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刊古文辞类纂后序

桐城姚姬传先生所为《古文辞类纂》，早已风行海内，学者多有其书矣。顾先生于此书，初纂于乾隆四十四年，时主讲扬州梅花书院。乾嘉之间学者所见，大抵皆传钞之本。至嘉庆季年，先生门人兴县康中丞绍镛始刊于粤东；道光五年，江宁吴处士启昌复刊于金陵。然康氏所刊，乃先生乾隆间订本，后二三十年，先生时加审订，详为评注，而圈点亦与康本互有异同。盖先生之学与年俱进，晚年造诣益深，其衡鉴古人文字尤精且密矣。然吴氏刊本，系先生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所授，且命付梓时去其圈点。道光以来，外省重刊，大抵据康氏之本，而吴本仅同治间楚南杨氏校刊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间学者虽多读此书，容有未知康刊为先生中年订本，吴刊为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辞类》，“”字本《汉书·艺文志》。康氏不明“”字所由来，误刊为“古文辞类纂”，至今《古文辞类纂》之名大著，鲜有知为“”字本义者。已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时有脱讹，不如吴本经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异之、刘殊庭诸君雠校之精。然康氏刊本，实出先生高弟李申耆，李君又实司校刊之役者也。承渊少读此书，先后得康、吴两本，互为校勘，乃知各有脱讹，均未精善，所谓齐则失矣，而楚亦未为得者也。不知为姚先生原本所据尚非各种精本，未及详勘，抑亦诸君子承校此书，不免以轻心掉之者也。

二十年来，承渊凡见宋元以后、康熙以前各书旧椠有关此书校勘者，随时用朱墨笔注于上下方，积久颇觉近完美。又桐城老辈，如方望溪侍郎代果亲王所为《古文约选》，刘海峰学博所为《唐宋八家文约选》，均用圈点，学者称之。姚先生承方、刘二公之业，亦尝示学者前辈批点可资启发，即所纂此书，不但评注数有增加，而圈点亦随时厘订，惜往年无由得见耳。顷与先生乡人兰陵逸叟相往还，偶谈此书，逸叟即出行笥所录姚先生晚年圈点本见示。大喜过望，询所由来，乃得诸其乡先生苏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即得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录之者也。

承渊早岁浮家久离乡土，念吾滁州僻处江淮之间，四方书贾足迹罕至，乡塾所读不过俗行《古文析义》、《观止》等本，不足启发后学神智，乃假逸叟藏本，录其圈点于所校本上，付诸手民，刊于家塾，庶几吾滁可家有其书，不为俗本所囿矣。至刊版改从毛氏汲古阁所刊古书格式，字画力求精审。又康刻于姚先生所录汉文，时用《汉书》古字，今考姚先生所录汉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参用《史记》、《文选》及司马氏《资治通鉴》、真氏《文章正宗》等书字句者，今亦酌为变通：凡一文参用各本者，则均用通行宋字；惟单据《汉书》本文，则仍遵用《汉书》本字，以存其真。惟姚先生定本，虽有圈点，而无句读，承渊伏念穷乡晚进所读古文，不惟藉前人圈点获知古人精义所在，即句读尤不可轻忽，句读不明，精义何有？昔班氏《汉书》初出，当时如大儒马融，至执贽于曹大家，请授句读；韩昌黎《上兵部李侍郎书》，亦有“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覆乎句读”之论。我朝乾隆三年冬诏刊《十三经》、《二十一史》，时方侍郎苞曾上《重刊经史事宜札子》，中一条有“旧刻经史，俱无句读，盖以诸经注疏及《史记》、前后《汉书》辞义古奥、疑似难定故也。因此纂辑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详考，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当时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书，既精且博。论者以汉唐文字，句法古奥，多有难明，承渊以为唐宋以来洋洋大篇，句读亦未易全晓，矧穷乡晚进，读书不多，顿见此书，旨义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贻误来学，匪为浅鲜。今承渊窃取方公之义，每读一篇，精思博考，句点分明，虽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无失。昔颜秘监之注《汉书》，胡景参之注《资治通鉴》，间有破句，有失两书本旨者。以二公之学识通博，精神措注，尚未能毫发无憾，而况后人学识精神远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执己见，勤学好问，一有会悟，随时改正而已。惟承渊所读，间有句读与前人有异，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读能补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删改康、吴原书字句恐滋后人所疑者，容当别为札记一编，附于本书之后，不过使穷乡晚进增广见闻，便于诵习而已，非敢云能补姚先生之所不逮也。第康、吴之本校刊虽未精善，而两序实能发明姚先生所纂大旨，今仍附录之，俾读者详悉，而承渊更不敢再赞一辞焉。

光绪二十七年，岁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后学李承渊书于上海求要堂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