓贤，改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前往镇压。袁世凯对起义群众进行疯狂屠杀，仅东光县方圆十里地内的每棵树上都挂有团民的人头。
但是，清政府的血腥镇压扑灭不了人民反抗的怒火。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各地，数以千计的团民从崇文门涌入北京。北京第一个拜神传法的坛口就设在东单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堂内。不久，北京全城团民发展到10万多人，设立坛口1千多个，宫中太监、清军士兵、车夫、小贩纷纷加入，皇族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也在王府中设坛。团民们焚烧教堂，散布揭贴，上写“最恨和约，误国殃民”等口号。外国传教士惶恐万状，有的躲进棺材，有的坐在花轿里装成新娘子逃跑。与此同时，天津团民也行动起来，他们在首领曹福田、王德成率领下，焚教堂，杀洋人，将军械所的枪炮弹药等抢运一空，开狱放出犯人。义和团反帝运动很快发展到东北、山东、内蒙古、河南等地。
1900年6月10日，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由英、俄、日、法、德、奥、美、意八国组成联军第一批2千人在英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下侵入中国，从天津大沽登陆。
孙中山“以为时机不可失”，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乃命郑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谋响应”。(6)
这年夏季，5至6月间，香港议政局议员、雅丽医校创办人英籍华人何启，向陈少白表示：愿代请香港总督卜力，劝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与孙中山组织新政府。陈少白向横滨致电转告孙中山。孙中山“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7)，又认为“此举设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8)
广东起义部署仍在进行。孙中山计划从香港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支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9)。
惠州起义，日本一些志士也投入战斗，有些在财力上给予了支援，有的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岛田经一把福冈郊外一幢房子卖掉了，宫崎寅藏将大部分田地卖掉，作为孙中山发动起义的费用。
6月11日，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等，从横滨乘法国烟狄斯号邮轮赴香港，过神户时，宫崎寅藏等也登轮同渡，同船来的还有平山周及退职武官福本成、远藤隆夫、山下稻、清藤幸七郎、伊东正基等十多人。17日，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接孙中山去广州会谈合组新政府问题。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居心叵测，恐设计诱捕，改派日本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为代表到广州会谈。宫崎等抵广州后，李鸿章派其幕僚刘学询为代表举行会谈。宫崎寅藏等提出保障孙中山生命安全及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条件。刘请示李鸿章后表示同意，并先付款3万元。会谈后，宫崎等离广州赴香港。
孙中山从横滨赴香港途中，被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就在一只舢板上与兴中会干事研究起义计划。与会者有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李纪堂、杨衢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多人。议定由郑士良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人，到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准备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在香港担任接济饷、械，并由日本同志在香港协助。会后，孙中山偕英人摩根乘原船赴越南，21日抵西贡联系外援。
22日，孙中山由西贡致书平山周询问在香港所图之事（指准备起义工作和李鸿章谈判二事）如何，并指示两事“分头办”(10)。
宫崎寅藏在戊戌政变后，曾奉孙中山指示把康有为接到东京，以为对康有为有扶危之情，想要往南洋，劝说康有为与孙中山联合救国。于7月4日，宫崎和清藤幸七郎抵新加坡。康有为知道他们是中国革命党的同伙，视他们如仇寇。当他得到其门徒徐勤的电告后，就向英国警署进行诬告，说宫崎寅藏等人是要来谋杀他的。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刚下船就被拘捕起来，并将他们携带的惠州起义军饷3万元港币及佩刀同时没收。
孙中山闻讯后，于7月8日与摩根星夜由西贡赶至新加坡营救，康有为又向当地警署密报革命党首领孙文到此，要求将他拘捕。孙中山向总督说明宫崎寅藏真实来意和他本人来此目的。曾在伦敦相识的林文庆博士也正在新加坡，闻知康有为对宫崎、孙中山诬告构陷，甚觉不平，也向当局申述。宫崎才被释放，孙中山也平安无事，并将佩刀、港币等发还宫崎。但指令孙中山五年之内不准入境，宫崎永远出境。孙中山偕宫崎、摩根一同乘船返回西贡。
7月16日，孙中山偕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乘“佐渡丸”号轮离越南西贡，于当天抵香港九龙海面。港英当局得知新加坡宫崎事件，便对革命党人入境严加控制，并派水警监视，不准孙中山登岸。孙中山只好于次日在船上召集了军事会议。将前敌军事委派郑士良主持，令远滕隆夫为参谋，平山周、福本诚为助理。
清政府诏令李鸿章北上与八国联军议和，7月17日，他离粤过香港，港督卜力还想对他进行最后劝说。孙中山认为，“李已八十老翁，本无远大思想，今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劝告，而中止其行”(11)。当李鸿章乘“安平”号轮过香港拜会卜力时，果然表示决意北上，兴中会与李鸿章谋商合作一事至此中止。
7月20日，孙中山偕宫崎寅藏离香港赴日本，计划再赴台湾，俟惠州起义发动以后，再设法潜入内地，亲自指挥起义。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人由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8月14日早5点攻北京，团民奋勇抵抗。下午，日军攻入朝阳门，俄军攻入东便门，英军攻入广渠门，北京陷落。这天清晨，西太后身着蓝布大褂挟光绪逃离皇宫，经东宫北门时命总管太监崔玉桂将珍妃推入宁寿宫花园后门内的井中淹死，然后乘朱轮紫缰骡车逃往西安；命李鸿章与八国联军代表议和。
孙中山于8月22日自横滨秘密乘船赴上海想联络改良派“起兵勤王”（拥护皇帝推翻顽固势力）的自立会会长容闳（广东香山县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任清廷驻美副公使，参加过维新变法活动）等人拟策划先由江苏、广东、广西等南方六省宣布独立，全国各省响应，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
此时，自立会在湖南、湖北、安徽等处发动起义计划已遭镇压失败。21日晚，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在汉口逮捕了自立会总干事唐才常，次日，在武昌滋阳湖畔常被杀。容闳逃到香港。
孙中山于28日到上海，见自立军起义失败，在上海难以活动。他在上海访见驻上海英领事，会晤了刘学询，到宋跃如家与宋谈论反清政府革命进展情况。七岁的宋庆龄很注意这位不凡的来访者与他父亲的谈话。她从父亲和家人谈话中知道孙中山是献身救国的伟大人物，是了不起的革命英雄。她听到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自己选择管辖他们的人，选择替他们制定法律的人，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为这个目的而死。庆龄听到这里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孙中山对她说：“不错，庆龄，当然你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得帮助我。”(12)孙中山的谈话，给这个小姑娘留下深刻印象，对她的思想起了启蒙的作用。后来，她常对人说要像孙中山那样生活。她曾说：“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13)
9月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赴日本，9月中旬，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密购武器运往香港。9月25日，离开神户经马关赴台湾，28日到基隆。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
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原太郎，认为北方已陷入无政府状态，表示愿赞助中国革命，并派民政官员后藤新平向孙中山表示：“起事后，可以相助。”(14)于是，孙中山又扩大了原来部署，并加聘军师，令郑士良改变计划，不直逼广州，先占领沿海一带，等候他转入内地时再大举进取。
郑士良、黄福、黄耀廷、江公喜等率领六百革命党人，以惠州的三洲田为起事地点，司令部设在马栏头的革命党人罗生家里。因恐风声泄露，凡近乡上山的樵牧农民，都暂行拘留。这样一来，引起当地群众的惊慌，传说有革命党数万人，揭竿起事。粤督德寿获知革命党人在境内确有活动，便调水师提督何长清率新旧清勇及虎门防军四千人，于10月3日进驻深圳，调陆路提督刘万林率惠州防军进驻淡水和镇隆，堵截于三洲田路口。但何、刘两部听说革命军阵势甚大，心惊胆怯，不敢向前。
前方党军士气激昂，杀敌心切，沿海岸东上，郑士良则来往于前敌与香港总部之间，并向孙中山致电：“党军向沿海岸东上，请速行设法接济。”这时，清师提督何长清已调2百人，驻防在新安县的沙湾，有进窥三洲田之势。党军为先发制人，由统将黄福率敢死队80人，10月8日夜，蹑进沙湾，袭击清军，斩40人，夺枪40多支，弹药数箱，俘虏30多人，令其剪辫服役。因是黑夜交战，其他清军，不知革命党人有多少，不战自溃。驻在新安及虎门的江公喜部，召集党众数千人，专等候三洲田党军取胜再进，会合进攻新安的南头城。党军取沙湾后，正待天亮进发时，郑士良从香港带回孙中山指示：“改变计划，取道东北，转向厦门。”10月15日，党军逼近镇隆，清军据险扼守，党军多半无枪弹，他们手持长予、木枪，分左右两翼，乘敌不备，匍匐上山，近垒大呼，清军惊慌失措，猛受攻击，伤亡甚重，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被擒。这次战斗，党军夺枪7百余支，弹药万发，马12匹，还缴获旗帜、袍褂翎顶等战利品不计其数。在博罗的梁慕光、江维善等所率的别动队千余人，也在当天起而响应，围攻博罗城，另有一支进扑惠州府。知府沈传义下令将博罗至惠州浮桥拆毁，调兵200人防守。粤督德寿先后调来提督马维骐、刘邦盛，总兵黄金福、郑润琦，都司吴祥达、莫善积等各率所部前来救援，会同水陆提督何长清、刘万林部在惠州城、白芒花、平潭一带与党军交战。清军调集万余人的兵力，欲行包围。党军分路退至当地各村，直向永湖而进，一路与敌军多次交战，所向披靡，士气锐不可当。党军纪律严明，沿途秋毫不犯，当地乡民“燃爆竹迎送”，“酒食慰劳”(15)，投革命军者几千人。10月17日，他们从新湖出发，约行数里，与清军大队五六千人相遇，党军只有枪千余支，他们英勇作战，以少胜多。清提督刘万林中枪坠马逃走，俘虏敌人数百人，夺枪五六百支，马30匹。10月19日，党军至崩冈墟，见隔河敌人集聚约七八千人。当夜，他们派出小队渡河袭击。苦战数时，天亮时攻占了敌人阵地。10月20日攻占了黄沙洋。21日，又攻占了三多祝。四乡来投党军者日众，队伍迅速增至2万多人。清吏对此大为震慑，南海县令裴景福派幕僚植槐轩与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香港见杨衢云议和。条件是：招降党人首领，任为道府副将，可带兵5千人，并给革命军遣散费数万。杨致电台湾，将情况报告孙中山，孙中山当即回电拒绝。
孙中山得知革命党军连战俱捷，急需接济，电促东京的宫崎寅藏，拟提取前菲律宾独立党未能运走的军火，运至惠州沿海供应前线。宫崎回电：“中村代购武器，尽属废铁，不能使用。”孙中山又向台湾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洽，请支援武器和人力，但日本政府这时已更换内阁，新首相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党的态度大有改变，不仅禁止官方与中国革命党接近，并限制武器出口。因此，儿玉表示无法实行前约，孙中山的后援计划完全落空。
10月22日，日本兴中会员山田良政和中国同志数人持孙中山手书从香港经海丰到三多祝大本营找郑士良，书中指示说：“政情突变（指日本新更换内阁对中国革命党的态度），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革命军得到这个消息，嗟叹不已，但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拟渡海再返三洲田，并要求设法向香港购运弹药，再会合新安、虎门革命军进取广州。这时，清水师提督何长清把深圳的军队调驻在横冈，党军欲袭横冈活擒何长清，但饷械俱缺，无法进展，终于解散。郑士良、黄耀廷、黄福、梁慕光等百数十人，先后回到香港。
这次惠州起义牺牲将领仅四人，其中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因迷路为清兵所擒遇害。
史坚如、邓荫南、史古愚等人在广州准备按时响应惠州起义，史坚如还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做为活动经费。在广州响应起义的还有清军防营的下级官员、加入兴中会的旗人练达成、旗人商人兴中会员宋少东等。当他们得知惠州方面已先期举义但广州的筹备尚未妥当，便决定用炸药炸死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敌人。史坚如认为，“德寿一死，清军必然自相惊扰，既可解惠州的危险，广州也可乘机起义，岂不大事可成”！(16)于是他们就在总督署后花园德寿的卧室近处租了一所民房，用了十多天的工夫，挖了一条5尺深的地道，直通督署花园。10月28日早6点半，他们便在地道里放好了200磅炸药，把药线放在一支大香尾端，点燃后离去。数十小时过去，仍未听到爆炸声，史坚如便叫史古愚、练达成等先回香港，孤身一人又返回地道看个究竟。他见香已燃尽而炸药未着，就在屋里饿着肚子，从中午一直等到第二天天将亮，又把香点着，扃门离去。一小时后轰然一声，埋炸药的房子周围轰塌了8间房，只是巡抚衙门依然如故，德寿由床上被震了下来。史坚如又到督署窥视，被营勇捉住，拘押到南海县署。县令裴景福令衙役用铁棍毒打逼问：“同党有多少？首领是什么人？”史坚如回答：“同党有四万万，首领就是我。”敌人又用烧红的铜钱在他背上烫，继续逼他招出同党。史坚如还是坚定地回答：“我只有一个同党。”(17)史坚如誓死不屈，于11月9日英勇就义，时年仅20岁。孙中山对史坚如的牺牲，深为悲痛，说：“坚如聪明好学，真挚恳诚，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土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18)
惠州起义本来打的是一场痛快仗，先后占领了新安、深圳、龙冈、淡水、黄沙洋、平潭、白沙、大鹏等沿海一带。革命军斗志昂扬，愈战愈勇，每到一地，又得到农民的积极支援，队伍不断扩大，仅一个月的工夫，由600人发展到2万多人。(19)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洋人的援助，而采取在战斗中扩大实力，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建立起一支政治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组织和发动，是能够开辟一个牢靠的根据地的。但是，由于单纯军事上的进攻，又一心依赖外援，在本来已打出个局面的情况下，因“外援难期”，只得“令其解散”。
其实，真正强大的后援力量，不是国外的武器，而是国内的人民群众。惠州起义之时，山东、河北兴起的，以农民为主的义和团运动已如火如荼，遍及北方各地。如果革命党加以争取和组织，使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革命队伍的同盟军。不管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还是“扫清灭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对清王朝早已是深恶痛绝。孙中山几次派兴中会党人沿长江入粤、闽，联络会道社党，但从来没有考虑到这支强大的生力军，而认为他们是迷信落后的组织，不能担负起革命的任务。由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缺乏这支强大的后援力量，在他们革命斗争中，或胜或败总是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没有动员工农大众，这是孙中山组织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20)
11月19日，经门司、神户、东京抵横滨，住山下町21番。
宫崎和在大同学校教书的哥哥民藏及宫崎夫人宫崎槌子三人由东京到横滨山下町看孙中山。孙中山见了他们三人用日语说：“欢迎你们来。”晚餐时，孙中山问宫崎夫人：“你是来做什么的？”宫崎槌子答：“因为滔天（宫崎）生病，以及家庭生活困苦，我把小孩托在娘家，因此想趁这个机会跟滔天好好地商量商量。”孙中山说着“是的，是的”，从皮包里取出一张他的母亲、胞兄、侄子、12岁的儿子孙科的合影照片，边让宫崎槌子看，边说：“我的家人在夏威夷，也正流着眼泪跟穷苦搏斗中。家人之能够战胜眼泪，意味着革命之将成功。凡是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人，都得战胜眼泪。”说着他自己流下了眼泪。宫崎夫妇和他们的哥哥民藏第一次看到先生流泪。
贤良的宫崎夫人宫崎槌子在29年以后很感慨地说：“帮助中国革命运动之家庭的悲惨，实在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这不只是我们的辛酸，也是其他同志的家庭所共同遭遇到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