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路人

过路人

天刚蒙蒙亮,轮船进了港。波涛尽处不再是一片灰蓝色了:起初是渔民搭的小草棚,渐渐有瓦房了。船沿着越来越窄的江身前进着。终于,看到了一所红砖楼房。许多人捆起了行李。水手在甲板上跑动起来:松缆绳,落垫板。这个当儿,两岸的楼房便无法制止地向上叠了。立体的,哥特式,矗立,尖锐,像竞高会里的肩膀,一个个想压倒它的邻人。汽车如硬壳虫般在江滨爬行着。渐渐,我读到巍峨建筑上的字了:洋行,洋行,横滨的,纽约的,世界各地机警的商人全钻到这儿来了。

好一条爬满了虱子的炕!

小汽船、划子、舢板,全如苍蝇一般向轮船靠近了。驶过了一段漫长的水路,船沉着地呼啸了一声。于是,岸上人物越变越大了,也越真了:黄瘦的脸,尖长的下巴,眨巴着一对对滴溜儿转的眼睛,大声争吵着。

我有点害怕。我夹紧了那只仅有的小包袱,怯生生地迈上直通码头的铁梯。悬在水面多日的脚,这时算触着陆地了。然而是怎样硬的陆地!水泥的马路,水泥的楼房,水泥的人!再也看不见我那片绿油油的高粱。

我有点晕。或者说,我有点累,并且也饿。三天的航程对于一个统舱客差不多相当于坐了一次牢。躲在甲板底下那黑洞阴湿的大货舱里,人是和货堆积在一起的——当空位不敷时,货物既是固体的,伸缩就只有向活人身上找。而且,货物是多么广泛的一个分类!在烟台,一个小买办瞪着一对三角眼,硬把几个盛了鱼鳖虾蟹的“海味”席篓塞到我的身边(我左手边已堆满了五六口袋煤炭)。我不能哼一声。我还没忘记送我上船时,一个好人的嘱咐:往海里抛个一两口子算不得回事!我吝惜我这条命。于是,为了躲避腥臭的袭击,我夹了那只小包袱逃到甲板上去了。

啊,这个地方不坏!那绿的海又带我回到绿的家乡了,在那里,绿色包含着各种秋收的希望:香喷喷的玉米或熬粥的高粱。面前这片绿色也那么起着波浪,只是起得太高了些,它为什么总向我龇着白牙?是喜悦,还是咒诅?我想问那灯塔。我有点挂念那塔上的看守人了,多寂寞啊,然而又多自在啊!

当我对着海遐想的时候,突然,一片湿淋淋的东西洒到我的头上了。登时,一摊冰凉的东西沿着我的脊梁沟流进我单薄的衣服里去。我即刻反过身,仰起头来看。头等舱的一个茶房在擦地板。这个衣服白净、心地毒狠的家伙,竟把脏水淋到我头上了。我再也捺不住。我怒冲冲地质问他。正在擦着一个墙角的他,却只向我抛了个轻蔑的眼色,跟着还向船外吐了口痰。气死我了。我奔到那小楼梯口。我一直向上攀,恨不得揪住他的领口,揍他一顿。

“Hey,get out!”[1]一个水手装的白种人向我警告了。他正在窗口看风景,手里还拿了一只照相机。看见梯口冒出一个人头,他用手指清脆地打了一个榧子。

甲板上招来了许多人,终于我失败了。我又被驱回货舱时,说甲板是不让统舱客逗留的。在那个黑地方,向来不晕船的我,结果还是晕了。不是船使我晕,是周围一阵阵恶心的呕吐。如传染症似的,那气味把每个旅客肚里的积蓄全给抽了出来。本来就潮湿腥臭的地方,这时已成为一个污水坑了。

这样熬煎了三天,也就难怪我直好像害了一场大病。

如今我走进了另外一个货舱。

我夹紧了包袱,瑟缩地沿着墙根走。汽车多啊,多得像家乡池塘雨后的蜻蜓。费了老大气力提炼成的汽油全在马路上变成一阵阵臭烟了。那烟还得通过人们的五脏。

地方是真新鲜,房子高得使人感到重压,街心还伫立着络腮胡子的印度巡捕。我一壁走,一壁计算着身边还剩多少钱。我生怕那些大楼抢去我那一点点借来的钱,我随走随摸着衣袋。

在一个墙角,忽然一只多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衣领。那是一个面貌凶恶的洋鬼。我赶快夹紧了包袱,按住那有钱的口袋,想跑——

他掏出了手枪,我的腿开始颤抖了。那枪口对着我的胸口,一个戴尖帽的黄种人开始在我身上摸索起来。

“验验,拿出来。”

他们数清楚了我所有的钱,一共三十多块。这数目得支持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查验我那夹得很紧的包袱了。那个黄种人硬由我胁下抢过来,狐疑地睨视了我一眼,才把它摊到地上。

一件新浆洗的大褂,一把牙刷,一身裤褂;这以外,还有一本英文的《富兰克林自传》。书是我的课本,已经残破得不成样子了。翻了好半天,他走开了,丢下我一个人蹲在那里,又重新把那包袱系好。

我沿着便道,无目的地走。我走过许多大理石筑成的巨厦。因为是早晨,石阶上还睡着借宿的乞丐,身上盖着破报纸,下面露着生疮的烂腿。多么巍峨的建筑啊,然而又是烂得多么难看的腿!对于这个大城市,我有了许多疑窦。

已经说过,我饿了。我走进一家饭铺,用手势比画要吃些什么东西。我不是吃,我把一碗热腾腾的面硬吞下去。然后,用一张钞票换回几只银角子。

肚子填满,即刻精神抖擞起来。我的眼睛似乎发了光,感官皆如新磨的刀锋那么敏锐了。我想把这个大城走个遍,然而,过马路却不像饭前那么容易了。汽车屁股后面仿佛皆装了块磁石,一辆接着一辆,成为硬壳虫的天下了。

傍晚,我走到一家船票局,明知要重做囚奴,我还不得不买一张统舱票(付款后,那几只银角子就变成铜的了)。这只南航的船恰巧次晨起碇。为了节省一笔耗费,我决计那夜宿在船上。

大都市的夜景啊,转得比走马灯还快,我只觉眩晕。高楼已为黑暗包裹起来了,各种广告灯却成了精灵。这么变,那么变,它只想捉住路人的视线。街上挤着妖冶装束的人,扭来摆去,用那对饥饿的眼睛寻找今夜同睡的人。

一阵尖锐的汽笛,救火车朝一个不幸的方向出动了。红的火焰燃烧着天空。天空这时斜扫着几道弧光,江上停泊的外国军舰正在打着灯语。

很晚了,我才向码头那方向走。我找到了那个将与我发生四天关系的船,它泊在一个外国轮船公司前面。这时,甲板上起重机正甩动着它长大的手臂,将苦力搬近的口袋一一捏进货舱。码头上起伏着负重者近于喟叹的哼声。

我溜进舱门,想趁船没开,先找块地方睡觉。逛了一天的街,我已疲乏得成一摊泥了。

当我在寻找着安身之所的时候,一个满身油垢的洋人走近我来,扯住我的耳叶就往外拽。

摆开了他的手,我掏出才买到的船票给他看。

这时,一个华人买办也走过来了。他向我要铺保。然后,他又用英语对那个洋人说:“这个人神色不正,得留神。”

他没料到我是方由一个洋学堂出来的人。我便也用英语驳斥他:“胡说,我是一个学生。”

啊,感谢我小时那个英文教员,洋人翻了翻蓝眼珠,竟放过我了。他临走还喃喃解释着:“不过你们中国海上强盗太多,太多——但是,哼,也不怕,我们船上也有四架英国机关枪——”

说这话,他似乎是为镇威我的。如果我是个小海贼,这时也该放弃那不安分的想头了。

那一夜,我居然找到了一条木板,就睡在上面。由于我曾经同一个洋船员说过一阵话,没有一个人驱逐我了。我想,我一定可以做个舒服的梦。在内心深处,我在怀念着家乡的原野了。

我入梦不久,忽然有一只手向我怀里探来。我猛然睁开了眼,是一张涂满了很厚脂粉的脸,眼角似乎还有一块疤痕。

“先生,两只洋——”她嘟囔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我茫然不知怎么回事。我怒冲冲地驱她走开。她咧开嘴,露出一排黄铜色的牙,她竟想分夺我这块木板,而且,她还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臂膀。

我即刻由木板上坐了起来。对付不了这个纠缠,我跳出舱门,立在甲板上,大声喊起:“茶房!”

舱门口这时坐着一个肥胖的妇人,茶房却正倚在她身旁。那个妇人竟朗声笑了起来,茶房也搭讪着说了些我不懂但是感到不好听的话。

这时,甲板上除了那个恶作剧的茶房,那个母夜叉的老鸨,和那脂粉女人以外,就只有我,对了满天星斗。

江上这时静得很,几只停泊在江面上的轮船皆安详地睡着,桅杆上的小灯和繁星比赛着光辉。江水拍着船身,轻微而富于节奏,有如催眠曲。

我扶着船栏吐出一口闷气,回过身来,又看见了那张惨白的脸。

1934年5月

(原载1936年《作家》第1卷第1号,收入《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

[1]英语:“喂,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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