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长安

——明清叙事文学中的长安城

明永乐年间，李祯（字昌祺，江西庐陵人）效瞿佑（字宗吉，浙江钱塘人）之《剪灯新话》，作《剪灯余话》，共收文言小说二十二篇，第一篇就是《长安夜行录》。这篇小说以明初（洪武初年）为背景，叙述明太祖次子朱樉受封为秦王，就藩西安，有一位洛阳人名叫巫马期仁，是奉派为秦王佐臣的汤、文二公的幕僚。一日期仁陪伴二公寻访西安近郊兴平县的茂陵，夜归独行，求宿于一人家，不料主人竟非此世之人，而是七百年前唐开元年间的鬻饼师夫妇。夫妇二人向期仁追述当日宁王（玄宗兄李宪）强夺鬻饼妇入邸，妇以死自誓，宁王悯而释之的往事。鬻饼师夫妇认为《本事诗》（唐孟棨著）一书记此事，以及后人所发的吟咏，都有谬误之处，遂各赋一诗，求期仁为之流传，使真情白于后世。次日天曙，期仁“但见身沾露以犹湿，马龁草而未休，四顾阒然，咸无所睹”。

《长安夜行录》是一篇融合了明初政治与唐代历史的鬼小说。明初的巫马期仁身居历史名都，竟然碰见开元年间的鬼，这是怎么回事呢？朱元璋的次子封秦王就藩，被派去辅佐他的汤铭之、文原吉二人，在小说中被推重为“老成练达，学问渊博”，但是到了藩国，远离政治中心，便只能闲散度日。西安的印象从小说一开始便颇为暧昧，虽然小说称当时“天下太平，人物繁庶”，但西安的意义并不在其繁庶，而是“汉唐故都，遗迹俱在”，所以汤、文二公的活动脱不了“访古寻幽”，遍访诸陵。换句话说，对明初的李祯来说，西安的意义乃在过去，不在当下。正如今日游人来到西安，必到帝王陵寝一游一般，故事中宦居西安的大小官员也安排类似的旅游行程。来自另一个古都洛阳的期仁，负责筹划这次旅游，然而他显然是个不合格的导游。明明设计的是一个一日往返的行程，结果本应由他带领的游客早已驱马回到出发地，他自己却落后迷路，以致被迫“夜行长安”。

当然，“行”这个字眼，正如所有的旅行，本来就暗示了危险不安，更何况他所驰骋的不是“长安大道”，而是“禽鸟飞鸣，狐兔充斥”，令人畏惧的未知旅程。期仁所遇的鬼魂生活在唐代开元年间的长安盛世，他们所述说的故事是李氏诸王荒佚的行径，这故事中的故事与小说历史背景的明初政治与社会风气大不相同。期仁对鬻饼师夫妇提出疑问：宁王李宪身为长子，却让出太子之位，号称唐代宗室之英杰，何以竟然也有强抢民女的无道之事？鬻饼师的回答是，这类荒淫之事根本是长安宗室的常态，不足为怪，其他诸王的行为其实更为夸张。他如此追述：“若岐王进膳，不设几案，令诸妓各捧一器，品尝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置两手于妙妓怀中，须臾间易数人。薛王则刻木为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则设以执烛，女乐纷纭，歌舞杂遝，其烛又特异，客欲作狂，辄暗如漆，事毕复明，不知其何术也。如此之类，难以悉举，无非穷极奢淫，灭弃礼法。”明初的作者呈现开元间鬻饼师的回忆，可作双重解读。一方面，我们可以读作对唐代长安糜烂风俗的批评，反过来说，便是对明初简素社会风气的肯定。然而，读者不可忘记期仁以及他的服务对象汤、文二公，甚至受封秦王的朱樉，在小说中对西安的态度都是不明确的。他们远离当今的政治中心，无所事事，闲散度日，等待离开的一天。那么，鬻饼师故事中穷极奢淫的长安，何尝不使明初的当地诸臣暗地里心向往之？不过，不论是批评或向往，汉唐长安正有如鬻饼妇的“国色”，其绝世艳冶，反适足以证明这是过眼京华，早已成鬼物。回到故事主体部分，期仁遇见鬻饼师夫妇时，身在由茂陵回程路上的荒地，而不是长安城内。那么为什么小说题名为《长安夜行录》呢？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这里指的是长安周边。不过，鬼魂在开元年间所居之地可是长安城内，宁王宅边。因此，所谓长安夜行，或许应该这么解释：开元的长安盛景只能在冥暗之中，荒野之上，透过一席“鬼语”，才能重现于明初之世。

我们或许也不妨考虑，小说中，令开元鬼魂忿懑七百年的《本事诗》，到底如何记载卖饼妻一事？查《本事诗·情感第一》所记，卖饼妻故事正是王维名作《息夫人》一诗背后的缘起：

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客座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后人敷衍，宁王因此放卖饼妻还家。在《长安夜行录》中，鬻饼师夫妇所怨恨者，即在于《本事诗》记载卖饼人收了宁王财物，卖饼妻在宁王宅中宠冠众姬，而且侍宁王经年之久。依小说中的鬼魂自述，宁王是强抢鬻饼妻，鬻饼妻更以死自誓，坚不肯从，岂有受宠经年之情事？显然，唐代的《本事诗》记载这个故事，强调的是“情感”，而明代的《剪灯余话》重写，讲究的则是“坚贞”——清白不容一丝玷辱，否则做鬼也难安息！唐代鬼魂交付明人期仁的任务，便是给世人提供故事的正确版本，以正视听，以安贞魂。这个诠释逻辑的转变，见证明初社会精神样貌的特质，也暗示李祯这位明初作者对奢靡的唐代长安的处理——虽然曾经华丽万方，炫人耳目，在这个新时代则已成为一个必须镇压的精魅记忆。

若《长安夜行录》的寓意可以如此解读，那么我们不禁随之要问——“西安”在明清小说的光天化日里还有位置吗？

历史上西安辉煌的日子，当然是宋代以前，作为千年国都的长安时期。经过战乱，又丧失国都地位以后的长安，一度相当凋敝，这番景象曾让许多身历时代变迁的诗人感慨系之，发为吟咏。此后，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逐渐东移南迁。宋代以后乃至明清，西安的规模已较长安时期远为缩小，虽仍是西北重镇，但风华丝毫难与长安时期相比。《长安夜行录》投射的就是这种状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论及西安，总以宋代以前为重，除了西北地理学的风潮以外，宋代以后的情况就更少受到讨论了。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由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而在文学、文化的层面，情况也是类似的。本文便以叙事文学的表现为例进行讨论。唐代的长安其实在叙事文学的发展上有其关键性地位——若没有长安文化，便没有唐传奇。传奇当然意不在传写现实情境，但传奇的内容却往往与长安的城市细节相关。早有学者指出，唐传奇的作者多有长安体验，他们的作品不但呈现长安城市的结构与文化，其情节与人物也与长安城紧密联系。例如，传奇故事会出现长安真实存在的坊名或街名，而且安排特定地名富有特定含义，让都市场景的设定关系到人物的行为、语言、房屋、用品、服装等。曾留学陕西师大的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在讨论《李娃传》时，便通过文本分析，说明小说如何呈现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以及城市的庶民文化。透过对小说情节的介绍，妹尾达彦指出小说中出现了许多长安街道的名称，包括布政坊、东市、西市、平康坊、鸣珂曲、宣阳坊、天门街、曲江池、杏园、安邑坊等。妹尾达彦并进一步证明，长安街道乃是贯穿小说的舞台背景。简单地说，男主人翁郑生由江南进入长安，落脚于繁华的西市附近，随后在华丽的街东邂逅李娃，床头金尽后，沦落于街西的社会底层，最后在李娃扶助下一举及第，回到街东，成为上层阶级的官僚。妹尾达彦认为，正是因为唐代后期长安城市各区空间在功能上有所区隔，所以小说中出现的诸多地名皆有特定联想，而与情节发展有所呼应，为小说增添现实感。这种将城市空间与小说情节紧密结合的经营，实与作者白行简丰富的长安经验有关。由妹尾达彦所分析的例子可知，在这个时期，长安这个空间可说是传奇叙事文学的中心。

宋以后，尤其明清两代，正是中国叙事文学飞越发展的时期，白话小说横跨雅俗，在出版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此时小说的重心却早已随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趋势，远离关中地区，完全向东南位移了。小说的作者往往出身南方，出版商家多数设在南方城市，作品要求的书籍市场（读者群）以南方城市为主，小说评点者的活动区域主要也在南方，而当时的西安，似已自小说的舞台隐身。若对白话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作一鸟瞰，此一情势即昭然若揭。当然，仍有不少小说作品牵涉长安的背景，但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对汉、隋、唐时期都城长安的投射，而与小说产生当代的西安没有关系。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唐代长安本身的城市特质。学者以长安和开封分别代表唐型与宋型城市，前者为棋盘城市，后者则是开放城市。也就是说，长安的街区和街道是严格棋盘结构，设计的目的是控制和限制人口，因此街道的主要用途是仪式性游行，而贵族享有空间使用的绝对控制权。在宋代，贵族和士绅都对贸易及商业有积极作用，共同控制城市，因此街道设计较为开放，到处都可能发展为市场。棋盘城市在宋代以后已完全让位给开放城市。城市类型的变化实与小说的铺展可能性息息相关。宋代以后叙事文学越来越贴近庶民以及日常生活，明清小说更在人情物理与日常生活的表现上发挥到了极致，以是，唐代长安典型的棋盘城市性格不适合小说表现庶民生活，明清西安的风采又已不再，也无怪古都在小说中虚位化了。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暂时以一个较粗略的方式，用以下的类别来概分明清时期与隋唐长安有关的通俗小说。首先是历史演义类。这一类的作品极多，如《隋唐演义》《薛仁贵征西》《粉妆楼全传》等，因为小说讲述了隋唐时期的开国与征战故事，自然与国都长安有关。与历史演义直接联系的是以历史人物武则天或狄仁杰等为中心的小说，这一系列的作品可能以侠义、公案或者色情小说的形式出现，例如《浓情快史》《武则天外史》《武则天四大奇案》《莲子瓶演义传》《绿牡丹全传》《隋炀帝艳史》等。不过，这些作品中的长安城只是空洞的名号，不像唐传奇中的长安有实际的指涉，更不能塑造城市的性格。

理论上来说，落在才子佳人小说与人情小说类型中的作品，因为情节必然涉及人物在社会中的活动，因此作为场景的长安城，就算远远不如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在明清小说中得到丰富的处理，但总是比较可能呈现一些城市的情感与色彩。这类作品其实不多，因为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与人情小说，不论设定的时代为何，空间上实以江南为主。少数的例子有《玉楼春》（讲唐代宗年间故事）、《二度梅全传》（讲唐肃宗年间故事）、改编自传奇的《燕子笺》、《章台柳》（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等。明初已有《燕子笺》平话小说，后来阮大铖的《燕子笺》传奇就是本此敷衍而成，现在所见的《燕子笺》小说刊刻于清代，大致仍维持原来的情节。小说时代背景是玄宗年间，茂陵才子霍都梁本是霍去病后裔，流寓西京，他与闺秀郦飞云、妓女华行云在安史之乱中有一番才子佳人的遇合。虽然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安史之乱，人物都出身长安及其外围地带，但是“长安”仍只是当作一个地方的套语。例如“话说长安一个妓女”（第三回）、“话说长安一个书办”（第四回）云云，虽然交代人物的出生环境，但是对他们活动的场所却没有实存的描述。《章台柳》本于唐传奇，时代背景同样是天宝年间，叙述才子韩翊因应试而流寓京师，与柳姬在安史之乱中的遇合情事。长安城在这部小说中的身影仍然模糊，但是或者因为有唐传奇为本，因此若干与长安有关的地名便偶尔出现，例如韩翊与柳姬二人在“法灵寺”相遇结合，韩生随军征讨安禄山，柳姬到“青门”送行，直送到渭河边上（第七回），等等。当然，这种处理离真正城市特质的表现，还有很大距离。另一部可以留意的小说是《玉楼春》，这是一部明末或清初的作品。小说情节是奇情式的，虽以唐代宗年间为背景，但对情节牵涉的长安与洛阳都没有具体描写。唯有小说第一回提到按照“东京风俗”，二月二十五日要踏青，称为扑蝶会，这倒讲的是洛阳风光了。而书中所述细节，则多与历史不合，例如科举制度等，都不是唐代的情况。若干地点倒是实有其地，例如第五回提到主人翁父子在长安“章敬寺”作寓，该寺确为唐时所立之名寺。至于《二度梅全传》，这是一部比较为人熟知的作品，在民间也有相当影响力，尤其女主人翁陈杏元和番的情节，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小说以唐肃宗年间为背景，讲的是卢杞迫害忠良的故事，以忠臣之后梅璧与陈杏元的离合为主线。与《玉楼春》相似，《二度梅全传》在触及制度时，皆代以明清的情况，而小说对长安这个空间几乎是完全不处理的。总体看来，这一类以才子佳人遇合为主线的小说，容或以特定历史时空为背景，但并未能在细节铺陈上经营空间的表现，作为舞台主景的长安因此只是徒具虚名。

以笔者个人接触明清白话小说的经验来看，可说没有什么作品对当代西安或历史上的长安的城市文化，赋予具有深度的文学表现。不过，有趣的是，另一批小说作品则使长安城在象征层次上产生意义。这些作品无法归类为特定的类型，而是有共通的特点。简单地说，这些明清时期的作品中，虽然长安这个场景仍旧没有实体感觉，也没有城市生活的细节，但是小说却运用历史上长安的交通枢纽地位，发挥中心与边缘互证的情节构造。这种安排当然有历史的支撑，因为唐代确实以长安为中心，形成全国水陆交通网，更扩及西域诸国以及南海诸国，进行频繁的通商、朝贡等交流活动。这里提到的这些明清小说都以唐代为背景，情节也都涉及长安与所谓“域外”以及“藩国”之间的关系。不消说，《西游记》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作品。取经僧一行人由长安西行，历经劫难，功德圆满后，回到长安。又，西游续书中有《天女散花》一种，则写天女有感于世人迷昧，于是由西天反走取经路线，最后抵达长安，会见太宗，散出十万八千朵花，成就善缘。时代背景假托武后时期的《镜花缘》，小说前半部同样具有神话的游历框架，失意的唐敖游历海外，远离长安政治中心，由中心向边缘游离；后半部由各方集结的谪降花仙，先是集体回到长安参加女科考试，后与抗周势力结合，抵制以长安为基地的武后势力，是一次由边缘向中心进行的旅行。在以上这些时代设定为唐代的作品中，长安无疑在政治局势与宗教/文化交流上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而唐代长安的政治与交通地位，正好作为这些明清小说隐喻取譬的背景。

《镜花缘》的例子其实又另外透露了一个端倪，亦即当女性人物在小说中扮演主导角色时，长安往往有较为丰富的象征意涵。在这里笔者举出几部可归类为英雄儿女的作品为例。这些作品同样将唐代设为时代背景，让人物活跃于长安与域外诸国之间，而且焦点都是女性的英雄人物。例如《忠烈全传》这部小说，其实改编自蒋士铨的剧作《空谷香》。蒋士铨在《序》中声称此剧乃根据友人顾瓒园所述的亲身经历写成，剧情主要讲述乾隆年间顾瓒园的侧室姚梦兰一生的贞烈事迹。小说《忠烈全传》的情节架构完全脱胎于《空谷香》，却假托为明代作品，而且一下子把时代背景拉到了天宝年间的长安。小说的主人翁仍叫姚梦兰，乃是幽兰仙史谪降，在人间二十九载，落难受苦，建功立业。情节中落难的这部分，与《空谷香》若合符节，但到了后半为夫建功的部分，就与原剧脱钩了。小说安排姚梦兰夫妻在交趾国、大琉球国等地有神奇的际遇，使得姚梦兰之夫与其后代得到朝廷的荫封。这种离奇耸动的遭遇，自是通俗小说的手法，与原剧的风化之旨已有相当距离。但是为什么要把时代拉到唐代呢？当然，小说假托明人所作，历史背景自然不能更晚；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小说既要敷衍姚梦兰在外国的事迹，那么国际关系鼎盛的唐朝显然是首选。神奇的女英雄于是由长安出发，朝向外邦而行。因此，唐代长安的意义，在于其多元的可能性。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小说是《忠孝勇烈奇女传》，又名《忠孝勇烈木兰传》或《木兰奇女传》。此书可能作于道光初年，乃是根据木兰从军故事敷衍而成。木兰故事究竟起于何时，其实未有公论。或谓北魏，但也有人主张是隋或唐代。《忠孝勇烈奇女传》则将木兰故事设定在唐太宗年间，且与开国传奇结合。因此，小说前半部主要叙述开唐英雄李靖、红拂、魏征、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人的发迹事迹。小说一大特色是叙事多借人物之口，作大篇幅的佛道讨论，并有许多解梦的情节。至于木兰，则不再姓花，小说将她设定为朱若虚之女，十四岁以男装代父出征，因大败突厥的战功而授为武昭侯。战后，朱木兰封为领禁卫兼兵部左侍郎，但木兰决定恢复女装，在家供奉西王母。木兰上表陈情，太宗因此封她为武昭公主，赐姓李。朱父死后，太宗再诏木兰入京，木兰以守丧故，再次上表陈情，拒绝上京。当时李淳风观天象，有“武人”将乱唐室，许敬宗为保全武才人，便诬指“武昭”公主日后将危乱本朝。太宗惑于此言，派张昌宗三诏木兰入京。木兰心知为诈，三上陈情表，并在张昌宗面前“解衣露胸，手执宝剑，将胸骨破开，用手扯出心来”，“须臾鲜血迸尽，木兰气绝”（第三十二回）。木兰之心呈上太宗，则化为舍利子矣。武则天主政后，有感于木兰的忠烈事迹，封为昭烈后。小说男装出征的情节，转化自花木兰故事，以及明清通俗小说中层出不穷的女扮男装故事。但是被诬叛国，忠而受戮，则是明显的转折，木兰剖心的惨烈结局更为惊人。这种安排与笼罩小说的宗教观照，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主人翁是以女性的身份，加入初唐英雄的行列，代表唐朝对抗外国，甚至被派任为“领禁卫兼兵部左侍郎”，可以说进入了长安政治的核心。然而，木兰决定面对自己的边缘身份，恢复女装，退居乡野。小说之有趣即在于，木兰虽然选择退居边缘，却仍然对长安政治造成威胁。她的“退出”朝堂，潜心修道，尤其是拒绝奉诏上京的决定，反在边缘地带形成与长安中心对峙的势力。当然，武则天的魅影才是驱动的力量。武人乱唐的预言固然直接造成木兰屈死，却也是武则天才能出于对女性力量与命运的理解，昭显木兰“忠孝勇烈”的质性。在明清小说中，这部《忠孝勇烈奇女传》可说借由结合传说与虚构的木兰这个人物，从侧面对武则天的女主政治提出了另一层解释。若在这个男性/女性、中心/边缘的架构中，长安既是政治中心，那么木兰三次拒绝上京，无怪乎被视为抵制中央权力的表现。

《忠孝勇烈奇女传》以长安作为政治中心的象征，并以“拒不上京”暗示女英雄刻意与权力保持距离的决心，当然，为这一决定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明确而惨烈的。这一解读策略，将引领本文进入最后一部分的讨论——弹词小说《榴花梦》。在这个产生于十九世纪福州地区的作品中，女英雄同样在建立无上功业以后，不断面临来自唐朝长安权力的疑惧与打压。

所谓弹词，指的是明清时期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唱词主要以七字成句，以三弦与琵琶伴奏。弹词小说则是利用这种形式写成的韵文小说。清代出现了不少女性创作的弹词小说，有些甚至广为流行，影响深远。那么，这种南方出身的写作形式如何可能与西安扯上关系呢？

这一切可说是一场因缘际会的巧合。《榴花梦》共三百六十卷，约五百万字，号称中国叙事文学中篇幅最巨的作品。书前有作者友人佩香女史陈俦松《序》以及作者《自序》，两者都写于道光辛丑年（一八四一年）。根据这两篇序来推测，《榴花梦》的作者是一名叫作李桂玉的女子。从序言可知她来自西陇，婚后随夫经过湖南，移居闽地，晚年教女塾为生。李桂玉其实只写了《榴花梦》的前三百五十七卷，书未完。一直到二十世纪，才由当地的一名妇女翁起前（号浣梅女史）约同亲戚杨美君共同补成最后三卷。根据记录，《榴花梦》在福建地区十分受女性欢迎，纷纷传抄，抄本甚至被当地少女当作嫁妆的一部分。

《榴花梦》的情节，历史背景设定于唐代后期，讲述几个大家族中男女英雄在国家乱局中裂土封王的故事，而女英雄尤其占了重要的地位。《榴花梦·序》的作者陈俦松将她口中的“盟姊”李桂玉描述为闺阁奇才，不但性耽文墨，更对历史特别关怀，至于“搜罗全史，手不停披”。根据陈俦松的说法，李桂玉时常评论历代兴衰，尤其对唐室的衰亡过程大有感怀。在李桂玉的观察下，盛唐贞观以后，已现“法纪乖张”之象，中、晚唐以后，更是“朝纲废弛，外藩侮主，逆阉无君，神器动摇，柔懦不振”。当其时，虽不乏忠贞英武之士，却都因为天子宰相不知举用而抱屈远走，以至于“国事几不可为”，最后还得靠女英雄的努力才能统合群力，使家国免于全面崩毁。当然，陈俦松在此呈现的是李桂玉观看历史（包括野史传说）的特殊角度。李桂玉描述一个深陷危机中的古老伟大帝国，毫不犹豫地选择创造一个女英雄来扮演救国济世的角色。

笔者之前讨论到《榴花梦》这部作品时，它还只是福州地方文史界喜谈乐道的一则文艺传奇，少有人实际探讨此一庞大著作的内容。最近《榴花梦》似乎开始引起比较广泛的注意，出现高度重视这部女性叙事作品的呼声。不过，包括笔者之前的研究在内，解读《榴花梦》的框架，倾向于所谓“以唐喻清”，亦即认为作者李桂玉虽然写的是晚唐的紊乱政局，很可能怀想的却是当代（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风雨渐来的情势。当然，笔者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可能的诠释角度。不过，正由于作者是女性，我以为除了时代意识以外，这部作品其实还富含许多具有更大普遍性的论题，例如情感。而小说中地方藩主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又交织了男女性别的暧昧与张力，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仔细看来，这与前述《忠孝勇烈奇女传》中女英雄的“上京”情结，其实颇有彼此生发之处。我们留意到，《榴花梦》虽然也写女扮男装，却安排女英雄们在恢复女装后，更积极地参与国家机要政事，甚至创建自己的王国。小说中的女英雄具有超凡入圣的能耐，尤其女主角桂恒魁这个人物，更集古今女英雄之大成。所谓：

生居绮阁，长出名门，仕女班头，文章魁首。抱经天纬地之才，旋乾转坤之力，负救时之略，济世之谋，机筹权术，萃于一身，可谓女中英杰，绝代枭雄，千古奇人，仅闻仅见。

作者将帝王将相之文治武功集于女主角一身，也让她综合古今英主、哲后、名将、贤臣的德行，可说是创造了一个过分完美的人物。而小说中其他众多女英雄也都是超尺度的人物。长安曾是这些女英雄会集的场所，但是她们后来都因故离开长安，为唐室效力后裂土封王，最后在风雨飘摇中偏安一隅，建立自己的邦国。作者设想的这些“藩国”一一与唐王朝形成危险的平衡关系，尤其这些藩国都是女主当道（作为女英雄配偶的男英雄虽然领有王的头衔，却往往虚占其位），她们所拥有的权力显然对积弱不振的长安中央造成威胁。换言之，长安的中央政府将男女功臣分封为四方藩主，却形成中央与地方的牵制拉锯关系。核心人物女英雄桂恒魁功高震天，获得唐皇所赐的丹书铁券，与丈夫离开长安，受封于湖南地区为王。小说描述长安的皇室奸乱并起，而湖南的王国却是一片太平气象，治理得法，军容壮盛。然而功高难免震主，长安的皇帝对僻处湖南的桂恒魁始终疑忌，认为这位女王总有一天要叛变，因此一再以各种策略试探其忠诚。皇帝故意下诏，令恒魁与其夫进京，作为最终的试验。“上京”的诏令，不但不是荣宠，反是生死一线的危机，因此身为藩主的桂恒魁竟在下诏钦差面前自残溅血，以明心迹。这与《忠孝勇烈奇女传》中木兰剖心的情节相当类似，两者也都暗示长安皇权与地方势力的折冲，当然女性这个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就不言而喻了。

《榴花梦》在接近结尾时，终于为众女英雄安排了一次长安之旅。在这段情节中，桂恒魁之夫迫于皇帝的严令，不得不以藩主身份，奉诏入京朝觐。桂恒魁忧心之余，也私下约集一群年轻时曾经同在长安聚首、后来又同生共死的姊妹淘，共赴长安。这队女性旅人重作冯妇，再次扮装，集体入京。她们一方面欣赏天朝风华，一方面回味往事。小说借由女英雄的眼睛，描述了长安的繁华景色以及会集各国朝使的天国印象。女英雄们在长安大道两旁看见各国会馆，各色人等，充分体验了长安作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以及诸国人士交集之所的繁盛。然而，来自藩国的女英雄也目睹长安城在朝贡期间布下重兵，可见唐皇对诸国多有猜忌，不复泱然大度，这也引起了女英雄的轻视与嘲笑。这段上京的情节，在女英雄们潜入皇宫窥探后妃以后结束。总之，在这段旅程中，唐皇在明，藩国女主在暗，而长安在社会上的繁华与政治及军事上的紧张，则是女主欣赏与评估的对象。因此，《榴花梦》中的女英雄上京之旅，再次呼应了中央与地方权力张力的主题。小说的作者李桂玉生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出身西北，曾到过湖南地区，最后在福建定居，这样一位女作家利用南方的文学形式，借由她对以长安为中心的唐代历史的感怀，铺陈长安与边疆乃至外国的关系，并进一步发挥了女性边缘位置的问题。笔者以为，除了《镜花缘》，这可能是明清叙事文学中对唐代长安的象征意义做了最有创意的发挥的一部作品了。

在明清叙事文学中，长安只能夜行——这是一个在文本中被高度历史化，以致无法表现实体存在的场所。隐喻与象征因此便成为小说对长安城的基本处理模式。不过，意外的是，女性的因素反而为原本未免空洞的象征增添了新鲜的转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