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津文学文献整理与天津文学

文学研究的不断向前发展，需要两大推动力：一曰观念，二曰文献。文献的匮乏必然直接影响基于其上的相关研究的开展。当回顾天津文学研究的历程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天津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滞后，构成了天津文学研究的一大“短板”。

就提升天津文化认同度而言，这一“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天津人自身对天津本土文化的认同度不高以及“他者”对天津文化的认同出现偏离。陈洪先生在《〈天津文学史〉序》中就曾提到：“在我的印象中，现代和当代的天津文学创作成就比较突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人比较多，发表过不少论文，也出版过专著。而近代的天津文学，研究的人就相对少一些，古代除了一个水西庄之外，几乎无人问津。以致给人一种感觉，天津文学——天津文化无古典。”^[1]这几乎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感觉与印象。实际上，天津古代、近代文学遗产均相当丰富。若欲使人们对天津文学和天津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认识，就需要我们对天津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做出更大的努力。

就天津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尤其是自21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新的格局正在逐渐形成，即天津文学就是津味小说这一影响天津文学研究界几十年的观念在逐步被打破，全面认识天津文学的面貌、重新评价天津文学的总体成就，成为不少学者的愿望。于是，除当代津味儿小说仍旧是天津文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外，天津古代诗文和近代通俗小说，也开始受到关注。但是，学术界对天津古代和近代其他各体文学文献的研究并不多。与之相伴随，一些从事或希望从事天津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在对其研究对象的基本文献尚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写作，更让人感到无奈的是，他们的指导者也并不都对这一问题具有清醒的认识。也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天津文学文献进行整理，已成为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第一节 “天津文学文献”的提出

天津文学文献古已有之，而“天津文学文献”则是一个新名词，甚至迄今为止，尚无人使用这一概念。但就天津文学文献来说，它自身具有两大属性：一是地方性，二是学科性。也因此，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对“天津”、“文学”、“文献”这几个限定性概念加以界定。

关于“天津”，其包括地理（天津之地）和人物（天津之人）两个方面。就天津之地而言，天津的地理范围，在历史上，一直变动不居。历史上的天津府，在顺天东南，至北京二百四十里。东濒渤海，全省诸水均汇为白河以入海，又当北运河之孔道。府治北临白河，后为入侵列强所毁。领州一、县六，天津则附府。西南为静海，又南为青县，又东南为沧州，又西南为南皮。东南为盐山，又东南为庆云。而现在，天津已发展成为包括旧时原属天津府的天津县和静海县，以及原属顺天府的蓟县、宝坻县、宁河县和武清县在内的中央直辖市。我们即采取这样一个原则：但凡曾归属于天津行政区划者，无论是历史上的天津府还是现在的天津市，均属于“天津”。原因则有二：一是就文献整理的现状而言，京津冀三地在区域文学史书写中，均存在一个倾向，就是对于历史上的交互地，若是知名者则三地均有论述，若是寂寂者则三地均付阙如，这并非客观的研究态度，也不利于我们获得全面的认识。二是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正处在逐步深化实施时期，京津冀各自为政的局面将渐次弱化，而会越来越一体化。有鉴于此，就区域范围而言，我们取其最大值。

与之相关，天津之人这一概念，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科举时代，天津之人实指有天津“籍”的“土著”，唯有这种“籍”，才有资格参加天津地区考试，若只是“寄寓”而没有取得津籍，就不能算作津人。在这种意义上，天津之人具有排他性，是天津人就不是其他之地的人，是其他之地的人就不能是天津人。如此之下，在天津久居者未必是天津人，天津人又未必常住天津。清代徐士銮《敬乡笔述》曾言：“天津自明设卫以来，至国初土著尚少，顺康间流寓日多，然至续修邑志（《续天津县志》），某为土著，某为入籍，某为寄籍，无难区分，是在修志者细体例义，自不容牵混于其间也。”他指出，查莲坡、查礼、查诚等，因无津籍，都不能算津人，而《津门诗钞》、《津门征献诗》收有这些非津人的诗作，则属于是“借重于人”。对此，高凌雯却持不同意见，他在《志余随笔》卷三中反驳道：“籍贯说用以限制应试士子，不妨从严，至桑梓仪型，义主观感，但久居乡里，虽未入籍，自不妨以本籍人视之，况津人更无所谓土著耶？”相比之下，高凌雯之论更为合理。不过，他提出的“久居乡里”之“久”则很模糊。多久算久？很难明确。因此，在近代以来的天津乡人著述目录类著作中，经常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严复、梁启超都在天津住过，后来离津他去，也从不自称为津人。我们的文学史却将他们视为天津人。卢靖、卢弼则是湖北沔阳人，却在津久居，后代亦在津。周学熙作为中国北方工业的重要奠基人，故居在天津，但安徽的《安徽文献书目》却收录了周学熙著述二种。因此，我们主张，天津之人应既包括天津籍者，也包括曾寓居天津者。对于寓居者，不拘时间长短，但凡在天津之地撰作过文学作品，均视为天津之人。原因亦有二：一是，天津本来就是移民城市，不存在“土著”。二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性质有了变化，人事调动频紧，依附于地区的乡人观念，自然也有了变化。“天津之人”的排他性，已趋于消失。鉴于此，故就人物归属而言，我们也取其最大范围。

之前，我们对“天津文学”一般有着这样的认识，即从空间上说，天津行政区划内的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都属于天津文学。它涵盖了与这一特定区域有关的所有作家、思潮、群体流派与社团，各种文学体裁，以及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过程。从时间上说，它包括了自有记录开始一直到当下的所有与天津区域有关的文学现象和活动。现在与新界定的“天津”有关，“天津文学”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天津之地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活动；二是天津之人的作品和文学活动；三是与天津之地、天津之人有关的作品和文学活动。亦即言，天津文学，不仅包括津人创作的文学，也包括非津人的与天津有关的文学。较之以往，新的界定将天津文学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了。

自然，与“天津文学”相对应，天津文学文献则指与天津文学有关的一切文献。究其载体，则包括文字、图片及碑刻等实物载体。究其存储，既包括现代图书馆的全部馆藏，也包括了档案馆、博物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馆藏。

第二节 天津文学文献学的承传谱系

长期以来，围绕天津文学文献，基本形成了天津文学文献学。而天津文学文献学的主要任务可以分为三大层面。

一是，天津文学层面。（一）根据现存文献资料，较为准确地调查、爬梳出“天津”区域内从古代至近现代出现过多少作家、多少文学著作，留存下来有多少种。（二）针对留存有著作的作家要重点介绍其生平、著作内容、著作评价及影响等。（三）以时间为顺序，通过提要的方式对不同的文体如诗文、词曲、文论等进行著录。

二是，天津文学文献层面。（一）重点考证有著作留存作家的生卒、交游、著述等情况。（二）梳理留存文学著作的版本源流、形态特点及现今收藏地等，并对其文献价值进行估判。（三）对人名与著作分别创建索引，便于研究者查检与利用。

三是，天津文学研究层面。（一）整理与天津文学研究有关的文献，尤其是史传典制与诸子著述，集部、说部与文论，方志金石文物，以及今人著述中有专论或较大篇幅涉及天津文学者，均加以介绍与评论。（二）搜集较为集中述论天津文学的各类文学史著。（三）对主要以天津文学为专门对象的研究论著撰写提要。

截止到目前，有关天津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论著仅有数篇（部）。它们或是在传记人物时附带载录传主的文学著述情况，如南炳文《天津古代人物录》；或是对某一个作家群体作品做零散性考论，如刘尚恒《天津水西庄研究文录》、张文琴《天津查氏水西庄文献考述》；或是以时间为顺序简单排列天津作家作品，如孙玉蓉《天津文学的历史足迹》；或是从部分总集中选录天津各区县的作家作品加以简介，如缪志明《静海县部分著述及作者简介录》、《武清著述二十三种》等论文；或是从情报学的角度整理天津文学文献的简单书目，如侯海宁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珍贵馆藏图书目录（古籍卷）》、刘志强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珍贵馆藏图书目录（民国卷）》等。

其中有四部研究论著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由天津社科院文学所张学新等人主编并推动完成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其作为展示解放区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大型丛书，分文学运动和理论、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诗歌、戏剧、民间文学、说唱文学、外国人士作品等篇，共22卷，计1400万字。其中涵盖了许多天津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尽管这套丛书仅仅收录天津当代作家的作品，但是为我们系统地进行古代及近现代文学文献整理提供了典范。

二是，赵沛霖《天津古代诗集提要》一文，主要整理了天津古代诗人金玉冈《黄竹山房诗钞》、吴曰坼《萝村杂体诗存》与金铨《善吾庐诗存》等四部诗集。针对论文写作的初衷，赵先生曾称：“天津古代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数量颇为可观的诗歌艺术遗产。长期以来，人们对它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更没有进行系统的清理和研究，以致诗人和作品的数量、重要诗人及其作品的成就、特点与不足，这些关于天津古代文学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至今仍不甚了了。以前虽有一些书如《大清畿辅书征》、《天津县新志·艺文志》等网罗搜集天津古代书籍（包括诗集），但数量远为不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基本上均属于书目性质，仅仅著录书名、卷数和序跋情况，对于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等重要问题或付阙如，或片言只语，使人无从识其大体。这种情况常使有关的研究者和想了解天津古代诗歌发展状况的人，深感茫无头绪。看来，对天津古代诗歌进行认真清理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作为这项工作的第一步，笔者特撰写《天津古代诗集提要》，将现存的天津古代诗集逐集予以系统介绍。拟将每书一题，结合诗例分别评述其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和艺术风格，同时统计其数量、叙其序跋、指出其不足及其他有关情况，力求将每一部诗集的面貌轮廓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来。”^[2]可惜的是，后来天津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探索》停刊，再加上赵先生年事已高，这项工作仅仅开了一个头便中止了。时至今日，尽管赵先生又发表了《天津清代诗人生卒年考索》论文（《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考证了16位天津诗人的生卒年，但是他二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三是，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卞僧慧校点的《津门诗钞》。卞先生在“校点说明”中曾评《津门诗钞》，“全书三十卷，采集自元明以来天津县的乡人、官吏以及流寓的作品，兼及天津府属各州县。人过四百，诗近三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部书几乎成为天津古近代诗歌研究的必备资料。遗憾的是，其他一些重要的收录天津文献的总集如《津门诗钞续编》、《沧州诗钞》、《畿辅诗钞》、《沽上题襟集》、《津门征献诗》、《津门诗汇》、《津门小令》、《津门古文所见录》、《天津文钞》、《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等，却均无人问津，遑论进行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

四是，王之望、闫立飞主编的《天津文学史》，其“古代、近代卷”对天津古代、近代的一些诗文作家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论述。究其主要贡献：一是在孙玉蓉《天津文学的历史足迹》（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编年史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与补充，展示了天津古近代文学发展的整体轮廓。二是在孙玉蓉等辑录《沽上文苑著述谱——天津作家评论家文学研究工作者出版著作目录（1949～2009）》（《天津记忆》第70期）等扎实文献的基础上，对天津古近代的许多作家作品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对天津文学文献（截止到1949年之前）进行整理与研究，具有学术、理论及现实方面的多重意义。

就天津文学研究而言，通过文献整理与研究，一些久悬不决的问题得以解决。如：天津文学史的格局问题，也即天津各体文学在文学史著中所占的比重问题。天津的诗歌、散文、词曲、辞赋、笔记小说及诗话、词话等在其所属文体发展史中的价值需要给予明确客观估衡的问题，这涉及文学史家对天津各体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所占地位的评价和认识。再如：“天津文学文献”的界定问题，也即“天津”区域划分依据与作家身份厘定、“文学文献”的认定条件，以及这一概念在时间上的限定情况等是怎样的。以及与第二个问题相关，就天津文学文献情况本身而言，作家数量、作品著录、各体文学留存数量以及整理情况如何。还有就是关于天津文学总体成就评价的问题。对天津文学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有所变化：由一概否认到大致认同。但是，这些评价都还不够客观与全面。要打破这一认识，就需要重新估衡天津古近代文学，需要对天津文学文献进行梳理与确认。若就最为宏观者来说，天津文学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天津作家作品的归属应如何厘定？我们对天津文学的整体成就和各体文学成就应如何评价？截止到目前天津文学研究取得哪些成绩、存在什么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向如何？这些都是影响天津文学史著面貌的问题，也是值得学者们重视并且无法避开的问题。而它们都可以借助天津文学文献来解决。

就其学术价值而言，其一，通过本课题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可以真正地回答天津到底有没有古典文学以及古近代文学整体成就到底如何等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与避免当前研究领域存在的脱离文献、历史虚无主义、戏说文史、人云亦云、空对空粗疏论说之弊。其二，从文献学视角可以更有力地梳理与总结古近代天津区域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创作概貌。其三，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天津文史研究者或在校研究生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有效的文献指导以及便利的查找途径与检索工具，进而促进其相关研究的开展与提升。其四，在前贤研究基础之上，对现存的天津古近代地方文献做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普查与整理，且将其统一汇编成目，叙其要录，将会推动某些有特别重要学术价值的珍稀文献被抢救性地发掘、整理与研究，更有助于天津市将来有计划地整理出版“天津文献集成”或“天津文库”等。

故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对历史认知的深度，决定着我们对未来文化建设认识的高度。总结地域文明历史积淀，是建设地方文化、传承精华、增强市民认同、构建现代文明、树立价值自信的前提。认认真真整理地方文献，踏踏实实梳理区域文明，在当代浮躁喧嚣的氛围中尤显重要。而对天津文学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在保存天津历史文化遗产、为现在天津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等方面，都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来说，一是，江浙沪、岭南等地都已大规模整理地方文献，其实质是一种重塑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觉的行为。对天津地方文学文献进行整理，既可以梳理天津文化史脉络，又可以澄清过去含混不清的史实，既为区域文学史正本清源，又为多年来把传说、民间故事当真的虚妄祛魅，城市可赖此以树立文化自信。二是，离开文献的论说，多为无本之木、无果之花，往往会出现断章取义，甚至以讹传讹。而整理天津文学文献，则能有助于真正总结天津历史文化传统，提炼天津文化精神，解析天津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三是，整理天津文学文献可以增强天津软实力，增大天津对外宣传的分量，繁荣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助于天津市人民了解历史、了解地方、了解自我，进而增强建设现代化大城市的信心。

[1] 王之望、闫立飞主编《天津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第1页。

[2] 赵沛霖：《天津古代诗集提要》，《文学探索》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