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里的往事

冬日里的往事

秀表姐在电话里欢快地说:“下雪了,雪很美,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雪。”

我想象着黄河岸边正在落雪,雪地上印上一串脚印。

雪很美,但那一串长长的脚印却是凄美的。

表姐武秀之是大姨许文贤的女儿,原名武秀芝。20世纪20年代,大姨毕业于开封女师,以后一直任教于河南省立第三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开封市第五小学)。秀芝姐幼年丧父,抗日战争期间跟着母亲随学校不断迁移,日无定所,颠沛流离,在极端困苦的环境里读完了小学,后在镇平考入当时迁往那里的开封北仓女中。抗战刚胜利,她同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在兵荒马乱中,几乎全凭徒步,从镇平回到开封,考入河南省立开封女中,1949年参加革命。

大姨从我大哥教到我弟弟,范家的孩子几乎都是她的学生。有几年——我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两家同住一座宅院,所以关系十分亲密。大姨一生自甘清苦,为人正直,她的品格和学问,影响了我们这一群孩子,尤其是她特别宠爱的秀芝。秀芝从大姨身上继承了自尊、坚毅、刚正的品德,但因受宠和天资聪慧的缘故,性格中比大姨多了敏感、活泼与好胜;她比大姨少了几分沉稳,多了几分激烈。也许因为这一点性格差异,加之天赋条件——上帝给了她一副好嗓子——所以她虽然也是一生为人师,但遭遇的大波大浪,是大姨和我们任何人起初所想象不到的。

小时候,我喜欢听她唱歌,又不喜欢她“唱歌”。每当她的老师带她去参加音乐会,我心中就涌起一种不满的情绪,我下意识地感到“唱歌”会给她带来不幸。我说她是咕咕鸟。在我们家乡,人们把不停歌唱的杜鹃唤作咕咕鸟。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比喻会包含那么多不祥、崇高与悲哀。

秀芝姐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歌唱着,从五十年前我第一次听她唱《可爱的阳光》(即《我的太阳》)至今,她一直歌唱,她是一个坚韧的执着的对人民怀有无限深情的歌者和播种者。她培养歌者,她给予人以温煦的阳光,但阳光对她却太吝啬了。生活给予她非常人可以承受的阴冷、不幸和磨难。她始终不悔,她对她的歌、她的学生、她的人民无限眷恋。因此我常常想起“望帝化鹃”的故事,我常想她就是一只杜鹃,一只从歌喉里啼唱出缕缕血丝,染遍层林,染遍漫漫人生路的杜鹃。1969年8月,我曾经写给她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只有一只冻僵的云雀,倒悬在光秃的白杨树顶。”这两句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当时处境的写照,甚言之可作她半生的写照。但她是坚强的,她在“倒悬”中并未“冻僵”,或者是她一次一次挣扎着苏醒过来。于是她继续唱,继续从喉咙与心头啼出缕缕血丝。

我是很敬重她的,虽然小时候我常无端同她争吵。小时候,她是一个十分活泼、开朗和聪慧的女孩子。不仅歌唱得好,功课也好。她在开封女中读书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她是我的小先生,她比我高两个年级,每星期天,她都帮我复习功课,带我去看电影,给我讲许许多多新鲜见闻。我的学习成绩绝对同她的帮助分不开,我能从初二考入开封高中,多赖她的辅导。儿时谈理想,她说她要当医生。如果开封那座小院的生活一直平稳地延续下去,也许她真会成为一名医生。她那柔软细长的手指适合弹琴也适合拿手术刀,但生活给她选择了前者,给她选择了一条像琴键般激荡的跳动不安的道路。

1948年,由于时代潮浪的冲击,我们忽然长大了。1949年6月间我在中原局一个干部训练班学习,住在开封西棚板街,她从江南回来后立即到训练班看我。分别不到一年,我觉得已经分别了许多年,见面十分惊喜。她穿件白衬衫、蓝布裤,衬衫束在腰里,短发齐耳,面色红润,仍然是个中学生的样子。但她的神情却有细微的变化,微笑像浸在两泓流着月光的湖水中,明静而含蓄。我感知到并惊异于她的变化,她长大了。我认为我也是个大人了,急忙向她炫耀半年多来学到的革命理论,不料她只吟吟浅笑着静听,不同我争论,偶尔纠正我的一两个错误。这一年,我实际年龄十五岁,她十七岁。

不久,她进入河南行政学院学习。河南行政学院在河南大学旧址,几个月前中原大学也在这里,我曾在中原大学学习过。一次,我去看她,她与一位姓赵的女同学陪我走出校门,向东沿湖边一路谈着登上城墙。城外满目黄沙,城内烟雾浩茫。校内大礼堂重檐上的风铃在初夏晚风中叮当摇曳,秧歌队在球场上变着队形,锣鼓正酣,有人高唱,一声尖啸走了调,轰然响起一片笑声。教学楼前一群人匆匆集合,彩旗和横标飘舞,队伍移动,响起口号,像是欢送一批同学奔赴工作岗位。一群倦鸟从城东北角飞起,穿过稀疏的杨树林,渐飞渐高,绕着黑黢黢的铁塔巡睃,好像觅到了什么,几只落在塔身一个大豁口上,其他几十只追逐着沿着塔身螺旋形滑翔下降,接近塔底,羽翅一抖,斜刺向只有几片淡云的晴空。淡云是静止的,一动不动,被西坠的太阳烧成金色,像是谁随意地往天穹泼了几抹金水。鸟群从云中穿过,被燃成了一颗颗灼灼发光的金星。远处,在城南,火车的汽笛发出声声闷响,把一片远远近近、隐隐约约的车轮声撩拨开来。

预感到分别在即,忽然心里涌起一种惆怅。

秀芝姐和那位同学谈起最近学校举行的两场欢送晚会,也谈到她在晚会上的演唱,她对现时一些演唱节目及演唱者的水平,颇有意见。我打断她们问:“秀芝姐,将来你是不是要搞音乐?”

“不,”她迟疑一下又说,“这得服从组织嘛。”

她沉默地用双手绞着一条手绢,望向远处的烟村,一不留神手绢脱落了,掉到城墙外面。黄沙几乎淹到城端,我从堞口跳下去,帮她捡起来。

第二年我在武汉见到她。听二哥说她已在开封艺术师范当了老师,这次来武汉是进中南艺术学院进修的。她一见到我就抚着我的头说:“小汉生,你怎么还是那么小啊!”

“你多大?还当老师呢?”我不服气地顶撞道。

“唉,就是当了呗!”

一见面她就给我讲音乐界、戏剧界的事情,不管我懂不懂,也不管我愿不愿听。我唯一明白的是,她已十分痴情于音乐,并把音乐许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了。1951年10月我到湖南参加土改,她和二哥在小桃园饭店为我饯行,记得还看了电影《苏瓦洛夫》。她的话题仍离不开音乐。

我调到广州后,几年同她没有联系,隐约听说她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彭德怀同志成了“一伙”。当时她是湖北艺术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之后给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不知单位领导是把她忘了,还是她的“罪行”特别严重,对她未予平反,以致她成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全国仅有的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的一个,真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笑话!在这种政治打击和摧残下,不到三十岁的她,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经常卧病。后来她离开武汉,到新疆结婚和工作。60年代初,她与表姐夫回到开封,一起在开封师范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前的两三年,是她一生生活最美满的时期。生活上有表姐夫照顾,事业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就是在这一时期,她创造了“假声位置真声唱法”,开始研究美声、民族、戏曲的“三结合”唱法。周总理问她,能不能让一个演员既唱《茶花女》,又唱《白毛女》和《七仙女》,她做了肯定的回答并矢志向这一目标奋斗。她按“三结合”的方针培养学生,取得了成果。她一生中这个美满的时期非常短暂,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阴云汹涌着向她压了过来。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首当其冲成了迫害对象。她这个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青年教师,竟成了“三名三高典型”“三反分子”“资产阶级权威”,造反派对她真是心不慈、手不软,从早到晚连续游街批斗,把她折磨得几度昏厥。她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多天不省人事。这时,她真的“不理解”了,回想在课堂上和社会上的活动,都不外是发展民族音乐,探索“三结合”的道路罢了,何罪之有,怎么竟成了罪人?她无法申辩,只能强忍痛苦,希望厄运快点过去。想不到不幸接踵而至,当她要出院时,双腿竟不能直立了。她辗转病床三个月,膝关节处隐发的骨质增生迅速发展了。不能直立,不能走路,不能走上课堂,不能登上舞台,等于要她告别她的事业,告别心爱的音乐与音乐教学,这个打击比游街批斗、比戴上一顶一顶罪不容恕的大帽子更加严酷!决不向命运屈服的她,不顾“文化大革命”时的混乱与危险,在母亲和丈夫的陪同下毅然到北京寻医求治。命运的黑浪再一次向她袭来,谁能想到她到北京之后腿未治愈,丈夫却在极端的政治压抑气氛中,患食道癌去世。

1968年3月,我在郑州积雪的街头,遇见到表哥武羡林,羡林哥告诉我:“秀芝跟你大姨从北京回来了,住在我那里。”

“秀芝的病治疗得怎样?”我问。

“病没有治好,腿还不能走。”羡林哥迟疑一下又说,“她爱人病故了。”

我难以相信这个事实,内心掠过一阵痛苦与惶乱。羡林哥上街有事,我同他分手后,即转往他的住处探望大姨和秀芝。

羡林哥的宿舍是一座新建的红砖五层楼房,他住在五楼一套两居室的单元里。秀芝暂住在东间。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坐在床上惊疑地望着我。她没想到会在这时看到我,没想到分别十五年之后我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穿一件锦缎对襟棉袄,斜倚在枕头上。令我惊愕的是,她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依旧是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依旧是秀丽红润的面容,依旧是微挑明亮的双目,样子几乎没有变化,时间好像凝固在我记忆中,人世上好像根本没有这十几年的风雨。我急走过去握着她的手,望了望她用薄被盖着的双腿,叫了声:

“秀芝姐!”

这一声,把残酷的现实唤了回来,重逢的喜悦顿时崩坍了,两人禁不住失声痛哭。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快淋漓的一次哭!

从她的住处出来,天色近晚,我在黄昏的行政区徘徊。我踏着残雪,踏着黄昏织出的阴影,穿过花园路,穿过纬四路和纬五路,穿过嘈杂的人群和沉默的雪地,走着走着,不时地拍打着路边的梧桐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墙上的大字报与我无关,带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与我无关,最新的“北京来电”与我无关,周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想着病床上的秀芝姐,耳畔响起歌声。请你给我唱《可爱的阳光》,唱《多年以前》,唱《菩提树》,唱《桑塔露西亚》……

我用拳猛击无辜的梧桐树,老梧桐抖动了,要把挂于枯枝头那弯早升的清清的冷月摇落。微光在积雪的树枝间晃动,点点斑斑,像飘洒一树泪雨。西天的一片乌云退去,落日钻出来,最后一跳,给大地泼了一盆鲜血,泪雨霎时变得血红。

1969年8月,我由干校回郑州养病,又见到秀芝。我把1968年3月第一次见她斜卧病床的感受,写了一首诗——《被欺凌的春天——给秀芝姐》拿给她看。过了几天表哥来找我,说大姨要我过去。到了表哥家,一向十分慈祥并对我偏爱的大姨嗔怒地责怪我:

“你还小?你还能像小时候那样总同你秀芝姐吵闹。你看你秀芝姐的身子都成啥样子了,你还气她?”

“大姨,我没有同秀芝姐吵嘴,真的没有。”我说。

我问大姨怎么回事,大姨告诉我,两天来秀芝拿着一个本子总在暗暗流泪。我明白这是由于我写的诗的缘故,赶快把那个本子要了回来。写诗的本子如今还在,事隔二十七年之后,现在我想把这首诗发表出来。

1969年余下的时间,我是在郑州度过的。我家住在花园路口东己院,离表哥的住处很近,我经常去探望秀芝。她仍在医治,常被人背着去中医院,去按摩医院,只是疗效不明显。她的房间里仍然是那张病床,那张三屉书桌和那几张椅子,只是多了一架钢琴——这架钢琴长期伴随她。有了这架钢琴,她的精神与意志奇迹般复苏了。歌舞团的陈锦生、孟宪生和其他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常来看她,大家在一起谈音乐、谈戏剧,有一些更年轻的演员,来请她指导。我坐在一旁看她教学生,感到教声乐简直是一种体力劳动。学生唱不出来或唱不到理想的高度,她一面弹琴,一面领唱,又一面打着强烈的手势,好像要把声音从学生的喉咙里拉出来,这对身有沉疴的她来说简直是种劳役。往往一个学生走后,她拄杖回到病床,一面抹着满额的汗珠,一面剧烈地喘息。每当这时我就劝她不要再教了,她不语,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缕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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