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

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

第十章 对改良派的争取

由于清政府内政腐败,外祸日深,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日益凋敝。一些爱国仁人志士愤起呼吁改革政治,以拯救国家的危亡。他们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建立不同的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知识界都在震荡。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有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后改为同盟会),是革命派的代表,其宗旨为“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的南方几个省和海外华侨与留学生中。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保国会(后改保皇会),亦称改良派或维新派。他们主张走“满汉不分,君民合治”(1)的政治方向,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京都宫廷内外。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亦称维新派),除了力图争取皇帝支持变法外,还要在社会上造成影响。为此,他们于1895年秋成立了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集会演讲,发表文章,介绍西学,宣传变法自强。他们还把《中外纪闻》赠送给重要朝臣官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的捐款支持。各地相继成立了学会、学堂,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上海的《时务报》、长沙的《湘学报》、天津的《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首位。维新运动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帝上书,说: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国内“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2)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斩木揭竿”,“已可忧危”,如再不图强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3)

康有为这些言词使光绪帝深为震动,表示绝“不甘作亡国之君”(4)。1898年1月,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户部尚书)、李鸿章(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并倡仪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1903年改名为仁寿殿)召见康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之后,光绪帝又命各省总督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同志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主要内容:在经济方面,中央设立矿务铁路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在政治方面,官民可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在文化方面,设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预政权。

这些改革内容,触怒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后令光绪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后被革职。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并决定10月到天津阅兵时扣禁光绪,另选幼主。光绪帝获悉后,于9月14日、17日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荣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道员袁世凯身上。9月18日夜,谭嗣同到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帝的密谕,要求他在阅兵那一天,保护光绪帝,杀掉荣禄,然后回京包围颐和园、软禁西太后。袁世凯当面回答说“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一狗”(5)。但没想到,就在9月20日,袁世凯跑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当即入京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禀报此事。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入皇城到光绪寝宫抄走全部奏折,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将支持光绪帝实行新政的珍妃囚禁于皇宫景祺阁后一小院里,即日起再次垂帘听政,下令捕缉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9月28日,将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菜市口杀害。康有为逃出北京到了香港,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

孙中山在日本闻讯后,派宫崎寅藏到香港,派平山周到北京,把康、梁等师徒接到东京。(6)孙中山以为彼此都是政治逋客,拟亲往慰问,便派宫崎、平山周先生转达。但康有为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7),拒绝会见。

后来,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出面协调,约孙、陈(少白)、康、梁四人到他家会谈,康有为也托故不到。孙、陈、梁三人讨论了彼此合作的问题,通宵达旦。过几天,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去访问康有为,刚进院门,见到徐勤,他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陈少白正转身往回走,这时梁启超从里面出来,把他接了进去。于是,他们又和康有为谈论起来,在座的还有梁铁君、王照等七人。大家围着一张圆桌,谈话间,忽然王照向陈少白诉起苦来,他说:“请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8)话还未说完,康有为忿忿地叫梁铁君把王照强拉了出去。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但继续向康有为申述两派联合的必要,他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康有为则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帝)的。”双方辩论了三个小时,康有为还是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9)

几天以后,陈少白以为王照在康有为手下必受压抑,叫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外出时,把王照请到犬养毅家里,问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就把康有为出京的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洋洋数千言。王照得平山周的帮助,脱离了康有为的羁禁,以后王又向各界广为宣传康伪托帝诏之事。于是康有为这段政治骗术,在日本尽人皆知,声名狼藉。康有为难以在日本再呆下去,日本政府给了他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他就到加拿大去了。(10)

康门师徒在变法失败后,在兴中会首领们的热情争取下,改良派内分化成了三派:一是顽固派,如康有为、徐勤、麦梦华、陈荫农等人,他们自始至终“低头腥膻,自甘奴隶”(11)。一是动摇派,即两面派,如梁启超、欧榘甲、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他们与兴中会一度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由于阶级立场所决定,当受到师主“一番教训”,便和革命党对立起来,死心塌地跟着师主一起办报、演说,进行反革命活动,由动摇派变为反革命投机派。他们用“双方殊途同归,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诳语,迷惑了不少海外华侨中的兴中会成员,并骗了不少钱财,起到了顽固派起不到的作用,给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还有一派,原属康梁系统的人,他们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投向革命党,加入了兴中会,如秦力山、郑贯一、毕永年、沈翔云、吴禄贞等。他们在“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会员”或“奔走革命”方面都实与有力。(12)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动摇派如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梁子刚等,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仍保持联系,每星期都有两三日相聚。在革命派的影响下,他们也发表了一些排满言论,唱起革命派“自由平等”的新说。梁启超还代表康门弟子13人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给康有为,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奉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13)梁启超并把自己原来“任厂”的别号(康有为的门徒,多以厂字起号,以标康门之意)改为“任公”,表示脱离康有为的规约。欧榘甲也发表文章阐述“汤武革命,应天顺人”(14)的道理。因此,在1899年冬,有两派联合组党计划,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由陈少白、徐勤起草联合章程。

后来,顽固派分子麦梦华,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信告发说:“卓如(梁启超)渐入行者(指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15)

1899年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后简称保皇会或保皇党),在华侨中发展会员。本来,美洲华侨十之八九都加入洪门会(创于清初,是明末遗民志士流亡海外组织的“反清复明”团体)。康针对洪门“反清复明”的政治宗旨,散布“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宏谋之子,以吕易嬴,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16)等流言,企图从思想上瓦解这个历史性的反清组织。一方面,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着他就要亡国”(17);另一方面,则以“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光绪皇帝的老师”等名义进行诳诈,说:“入会的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晋爵,共享富贵。”(18)康有为的这些保皇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从华侨中募捐了不少钱。

不久,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知道梁启超等与革命党倡言合作的事,非常恼火,就写信痛斥他们“无志气,附人骥尾,实属无耻”(19);同时,吹嘘该会在加拿大取得多大成绩,并责令梁等“痛改前非”。他把这些门徒骂得哑口无言,后来,又派叶觉迈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欧榘甲到旧金山,分头发展保皇会组织;把顽固派麦梦华、陈荫农等留在日本。在他们主持的《清议报》上,凡有“革命”、“自由”等言词的文章,一律禁登。他们还把孙中山定名的横滨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陈荫农干脆在大同学校的会客室里,写了“孙文到,不接待”(20)的字条,以示和革命党断绝往来。

梁启超、欧榘甲等,在师主的指挥棒下俯首帖耳,由动摇到投机,最后变为铁杆保皇分子。梁启超动身赴美前向孙中山故作姿态地表示:“此行决不违反初衷,必于改组新党事大有裨益。”(21)并请孙中山写了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党人认识。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等人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

梁启超于1899年12月19日离东京,31日由日本到了檀香山,梁持介绍信与当地华侨相见,受到兴中会李昌、何宽、黄亮、邓金等热情欢迎。1900年1月,梁启超还写信给孙中山说:“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22)以后,又到茂宜岛访问孙眉。孙眉更是殷勤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令其子孙昌、其侄孙科(孙中山之子)拜梁为师。就这样,梁启超在檀香山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便积极地展开了发展保皇会的活动。当时,檀香山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扑灭瘟疫,到处纵火焚烧,使华侨财产蒙受损失。广大华侨怨恨清政府没有力量保护侨民利益。梁启超便借此进行鼓吹:“大家饷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兴政变法,将来定能抗御外辱,保护海外侨民利益。”兴中会员多被蒙蔽,不少人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主要干事李昌、黄亮、何宽,还有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误入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十万元之多。(23)7月18日,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来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24)

当时,孙中山获知梁启超在檀香山进行的这些活动后,曾写信给当地的兴中会党人和他哥哥孙眉,劝他们不要受骗,但会员们不以为然。为此,孙中山写信责问梁启超背信弃义。

这就是孙中山长期耐心争取与改良派合作的结果,使保皇党的两面派得以钻进革命阵营,挂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对革命的活动,混乱了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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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Ⅱ,第237页。

(2)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Ⅱ,第188—197页。

(3) 同上。

(4) 《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5)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21页。

(6) 《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

(7) 同上书,第49页。

(8) 《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58页。

(9) 同上。

(10) 《革命逸史》初集,第50页。

(11) 同上书,第75页。

(12) 同上书,第83、92页。

(13)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1页。

(14) 同上书,第33页。

(15) 同上书,第32页。

(16) 《革命逸史》初集,第231页。

(17) 《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64页。

(18) 同上。

(19) 同上。

(20) 《革命逸史》初集,第50页。

(21) 同上书,第15页。

(22) 同上书,第16页。

(23) 同上。

(24)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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