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点活

找点活

在旧社会,我们评剧演员常常挣钱不够吃饭,艺人们大都是拉家带口,生活困难。演员们唱完戏还要各自找点儿活干,有人拉排子车,有人收破烂,卖烟卷儿,当小工,拾烟头是普遍现象。

下雨或阴天回戏,不响锣就不给钱,是那时的规矩。腊月二十三封箱,把“祖师爷”请到前台去,后台冷冷清清,演员们就更苦了,要等到年初一开戏了,才能挣到钱。

我家里生活苦,父亲做小买卖,妈妈是家庭妇女,弟弟妹妹多;家里最大的是我,才十三岁,就唱戏养家了。真是一个钱撕成八瓣用,心里总想着怎样能够改善家里的困境。早晨去喊嗓子,我带着一个小篮拾煤核,为了回家取暖。拾煤核也要放聪明点儿,常常换换地方,为的不受那些野男孩子的欺负。那些男孩子是成群结队地拾煤核,我是一个人,怕被他们欺负,我用换地方的办法,躲着他们。他们看见女孩儿拾煤核就捣乱,揪我的小辫,向我身上扔虫子,吓得我看见他们就躲。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后台封上戏箱,要等年初一开戏。封箱回戏,等于演员们封嘴,大家可苦了,各自找生活路子,我们女孩儿就做点女孩子能做的活。我同几个女孩儿去东亚毛纺织厂当小工,分线头、扫地等干点杂活。每天天不亮戴着星星去排队,工厂没开大门就排上老长的队了。工头拿着皮鞭从大门出来,像轰牲口一样轰人,一个挨一个地用粉笔在人们背上写上号码,这个号码就是上工的证明。当这个小工真不容易,经常是排了一早晨队,大门才开;画了不多的号,工头就说:“没号了!没号了!”那种失望心情就别提多难受了!有一次是夏天,连阴天,连着回戏。我只好去排队找活干。还好,因为去得早,没等多久就画上号了。回家时忽然下了大雨,一路跑回家,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被淋,只想着背上画的号,要是被雨淋掉,工就做不成了。我急着把衣服脱下来,大雨像瓢泼一样。我把衣服紧紧抱在怀里,飞快跑回家。回到家里打开一看就高兴了,号码一点也没有被淋湿;可我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了。

这一淋可糟了!晚上发高烧,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脸上红得像抹了胭脂,周身疼,连翻身都疼,疼得像针扎!我想起来了:我人小,排队时常常被人挤出来,有些人又常常故意捣乱,工头举起鞭子就打,常常因为打别人而捎带上我。人多呀!一鞭子抽下来一大片,被捎上了背上就是一条子青一条子紫的。这一病,发现被工头抽在身上的伤了!可疼坏了我了!可是幸亏这回只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退烧了,穿上带着号的衣服就赶快去上工了,虽然浑身酸软,可是不干活不行呀!晚上还得唱戏,一大家人都指着爸爸和我两个人挣钱吃饭呀!

我在东亚毛纺织厂当小工,那些女工大姐姐们都喜欢我,都说我好,她们知道我是演员,要我教她们唱,她们就教我织毛线,还把工厂里印的毛线花样的书送给我。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很多毛衣的花样,成了织毛衣的能手。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我们自己的剧团,中国评剧院工作了,我还是经常打毛衣;剧院里很多女演员学会打毛线,大都是我教她们的。三十年来我爱人和孩子们身上穿的毛衣都是我织的,这都是我从东亚毛纺织厂学来的。

一九六二年我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一位中年女工到后台来看我,原来是我当年在东亚厂熟识的王大姐,她已是工厂的干部了。她高兴地说:“你可真是巧手啊!你现在不打毛线了,又换了纺线了!”原来她是刚看了我演的《刘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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