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路人
天刚蒙蒙亮，轮船进了港。波涛尽处不再是一片灰蓝色了：起初是渔民搭的小草棚，渐渐有瓦房了。船沿着越来越窄的江身前进着。终于，看到了一所红砖楼房。许多人捆起了行李。水手在甲板上跑动起来：松缆绳，落垫板。这个当儿，两岸的楼房便无法制止地向上叠了。立体的，哥特式，矗立，尖锐，像竞高会里的肩膀，一个个想压倒它的邻人。汽车如硬壳虫般在江滨爬行着。渐渐，我读到巍峨建筑上的字了：洋行，洋行，横滨的，纽约的，世界各地机警的商人全钻到这儿来了。
好一条爬满了虱子的炕！
小汽船、划子、舢板，全如苍蝇一般向轮船靠近了。驶过了一段漫长的水路，船沉着地呼啸了一声。于是，岸上人物越变越大了，也越真了：黄瘦的脸，尖长的下巴，眨巴着一对对滴溜儿转的眼睛，大声争吵着。
我有点害怕。我夹紧了那只仅有的小包袱，怯生生地迈上直通码头的铁梯。悬在水面多日的脚，这时算触着陆地了。然而是怎样硬的陆地！水泥的马路，水泥的楼房，水泥的人！再也看不见我那片绿油油的高粱。
我有点晕。或者说，我有点累，并且也饿。三天的航程对于一个统舱客差不多相当于坐了一次牢。躲在甲板底下那黑洞阴湿的大货舱里，人是和货堆积在一起的——当空位不敷时，货物既是固体的，伸缩就只有向活人身上找。而且，货物是多么广泛的一个分类！在烟台，一个小买办瞪着一对三角眼，硬把几个盛了鱼鳖虾蟹的“海味”席篓塞到我的身边（我左手边已堆满了五六口袋煤炭）。我不能哼一声。我还没忘记送我上船时，一个好人的嘱咐：往海里抛个一两口子算不得回事！我吝惜我这条命。于是，为了躲避腥臭的袭击，我夹了那只小包袱逃到甲板上去了。
啊，这个地方不坏！那绿的海又带我回到绿的家乡了，在那里，绿色包含着各种秋收的希望：香喷喷的玉米或熬粥的高粱。面前这片绿色也那么起着波浪，只是起得太高了些，它为什么总向我龇着白牙？是喜悦，还是咒诅？我想问那灯塔。我有点挂念那塔上的看守人了，多寂寞啊，然而又多自在啊！
当我对着海遐想的时候，突然，一片湿淋淋的东西洒到我的头上了。登时，一摊冰凉的东西沿着我的脊梁沟流进我单薄的衣服里去。我即刻反过身，仰起头来看。头等舱的一个茶房在擦地板。这个衣服白净、心地毒狠的家伙，竟把脏水淋到我头上了。我再也捺不住。我怒冲冲地质问他。正在擦着一个墙角的他，却只向我抛了个轻蔑的眼色，跟着还向船外吐了口痰。气死我了。我奔到那小楼梯口。我一直向上攀，恨不得揪住他的领口，揍他一顿。
“Hey，get out！”[1]一个水手装的白种人向我警告了。他正在窗口看风景，手里还拿了一只照相机。看见梯口冒出一个人头，他用手指清脆地打了一个榧子。
甲板上招来了许多人，终于我失败了。我又被驱回货舱时，说甲板是不让统舱客逗留的。在那个黑地方，向来不晕船的我，结果还是晕了。不是船使我晕，是周围一阵阵恶心的呕吐。如传染症似的，那气味把每个旅客肚里的积蓄全给抽了出来。本来就潮湿腥臭的地方，这时已成为一个污水坑了。
这样熬煎了三天，也就难怪我直好像害了一场大病。
如今我走进了另外一个货舱。
我夹紧了包袱，瑟缩地沿着墙根走。汽车多啊，多得像家乡池塘雨后的蜻蜓。费了老大气力提炼成的汽油全在马路上变成一阵阵臭烟了。那烟还得通过人们的五脏。
地方是真新鲜，房子高得使人感到重压，街心还伫立着络腮胡子的印度巡捕。我一壁走，一壁计算着身边还剩多少钱。我生怕那些大楼抢去我那一点点借来的钱，我随走随摸着衣袋。
在一个墙角，忽然一只多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衣领。那是一个面貌凶恶的洋鬼。我赶快夹紧了包袱，按住那有钱的口袋，想跑——
他掏出了手枪，我的腿开始颤抖了。那枪口对着我的胸口，一个戴尖帽的黄种人开始在我身上摸索起来。
“验验，拿出来。”
他们数清楚了我所有的钱，一共三十多块。这数目得支持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查验我那夹得很紧的包袱了。那个黄种人硬由我胁下抢过来，狐疑地睨视了我一眼，才把它摊到地上。
一件新浆洗的大褂，一把牙刷，一身裤褂；这以外，还有一本英文的《富兰克林自传》。书是我的课本，已经残破得不成样子了。翻了好半天，他走开了，丢下我一个人蹲在那里，又重新把那包袱系好。
我沿着便道，无目的地走。我走过许多大理石筑成的巨厦。因为是早晨，石阶上还睡着借宿的乞丐，身上盖着破报纸，下面露着生疮的烂腿。多么巍峨的建筑啊，然而又是烂得多么难看的腿！对于这个大城市，我有了许多疑窦。
已经说过，我饿了。我走进一家饭铺，用手势比画要吃些什么东西。我不是吃，我把一碗热腾腾的面硬吞下去。然后，用一张钞票换回几只银角子。
肚子填满，即刻精神抖擞起来。我的眼睛似乎发了光，感官皆如新磨的刀锋那么敏锐了。我想把这个大城走个遍，然而，过马路却不像饭前那么容易了。汽车屁股后面仿佛皆装了块磁石，一辆接着一辆，成为硬壳虫的天下了。
傍晚，我走到一家船票局，明知要重做囚奴，我还不得不买一张统舱票（付款后，那几只银角子就变成铜的了）。这只南航的船恰巧次晨起碇。为了节省一笔耗费，我决计那夜宿在船上。
大都市的夜景啊，转得比走马灯还快，我只觉眩晕。高楼已为黑暗包裹起来了，各种广告灯却成了精灵。这么变，那么变，它只想捉住路人的视线。街上挤着妖冶装束的人，扭来摆去，用那对饥饿的眼睛寻找今夜同睡的人。
一阵尖锐的汽笛，救火车朝一个不幸的方向出动了。红的火焰燃烧着天空。天空这时斜扫着几道弧光，江上停泊的外国军舰正在打着灯语。
很晚了，我才向码头那方向走。我找到了那个将与我发生四天关系的船，它泊在一个外国轮船公司前面。这时，甲板上起重机正甩动着它长大的手臂，将苦力搬近的口袋一一捏进货舱。码头上起伏着负重者近于喟叹的哼声。
我溜进舱门，想趁船没开，先找块地方睡觉。逛了一天的街，我已疲乏得成一摊泥了。
当我在寻找着安身之所的时候，一个满身油垢的洋人走近我来，扯住我的耳叶就往外拽。
摆开了他的手，我掏出才买到的船票给他看。
这时，一个华人买办也走过来了。他向我要铺保。然后，他又用英语对那个洋人说：“这个人神色不正，得留神。”
他没料到我是方由一个洋学堂出来的人。我便也用英语驳斥他：“胡说，我是一个学生。”
啊，感谢我小时那个英文教员，洋人翻了翻蓝眼珠，竟放过我了。他临走还喃喃解释着：“不过你们中国海上强盗太多，太多——但是，哼，也不怕，我们船上也有四架英国机关枪——”
说这话，他似乎是为镇威我的。如果我是个小海贼，这时也该放弃那不安分的想头了。
那一夜，我居然找到了一条木板，就睡在上面。由于我曾经同一个洋船员说过一阵话，没有一个人驱逐我了。我想，我一定可以做个舒服的梦。在内心深处，我在怀念着家乡的原野了。
我入梦不久，忽然有一只手向我怀里探来。我猛然睁开了眼，是一张涂满了很厚脂粉的脸，眼角似乎还有一块疤痕。
“先生，两只洋——”她嘟囔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我茫然不知怎么回事。我怒冲冲地驱她走开。她咧开嘴，露出一排黄铜色的牙，她竟想分夺我这块木板，而且，她还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臂膀。
我即刻由木板上坐了起来。对付不了这个纠缠，我跳出舱门，立在甲板上，大声喊起：“茶房！”
舱门口这时坐着一个肥胖的妇人，茶房却正倚在她身旁。那个妇人竟朗声笑了起来，茶房也搭讪着说了些我不懂但是感到不好听的话。
这时，甲板上除了那个恶作剧的茶房，那个母夜叉的老鸨，和那脂粉女人以外，就只有我，对了满天星斗。
江上这时静得很，几只停泊在江面上的轮船皆安详地睡着，桅杆上的小灯和繁星比赛着光辉。江水拍着船身，轻微而富于节奏，有如催眠曲。
我扶着船栏吐出一口闷气，回过身来，又看见了那张惨白的脸。
1934年5月
（原载1936年《作家》第1卷第1号，收入《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
[1]英语：“喂，滚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