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点活

在旧社会，我们评剧演员常常挣钱不够吃饭，艺人们大都是拉家带口，生活困难。演员们唱完戏还要各自找点儿活干，有人拉排子车，有人收破烂，卖烟卷儿，当小工，拾烟头是普遍现象。

下雨或阴天回戏，不响锣就不给钱，是那时的规矩。腊月二十三封箱，把“祖师爷”请到前台去，后台冷冷清清，演员们就更苦了，要等到年初一开戏了，才能挣到钱。

我家里生活苦，父亲做小买卖，妈妈是家庭妇女，弟弟妹妹多；家里最大的是我，才十三岁，就唱戏养家了。真是一个钱撕成八瓣用，心里总想着怎样能够改善家里的困境。早晨去喊嗓子，我带着一个小篮拾煤核，为了回家取暖。拾煤核也要放聪明点儿，常常换换地方，为的不受那些野男孩子的欺负。那些男孩子是成群结队地拾煤核，我是一个人，怕被他们欺负，我用换地方的办法，躲着他们。他们看见女孩儿拾煤核就捣乱，揪我的小辫，向我身上扔虫子，吓得我看见他们就躲。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后台封上戏箱，要等年初一开戏。封箱回戏，等于演员们封嘴，大家可苦了，各自找生活路子，我们女孩儿就做点女孩子能做的活。我同几个女孩儿去东亚毛纺织厂当小工，分线头、扫地等干点杂活。每天天不亮戴着星星去排队，工厂没开大门就排上老长的队了。工头拿着皮鞭从大门出来，像轰牲口一样轰人，一个挨一个地用粉笔在人们背上写上号码，这个号码就是上工的证明。当这个小工真不容易，经常是排了一早晨队，大门才开；画了不多的号，工头就说：“没号了！没号了！”那种失望心情就别提多难受了！有一次是夏天，连阴天，连着回戏。我只好去排队找活干。还好，因为去得早，没等多久就画上号了。回家时忽然下了大雨，一路跑回家，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被淋，只想着背上画的号，要是被雨淋掉，工就做不成了。我急着把衣服脱下来，大雨像瓢泼一样。我把衣服紧紧抱在怀里，飞快跑回家。回到家里打开一看就高兴了，号码一点也没有被淋湿；可我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了。

这一淋可糟了！晚上发高烧，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脸上红得像抹了胭脂，周身疼，连翻身都疼，疼得像针扎！我想起来了：我人小，排队时常常被人挤出来，有些人又常常故意捣乱，工头举起鞭子就打，常常因为打别人而捎带上我。人多呀！一鞭子抽下来一大片，被捎上了背上就是一条子青一条子紫的。这一病，发现被工头抽在身上的伤了！可疼坏了我了！可是幸亏这回只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退烧了，穿上带着号的衣服就赶快去上工了，虽然浑身酸软，可是不干活不行呀！晚上还得唱戏，一大家人都指着爸爸和我两个人挣钱吃饭呀！

我在东亚毛纺织厂当小工，那些女工大姐姐们都喜欢我，都说我好，她们知道我是演员，要我教她们唱，她们就教我织毛线，还把工厂里印的毛线花样的书送给我。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很多毛衣的花样，成了织毛衣的能手。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我们自己的剧团，中国评剧院工作了，我还是经常打毛衣；剧院里很多女演员学会打毛线，大都是我教她们的。三十年来我爱人和孩子们身上穿的毛衣都是我织的，这都是我从东亚毛纺织厂学来的。

一九六二年我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一位中年女工到后台来看我，原来是我当年在东亚厂熟识的王大姐，她已是工厂的干部了。她高兴地说：“你可真是巧手啊！你现在不打毛线了，又换了纺线了！”原来她是刚看了我演的《刘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