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统诗文文献

天津文学文献中以包括词曲在内的传统诗文别集为最多。最早著录天津乡邦文献的清同治九年（1870）《续天津县志》，其卷十九“艺文”中即胪列作者115位，著作196种。及民国十二年（1923）高凌雯编成《天津县新志·艺文》二卷，经统计，共收录明清两代天津文人277位，著作530种。相对晚出的《天津志略》中第十六编“文艺”，更是极力称赞天津文艺之盛。其云：“以言著作，则历代之文存诗稿，多如恒河沙数；以言书画，即今世之名家，亦耀耀发光；以言考古，则博物馆之奇珍毕具；以言建筑，则八里台楼阁连云；他如金石，工艺，戏剧等，亦各有专家，以鸣其技。今日争以奢侈相炫，食多珍馐，衣锦昼行，惟三津尚发越前光，绵绵不坠，实晚近不数睹之邦矣。”当代学者高洪钧在其《天津艺文志》中，再次统计：截止到新中国成立时，天津著者超过600人，而著作达1500种。而其中大多数属于中国传统诗文。本章第一节则主要依据时间顺序，对包括词曲（又称诗馀）在内的诗文别集等传统诗文文献加以介绍。需要指出的是，总集与丛书为不同的两个概念，凡汇集两种以上书籍，而所收之书保持其独立性的称为丛书，称丛刻、丛编，而将各家作品汇编一书的称为总集。本章第二节即对诗文总集与丛书分别予以述考。

第一节 诗文别集与词曲

由宋辽金元发展到明代嘉靖至崇祯年间，天津文学出现了新特点，即本土作家崭露头角。具体表现为，属于天津府的静海、沧州、盐山、庆云、青县、南皮等地，出现了大量文人，创作了非常可观的文学作品。遗憾的是，其中不少的著作未能留存下来，而仅仅见于《天津卫志》、《天津府志》、《天津县志》等史志，以及《津门诗钞》、《津门诗钞续稿》、《沧州诗钞》等总集中。现主要择其至今可见者，考论如下。

《困学斋杂录》一卷

元代鲜于枢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称其以所录当时诗话杂事为多。厉鹗跋称，卷中金源人诗，可补刘祁《归潜志》之阙。然编次颇乏伦贯，疑偶然钞记，后人录其墨迹成帙也。现有《四库全书》本，原底本为钞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另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说郛》本。《养素轩丛录》本作《困学斋杂记》，而《说郛》宛委山堂本与《古今说部丛书》本作《相学斋杂钞》，现各大图书馆均有藏。

《南游》、《北归》

张斛撰。张斛，生卒年未详，字德容，渔阳人，辽时入宋，为武陵守。金初为秘书省著作郎。其作品甚为元好问、宇文虚中激赏。尝有《南游》、《北归》等集，已佚。《中州集》卷一载“张秘书斛”，传云：“予尝见其文笔、字画，皆有前辈风调，宇文太学甚激赏之。”其诗“归去南溪上，轻舟细浪浮”（《仙门驿听泉》），“云开千里月，风动一天星”（《巫山对月》），“细草沙边树，疏烟岭外村”（《河池出郭》）等，都是为时人传诵的佳句。惜乎多模山范水之作，无涉人间疾苦。《全金诗》则录其诗19首，多融情于物，含蓄蕴藉。《敬斋古今注》卷八载：“陈无已每登临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谓之吟榻。金国初张斛德容作诗，亦以被蒙首，须诗就乃起。”

《刘中文集》

刘中撰。刘中，字正夫（一作正甫），渔阳人，生卒年未详。金明昌五年（1194）进士，泰和六年（1206）以省掾从军南下，改授应奉翰林文字，为主帅所重，常预秘谋。军还，授右司都事。博学多能，造诣精深，元好问称其：“工诗善赋，尤长于古文。诗清便，赋甚得楚辞句法，文典雅雄放，有韩柳气象。”刘中在当时文坛颇有影响，王若虚、高法扬、张履、张云卿等皆出其门下。其诗澄淡精致，甚有法度。如《冷岩公柳溪》云：“斗印轻抛系肘金，故园风物动归心。柳含烟翠丝千尺，水写天容玉一寻。山色只于闲里好，风波不似向来深。人间桃李栽培满，换得溪南十亩阴。”对于宦海风波的厌倦、故园宁静生活的向往，以及桃李遍天下的志得意满，均抒写真实自然、毫不掩饰。《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有《刘中文集》。《中州集》存小传，称其“为人短小精悍，滑稽玩世”。又云：“周德卿尝谓，正夫可敬、从之可爱、之纯可畏，皆人豪也。”足见其在时人眼中声望甚高。

《怀麓堂集》一百卷

李东阳撰。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今属湖南）人。幼时有神童之誉。明天顺八年（1464）进士及第，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著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文续编》。李东阳为明代一大宗。自李梦阳、何景明崛起弘、正之间，倡复古学，于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风笼罩一世，天下亦响然从之。茶陵之光焰几烬。逮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东阳之传，以相撑柱。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正、嘉之后，又以沉博伟丽为务。主张流变，皆势之必然。平心而论，何、李之说震动天下，而霸气终存。东阳之学虽力不足御强横，而典章文物尚有古之遗风，终不能挤而废之。

是集为李东阳自编。初刻于正德年间，此本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湖南茶陵州学正廖方达所校刊，凡一百卷。其中，诗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诗后稿十卷，文后稿三十卷，又杂稿十卷（包括《南行稿》、《北上录》、《经筵讲读》、《东祀录》、《集句录》、《哭子录》、《求退录》七种）。前有正德十一年（1516）《杨一清序》，及东阳《自序》。今人周寅宾以清嘉庆九年（1804）陇下学易堂《怀麓堂全集》为底本，校以其他多种刊本、抄本，整理出《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4～1985出版）。

在嘉靖之前流寓、客居津门的文人中，李东阳有关天津的作品最多，其《怀麓堂集》有数十首是专咏天津或与天津有关的诗作。这些作品或记津门之景物，或叙途中之所见，如《天津八景》是一组描摹天津风光的律诗，前四首分别描绘登上天津拱北、镇东、安西、定南四城楼所见之景。除了《天津八景》之外，李东阳描摹津沽风光的诗作还有很多。除了描摹津沽风景之外，李东阳有关天津的诗作还抒发了对友人的怀念之情。感叹民生之多艰是李东阳天津诗作的又一重要内容。李东阳《怀麓堂集》中有关天津的诗作或描摹天津的风光，或怀昔日之旧情，或感民生之多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地位、地理面貌。就艺术特点而言，李东阳的天津诗作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能够真实地表现自然风光、社会现状，延续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如《东祀录》中涉及的天津诗作真实地反映出明代天津的地方风物、社会状况，为后人了解真实的明代天津提供了重要资料。二是李东阳天津诗作的总体风格为自然、晓畅，如《忧旱辞》、《直沽夜泊》等诗，虽然偶有台阁气，但总归以自然晓畅的风格为主。李东阳有关天津的诗作体现了茶陵诗派的创作宗旨，也反映出茶陵诗派的创作特点，在明代天津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诗歌之外，李东阳有关天津的作品还有散文，如《修造卫城旧记》。

《止止堂集》五卷

戚继光撰。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山东东牟（今莱芜市）人。戚继光父亲去世后，戚继光便袭登州卫指挥佥事，20岁奉命远戍蓟门。隆庆二年（1568）五月，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

戚继光曾著有《练兵实纪》。据《千顷堂书目》载，戚继光有《止止堂集》，无卷数。又有《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一卷。现《横槊稿》亦三卷，《愚愚稿》则多一卷，共为五卷。编首总题《止止堂集》。前有万历二年（1574）工部尚书郭朝宾序，而集中又有万历八年（1580）纪年。是集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另有明抄本为四卷，万历刻本为五卷，均存世。

《止止堂集》中作于蓟门的诗篇，主要集中于《横槊稿上》，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述与友人的交游。戚继光在蓟镇的交游对象主要是同年、同僚，如《送同年刘都护》表达了对同年的称赏之意。二是抒发一己之心怀。如《宿石门驿闻马嘶》抒发了对长久以来的羁旅、宦游生涯的无限感慨。此外，还有对于战事的记述，如《黠虏献俘得封，坚志贡市》三首。这些诗歌向世人昭示了明后期蓟门的情况，以及戚继光本人的精神世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就艺术成就而言，戚继光的诗歌没有习古之气，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且戚继光亦不是勉强为之，均系有感而发，所以他的诗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有些诗歌虽写得通俗平易，但也不乏动人之处。《天津文学史》曾评论道：戚继光可说是晚明时期天津文学史上一位较为特殊的诗人，他的诗作数量在同时期流寓文人中最多。在不模仿古人、不泥古方面，戚继光的诗歌较为典型，也算是呼应了当时文坛的主流思潮。

《蕴古书屋诗文集》

张愚撰。张愚（1500～1552），字若斋，左卫军生。举明嘉靖十年（1531）乡试，次年联捷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出为山西按察司佥事，分巡口北道，擢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延绥。二十九年（1550），虏入古北口，所杀掠以数万计，京师大震，三大营老弱不足成军，愚简精锐入卫，于是各路援师并至，虏骑既薄都城，旋撤去，录功晋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如故。愚拊循士卒，备益刍糗，所修筑城堡墩台四千六百所，每虏入寇辄斩首百余级，获名马器械无算，申严号令，套贼不敢内犯，天子嘉其勚，钦赐蟒玉。年五十三以劳瘵卒官，赐祭、荫。祀延绥名宦祠，寻祀乡贤祠。

《蕴古书屋诗文集》原为木刻本，为天津最早的私人刻本，惜现不存。《津门诗钞》录张愚诗一首，名《思归》，其云：“投老惟耽物外情，青山原有旧时盟。才疏谋国无长策，学薄持身耻近名。贫剩蠹余书百卷，家遥蝶梦月三更。水云何日梅花外，结个茅庵了一生。”

《晴川余稿》

刘焘撰。刘焘（1511～1597），字丕冒，又字仁甫，号带川，河北沧州人，天津左卫军生。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明年联捷进士，除游击推官，擢兵部职方司主事，二十六年（1547）擢陕西佥事。二十九年（1550）父忧归，八月寇逼京师，起为蓟辽监军，遇寇通州，射杀其酋，复战于功劳店，大捷，升副使。海寇汪直、徐海与陈东、麻叶等，结岛贼内犯，时焘母丧未除，起补杭嘉湖副使，破贼王江泾，及战陶宅镇，复大败之。三十五年（1556），徐海、陈东自柘林犯乍浦，焘驰援，贼自金山来者众万余，围焘城中，焘督兵御之九日解围去，焘尾追之，斩首百三十。巡抚阮鹗入壁桐乡为贼围，焘遣将往援，以众寡不敌军少却，乃分兵击退自松江来屯斜塘风泾之贼。时总督胡宗宪重赂徐海，海与陈东解桐乡围东去，佯就抚，移屯乍浦南阴为出海计，焘伏兵乍浦城中，海挈妻子走海上艘，城上举火，兵四合，大败之。残寇栖海岸，以计诱执其党五十余人，录功授参政。三十六年（1557），汪直余党毛烈等泊舟山岑港，焘督军力战，大破之，加按察使。三十九年（1560）擢福建巡抚，值倭寇福州，焘令开城以入避难者，率死士千余邀击于闽安镇，亲发矢殆倭酋三，余众奔溃，赴水死者无算。凯旋之日，士民欢呼曰：“此真巡抚也！”晋右副都御史。七月，收抚漳州盗王熙等，全活者众。四十年（1561）晋左副都御史，剿江西贼陈念三等，于建阳桥降其众。是年，以病免。四十二年（1563），大同有警，尚书严讷荐焘巡抚，焘率精锐三千夜抵毛儿庄，纵火焚巢而还，寻授蓟辽总督。时虏犯墙子岭，焘伏兵截杀，虏大败，升兵部右侍郎，疏请分兵修筑边墙及营城官铺，不支帑金，上嘉之，转左侍郎。四十三年（1564），土蛮入辽东，焘上诸将守御功，言海水暴涨，敌骑多没者。下有司告祭，皆有赏。隆庆元年（1567），以永平失事被劾贬官，御史郝杰复劾其养寇冒功，还籍听勘。二年（1568），复以侍郎巡抚延绥、宁夏、甘肃。三年，海寇曾一本作乱，授焘两广总督，焘以广西总兵俞大猷兵会闽师夹击，一本至闽，福建总兵李锡出海御之，俞大猷遇贼柘林澳，连战皆捷，贼遁马耳澳，广东总兵郭成、参将王诏等以师会，分三哨进剿，一本驾大舟力战，诸将连破之，毁其舟，诏生擒一本。捷闻，升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赐蟒服银币。九月，剿平潮惠贼林章等。十月，剿平雷州贼林容等。十一月，败倭惠州，歼其酋。闽广平，上疏乞休，允之。四年（1570），边防不靖，召焘经略通湾，提督各镇兵入援，寇退以疾辞归，侨居沧州。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年八十有七，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著有《浙西海防稿》、《奏议》、《晴川余稿》各若干卷。

《晴川余稿》，见录于民国《天津县新志·艺文》，今佚。《津门诗钞》存刘焘诗三首。

《倪相如诗集》

倪光荐撰。倪光荐，字相如。天津倪家台人。恩贡生。历任通州坐粮厅，加太仆寺卿，管户部郎中事。善诗及古文词。每与父谈诗文，终日不倦。政暇不辍吟咏。

是集为其晚年所刊，前有静海高恒懋序。序云：“余自总角时，即闻之先文端公曰：‘天津倪相如先生，为吾乡巨擘，诗古文词皆能自出机轴，以与古人相上下。其乡之先达以及宦于津门者，莫不叹服，一时造庐而请，屦相错、趾相踵也。’予时心识其言，而未获见先生也。及先生以卓鲁报最，晋秩民部，而先文端公亦游宦京邸，余始得拜先生于庭。余后生小子，方治举子业不暇，何敢与先生论诗文，抑且以先生殚心职业，或于笔墨之事不无少间。孰知先生公政之暇，日手一编，不辍吟咏，每过先文端，商榷政事外，辄谭诗文，舋舋终日。先文端亦雅好不倦，以故余又得窃闻其绪论，而犹未见先生之诗文为何等也。洎余寄居津门，先生亦以冏卿在告。门庭相望，先生又以先文端之故，推好于余，余因得时过先生之庭，而读先生之诗文焉。文之沉雄博大，为唐宋而不为六朝，诗之高华典贵，为北地而不为竟陵，余虽未能深窥堂奥，然以观昔自出机轴、上下古人之言，先文端其真知先生者哉！先生年迈古稀，四方踵门而请者不绝，先生应之毫无倦色，则先生亦可谓性情于斯道者矣。先生将以其刻行世，而问序于余。余言何足重，但追述先文端之所以称先生，与先生之所以流连咏歌而不能自已者有如此，先生其或不以余言为赘也夫？”

《杜鹃集》

释元宏撰。释元宏，字石庭，号杜鹃和尚。会稽姚姓明孝子，崇明六世孙，年十七祝发大善寺。康熙庚辰，孝子墓为势家所占，元宏杖锡入都谋复之，安郡王及弟红兰主人延主弥陀寺席，尝召对畅春园，赋诗称旨。后至天津海光寺，与成衡键关结夏，笺疏《楞严》全部。精于书画，尤工于诗，晚著《杜鹃集》。

《诗真》四卷

郭允昌撰。郭允昌（1611～1659），字绳绳，号芦崖，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一月十八日，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葛沽丰财场人。廪膳生员。明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为顺天亚元。顺治二年（1645），按河南南阳府裕州牧，庚寅（1650）转比部员外，未几迁山东东昌府别驾，甲午（1654）转顺天府别驾，丙申（1657）转宗人府经历，丁酉（1657）加一级封朝议大夫，己亥（1659）夏升福建延平府知府，卒于官，年四十九。

嗜古好学，有文集《诗真》四卷行世。今不存。

《拙庵文稿》

徐兆庆撰。徐兆庆，字章芸，号易斋。清顺治五年（1648）举于乡，仕山西潞安府推官，风裁峻整，人莫敢干以私。有土豪因旱闭粜以射利，兆庆置之法，大雨立沛。为忌者所中，罢归。著有《纪游集》《拙庵文稿》，俱不存。梅成栋谓：“兆庆诗规盛唐，气骨沉雄，英姿飒爽，有褒鄂飞动之势，非窃袭面目者比。”

《秋壑吟》一卷

李孔昭撰。李孔昭（1613～1660），字光四，号潜翁，直隶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博洽群籍，能诗善书。朝事坏，不赴廷对，以所给牌坊银助军需，去隐盘山。入清后，屡征不起，以孝事母，授徒滦蓟津沽间，成就甚众。及卒，门人私谥安节先生。

民国《蓟县志》卷四《人物·著作家》本传谓：先生“所著《秋壑吟》一卷，清康熙时州牧杨公天佑初刻之于蓟，乾隆间王公询再刻之于宝坻。后板皆散失。李观澜（笔者按：即李江）得玉邑南河侯氏藏本，曾跋之云：‘先生著作甚夥，其传世者仅《秋壑吟》一书，而《秋壑吟》所存者又只此一册，后之览者其幸珍之’云云”。《贩书偶记》卷十四著录为康熙乙丑（1685）刊，乾隆辛未（1751）重刊。现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乾隆十七年（1752）青箱楼刻本一册，又光绪二十七年（1901）《蓟州刘氏丛刻》木活字本一册。天津图书馆则藏有光绪间刻本。另，民国《蓟县志·艺文》全录其诗，凡140余首，文1篇。王询序称“有三百篇之遗风”，又“先生爱陶诗，自号潜翁，其出处与靖节同，诗亦摹拟惟肖”。

《绿肥轩诗稿》

张昕撰。张昕，字暹之，号嵎采。直隶天津人。顺治间诸生。是书不分卷，其曾孙张受长所辑。前有受长序。乾隆二十九年（1764）张氏世德堂刻。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

《停霞诗钞》

张昕撰。程川等编《名集丛抄》，曾收《停霞诗钞》一卷。刻于乾隆间。现上海图书馆有存。

《退居诗》

释世高撰。僧人世高，佚其俗名。尝为天津大悲院主持，素喜延接沽上文人名士，与诗人张霔往来唱和，契分最深。亦颇负诗名。晚年名其所居曰“退居”。

据汪沆《津门杂事诗》中说：“大悲院释世高与梁芰梁、佟蔗村、龙东溟、张念艺、黄六吉诸前辈共结草堂诗社。”张霔《欸乃书屋乙亥诗集》中亦存有《草堂九日同陆石麟尹于民龙在田梁崇此沈文肇吴南荣梁叔敏解擎公梁右张胡执中限韵》一诗，可见当时草堂社活动之频繁与人数之多。而汪沆更曾指出，释世高在僧众中有超高诗艺。其云：“宗分北秀与南能，不见瀛堧传一灯。除却草堂开白社，缁庐半是哑羊僧。”

《退居诗》一卷。为张霔汇其诗稿而刊成。今不存。

《嘉莲阁文集》

沈支炳撰。沈支炳，字星岩，富国场人。幼颖悟，有文名，康熙丙辰（1676）进士，曾官吏部观政。

《庸行篇》八卷

清牟允中撰。牟允中，字叔庸，天津卫人。《庸行篇》为牟允中的杂纂之作。此书根据《扬州史典》内容而参考补辑，采辑先正格言，分门编辑，从达观到警醒，共33类，每类十则，明白易懂，可以训俗化愚。其中立教类有牟允中自著读书方法，兼论时文，并引八股讲论数条，尽以训其家塾子弟之目的。《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传本少见。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致远堂集》四卷

金平撰。金平，字子升，康熙间自会稽来天津。民国九年（1920）其八世孙金钺辑刻《金氏家集四种》收《致远堂集》三卷。前二卷录诗220首，末录词14首。别本《金氏家集》卷一收诗61首附词14首。

《梅东草堂诗》七卷

顾永年撰。顾永年，字九恒，号桐村。钱塘（浙江杭州市）人。丁澎之婿。生卒年不详。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官甘肃华亭知县。后移家天津。康熙三十一年（1692）以事遣戍奉天，五年后始得放还。自此游历四方。其诗有相当一部分写身世遭遇，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称其诗：“多行役之作。”如五古组诗《次儿栋代运北征》述在谪戍之地的种种痛苦；七律组诗《偶作》写谪遣之后内心的复杂感情。他的诗主要学习白居易和苏轼，文辞显豁而流利，如《送洪昉思之大梁》云：“津亭握手共离觞，匹马长征犯晓霜。衰草连天风飒飒，冻云垂野日荒荒。频年作客凋双鬓，到处题诗挂一囊。岁晚兔园霏雪满，多才司马正游梁。”有时不免伤于率易。

《太行行草》一卷、《历下吟》

黄谦撰。黄谦（1644～1692），字六吉，号麓碛，别号抑庵。天津卫学生，生于顺治初年，著有《太行行草》、《桃源日记》。黄谦性格旷达，酷喜为诗，尤其喜欢杜甫诗，随身带有少陵诗集。平生笃于友谊，梅成栋《津门诗钞》称其：“广文张尔燕之四川名山县任，送之沧州，不忍别，竟偕往蜀，家人莫知也。”与张霔、梁洪、大悲院僧世高等人往还甚密，是“帆斋”文人中年龄最长者。

《太行行草》是黄谦游历太行山时所作，呈现一种粗豪气质。如《出彰义门》、《定州》，诗名为写景，实则咏史，透出一股沉重的历史感。黄谦诗或以朴实无华之语言描摹所见，呈现平淡之风格，或以豪放遒劲之语言描摹景物，抒发感慨，蕴涵一种雄厚旷达之气质。在清初天津诗坛，黄谦的诗作具有鲜明的个性。

诗集《历下吟》是游历济南时的诗作，占比最多的是描摹风光的诗。另外《历下吟》中也有记述与友人相聚的诗作，如《过王秋史七十二泉草堂》诗。此外，《历下吟》中还有其他内容的诗作，如《张节妇挽词》称颂了坚持节义之妇女，《课僮庭阶夜便坐月》抒发了异乡客的孤寂情怀等。

《定圃集》

戴明说撰。戴明说，字道默，号定圃、岩荦，晚号铁帚樵、铁帚山樵、白云隐等，沧州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入清拜户部右侍郎，顺治十三年（1656）擢户部尚书，官至太仆寺卿，顺治十七年（1660）去官。兼善诗、书、画，墨竹得吴镇法，尤精山水。世祖时，赐以金质玉章，曰：“米芾、画禅（董其昌），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用锡。”清王铎评为“博大奇奥，不让古人”。吴伟业云：“明说善书、画。尝赐召见给笔札，丹青墨宝，照耀殿壁，长缣短幅，淋漓墨渖。”传世作品有天启五年（1625）作《墨竹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康熙五年（1666）作《伟涧高隐图》、十四年作《墨竹图》，现藏广州美术馆；为绎堂老先生作《墨竹图》，现藏故宫博物院。从艺活动约在顺治、康熙间。著有《定圃集》。

戴明说诗歌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战乱的描述。如《馁马行》诗揭露了战乱带给百姓的痛苦。二是对改朝换代的感慨。如《天津》等，描绘了易代之后的百姓生活。三是对顺治皇帝的称颂。戴明说诗集中有不少的应制诗作，多是称颂清朝皇帝的作品。除此外，还有对天下太平的渴望，如“升平应有望，携醖待山隅”（《沧州故里》），亦有对隐逸生活的描摹，如“旌旗柳帐千茄月，鸡犬桃源一笛晴”（《五月即事》）。戴明说的诗歌艺术成就较高，得到了同时期文人的称赏，如魏宪云：“岩荦诗渊乎其神，蔚乎其彩，如王心斋初见新建时，冠则有虞，服则老莱，摄衣上座，俨若怀葛间人。”龚芝麓云：“高者极苍溟，深者入重渊，沉郁精坚，匪古勿法，而孤心刻画，正恨古不见我。”戴诗艺术风格沉郁顿挫，有杜诗风范，魏宪与龚芝麓的评价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出戴明说诗歌的气质风貌，是较为中肯的评价。

《雨花诗集》

杜依中撰。杜依中，字遁公，号致虚，廪贡生。性颖异，童年文名颇著。明季，应直言之诏叩阙陈书，所献十七策皆切中时弊。怀宗嗟异，署纸尾曰：贾陆重生。欲大用之，为当道所阻。甲申后，结茅邱壑，以文章自娱。熊次侯尝语人曰：遁公不独以诗文名海内，余造其庐，辄作隆中之想。清初诏用遗才，相国陈百史荐举宿儒高行，辞不应。著有《雨花诗集》。卷数不详。

杜依中诗歌，多抒发壮志难酬的感慨。除了发抒自身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之外，杜依中对社会现实亦有所揭露，如“城废连年水，民荒何处家”（《舟次河北自饮》），揭示了战乱带给百姓居无定所的困苦生活。此外，诗人也有诗歌直接抒发了对改朝换代的感怀，如《游华藏庵》。《天津文学史》评道：“杜依中的诗歌总体来说，风格沉郁、雄浑、深远，有杜诗风格。”陈子翙赞杜依中为“拾遗后身”，诚然！

《槐塘诗文稿》

汪沆撰。汪沆（1684～1764），字西灏，一字师李，号槐塘，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前期诗文家。汪沆早年刻有《津门杂事诗》、《盘西纪游集》等书。该书为汪沆去世后由其子汪静夫据其父晚年删定本整理而成，共20卷，包括诗稿16卷、文稿4卷。诗稿按时序排列，分为《听雨楼集》、《渡江集》等若干分集，共有诗960首。文稿以类相从。卷首有卢文弨乾隆五十一年（1786）序和邵晋涵序，并附张熷《渡江集》原序，吴廷华、郑江、陈宏谋、杭世骏、查礼、陈兆仑、齐召南《津门杂事诗》原序，厉鹗、鲁曾煜、王曾祥、沈大成《盘西纪游集》原序和吴颖芳、周履坦《粤游集》原序。卢文弨序称汪沆诗“淡沱逶迤，丰容流美”，称其文“不驰骋以使气，不涂泽以炫才，意与辞称而止”。现存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刊本。

《方寤集》

刘泮撰。刘泮，号龙泉，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区）人。少有大志，厌章句，专心圣贤之学。发明经旨，特出独见，大要谓今之学者，学艺非学道也。古之于艺，志在识；今之于艺，志在富贵。夫学，学为圣贤也。学圣贤，学其心性。明心性要在致知，如子乐之辨季氏富于周公之疑，旁及尧、舜、禹、汤之为君，稷、契、伊、傅之为臣，皆从心性上有一段不可磨灭处，然后有不可磨灭之事业，不然耕夫、钓叟几遍天下，而两人一出，何以遂足千古？旁引曲证而为箴为咏，洒洒数千百言，其文似宋人，而说理切中寂窍，诵其书足备。一子壮岁始贡成均。任陈留、兴县两邑，正直不负所学。有《方寤集》行世，卷数不详。今不传。《津门诗钞》录其诗作十余首。

《毅庵集》

毛起鸿撰。毛起鸿，字仪章，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区）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选拔，受知于学使李光地，朝考第一。四十一年（1702）领乡荐，学益进，后屡踬春官，遂潜心著述。所撰诗文结为《毅庵集》，卷数不详。

《遂闲堂稿》

张霖撰。张霖，字鲁庵，晚自号卧公老衲。祖籍抚宁，顺治间其父行盐长芦，遂家天津。贡生，兵部郎中。有干济略，历著宦迹，仕至云南布政使。天才不羁，性复慷慨，告养家居，筑遂闲堂、一亩园、篆水楼，园亭甲一郡。款接名流，一时如赵秋谷（执信）、汪退谷（士）、吴莲洋（雯）、方百川（苞），诸名宿云集，文酒之宴无虚日。彬雅之风，翕然丕振，著有《遂闲堂稿》。张霖天资敏异，幼好学工诗，惜稿帙散失。其元孙张虎士编辑家集，仅存诗一首。梅成栋复于《弋虫轩诗集》中得其诗二首，同录入《津门诗钞》。

《欸乃书屋诗集》

张霔撰。张霔（1659～1704），字念艺，号帆史，一号笨仙，又号笨山，别号秋水道人，张霖从弟。张霔少而聪慧，年十二便能临钟、王法书，十六岁时就以擅诗而名显，以廪贡生官内阁中书，累试京兆不第，遂绝意仕进。家有河东别业，阿阁曲廊，金碧辉煌，但张霔“视之不以为美，乃别筑园于三岔河旁，陋若村舍，读书其中，署曰‘帆斋’，复营一室于斋右，亦曰‘帆斋’，客征其故，则曰：‘既为帆斋，容有常处乎？’”相较于问津园、遂闲堂，帆斋显得极为简陋，但这却是张霔与二三知己的相聚之处。经常集于帆斋的文人有梁洪、黄谦、龙震、世高上人等，都是张霔知己，且都是无意仕进之辈。张霔与这二三知己创作出了最本色的津门文学，是清初天津本土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张霔平生所著有《绿艳亭诗文稿》、《弋虫轩诗》、《读汉书绝句》、《读晋书绝句》、《欸乃书屋诗集》、《秦游集》、《帆斋逸稿》等，遗憾的是，流传下来的只有《欸乃书屋诗集》。

《欸乃书屋诗集》有两种，一为两卷本《欸乃书屋诗集》，一为一卷本《欸乃书屋乙亥诗集》，两种诗集收诗近500首。《欸乃书屋诗集》收古近体诗211首，是集版于光绪年间，有徐沅青跋，以及张霔相关资料之附录。《欸乃书屋乙亥诗集》收古近体诗280余首，作于康熙乙亥年（1695），该集有华长卿所作志与跋，民国二十五年（1936）作为《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之一重刊，后有高凌雯跋。张霔一生所作诗不下万余首，但目前所见唯有《欸乃书屋诗集》与《欸乃书屋乙亥诗集》所收录诗作，其余皆不传于世。

张霔家境富裕，绝意仕进后不必为生计愁，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因此其诗集中不乏描摹山林野趣、田园风光的诗作。除了描摹山林野趣、田园风光的诗作外，与朋友交往唱和的诗作也不少。张霔好交友，不问贫富贵贱，只论才情，因此与文坛名流、津门乡贤、方外人士均有往还。吴雯、姜宸英、朱彝尊等人是清初文坛名流，张霔与他们都有来往。《天津文学史》评道：张霔诗艺术风格多样，且各体俱工，五言佳句尤多，如“韵流无滞影，花动有余情”（《咏风》）、“调古声无曲，风高韵自清”（《听蝉》）、“幽境诗为史，花林睡作乡”（《感成》）、“云接峰千里，沙寒水一村”（《出都》）、“到汝秋难老，从前花一空”（《咏菊》）等。梅成栋尝论津人诗三家：前有帆斋，中有虹亭，后有芥舟，并评帆斋诗为“风鹄摩天，春鸿戏海”，梅成栋之言形象地概括出张霔诗歌的特点，也极为准确地指出了张霔于天津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

《玉红草堂集》十六卷、《玉红草堂后集散录》二卷

龙震撰。龙震（1657～1727），字文雷，号东溟，又号由甲，天津人。家世业盐，传至龙震，以不好治生，遂弃去。尝治举子业，于康熙庚午（1690）不第后，不复再试，过着纵情山水诗酒的生活。龙震曾两游江南，一游山东，东穷田盘，西登上房，足迹遍大江南北。年七十无子，郁郁以卒，有《玉红草堂集》十六卷、《玉红草堂后集散录》二卷传世。《玉红草堂集》收诗人自康熙甲戌（1694）至癸未（1703）所作诗四千余首，按体裁分类，每类又以时间为序。集前有龙氏同学文安陈仪所作序与小传，集后附《龙氏家谱》一卷，为研究诗人生平提供了参考资料。

龙震穷于所遇，加之为人放旷不羁，其诗情遂激而为狂愤，如“嗟予废礼法，放浪已多时”（《自欺》）。龙震用放诞的行为掩盖着他内心的郁郁不得志，《玉红草堂诗集》中很多诗歌抒发了他的这种心情，如《市兰》感叹自己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诗人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此类游览诗作不下数百首，但诗人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津门度过的，虽然其放诞不惹人怜，但终归结交了二三知己，帆斋主人张霔便是其中最知龙震者。龙震诗歌有数千首，内容极为丰富。诗最大的特点是率真，这与他的性情有很大关系。陈仪著《龙东溟传》（清康熙刻本《玉红草堂集》）评道：“东溟至性过人，而穷于所遇，无以通其志。引而自疏，又义不忍，则激而为狂，愤而为僻，幻而不近人情，诡而为使酒骂座。”除诗歌外，龙震的散文成就较高，如《记与张帆史交友始末》一文回忆与张霔由互不往来到相识、相知的过程，言语朴素而真诚，蕴涵了作者内心极深厚的情感，从而达到动人心魂的效果。

《查氏七烈编》三卷、附词一卷

査日乾撰。查日乾，字天行，一字惕人。原顺天宛平人，少孤，随母寄姊家江南，既长来家天津，其子孙掇科第、登仕版，遂分占两籍焉。日乾故贫，性耿介不滥取，以行盐致富，长于持筹，为同辈所仰。长芦逋赋累万，朝廷遣使清查，艰于综核，以日乾有名，坐之堂上，咨询条目辄口陈手画，洞中窾会，匝月悉定，又以商力凋攰，陈请为善后计，使者纳其言，利溥且远。曩，长芦岁届奏销，官商屡以稽缓罣吏议，日乾措施有方，多所保全，而不以为功。县地为畿辅诸河尾闾，当夏秋霖潦，西南诸水泄入白、卫二河，奔腾下注，往往汇为巨浸，雍正三年（1725）水没城砖十三级，四望浩淼，饥民栖止无所，日乾振抚流亡，全活无算。渠黄口、单街、老君堂、教场皆环城堤岸，时有冲决，最称险要，日乾怂鹾使疏请修筑，得旨报可，日乾亲督畚臿，增高蕴厚，居民安堵。又以火患频仍，武廷豫所设同善会力不足以救济，更立上善会以辅之。上善者，取《老子》“上善若水”义也。城西旅舍数十区，每岁逼除客之不能举火者，辄阴为振恤。生平广交游，生死不相负，山阴王揆、长洲谈汝龙、会稽陶良玉客死京师，皆数千里归其丧；胡捷、俞启文没，无以为殓，为经纪其后事。查氏园林、宾客，沽上著闻，风雅绵历数十年，实自日乾启之。母刘病没，时日乾方以事系狱都门，痛毁几绝，后得归营葬，筑室墓旁，题曰“慕园”，三年不忍去，有永慕之意焉，故亦以慕园自号。乾隆六年（1741）年七十五卒，著有《左氏臆说》、《史腴》各若干卷。

《查氏七烈编》三卷，附词一卷。清乾隆宛平查氏刻本二册一函。

《珠风阁诗草》六卷及续集一卷

查曦撰。刻本。査曦，字汉客。生平客游所至，最喜款接名流，临眺风景，时以清词丽句写其幽逸之怀，集中第五卷专录榆关至东北绝塞之作，每诗详注其事，探幽历险，志怪述奇，读之等于风土记，故亦名《东荒薄游草》，其续集为朱函夏及嘉兴许王猷所选定，务约而精，故仅存一卷。

《忆雪楼诗集》二卷

王煐撰。王煐，字子千，一字紫诠，号南村。宝坻县人。与赵执信、曹寅等人友善。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因与抗清志士屈大均交往过密，受其牵连，王煐《忆雪楼诗集》亦遭禁毁，致使其著作湮没。至宋健搜集辑录王煐现存诸诗，成《王南村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收录了目前发现的所有王煐诗文，其在天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由之彰显。

《居易堂诗稿》一卷

周人龙撰。周人龙，字云上，号跃沧，直隶天津人。父式度，诸生，笃学行义，有古君子风。人龙聪颖过人，为举业时尝一夜成七艺，塾师惊异。中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人，明年成进士，授山西屯留知县。县故瘠地，每岁征粮有捉短封之目，最病民，人龙抵任蠲除之。朔望召士子听讲学宫，翌日课以文艺，指导如训徒。岁旱，徒步百里祷雨三嵕山。县有雹灾，输金振恤。调知清源，士民送诸郊，既出境，数百人泣拜道左，则被雹十三村民也。汾水绕清源县城，而洞涡、嶑峪及白石沟诸河复环流境内，秋霖水至，漂没田庐，受患且数百年，人龙挑渠筑堰，乃不为灾。擢忻州知州，时西鄙未靖，军需输送辄报最，同官师之曰：“此忻州法也。”升蒲州府知府，蒲州之民与陕西隔河争地，讼尝数十年不休，人龙上言大吏谓：河水迁徙无常，东迁则山西失地，宜移山西空粮归于陕，陕西失地亦然，如是则粮随地起，既无缺于正赋，因地纳粮可无累于民生。时又有丁粮归地之举，行之数年，民便之，独衿富不悦，有言于朝者，诏下巡抚议，巡抚檄察，人龙抗言曰：“无力之丁家无寸土，终岁勤苦，糊口维艰，输纳丁粮实同剜肉补疮，补之不能，必至拖欠，欠之愈多，必至流亡，久而丁倒累户，户倒累甲，是逋欠者在一人，而受累者在众姓。有田之民，虽肥瘠不同，然地肥然后粮多，粮多然后丁银之归入者多。地瘠则粮少，粮少则丁银之归入者亦少，是不便于不田之民者甚微，而便于无力之丁者甚大，若以为不便于有田之民而不可行，岂不便于无力之丁而反可行乎？不便于田土瘠薄之家而不可行，彼瘠土亦无之赤子将何以堪乎？若云山西丁粮过多，摊于地亩输纳艰难，夫以有地之家输纳尚且艰难，彼无力之穷丁输纳反不艰难乎？今为有地之家计万全，而不为无力之丁求生路，殊非周急之道。”议出，事遂定。旋以忧去官，服阕授湖北安陆知府。值锺祥三官庙堤、天门沙沟垸为江水冲决，人龙集邻境士民，晓以利害相共之义，踊跃助役者十万人，方从事畚锸，以前在蒲州卓异，推升江西督粮道，部檄已至，人龙曰：“助夫由我致，我去必四散矣。转眴秋泛，何以为计？”卒督工两月，竣事始去。及莅江右，厘剔积弊，平反冤狱，守令畏惮之。乾隆十年（1745）以病告归，卒于家，年六十有四。

周人龙幼劬于学，与洪天锡、王又朴友善齐名，居官俭约，而三党之亲无不沾溉。尤喜奖拔士类，在山西分校武闱，得太原张元林，登诸荐剡，元林历官牧令，俱有声，识循吏于橐鞬中，尤为仅事。著有《居易堂诗稿》。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精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墨缘汇观》六卷（一作四卷）

安岐撰。安岐，字仪周，号麓村，又署松泉老人，题其所居沽水草堂，或名古香书屋。天津人（一说朝鲜人）。经盐商致巨富（或曰古董商），声势赫奕。以好士称，江淮间文人志士贫而不遇者，多依以为生。文物、古迹盖藏宏富，精于赏鉴，尝得《书谱》真迹，摹刻成“安麓村本”。清皇室所藏异物及民间珍品，常见“安岐”收藏印。长白端方云：“海内法书、名画之归麓村者，若龙鱼之趋薮泽也。又其人夙精鉴别。”

《墨缘汇观》亦曰《墨缘汇观录》。序署清乾隆壬戌年（1742）松泉老人撰。是编搜集并评介魏、晋迄明之著名书、画，凡设法书、名画二部。中有《荐季直表》、《平复帖》、《出师颂》、《袁生帖》、《伯远帖》、《寒食帖》诸巨制，足见其庋藏之富。记述详审，包括料纸、式样、尺寸、钤印（藏庋印与鉴赏印）数、流传等。考证缜密，判定真赝无遗。长白端方赞其“精识如孙北海（承泽）、高江村（士奇）”。松泉老人自序云：“暇日遂将平昔所记，择其尤者……汇成卷帙，偶一展阅，得历朝墨妙，纷然在目……因名其录为‘墨缘汇观’。”所刊《粤雅堂丛书》本，载有光绪元年（1875）伍绍棠题跋，研考松泉其人，未定论。光绪二十六年（1906）有端方校本，并载其序。端序判定：“《墨缘汇观》，为安麓村（岐）所著。”尔后，视松泉老人为安岐，殆无疑者。刊有《丛书集成》本、《艺术丛编》本，均以《粤雅堂丛书》本为据。

《蔗堂未定稿》

查为仁撰。査为仁（1694～1749），字心谷，号莲坡，又号花海翁、花影庵主、澹宜居士。父査日乾，字天行，号慕园，康熙中投盐商张霖门下，任天津关书办。康熙四十四年（1705），因张霖事发而入狱四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出狱。査为仁为长子，幼年师从山阴王揆。少年时代，读书于钱塘西溪。康熙五十年（1711），举顺天乡试第一。中举原本为人生之幸事，但査为仁因此而遭遇祸端：康熙五十年顺天乡试主试者为赵申桥，因革铜商事与权贵抵牾。铜商金、王两姓告为仁由其父请人代笔，贿买书办传递文章，査氏父子因此而被逮西曹。这就是对査为仁一生影响极大的辛卯科场案。康熙五十七年（1718），査为仁母亲捐银万两为夫赎罪，査氏父子由此遇赦。是年秋，査日乾出狱返家。然査为仁虽遇赦，却未能出狱，直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月始蒙恩矜释出狱。

査为仁一生所作诗词均收录于《蔗堂未定稿》，是书刻于乾隆八年（1743），分为内集八卷、外集八卷。内集包括：《花影庵集》二卷、《无题诗集》二卷、《是梦集》一卷、《抱瓮集》一卷、《竹村花邬集》一卷、《山游集》一卷。外集包括：《莲坡诗话》三卷、《赏菊唱和诗》一卷、《花影庵杂记》二卷、《游盘日记》一卷、《芸书阁剩稿》一卷（査为仁妻金至元撰），另附《押帘词》一卷。

《花影庵集》与《无题诗集》作于西曹狱中，花影庵乃査为仁“西曹所居额名”，因以名其诗集。

査为仁在狱中度过九年光阴，出狱后，査为仁没有功名，也不问世事，过着萧散闲适的隐居生活，实现了他“欲向沙鸥共结盟”（《清明》）的夙愿。梅成栋曾言査为仁“复试得雪，赏还举人”。高凌雯则云：“论其事，以死囚而邀矜释，已为格外之恩，更无赠还之理。乾隆十年芦商鹢赈，时莲坡已出狱二十年，仅给七品顶戴。定例：举贡服用七品顶戴，其非举人可知。”出狱后，査为仁娶金至元为妻。金至元，字含英，属津门金氏家族，能与人诗词唱和。嫁与査为仁后，夫妇二人琴瑟和鸣。査为仁《寄内》诗见证了二人的情感，写得极富生活韵味：“秫熟好蒭缸面酒，日晴须曝架头书。烦君两事先料理，偻指回车在月初。”但好景不长，金至元婚后不到一年便亡故，査为仁深感悲恸，作悼亡诗哭之：“芸书阁上榻凝尘，寂寂寥寥独怆神。启箧罗衣香未散，当窗锦字墨犹新。灯昏一穗伤前事，雨冷三更负夙因。惟有鳏鱼常不寐，答君十载绿眉颦。”诗人情感真挚而深沉，尾联化用唐人元稹《遣悲怀》诗意，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七夕》也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漫说双星好别离，年年还有鹊桥期。人间一奏孤飞曲，地老天荒无会时。”雍正三年（1725），査为仁续娶，但对金含英始终不能忘怀，于雍正八年（1730）集其妻遗作为《芸书阁剩稿》一卷，附于《蔗堂未定稿》外集刊行。

与朋友诗酒往还，是査为仁出狱后的生活重心，因此其后半生诗作中交游诗非常多，这些交游诗见证了当日水西庄文人雅集之盛，为后人提供了水西宾客的资料。描摹水西风光、津门风物也是査为仁出狱后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通过此类诗作，后人可以了解清中前期的天津风景与民俗，具有较高的认知价值。

査为仁的诗歌数量繁多，风格各异，有些诗歌具有沉郁之风、愁苦之气，有些则含清新之致、旷达之怀。

清新旷达之作多见于査为仁出狱后诗集，如《是梦集》、《抱瓮集》等。这些诗集中，《杂忆》、《八月初四招同张眉洲前辈傅阆林编修佟蔗村隐君游依绿园即席分赋》、《花影庵盆梅初放》、《雨中》、《新构小轩落成即事有作》、《对雪》、《揽翠轩与端木从孙饮》等诗均呈现清新之风格。

査为仁的诗歌不仅是诗人一己生命历程的记录，更是对康乾盛世的一种记载，通过他数量丰富、风格各异的诗歌作品，后人可以了解那个时期的文人心态、天津风情，以及社会现状。

査为仁不仅有大量诗作传世，亦有数十首词作流传。《押帘词》乃査为仁词集，其中词作呈现不同的美感。有些词作透出一股柔婉之美，如《踏莎行·送春》。在对春归无奈的伤怀中寄托一种生命的感悟，内蕴缠绵之情致，透出柔婉之美感。具有同样气质的词作，还有《菩萨蛮·乍寒乍暖春如许》、《菩萨蛮·月季》等作品。有些则呈现郁勃苍凉的气质，如《金缕曲》。还有一些词作蕴涵一股凄美的气质，如《忆秦娥》。《押帘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受到时人高度评价，如陈琰《押帘词序》（乾隆八年刻本《蔗堂未定稿》）论査为仁词：“把臂玉田，拍肩白石。”万光泰则云：“莲坡先生雅善四愁，远追三影，藉空中之绮语，寄内里之新声。疑无停车洛浦，听风听雨。剪烛巴山，时斗草而筹花，亦拈香而唤玉。驱一川之烟草，尽入闲愁；造七宝之楼台，无讥涩体。”陈皋则云：“激响空明，华而不靡，刻而不露，如幽湍之鸣，如虚林之籁，一本天然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査为仁词作的特点，以及其词作的艺术价值。《押帘词》的整体水平较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开天津本土作家填词之先河，具有重要的意义。《天津文学史》由之评论道：“对于天津文学的发展而言，査为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开本土文人填词之先河，还一手打造了水西庄的繁荣，并以其自身的文采风流与热情好客的气质秉性，吸引了南北文人，开创了天津文学的繁盛期。”

《莲坡诗话》三卷，刻本。是书载《蔗塘外集》。自清初迄于乾隆初年，其间骚人墨客，凡以诗学名家者莫不甄录及之，至如赵执信、姜宸英、吴廷华、汪沆、钱陈群、厉鹗、杭世骏辈，则皆为仁契友，或以吟简往还，或寓居水西别墅，日相酬答，故所录尤多，自序所谓得于闻者二三，得于见者七八也。

《铜鼓书堂遗稿》三十二卷

查礼撰。査礼（1715～1783），原名为礼，又名学礼，字恂叔，号俭堂，又号鲁存、铁桥、茶垞、榕巢等，査日乾第三子，与伯兄为仁、仲兄为义同为水西庄第二代主人。累试不举，乾隆十三年（1748）纳赀为农曹，授户部陕西司主事。进入政坛后，査礼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先后任庆远府同知、太平府知府、四川松茂道、四川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等职。在地方官任上，査礼勘测湘漓水源，建造农具，提倡屯垦，建黄庭坚祠、书院等，为当地经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四川任上，査礼还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与奖赏。在卓越的政绩之外，査礼亦工诗词，一生所著甚丰。査礼故去后，其子査淳尽收其父生平作品，集成《铜鼓书堂遗稿》三十二卷，包括诗、词、词论等方面的内容。

査礼在出仕前的诗歌多是与水西文人的唱酬奉答之作，亦有描摹津门风土人情之作，反映出其较为悠闲的生活状态，如《春日郊游》。由乾隆十三年（1748）夏，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査礼先后任庆远府同知、太平府知府、四川松茂道、四川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等职。在此三十余年间，査礼历遍中国河山，其诗歌在内容上呈现波澜壮阔的景象。如：一是对所经之地、所宦之处的风光有大量的描画。二是对所宦之地民风民俗的记述。三是对所见之民生疾苦的反映。四是对战争，以及军营生活的描摹。有些诗作反映了诗人对战争的批判、厌恶态度，如《热耳寨军营》。另外，诗人的一些诗歌记载了战场的胜利。査礼号称“戎马书生”，他曾为清兵进剿大金川出谋划策。因此对于清军的胜利，他由衷地感到欣悦，才写出了这类作品。五是对故乡亲人之深厚情感的发抒。如《感怀》诗传达的是对津门老母的思念之情。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依恋，以及对痛失亲人的感触，是千古以来人类的共同情感，査礼的这类诗作传承了对人类普遍情感的抒发，因其深厚而真挚，故能动人心魂。

査礼作诗尚“奇”，有诗句云：“不妨路寂寞，但愿句惊奇。”（《出都之宁远任》）因此他的诗歌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奇崛高古的美感。査礼作诗虽然追求奇崛，但其作品还是呈现别样风貌，如“残照明山县，寒云护小村”（《房山道上》）、“山色远从天际落，白云遮断数峰青”（《百草沟雨后望田盘诸峰》）、“野田惟剩雪，木叶有余黄”（《南庄道中》）等的清新、自然的本色之美，又如“上书辞北阙，垂老客西京。山色函关路，河流渭水声”的雄健、苍凉之美，再如《采葛行》、《采茶行》的质朴、淳真之美。总体来说，查礼诗歌以奇堀高古为主，而兼清新、雄健、质朴之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铜鼓书堂遗稿》卷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部分收录査礼词作百四十余首，数量远超其兄査为仁。卷二十五、二十六所收词作，是査礼出仕之前的作品。由于査礼幼年便生活于水西庄，过着较为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故这部分词多是与友朋的唱酬之作。《东风第一枝·立春后二日赋味古庐梅花》、《贺新郎·为心穀伯兄题花影逃禅图》、《少年游》、《琴调相思引》、《行香子》、《菩萨蛮·题陈玉几上舍雨竹轴子》、《祝英台近·春日水西庄雨中怀杜禹门大牧》等词均是査礼与友朋的唱和作品，蕴涵一股闲散的情致。査礼于乾隆十三年（1748）踏上仕途，开始了在外仕宦的生活。《铜鼓书堂遗稿》卷二十七系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间的词作，由于词人阅历的丰富，词作内容较之前更为丰富，感慨遥深。除了对人生的感怀之外，《铜鼓书堂遗稿》卷二十七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即对战争的传达、描摹。对战争的描述，査礼还有一种方式，即抒发对罹难友人的哀悼之情，如《摸鱼儿·哭赵损之农部》。《透碧霄》则从正面抒发了词人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査礼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仕宦中度过，因此他的词作在内容上较査为仁更为丰富，反映出的社会现实亦较深刻。就艺术特点而言，査礼与査为仁的词作各有千秋。总体来看，査为仁的词作较査礼多一份吞吐呜咽之情致，而査礼较其兄的词作则多一份苏辛的豪迈。

除了词作之外，査礼还有一卷《词话》传世，收于《铜鼓书堂遗稿中》中，共十五条。这卷词话后被收入《词话丛编》，以“铜鼓书堂词话”名之。

《铜鼓书堂遗稿》中每条词话均无题目，而《词话丛编》中的《铜鼓书堂词话》或以首句为题，或概括每条之大概，均冠以题目。査礼在词话中提出了几点关于词的看法：第一，词主醇雅。第二，对如何做到雅，提出“词不离乎诗方能雅”的观点。第三，审美主张的多样化。第四，对词体特质有着明确的认识。《天津文学史》曾评论査礼在诗词方面的成就，称：“其诗歌的波澜壮阔之景象在水西文人中首屈一指，其词作数量与风格在水西文人中亦别是一家，而其关于词学的理论，则更是奠定了他在天津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芸书阁剩稿》

金至元撰。金至元，字载振，一字含英，河间府学生金大中女，适査为仁。陈鹏年撰《金孺人小传》（乾隆八年刻本）。《蔗堂未定稿》称其：“夙娴内，则不苟訾笑。性极孝，事父母及舅姑皆得其欢。幼读书，通大义，颖慧绝人。女红之外，书算琴管无不精擅。”金至元工诗，有《芸书阁剩稿》传世。《芸书阁剩稿》先是附于《蔗堂未定稿》刊印行世，后又被金氏后人自《蔗堂未定稿》中摘出，收入《金氏家集四种》。

《芸书阁剩稿》开天津女作家创作之先，集中主要为与夫君的唱和之作和叙写闺中闲愁之作。金至元的传世诗作不多，概有二十余首，却是天津女性作家的代表。除了金至元外，赵艳雪也是当时天津著名的才女，其悼念金至元的“自古美人如名将，不使人间见白头”的名句广为传诵。女性作家的出现，是天津古代文学发展至鼎盛时期的一个表现，是水西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天津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清风草堂诗钞》八卷

余峥撰，刻本。余峥，字符平，自乾隆初举博学鸿词后，往来南北，诗名甚震，初有蒹葭亭刻稿，板毁于火，是集多追录旧诗，续以晚年之作，由其子杰编辑而藏于家。迨道光间曾孙堂官广东，始以堂子作恭手钞工楷本付诸剞劂，前有查礼、梅成栋各序。盖峥居天津，与礼兄为仁相识，为水西庄宾客。成栋则与堂最称莫逆者也。

《梦里吟诗钞》一卷

余杰撰。余杰，字千子。余峥之子，布衣。少随父自山阴徙天津，故集中多旅居思乡之作。晚年与金玉冈、刘文煊诸人往来酬答。集中末章为其恭遇千叟宴纪恩文。

《蕉石山房诗草》一卷

康尧衢撰。钞本。康尧衢字道平，号达夫，晚年自号海上樵人。直隶天津人。乾隆六十年（1795）应乡试不第，落落以诸生终。有《海上樵人稿》、《蕉石山房诗草》、《津门风物诗》等。事迹见梅成栋撰小传。

梅成栋谓尧衢诗沉郁顿挫中，能具凌云出尘之致。庆云崔旭亦谓声色臭味俱好。是集存古、近体诗一百五十五首，中有与周自邰、查昌业诸人倡酬之作，其《迎銮词》云“两年恩跸临兹地”，则此集脱稿，当在乾隆中叶也。《海上樵人稿》今已不可见，此为其集外诗亦即十二卷之一，无得而知。史乐善曾见其春及轩诗一卷，而《雨汀诗话》所采录多为此集所有，春及轩与此集是一是二，亦不可知。

《嘤鸣集》一卷

沈峄撰。沈峄，字东岩。乾隆丙午（1786）举人。博雅工诗，与弟峻齐名，一时擅机、云、轼、辙之誉。著有《嘤鸣集》、《虚白斋诗钞》。少与弟峻随宦江西，与诸暨陈法乾游，诗学大进，著有斯集；其从子兆沄谓集已久佚，仅传一联云：“桂树小山招隐士，桃花流水忆秦人。”梅成栋亦谓峄以此句得名，其所辑《津门诗钞》载峄诗二十首，当选自他集者也。

《欣遇斋诗集》十六卷

沈峻撰。刻本。沈峻，字存圃，号丹厓。沈峻年十五已学为诗，与兄峄倡和，时方随父宦豫章，闲游黔中，因得纵观山川风物之美。厥后官吴川，以细过遣戍塞外，凡所遭际往往形诸歌啸，积诗至三千余首。还里后手自编订，兹集所录，淘汰过半，然生平学行略见于斯矣。

《映奎堂稿》

陈居敬撰。陈居敬，字醒园。天津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官江西奉贤县知县。

《天游阁诗稿》

查诚撰。査诚，字伟中，一字静岩，号海沤，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官员外郎。平淡简易，有祖风。家起小园，叠石莳花，积书满架，无不披览，然不事生产，家又中落，遗有《天游阁诗稿》。

《蓬山诗存》二卷

郑熊佳撰。刻本。郑熊佳，字南翔，号蓬山。直隶天津县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举人，二十五年（1760）成进士，知广东惠来县事，移知电白县，历署琼山、乐昌知县及钦州知州。先生性聪敏，少受学于绍兴周元木，学识渊博，于书无所不读，尤工于诗。笃交游，重文士，与同邑金芥舟老人契分最深，相携至粤东，馆之署中，供壶榼，恣眺览，穷幽缒险，数年不倦。迄卒，为营身后事，罔勿周备，一棺值数百金，逮芥舟之嗣迎柩于粤，大感恸。先生之好义，皆类此。与芥舟时相唱和，汇为《山舟草》一卷，谓蓬山、芥舟合集也。

是集为其孙士诚校刊，以未第以前及仕粤诸作为《南翔集》，罢官北还仿坡公出峡之意为《出岭集》，末附《岭海酬唱集》一卷。

《静善草堂杂咏》不分卷

査善和撰。査善和，字用咸，号东轩。查氏中衰，善和善居积重，振旧业，学问博雅，能自韬晦，好吟咏，著有《东轩诗草》。

《箖箊馆集》九卷

查昌业撰。钞本。查昌业，字立功，号次斋，别号松亭。原籍海宁，以事遣配济南，及赦来家天津。为金玉冈之甥。幼有隽才，遭际乖舛，发为歌咏，时有凄咽之音。

是集前有梅成栋手书题词，集内又有所注字甚多。案《津门诗钞》所选昌业诗，云皆得诸金氏家藏，是成栋选诗时尚未知有此本，后乃得见之，金氏所藏者有古体数首，而此集仅五七言律诗各一卷，恐非全稿。

另所著曰《箖箊馆集》九卷，为查昌业诗作全稿，计诗钞七卷，诗余二卷。现有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海昌查氏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

《青蜺居士集》一卷

丁时显撰。钞本。丁时显，字名扬。时显少即工诗，以“青帘杨柳市，黄蝶菜花天”得名，人呼“丁黄蝶”。既卒，士林惜之，其甥金玉冈哀挽之作尤多，是集存诗百余首。梅成栋谓其古体学李贺，近体学刘长卿，天才峭拔，无制不工。

《步青堂余草》

徐金楷撰。徐金楷，字端叔，号春卿。乾隆戊午科副榜，诰封奉直大夫。徐世昌四世祖。

梅成栋《津门诗钞》按曰：春卿先生少年英俊，文名推一时，青云自许，以中副车愤惋，卒。无嗣，取侄午园先生辉为继。同邑青蜺居士丁时显，与公为文字至交，俱早折。

《和乐堂诗钞》五卷

殷希文撰。刻本。殷希文，字郁堂。希文偃仰冷署二十余年，而性喜吟咏，及宰县未久而卒，病革之前犹为喜雨诗十数韵，口授家人。其诗格初学白居易，中年以后自抒机轴。既没，子秉镛裒辑遗稿，倩幕友吴飞翰楷书，付梓以行世。

《虚舟草》一卷

戴思灏撰。戴思灏，字虚舟，爱吟咏，应童试，终未售。寿八十余。金铨谓其诗效中晚唐。蒋玉虹曾藏其集。

《耕心堂删余草》一卷

鲁锷撰。鲁锷，字健庵，布衣，为金玉冈弟子。

《陇头小草》一卷

金胜撰。金胜官甘肃渭源典史，诗当作于其时，故以名集。

《一梧斋诗草》

王希曾撰。王希曾，号愚山，晚号勤斋。天津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由河南安阳县令，历任繁剧，所至皆有治绩，发奸惩蠹，无所畏避。孝感有大姓，活埋饥民十一人，守令惮其事，莫敢发。希曾访得实，立雪之。尝主讲陕州召南书院，登科者五人，盖陕州不发科已数十年矣。

《萝村杂体诗存》一卷

吴曰圻撰。刻本。吴曰圻，字耤田。乡居授徒，不慕荣利，惟时与汪舟、张映斗辈雅集思源庄，为觞咏之乐。生平所为诗不自留稿，子彰从故交搜得若干首，孙士俊补缀刊行。

《菉猗山房诗草》一卷

周光裕撰。刻本。周光裕，字衣谷。是集载古、近体七十余首，多纪事诗，盖择有关身世者录之。光裕宰陕西时，值楚匪扰境，从戎九年，其事迹别无记载，惟此集略存梗概耳。

《善吾庐诗存》一卷

金铨撰。金铨，字野田。诸生。书法褚河南（遂良），诗宗陶、韦，贫居委巷，罕与人通。天怀高淡，不慕荣利，运使阿公（林保）闻其名，凡数顾，始与订交。李公（符清）宰天津时，步访清谈竟日，赠句云：“八法褚登善，五字韦苏州。有道贫何病？无田菊是秋。”卒年八十。

是集录诗五十首。前有像，后附同邑十五人题诗。现有民国九年（1920）刻本。北京首都图书馆有藏。此外，是集又录入《金氏家集》丛刻中。

《卜砚山房诗钞》两卷

周焯撰。周焯，字月东，号七峰，世居天津。雍正十三年（1735）以名诸生贡成均不第，遂废举子业，专力于古。工诗，精小篆、八分、摹印。周焯性坚确，凡所注意均全力以赴，“少时会文友人家，门临水洼，旁涸中淖，七峰喜其旷，徐步构思，不觉陷于淖，众惊出之，自若也”。曾筑七峰草堂于沽上，曾于无意间得宋谢枋得建阳卖卜砚，遂常以此砚与水西宾主相鉴赏，成就津门文坛一段佳话。

周焯性嗜作诗，著有《卜砚山房诗钞》两卷，由査为仁出资刊刻。《卜砚山房诗钞》收诗二百余首，系诗人在世时所编著，成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周焯诗歌的内容多是宴饮、游赏、赠答之作。周焯诗歌中有很多宣扬教化的作品。

周焯诗歌中也有些古诗写得苍凉浑厚，是难得佳作，如《双雏谣》颇具古风，讽刺了现实生活中为稻粱谋而分道扬镳的兄弟，而对日夜期盼“双雏”归来之老鸿的舐犊神情，诗人心中有无限感慨。

《草亭诗草》

宋贞娘撰。宋贞娘，字草亭。天津人。查为仁侍女。能诗，所著有行于世。是书现存于天津历史博物馆。

《读书舫诗钞》一卷

胡捷撰。胡捷，字象三，天津人，顺天诸生。幼颖异，遇书如夙读。长工于诗，格律秀整，为姜编修西溟所赏，博学强记，撰述极多，所著有《读书轩诗文集》若干卷。年四十三卒。胡捷幼与査为仁同学，“为仁在北寺，捷时载酒相从，及事解来居沽上，日与酬唱往还，交谊甚契”。查为仁《莲坡诗话》称：捷十岁能诗，与共笔砚者三十年。故水西庄倡和之作，见于两家诗集者甚多。是卷为其裔孙承勋所录，欲刊行而未果，而析为数集，甚有一集只一题者；其间似有离合去取，非原稿也。胡捷生平风怀高雅，工书善画，不慕浮荣。著有《历代纪原》、《少陵诗话纂》、《江上吟》、《读书舫诗钞》、《文钞》。胡捷生平所为诗尚多，惜胡氏式微，遗著荡失严重。《读书舫诗钞》是胡捷唯一传世诗集，收诗一百二十余首，分为八个部分：壮游草、读画篇、红雪山房集、薤露集、红雪山房近草、薤露遗言、读书舫诗未定稿、补遗。内容涉及记游、唱和、题赠、哀挽等方面，记游、唱和诗作中不乏佳句。

《炅斋诗钞》

胡睿烈撰。胡睿烈，字锡文，号炅斋，天津人，诸生，与査为仁及其宾客唱和往还。然所著诗稿不存，惟《津沽题襟集》收其诗六十余首，至近代由津门文人高凌雯摘出，辑录成《炅斋诗钞》，收入《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

胡睿烈诗歌内容多为咏物写景、题赠唱和，如《新柳》、《坐揽翠轩闻早莺》、《晓晴》、《咏白丁香》、《数帆台晓雨望隔河村落》、《藕香榭观荷，拟采莲曲》、《西沽舟中晚归》、《七夕同万循初赋瓜果九首》、《夏至日喜雨分赋得二十五有》等，均传达出文人的一种闲情。胡睿烈的诗歌题材虽然不够宏富，但在创作上有一定特点，即观察细微、讲究遣词。

《怀南草堂诗稿》

朱岷撰。朱岷，字导江，号客亭，又号七桥。江苏无锡人（一作武进人，据其游田盘题名自署新安）。清康熙、雍正间，应查为仁之邀来津，居水西庄中。工隶书，善画，精于鉴赏，所藏金石书画皆希世之珍。后入籍天津，朱氏北迁后再传而替，诗稿遂佚。今查为仁集中存十首，《津门诗钞》存五首。

《诵芬堂诗》三卷

沈起麟著。沈起麟，字苑游，沈鹏鸣之子。受学于祖父，科考屡试不中。纯谨行义如其父。好学能文，布衣终老。肆力于诗，其诗“音节和畅，蔼然如睹”。

《诵芬堂诗余》一卷

沈起麟撰。是集有姜森跋，谓起麟淡薄寡营，惟眈心有韵之文，而诗余一道尤所神解，著有数种已付梨枣，今复填（忆江南）小令十二阕，备述田园之乐，盖与余尚炳所跋之村居诗异曲同工者也。

《雪柯诗钞》

刘文煊撰。刘文煊（1613～1664），字紫仙，号雪柯，山阴人，贡生。乾隆丙辰（1736）举博学鸿词。性峭峻，不屑干谒，屡中副榜。晚年侨居津门，与查澹宜、万柘坡为文酒之交，常乘兴唱和，挥毫写意。年八十余卒于津。著作有《题襟集》、《雪柯诗钞》，画作已绝。

梅成栋曾记刘文煊：“雪柯居日下最久，当道重其文名，多思招致门下。公性峭峻，不屑干谒。且落落少所许可，耻诡遇取荣。以是遭忌，凡七中副车，而卒未酬其志，投劳才为末吏。交游皆一时名士，如周兰坡、万循初、余元平诸征君，时共吟和。商宝意先生为公之甥。晚年与査莲坡老人交最契，赠答最多，寿八十余，卒于天津。”又言：“雪柯先生后裔式微，所遗诗篇，都归散落。”目前所见刘文煊诗歌，多集中于《沽上题襟集》与《津门诗钞》。《沽上题襟集》中收录刘文煊诗百余首，《津门诗钞》录十六首。

刘文煊在诗歌中表述最多的是漂泊的伤感、不得志的抑郁。诗作每每系以人生的感怀，即便是写景咏物也会融入一己之情怀，如《自题画兰二首》，诗人写兰花之幽独，寄寓人生感怀。诗歌在整体上呈现不同的风貌，有的具有一股苍凉沉郁之风。《天津文学史》曾评论道：“刘文煊的诗歌既多了人生深沉的感怀，又多了一种创作的大气。即使在流寓文人中，刘文煊的诗歌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成就较高。”

《津门小令》一卷

樊彬撰。樊彬，字质夫，号文卿。少时即有文名。曾充任国史馆誊录。后叙劳授冀州训导等职。是书樊彬自序云尝见人有为扬州忆小令者，爱其辞意新婉，因思沽上有小扬州之目，偶效其体，得百余首，删存80首，用以纪风土也。华鼎元辑为《梓里联珠集》之一。

《绝妙好词笺》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乾隆元年（1736）荐博学鸿词，有《樊榭山房集》。厉鹗以孝廉需次县令，将入京，于乾隆十三年（1748）抵达天津水西庄，査为仁留之数月，遂不就选，成为水西文人中的一员。在水西庄期间，厉鹗除了与査为仁等人觞咏唱和之外，还与査为仁共笺《绝妙好词》。

《绝妙好词》是由南宋词人周密所编选的南渡后词人的词作，是一部质量上乘的词选集。由于《绝妙好词》所收录词人的词集大多不传，加之流传五百年而无人为之作“笺”，因此后人对其中所录词人词作之本事大多不知，造成了这部词选集在流传方面的困扰。而厉鹗与査为仁《绝妙好词笺》的完成，解决了流传的难题。

关于二人共笺《绝妙好词》的情况，厉鹗在序《绝妙好词笺》时有所交代：“津门査君莲坡研精风雅，耽玩倚声，批阅之暇随笔札记，辑有《诗余纪事》若干卷，于是编尤所留意，特为之笺，不独诸人里居出处，十得八九，而词中之本事、词外之佚事，以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捃拾无遗，俾读者展卷时怳然如聆其笑语而共其游历也。予与莲坡有同好，向尝掇拾一二每自矜并获。会以衣食奔走，不克卒业，及来津门，见莲坡所辑，颇有望洋之叹，并举以付之，次第增入焉。譬诸掇遗材以裨建章，投片琼以厕悬圃，其为用不已微乎？莲坡通怀集益，犹不忘所自，必欲附贱名于简端，辞不得已，因述其颠末如此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沿用了这一说法：“会鹗亦方笺此集尚未脱稿，适游天津，见为仁所笺，遂举以付之，删复补漏合为一书，今简端并题二人之名，不没其助成之力也。”但在《绝妙好词笺》的流传过程中，后人多不提査为仁，而把《绝妙好词笺》的成书归功于厉鹗一人，或因厉鹗在文学史地位远高于査为仁？

据《四库全书总目》，厉鹗、査为仁作笺时：“各详其里居出处，或因词而考证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载其佚闻，以及诸家评论之语，与其人之名篇秀句不见于此集者，咸附录之。”并称“其疏通证明之功，亦有不可泯者矣”。

《绝妙好词笺》成书后，并没有立即付诸刊印，而是在两年后，即乾隆十五年（1750），才由水西庄刊刻出版。就其在天津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绝妙好词笺》是水西文人的研究成果，是天津文学史上第一部词学研究著作，开津门词学研究之先河，这是作为水西文人的厉鹗之于天津文学最大的贡献。

《见真吾斋诗余》二卷

徐大镛撰。徐大镛喜以诗纪事，填词亦然。集中所录，始于咸丰八年（1858），皆晚年之作，时徐大镛侨居杞县。

《梧侯词集》一卷

董怀新撰。钞本。是集存词六十余阕，略有改窜，重加编次，似怀新手自删订者。且篇末缀“卷上”字，华长卿亦谓怀新有词二卷，然则此特存其半耳。

《妙莲华室诗余》二卷

王增年撰。刻本。王增年橐笔游四方，所至结交文士，尤以善填词有名于时；长洲宋祖骏谓其词格之高，俨然两宋遗制，以东南之秀与之角逐，匪惟无愧且可许其先登也。泰州宫本昂为镌其稿，与诗集并行于世。

《湖海草堂词》一卷

樊景升撰。刻本。樊景升字鹤舲。是集自序云：予自十五岁读草堂诗余，始学为小令，有“梧叶敲愁”之句，家大人见之谓胜于诗，自是每年必得数十首，后读《词律》，乃知法律之严，遂将少作焚之，至今二十年，所可存者不及百首，乃深知此中甘苦也。缪荃孙刻《云自在龛丛书》，收入名家词内，存32首。

《津门杂事诗》

汪沆撰。汪沆，生平见前。雍正十一年（1733）至天津，居水西庄，教査为仁长子査善长诗文。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与吴廷华同纂天津府、县志。乾隆四年（1739），汪沆去津归里。汪沆在津期间作诗二百余首，其中有着“诗史”之称的《津门杂事诗》是汪沆对于天津文学的贡献。

《津门杂事诗》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系汪沆编纂完天津方志后，吟咏天津地方人物风情的诗作，共计一百首，均为七言绝句。在内容上，《津门杂事诗》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掌故。《津门杂事诗》有很多吟咏天津历史方面的诗歌。第二，地理典故。《津门杂事诗》中还有一些对天津城内地理掌故的吟咏，如对鱼化桥、浣俗亭、宜亭、金吾桥、城中七井、浣花村、天后宫等的描摹。第三，津门人物。汪沆对天津的烈女孝子、文苑风流也有所描述、吟咏、歌颂。除此外，《津门杂事诗》还有对天津风物、制度的吟咏。

《津门杂事诗》一出，引来水西文人的纷纷题咏、称赏，如杭大宗云：“直沽七十二水发源于狐奴、酾渠、潴野，环注数县。其南与河通，北滨大海，茭苇蠃蟹之利，甲于畿甸。以形胜计，亦一大都会也。……吾友汪君西颢滞淫是邦，载离寒暑。有南湖贤令君，以为之囊橐，而搜讨有藉；有水西査氏，以恣其游息，而酬唱不孤。参稽地乘，溢为声诗，意主于扬厉风骚，表彰士女，正习俗之讹，著土风之异，盖以诗传事，非以事为诗也。……津门地非阻僻，当前修既往，坠简就湮之会，其绪积数百年而未出。西颢一客卿耳，一旦抽研骋秘，抉发之而无所余，岂非谈艺者之权舆，省方者之惇史乎？”杭大宗认为汪沆作《津门杂事诗》的目的在于“扬厉风骚，表彰士女，正习俗之讹”，并以为该书具有以诗存史的价值。査为仁也把《津门杂事诗》视为“诗史”，说：“他日輏轩如采取，图经重付枣梨刊。”足见水西文人对汪沆《津门杂事诗》的高度赞赏。汪沆的《津门杂事诗》开咏天津历史风物之作的先河，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蒋诗《沽河杂咏》、樊彬《津门小令》、崔旭《津门百咏》、华鼎元《津门征献诗》等均仿其体例。

《小息舫诗草》

查彬撰。是集前有沈峻序，谓彬未第时，游踪几半天下，旗亭邮馆到处豪吟，其诗颇近开、宝大家，稍次亦在元和、大历间。李毓琛序谓彬诗各体皆工，而尤长于乐府。朱履中序谓，岁甲子下榻淇署，见其除夕之作，爱其真又怜其穷，兹来阳夏，出示全稿，又见其遇与境无不穷，而诗亦无不工；则其居官与诗格，于此俱见矣。

《诗礼堂全集》

王又朴撰。王又朴（1681～1760），字从先，号介山。江苏仪征人，“六岁随父北迁。父业贾，好周济戚友，有厚德。又朴入籍，补卫学生”。又朴虚心好学，以文章名于津门。康熙庚子（1720）举人，雍正癸卯（1723）进士，选庶吉士。雍正二年（1724），授吏部文选司主事，随朱轼勘视江浙海塘，三年后调考功司主事。后又出任河东运判，无为州同知。任河东运判期间，因得罪田文镜党而被弹劾。乾隆四年（1739），复被起用，再至陕西，权西安同知，补汉中通判。乾隆八年（1743），随两江总督尹继善往江南，是年权泰州运判。乾隆十年（1745），补庐州同知，历权知池州、徽州等府。乾隆十四年（1749），又朴告休。乾隆二十三年（1758），归津门故里。在津期间，又朴请于当地官员，兴复三取书院，延师训课。乾隆二十五年（1760），卒于里，终年八十有一。

王又朴一生著述甚丰，有《易翼述信》、《大学原本说略读法》、《中庸总说读法》、《论语广义》、《孟子读法》等，其中《易翼述信》被收入《四库全书》，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易翼述信》十二卷，国朝王又朴撰，其说亦以十翼为主，深以朱子所云，不可以孔子之易为文王之易者，非也。其所征引，惟李光地之说为多，亦不甚墨守《本义》。”除此外，王又朴一生还有很多杂咏、散文、考据训诂类成果，分别为《诗礼堂杂咏》、《杂纂》、《诗礼堂古文》等，后均收入《诗礼堂全集》。

《诗礼堂杂咏》是王又朴的诗集，这也是一部合集，包括《寒蛩集》、《鼓吹集》、《熏歌集》、《关柝集》、《呻吟集》、《击壤集》等，共收录487首诗作。《寒蛩集》所收诗作大多作于1701至1722年间，时诗人正处于青年求学、应试阶段；《鼓吹集》所收诗作都作于1723～1725年间，时又朴已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正处于人生得意之际；《熏歌集》、《关柝集》、《呻吟集》作于1725年夏至1738年间，时王又朴正历经人生的低谷期——被弹劾而贬官。《击壤集》则作于王又朴重新被启用之后，时间跨度从1739年至1748年。《诗礼堂杂咏》内容芜杂，所收诗歌水平参差不齐，虽不乏佳作，却影响了总体水平。因此，王又朴作为一个诗人的成就不算太大，真正能够使他在天津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是其散文成就。

《诗礼堂古文》系王又朴古文集，分五卷，共98篇文章。这些文章多经过桐城大家方苞审定，有的文章后面附有方苞评语。王又朴的文章能得到方苞审定，源于二人的师生缘分。王又朴中进士之后于京城拜见了方苞，且执弟子礼。方苞点评了他所作的文章，并把作文的“义法”传授于他，且为之讲解了《史记》中《萧相国世家》与《曹相国世家》两篇文章。王又朴本就极为勤奋好学，加之方苞的指导，于作文一事遂有醍醐灌顶之悟，学愈精进。后来王又朴宦游吴中，恰值方苞退老金陵，遂得时时请业。王又朴的努力终于有一天得到了方苞的认可，据其《诗礼堂古文自序》云：“一日，缮所著以求正先生，诧曰：‘二十年以来，此何寥寥也？’”王又朴既受教于方苞，在创作主张上与之大致相同，或有生发。王又朴承渊于方苞，加之自身严谨的性情，写出了很多佳作：一是一些写景的文章，简明快捷，清雅不芜，能够代表其桐城派散文的特点。二是很多读经史的文章，这类文章亦以简洁明快、清雅不芜见长。三是很多传记类文章，如《杨烈女传》、《孝子金生实迹》、《旌表节烈李氏墓志铭》、《江南三贤媛传》等，大多秉承程朱理学的观念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树碑立传，以期有裨益于当下。王又朴的文章体现了他自己的创作主张，也体现出桐城派的特点，即“言之有物”与“言之有序”，由此可证知，天津文学与桐城派有着密切的关系，或曰王又朴的散文是桐城派于天津的一个分支。

王又朴及其文章得到了后人的充分肯定，郭师泰曾论“津门古文首推王介山先辈”，梅成栋亦言王又朴“开天津风会之先”。的确如此，天津散文的创作一直不是很活跃：有明一代，为诗者居多，为文者甚少。即便偶有散文传世，亦无定制；入清以后，诗歌作品数量、成就仍远胜于文。直至王又朴的出现，天津文风始为之一振。王又朴有多篇文章被收入《津门古文所见录》、《天津文抄》等书，足见其文章的价值、成就。

《南冈诗草》十六卷

于豹文撰。于豹文，字虹亭，父于扬献，诸生。于豹文身短貌陋，口能自容其拳。天才警敏，目下十行，博通古今，无所不读。借别人书，一览即归之，终身竟能成诵。乾隆三年（1738），于豹文中举。乾隆十七年（1752），考中进士：“壬申会闱中，三艺已成，又易三艺为短篇。主试者获公卷，如得拱璧，登上选。”然而，于豹文虽中进士，却未能进入仕途，因其中进士后即“归班”。所谓归班，系清制中指不授以他项官职，而以知县铨选者。归班后，于豹文终身未仕，曾执教于问津书院。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病膝，次年去世。著有《南冈诗草》十六卷。

于豹文一生诗作尽收于《南冈诗草》，共计1504首，是一位多产诗人。不仅数量多，内容也很丰富，而且水平很高。于豹文既品尝过中进士的喜悦，也领略过壮志难酬的失意，加之身体的病痛，因此其诗歌很大程度上都在发抒郁郁不得志的情怀与人生穷病的感怀。于豹文归班后，遁迹田园，虽然写了很多发抒郁郁不得志的感伤之作，却不耽于此。有些诗作也表达出诗人适意与放达的情态。于豹文的诗歌内容极为丰富，还有很多诸如咏史、咏物等方面的作品，其中亦不乏佳作。

于豹文为文主学汉唐，主“真”与“淡泊”，故其诗多自性情中流出，不加雕饰，古朴淡雅，深得汉魏六朝诗与唐诗精髓，各体俱工。

《香远堂诗钞》八卷

周人骥撰。周人骥（1695～1763），字芷囊，号莲峰。举雍正四年（1726）乡试，明年联捷进士。授礼部主事，雍正七年（1729）加翰林院编修衔提督四川学政，补精膳司主事，升仪制司员外郎，乾隆元年（1736）充福建乡试副考官，二年（1737）授贵州道监察御史。旋丁母忧，服阕，补广东道监察御史，迁吏科给事中，巡视淮安漕务，时逢高宗御宇之始，吁俊求言，人骥遇事直陈，动中体要。尝奏两广总督马尔泰疏报剿办逆苗情形，语多粉饰，仅降旨申饬，闽浙总督郝玉麟保举劣员，收受馈遗，止予镌级，均不足示惩，上引咎而嘉其奏，下部议叙。六年（1741）疏言，诬告越诉最为良民之害，请严行申禁，凡有诬告按律加等治罪，越诉者不得滥准，上允之，下所司酌定新例颁行。七年（1742）授广西右江道，勘定两省山界，苗民息争，振兴文教，浔柳士风丕变。十年（1745）擢湖南按察使，疏理滞狱、平反积冤凡二百余案，编辑成书，曰《臬楚摘案》，刊行之。十五年（1750）迁陕西布政使，明年调湖南布政使，疏言：苗疆额兵有以苗人充补者，非防微杜渐之道，应设法革除，上韪其议。十七年（1752），奏各省道员于所属知府新旧交盘遵例出结，而于直隶州止具仓谷印结，应令库贮钱粮一体结报，下部议行。十九年（1754）调浙江布政使，奏复省城派委佐贰分巡章程，年终考核功过，量加劝惩。是年擢浙江巡抚，时玉环厅设治已久，奏定文武学额附入温州府学，又奏海宁垦地一千余顷，认户强令种户纳租，纷纷赴控，今彻底察清，悉归种户报升，其认户自种者仍许丈给，上嘉之。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四府灾，奏请抚恤。翌年前巡抚鄂乐舜贪婪事发，上以人骥近在同城，漫无觉察，褫职遣戍军台，寻释还，署广东巡抚。二十三年（1758）调署贵州巡抚，黔民耕而不织，丝布价贵，人骥劝民购种川楚棉麻，教以纺织之法。二十四年（1759）实授巡抚，奏州县未结积案，令各府按季察核册报，积案多者咨部议处，各府有包荒朦混者以徇庇论，至知府自理之案，专责所管道察查，疏上如所请行。二十六年（1761），湖南臬司请禁苗民结婚，人骥奏黔楚情形不同，黔省苗民洽比结婚已久，一旦申禁，转致惊疑，且恐兵役藉端滋扰，请免察禁。又奏黔省种植棉苎已著成效，仁怀等处兼放山蚕可织丝绸，各属仿行，得旨嘉奖。先是，人骥奏开南明河以利铜运，且使丝枲盐之属，凡取资邻省者皆可因之流通，惟崖壑险绝，急湍激石，功难骤竟，至是布政使徐垣奏人骥新开南明河，不利舟行，官民未便，廷谕总督确察得实，遂解任，二十七年（1762）夺官，二十八年（1763）卒。人骥曩尝师事临桂陈宏谋，自儤直京朝及外简监司，历管封圻，宏谋每视其所莅之职，与其所治之地利病所在，寓书勖勉，以古大臣风义相期，故其历官廉饬勤慎，吏畏民怀，然卒以刚峻为权贵所中，不免末路之蹶。落职后，罚修完县城垣，工未半而身殒家倾，尤可悯焉。卒年六十有八。著有《莲峰宦稿》、《香远堂诗钞》。

《香远堂诗钞》为周人骥甥赵世烋编校刊行。其诗始于游晋，迨通籍后督学西川，典试八闽，及以御史巡视南漕，王事贤劳，不辍吟咏，莅湘稍久，篇什较多，然集亦止于此。厥后迭掌封圻、罢归田里不无续作，而稿之存佚不可知矣。人骥有文数首，以不足成帙，遂附诗后。

《莲峰宦稿》附《香远堂诗钞》后。人骥陈臬湖南时，甥赵世烋适来省视，世烋素从之受学，又尝随宦，亲炙最久，遂属其编辑公牍文字，与诗集次第刊行之。

现有清乾隆十二年（1747）精刻本。天津图书馆有藏。

《保积堂诗文全集》

周人麒撰。周人麒诗文俱有定本，惜未刊行。今《津门古文所见录》存文十五首，《津门诗钞》存诗十四首。

《摇鞭草》一卷

徐孙森撰。徐孙森字亭玉。孙森宰长山三年，民戴其德，及去任百姓攀留，如失所依，其事俱于是集见之。

《黄竹山房诗钞》十二卷

金玉冈撰。金玉冈（1711～1773），字西昆，号芥舟，又号黄竹老人。布衣。风期高尚，沉渊于学，慕陶弘景、林和靖之为人，寄心遐外，遍游名山邃谷。工诗善画，自成一家，所绘尺幅片纸，人以为宝。

金玉冈不喜治生，家中产业悉付其弟，筑杞园，结苍筤亭于天津西北隅。金玉冈钦慕林逋遗风，曾冒雪前往孤山拜其墓，每当冬梅盛开的时候，辄设灵位，荐以酒果。同林处士一样，金玉冈也养鹤。每煮茗弹琴时，所养双鹤便立左右若童子。后来，双鹤之一化去，金玉冈埋之亭下，且以破琴为殉。金玉冈博览群书，出入百家，但高洁恬淡，不求仕进，喜游名山大川。据《天津县新志》记载：“玉冈少席丰富而履蹈高旷，不喜治生，以家事付诸弟，一杖一笠一仆，负襥被恣情名山邃谷，生平足迹所经，登上房者再，游田盘者七。以先人坟墓在浙，岁时祭扫，往来于齐鲁吴越者四，遂得迂道遍访大江左右诸胜，若黄山、九华、天台、雁荡，罔不缒险探幽，尽窥其奥。又尝南浮海至普陀瞻望大士，西出嘉峪关眺祁连积雪，历青海、藏卫而回。族人金文淳谪戍辽东，孑身无依，玉冈慨然同行。东渡鸭绿，越长白，得览塞外山川，开拓胸臆。”金玉冈人生的大半时间都在四处游览，晚年还曾游广东罗浮。乾隆三十八年（1773），卒于邑，终年六十三岁。

金玉冈承袭了其祖父金平的名士风流，他的人生是潇洒自在的人生，是脱去一切羁绊的人生。而且就连去世，也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梅成栋《金芥舟先生传》（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曾记：“易箦之夕，酒罂中飞出五色蝴蝶一双，大如掌，翩翾绕先生舞，徐徐随风去。是夜，先生卧室中有大声如雷，惊视之，已趺坐而化。床褥间，诗稿积寸许，中有绝笔四首，语多了悟，盖自知来去人也。”

金玉冈著有《黄竹山房诗钞》十二卷、《天台雁荡山记游草诗》一卷、《浮槎集》一卷、《岭南草》一卷、《田盘记游》一卷等诗集，收录诗作不下千首。金玉冈的诗作大部分是记游诗，这些记游诗或描摹当地风光，或登临怀古，中多佳作。金玉冈诗，多具神清骨瘦之特质，正如梅成栋所言：“幽情著冷韵，香瘦梅花枝。清虚贮其腹，冰雪腴其肌。”

《欲起竹间楼存稿》

梅成栋撰。梅成栋（1776～1844），字树君。嘉庆庚申（1800）举人。成就后学，一时文士，多出其门。选《津门诗钞》三十卷，陶凫芗先生辑《畿辅诗传》，成栋与焉。笃行好义，虽家无儋石，而亲友之窭贫者，多赖以举火。道光乙未（1835）岁旱，成栋倡义捐赈，施米设厂，四门内外分男女，届五日一给签，越日汇领米，无庸原人复来。其旧家之不便赴厂领签者，径送米于其门。法简而备，无一遣滥，施米万余石，全活甚众。事竣，不邀奖。仕永平府训导，卒于任。著有《欲起竹间楼诗集》，凫芗刻其稿，与庆云崔旭诗集合为《燕南二俊集》梓行。

《欲起竹间楼存稿》是梅成栋的诗集，目前流传有两个版本，分别为六卷本与四卷本：六卷本起于乾隆乙卯（1795），迄道光壬辰（1832），计收诗567首；四卷本则起于道光辛巳（1821），迄道光戊子（1828），计收八年诗，共373首。就起止时间而言，六卷本包括四卷本。但四卷本别为一本，所收诗歌与六卷本同时期所收诗歌并不完全相同，中有290首未见于六卷本。如此可知，梅成栋所传下来的诗作共有857首。

梅成栋作诗崇尚“本真”，不事雕琢，其诗歌艺术成就很高。他曾言：“诗不求奇但写真。”（《即事》）也曾说：“我文殊率意，持论胥腐朽。我诗更无体，自享若敝帚。拉杂吐胸怀，不顾人欲呕。”（《偶述》）“拉杂吐胸怀”指其作诗直抒胸臆，直抒性灵，因此梅成栋的诗歌或短什怡情，或长歌当哭，“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短章如《雨天书闷得绝句》，“斟酌阴晴昼夜忙，晒花日日盼斜阳。盆中茉莉墙边菊，第一关心是海棠。”透出一股对生命的喜爱之情，读来令人感到欣喜。梅成栋的诗歌得到了当时很多诗人的称赏，张世光赞曰：“先生一室怡然，千古自命，乐此不疲，老而弥笃。著书之暇，发而为诗。风云月露，灭景于篇牍；贞淫正变，嗣响于风谣。”这是对梅成栋诗歌批判黑暗社会现实的赞颂，也是对其诗歌格调的称赏。任丘时云：“五律如汉庭老吏，百战健儿；七律则声韵悠长，气势雄厚；七古纵横排奡，痛快淋漓，尤觉沁心脾而畅胸臆。”

《守拙斋诗集》

解道显撰。钞本。解道显，字小亭，举人，官知县。是集前有杨光仪序，谓道显与梅成栋生同年月，少同几砚，又同举于乡，契分最深，故集中倡和之作最多。然《津门诗钞》独未录其一诗，意者，前辈深于韬晦，不欲以文字自炫，虽良友莫之能强也。

《小蓬莱仙馆诗草》一卷

徐文煐撰。钞本。徐文煐，字浣云。是集存诗110余首，有华长卿、孟继坤题词，杨光仪辑《津门诗续钞》选其诗甚多。道光间沽上诗人起梅花社于水西庄，文煐尝占一席，诗笔雄健，独无当时薄弱之弊，故读者多盛赞之。文煐由教官选广东知县，而集中仅有永平学署诸作。

《善舟吟稿》

王有庆撰。王有庆，字善舟。敦孝友，重交游，由嘉庆辛酉举人，任江苏丰县、元和县令，洊升苏州知府，去官之后，人辄怀之。任泰州时，麦秀两歧，绅士制联颂之曰：“是儒吏、是廉吏、是循吏，名达枫宸，行作公卿大吏；能安民、能养民、能教民，恩周蔀屋，允宜父母斯民。”以疾卒于任，年六十。

《展蕉轩草》

朱维翰撰。朱维翰，字宪百，廪膳生。才思赡富，颇工藻缋，秋试不第，侘傺以死，无嗣。

《竹泉诗草》

诸逊撰。诸逊，字竹泉，诸生。家贫，弃举业为钞关吏，郁郁不自得。其为人风怀疏宕，尝与梅成栋咏吊古诗，至得意时拍案叫绝，掀砚墨污衣袖，人呼“诸痴”。《津门诗钞》存其诗八首。

《青棠书屋诗稿》一卷

缪共位撰。缪共位字星池，诸生。生平笃友朋之谊，诸逊客死北塘，为之经纪其丧，哭之以诗。今《津门诗钞》存其诗24首。

《梦崖集》

李珠光撰。《梦崖集》一作《梦崖草》。据《畿辅诗传》，李珠光，字梦崖。天津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

《爱竹山房诗草》

冯嘉兰撰。冯嘉兰，字耕竹。敦友谊，尝积千金，为人干没。后闻其人贫且死，委骨异乡，嘉兰仍为买地葬之。其长厚多类此。

《织帘书屋诗钞》十二卷、续钞四卷

沈兆沄撰。刻本。沈兆沄，字云巢，号拙安。县学生，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二十二年（1817）成进士，改庶吉士，明年丁父峻忧。初，峻由戍赦归，家贫课子甚力，迨兆沄兄兆霑以诸生乡试，挑誊录议叙经历，兆沄登甲科入词林，峻俱及身见之，而兆沄一生学业治行，亦以得诸家教者最多焉。道光二年（1822）散馆授编修。八年（1828）典湖南乡试，九年（1829）充会试分校，十一年（1831）出守江苏松江，值岁旱发仓谷五千石，捐廉平粜，修浚白茆河、刘河以工代振，江督陶澍亟称其贤。十四年（1834）调苏州，旋丁母忧。十六年（1836）服阕补江宁，权盐法道，授江安粮道，道所辖卫所弁兵大率狃于积习，黠者弄弊，懦者误公，兆沄痛惩严汰而恤其勤苦者，于是人知感而无欺，事不劳而悉举，各属岁征额解如期而赴，库无积逋。在任十二年，南北往还，公余未尝废读，所著《篷窗录》殆即脱稿舟中。咸丰元年（1851）迁河南按察使。三年（1853）权布政使，时粤匪号数万由怀庆分道上犯，巡抚陆应谷出剿柘城，诏旨屡以省垣防守责兆沄，城中羸弱及新募之军不满五千，兵单地旷，援师又不时至，贼果悉众四面猛扑，兆沄激励将士登陴固守，乘间缒城歼其侦候，分兵截杀，贼不得逞，解围遁。是役也，遏贼渡河长驱而北，功绩甚伟，事闻，优诏褒嘉，赐孔雀翎。是时已调山西，旋抵任，两权布政使。九年（1859）入觐，上念守汴功擢浙江布政使，行抵淮安，道梗不得进。十年（1860）召还京师，值海氛不靖，銮舆北狩，以老疾告归。同治九年（1870）庚午重宴鹿鸣，赏头品顶戴。光绪二年（1876），年九十有四卒，予谥文和，国史馆立传，崇祀乡贤，复入祀畿辅先哲、河南名宦各祠。兆沄致仕家居，足迹未尝至公门，然乡里有大故，又未尝不慷慨尽言。同治七年（1868）捻匪犯境，上书通商大臣崇厚画防剿策。十年（1871）大水，总督李鸿章就询治法，兆沄主浚东西淀使水有所归，疏畅下游使不上溢，复自捐资筑子牙河垫以拯灾民。主讲辅仁书院，成就者众，其讲学壹守程、朱，凡所著述兵燹后或存或不存，要其旨归皆主劝戒。生平视听言动必循礼法，即独居亦整冠兀坐，人有就而问道者，娓娓以理义为勖，虽耄老不倦，耆德硕望，远近宗仰者数十年。

著有《易义辑闻》、《篷窗随录》、《义利法戒录》、《戒讼说》、《捕蝗备要》、《实心编》、《尚论编》、《仰企编》、《发声录》、《唐文拾遗》、诗文集等。

沈兆沄少以《塞下曲》见赏于学政陈嵩庆，刊入《三辅采风录》，诗名颇著。时父沈峻已赦归乡里，家学渊源，所造益邃，厥后宦游京外，凡夫咏史述怀赠答行旅之什积稿累然，其初集刻于陈臬河南时，及引退以后就养山东粮道署中，复刻续集，凡存诗1200首。

《冶堂诗集》一卷

张廷选撰。钞本。张廷选，字冶堂，廪贡生。嘉庆十三年（1808）仁庙巡幸淀津，迎銮献赋，召试二等第一名，赏缎疋，赐文颖馆行走。廷选少负才名，长于词赋，在馆时复值銮辂西巡，献颂八章，未及召试丁忧归。后以馆差报满，叙盐课大使，发浙江补横浦场，屈于下僚，郁不自得，到官九阅月卒，年36岁。著有《西湖杂咏》、《冶堂诗集》等。

是集多与乡人冯相棻、缪共位、李珠光辈拈题倡和，又有旅邸题壁、客途写景诸诗，盖其家居读书及游晋客都门之作，凡存古今体150首。其诗所传不多也。别有文集，录其两次恭逢巡幸所献赋颂，末附古赋数首，与此卷并藏于家。

《稔斋诗草》一卷

姚承丰撰。钞本。姚承丰，字玉农。与兄承恩同为梅成栋门人，亲炙较久，集中命题多与《朗山诗草》相同，想见分韵拈豪、风雨连床之乐。其戚金渶官江苏时，承丰尝南游过江，又值乡人沈兆沄督运北上，异乡聚首，各有歌咏，其他登高揽胜及客途写景之作亦复不少。

《见真吾斋诗草》十卷

徐大镛撰。稿本。徐大镛，字东序，号兰生，举人，官知县。少尝学诗于梅成栋，与宝坻高继珩互相倡和。迨幕游三晋，筮仕中州，以至谴戍塞外，遂多吟咏。放归后侨居杞县，优游林下近三十年，感事怀人，得诗最伙。大镛遭际坎坷而能作达观之语，故诗格于《长庆》为近，所为乐府亦极意摹效，盖终身瓣香白傅者也。

《古砚山房诗》二卷

金淳撰。钞本。金淳，字朴亭，金观智孙，廪膳生，为梅成栋弟子。是集所载诗多道光癸巳、甲午两年间之作，与家集所存33首无一同者，盖脱稿有先后也。

《问青阁诗集》十卷

樊彬撰。樊彬，字质夫，号文卿。生平见前。八岁而孤，少与诗人梅成栋、董怀新、崔旭、边浴礼、高继行友善，虽居后而文名相埒。居贫澹泊，至老精力不衰。平生笃嗜金石文字，搜罗海内碑刻至三千余种。著《畿辅碑目》。樊彬诗名早播，又享大年，故积稿颇富。

是集录其出仕以前及司训冀州之作，叶绍本为序。绍本于诗学素持雄深雅健，不事险怪绮靡之论，彬诗格悉与之合，契分极深，集中师生倡和之作亦最伙；彬没京师，文物散失，生平所著诗文稿帙大半就湮，惟此以刊本独存也。

《蕉雨山房诗钞》四卷

吴士俊撰。钞本。吴士俊，字傅岩。世为北仓人。祖曰圻，岁贡生。父彰，举人，官训导。士俊中道光五年（1825）举人，十三年（1833）成进士。以知县发往湖南，历宰黔阳、辰溪、清泉、零陵，权知茶陵、武冈等州，长沙、宝庆等府，迁郴州直隶州知州。二十六年（1846）谢病归，值咸丰三年（1853）逆氛北犯，以在籍团练有功晋知府衔，乡人聘主讲辅仁书院。士俊笃静好学，幼时尝以勤苦致疾，解组后家居三十年，未尝一日辍书不读，而生平精力尤萃于所著《易学》一书，自庚戌创稿，积多至二千七百页，密行细字，点窜重叠，凡义所未安辄展卷凝思，援笔钩乙，虽伏案龙钟不倦。其所作字，虽墨胶毫秃而点画不淆，直至易箦前数日始卒业焉。当道光癸巳，阮元以总督入觐，总裁是科会试，而士俊适为其所得士。士俊治《易》尊郑摈王，不以理气废象数，遐稽博采以求伸其说，惴惴焉惟恐汉学之坠地，其他著述大率亦原本形声，明训诂，旁及格致测算之学，罔不探索而得其大凡，盖其师承有自也。光绪九年（1883）卒，年84岁，附祀盐政文谦专祠。著有《易学溯源》、《字学汇考》、《骈体鉴略》、《祝融佐治真诠》、《蕉雨山房诗钞》。

吴士俊诗才敏捷而又富于藻采，往往一稿改窜再四，极选声妃色之工；少作好以俪语，拈题排比多首。筮仕以后，揽湘江之胜，睹苗俗之奇，以故纪行纪事诸诗充牣囊箧。是集起道光丙戌（1826），终咸丰丁巳（1857），末附试帖一卷，为同治壬申年作，其题则皆采自经史者也。

《朗山诗草》一卷

姚承恩撰。民国年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姚承恩，字桐云，号朗山。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幼随其父宦游江南。道光二年（1822）中举。十三年（1833）中进士，旋任河南遂平知县。十五年（1835）和十七年（1837）调充河南乡试同考官。继任河南舞阳县知县，以丁母忧回籍。服满后，历任盖平县、承德县知县，辽阳州知州。姚承恩受学于梅成栋，颇有诗名。道光间重修水西庄既成，成栋立梅花诗社，觞咏其间，承恩与焉。承恩尝以宦游南逾大河，北出榆关，作宰十余年，屡任繁剧，而诗中未尝一及其事，盖是集仅录通籍以前之作，非全稿也。又善填词，有诗余数首，附卷末。

是书卷首刊有承丰《承德公本传》和《津门选举录》、《太学题名碑》以及张克家《题词》诗2首。正文录诗约100多首、词3首。其诗绝大多数为怀人、题图、题画和咏古之作。如《补作李烈妇哀词》、《孝友传家图为节妇孙罗氏作》、《赠孔绣山》、《采莲曲》、《题眠琴看剑图》、《题高寄泉采莲归棹图》、《班超投笔》、《相如题桥》、《马援据鞍》、《竹马》、《土牛》、《雪狮》等。所录三首词亦全为题图之作。卷首《承德公本传》等文介绍了作者的生平仕历，颇有史料价值。

《时还读我书屋文钞》七卷

华长卿撰。钞本。华长卿（1804～1880），原名长懋，字枚宗，晚号米斋老人。天津人。少受诗学于梅成栋、董怀新、余堂，后客舅氏沈兆沄江安道幕中。道光十一年（1831）中举，纵游南北十年，与孔宪彝、方朔交善，又与高继珩、边浴礼并称“畿南三子”。咸丰三年（1853），选奉天开原训导，奉府尹倭仁之命，纂《盛京通志》36卷。同治六年（1867）告归。博通经史，尤长于考据，又精研《说文》、《尔雅》。工诗文，亦能词。著有《还读我书文钞》、《梅庄诗钞》共32卷，另有《黛香馆词钞》2卷、《说文形声表》15卷、《正字源》7卷、《说雅》19卷、《韵籁》4卷等十余种。子光鼐（字少极）、鼎元（字文珊）皆以诗文名。光鼐早卒，著有《东观室诗钞》，辑有《津门文钞》。鼎元著有《津门征献诗》。

华长卿终身勤学，著述甚富，不专以文字炫长。是集骈散兼收，洪纤悉具，其中如经说六篇，史例一篇，及学宫九十九赞，请易府州县名议，千家姓序，皆蔚然巨制；他如学署公牍之有关学术风化者亦收入焉。长卿没后，其孙绎孙持以质诸端木采，采略加诠次，并撰序文与王文锦所为传略同置卷首；是集原名《东观室文钞》，见所著《开原征书启》文内，此盖从其晚年斋名也。

《梅庄诗钞》三十二卷

华长卿撰。刻本、钞本各16卷。华长卿，髫年从舅氏沈兆沄受书，即授以唐人五七言诗，及成童，从董怀新游，怀新方选辑唐宋以来诗集，长卿心尤好之，时已学为韵语。其后客游南北，司训辽东，诗侣骚坛稿帙丛积，是编起于嘉庆庚辰（1820），时年甫十六，至解组归里而止，距其卒不过二年，殆其全集也。同治己巳（1869）尝手自编辑梓行十六卷，其半则仅具稿，梅宝璐、杨光仪各有删定，藏于家。

《倦鹤龛诗钞》一卷

华长忠撰。钞本。华长忠字葵生，长卿再从弟，举人。生平饶有才气，郁郁以终，故所为声歌时以放纵自适。兹集所录惟五七言近体80余首，殆皆敛才就范之作，梅宝璐、孟继坤所选定，编为《同声集》之一。长忠别有《倦鹤龛文稿》，仅骈散文各6首，短札20余则，文少不足成集，附志于此。

《环青阁诗稿》四卷

王韫徽撰。王韫徽，字澹音。娄县人。知府王春煦女，大使杨绍文妻。克承家学，工书善画。又能诗。

《杏砚斋诗集》一卷

牛琳撰。钞本。牛琳，字琢庵，进士，官知县。是集但录其乾隆乙丑（1745）丙寅宰山东沂水时，由县至郡及往来省会之作，至告养解组而止。琳自乾隆丁巳（1737）通籍，历官至历城令，生平吟咏当不只此一卷，《津门诗钞》不载其诗，盖当时此卷未出，至杨光仪《续纂津门诗钞》，始物色得之。

《大雅堂诗草》一卷

张湘撰。刻本。张湘，字楚珊。乾隆甲戌（1754）进士。性倜傥，风骨崚嶒，工书法。任江西余干令时，郡守某，寡廉隅，湘薄之。某酷爱湘书，一日盛筵招饮，酒酣出绢素，索之不得。某怒甚，因是罢官。囊无一钱，仅携一竹床归。姚应龙为绘图，一时名士题咏甚伙。

嘉庆甲戌，其孙岩以湘遗诗属梅成栋编次，成栋谓其古体诗奇气奔放，发源青莲，读之经月不能释手。既而岩卒，家人客中州，文籍荡失。至道光己丑（1829）刊此集，复求序于成栋，成栋再读之，则较昔之所见不过十存二三矣。

《瓣香庐诗草》

李云楣撰。李云楣，字采轩。道光乙酉（1825）举人。性坦率，不设城府，天才俊敏，文名藉甚。为诸生时，应试咏酒旗云：“几番春雨南朝路，千里莺花小杜诗”，为学使杜石樵先生所赏。尝以弟云林游幕两粤，多年无耗，寄诗云：“纵使路遥无雁到，亦应春尽有鹃啼。”云林得诗，即日束装归。著有《瓣香轩诗草》、《黔游日记》。

《慎庵遗稿》八卷

高静撰。高静（1810～1873），字尊谊，号慎庵，清宁河人，天秩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官望都教谕。是书为著者所编定，计古近体诗四卷，录诗406首，陈学棻、戴彬为之序，又有自序。陈序谓其诗“悱恻缠绵，皆有关人心世道”。词稿一卷，收词35阕，许善昌为之序。试帖诗余诗81首，苗如兰为之序。另有赋稿一卷。光绪间由其子棠恩、赓恩刻。《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天津图书馆藏。另，中科院图书馆藏有赋稿。

《碧琅玕馆诗钞》四卷及《续钞》四卷

杨光仪撰。杨光仪（1822～1900），字香吟，晚号庸叟。先世自浙之义乌迁静海，曾祖世安始迁天津，业盐致富，孝友睦姻，亲属多赖以举火。河间纪昀为之传，所谓庸行皆人所难能者也。祖毓檙，廪贡生，官主事。父淳，庠生，家中落，课读自给。光仪幼从父受书，尝夜读饥甚，其母出箧中饼划其半啖之，曰：“毋嫌粗粝，吾知儿苦读故蓄此，他儿且莫得也。”感动益自刻厉，弱冠补诸生，旋食廪饩。举咸丰二年（1852）乡试，选补东光县教谕。光仪学优运蹇，十一年（1861）就礼部试不第。自二十岁后即设帐乡里，从之游者每发名成业以去，于是担簦负笈接踵而至，门墙以内几莫能容。主讲辅仁书院，一以先正法程规范后进，殷殷训课垂二十年，故一县之人无长幼贵贱，凡为操觚之士，莫不在门弟子之列。值书院费绌，议者思损生徒膏火，光仪持不可，宁减己所岁得束脩以益之。既铨教官，以母老不就，时年已六十，朝夕承欢，犹如孺子。家无恒产，而群从子弟同居，脩脯所入与众共之，虽布衣蔬食未尝有异。性和蔼，无急言遽色，与之处使人矜躁潜消。少时读《资治通鉴》，尝钞撮历代兵事及治乱沿革之迹裒然成帙，迨胡林翼《读史兵略》出，叹曰：“杰作也。”乃辍笔。自海上多故，时局变迁，知所怀抱者于世枘凿，遂绝意仕进，专致心力于诗。乡人以诗得盛名者，前有梅成栋，光仪实为继起，而与成栋子宝璐、于士祜、孟继坤辈联吟结社，追步前尘，然人谓光仪诗格独高，近百年来无出其右者。南北名流及当代显宦往往闻名先施，造门请谒，相与讲道论艺，欢若平生，至风节所关，从未因人稍贬。晚年与乡中耆旧结九老会，诗酒酬答，极林泉之乐。光绪二十六年（1900）拳匪难作，卧病危城中，炮穿其庐，神色不惊，时有歌咏以自遣，是年八月卒，年70岁。著有《耄学斋晬语》、《诗文集》、《津门诗续钞》四卷。

杨光仪工诗，其诗作颇丰，弟子徐士銮在出任台州道经里门拜谒师父时，曾请以全稿付梓，杨光仪未许，后徐士銮多次函请，乃邮寄其诗若干首，由徐士銮校钞录成诗钞四卷，辑古今体诗385首，是为《碧琅玕馆诗钞》四卷。此诗钞前后有序跋，又有题词者达13人。今有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行世。其师张式芸序，谓：光仪诗得乾坤清气，与乡人张霔绿艳亭、金玉冈黄竹山房各集后先辉映；其及门徐士銮尝称述师说，谓诗以理性情，虽偶尔倡酬，亦必有真性情流露其间，又谓值时事多艰，烽烟迭警，吾师随所见闻托诸歌咏，阐发愈宏，推敲愈细，执骚坛牛耳者数十年，宏奖风流，群推宗匠。士銮守台州时为之刊其初集，及归里后复请刊续稿，并行于世。

又阅九年，弟子徐士銮又从杨光仪处得诗若干首，于杭雕版，偕同学许光荣、赵忠翰详校钞录成四卷，题为《续诗钞》，辑其古今体诗286首，前有四人题词，后有跋尾。今有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存世。

杨光仪诗中悲愤地表现了对英、法侵略者的谴责，并揭露了清末官吏种种贪腐劣行和无耻嘴脸，描绘出当时贫民痛苦无告的悲惨生活。此外，他还以诗记录了天津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如《丙寅十月晦纪事》记1866年天津城北大火，《庚午津门纪事》记1870年天津政局变化，《纪炎》记1877年粥厂大火烧死二千难民的惨案等。这些大事实录，可补史书之不足，是研究天津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刚训斋集》十八卷

高凌雯撰。高凌雯（1861～1945），字彤皆，天津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光绪末年，曾在学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于津门闭门著述。纂有《天津县新志》。又撰有《续志余随笔》、《天津士族科名谱》、《天津诗人小传辑存》等多种有关天津地方著作的未刊稿本。

《刚训斋集》收诗十二卷，文六卷，总十八卷。高凌雯诗文，清真雅正。至征文考献，于乡邦掌故，尤搜辑不遗余力，则发潜阐幽，赖之以传者甚伙。

《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

严修撰。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祖籍浙江慈谿。世业盐商。光绪八年（1882）中举，次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曾任贵州学政。后回乡创办敬业中学堂（不久改名南开中学），并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半日学堂、补习所等教育机构。1904年任直隶学务处督办，1905年任学部侍郎。入民国后，袁世凯曾多次欲任严修为度支大臣、教育总长、国史馆总裁、参政、中卿等职，均辞未就。后黎元洪、段祺瑞等亦以要职相邀，亦未再出。惟尽力于地方教育及实业自治公益等事，特别是创办了南开大学。晚年组织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著有《严范孙先生遗著》、《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

在历史上，严修不仅是“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之一”（刘炎臣语），更是近代诗坛“河北一派”的重要成员（汪辟疆语），可谓天津近代文坛的重要代表，并且以其为中心凝聚了一大批诗文之士。但是，1949年以后，在偏重新文学轻视传统诗文的学术观念，以及严修诗集被束之高阁的文献阙如等影响，诗人严修在民国文学研究者视野中处于边缘之地，在普通民众印象里也成为陌生之人。直到十年前，孙玉蓉在其《天津文学的历史足迹》一书中还感叹：“人们都知道严修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但很多人恐怕未必知道，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严修在文学史中的这种遭遇，也是天津众多以传统诗文创作为主的近代作家的普遍遭遇。这种局面若不扭转，其后果至少有二：一是模糊了当时传统诗文存在的真实历史；二是遮蔽了天津文学古今之间的文脉承传。最终导致，后世所接受的只能是一个只有白话文学而无传统文学且只有俗文学而无雅文学的残缺的天津近代文坛。

继陈诵洛之后，近来严修的《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经杨传庆重新整理，再现于世。借此，诗人严修的诗学观念、诗歌创作、诗社活动、诗派承传，乃至以严修为核心的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等，都可以相对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不同于徐世昌与赵元礼等人，严修没有留下关于诗学的专门文章。他的诗学观点散见于诗中，现从其诗集中可以辑出十余条，一言以蔽之曰：自然。甚至可以说，顺应机缘，任其自然，就是严修的诗学信仰。在他看来，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推敲的结果，毋宁谓之为生活随缘的产物。他在《逸唐招同人集寓斋分韵得之字》诗中曾言：“随缘便作逢场戏，省事无如叠韵诗。未必文章妨要务，或从酬唱结新知。”而在《野兴》中亦自道：“万物皆吾与，随缘见道心。……吾师周茂叔，生意自家寻。”日常应酬属于与社会打交道，随处观物属于跟自然相往来。诗歌因此属于诗人同社会与自然相处的产物之一；相反，如果仅为寻求诗料和雕琢诗语，而使本来的生活发生“变异”，则属于颠倒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实在不足取。严修对后者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如此作诗毫无益处，即使成为所谓的名家，也不过是虚荣。因此，他在《生日欲述一诗而不成章作此解嘲》中写道：“作诗有何益，呕血苦不胜。便令成作家，虚荣何足矜。”此外，他还在遣词造句方面，追求唐代白居易等人的通俗平易；在议论言志方面，则推崇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等人的切实自然。正如他在《寿林墨青六十》中所言：“香山所为诗，可以喻灶婢。宋儒著语录，后人谁敢訾。”正是秉持这样的作诗理念，严修不求诗工而诗自工，不以诗人自命却以诗闻世。王守恂评论说：“范孙之诗非工也，不能不工耳。”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也以诗人目之，认为严修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

严修经常自道，其不能诗，所作乃打油诗、盲鼓词，并言六十岁后才学诗。不过，这实在是他的自谦辞。实际上，严修不仅自幼学诗，而且其一生简直嗜诗如狂。严修自九岁起研习试帖诗，就出言不俗，颇获诗辈好评。他曾作《声在树间得秋字》诗，中有“有声皆在树，无处不惊秋”句，老师评道：“句真惊人。”所以他在《杂忆儿时琐事漫成十三首》中写道：“九岁学试律，始作仅四语。‘无处不惊秋’，周师颇奖许。”十三岁应郡试时，曾作有七言律二首，他的老师林杏农先生极为赞赏，经常对人讽诵之。严修的嗜诗如狂，可以从两个细节体现出来：一是，每逢元旦、除夕、春节、中秋、生辰等重要节日，几乎必定赋诗。其《六十四岁初度》就曾道：“一年一度逢初度，底事年年例有诗。”二是，但凡远游，往往以诗纪之，如《安庆杂诗》、《金陵杂咏》、《西湖杂诗》等比比皆是，而尤其以游历日美欧等地所作的《东游诗》、《欧游诗》等最为知名，无愧于“黄遵宪后一人”。严修到了晚年，这种嗜诗之癖更为严重。不仅因作诗而深夜不寐，如《夜不寐有感而作叠前韵》，更是不顾身病不顾人劝而参加诗社活动，乃至去世前数日还作自挽诗并登诸报端。其《再占一绝句》曾写及当时情形：“病中恶字如蛇蝎，忽觉祥麟纸上来。火急将诗来鼓吹，蜇虫欲振要春雷。”严修65岁时曾生过一次重病，病后屡承亲友劝戒不必作诗，王守恂与林墨青等诗友也对他说最好别用心费神，但严修道：“亦知省穑精神用，偶一联吟或不妨。”（《梨花盛开邀同社吟赏分韵得妆字》）伴随着这种热情，严修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最高峰。据杨传庆教授统计，仅《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收诗就超过800篇，而其中绝大多数为严修60岁之后所作。因此，简直可谓十载风云诗千篇。

陈友苓曾回忆称：“沽上之有诗社，盖始于民国初年。首创立者为严范孙主办之城南诗社。”相对于自然作诗，严修是出于一种文化自觉而积极组织诗社，他倡导组织了天津近代影响最大的诗社——城南诗社。通过《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我们可知当年诗社活动之盛，其《中元游八里台泛舟分韵得秋字》写道：“城南诗社人，最喜城南游。鲰生体此意，先期斗酒谋。郊庠肯见假，竟日容淹留。诗人晨踵至，三五各为俦。当其未至时，中道已唱酬。入门急索纸，快若鲠在喉。顷刻堆满案，挥洒无少休。余兴复拈韵，好语争雕锼。我劝舒倦眼，褰衣上重楼。新诗益涌出，不及奚囊收。……酒罢吟未辍，强辍邀放舟。……少焉诗横飞，稿草如梭投。……日尽诗未尽，归棹南关头。”不仅如此，城南诗社还几乎凝集了当时天津所有的诗文大家，王守恂、赵元礼、李金藻、华世奎、章梫、冯文洵等皆为其中重要成员，而且诗社前后持续三十年，成员以天津诗人为主，又涉及全国各地文学之士，总数超过200人，这些人大多著述丰富，不少人都有著作留存，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蔚为大观。

可以说，以严修为中心的城南诗社，凝聚了天津近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人群体。这是天津文学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守恂曾为赵元礼《神佑集》作序时云：“吾乡提倡风雅，有张氏遂闲堂、查氏水西庄。张氏宾客如吴天章、赵秋谷；查氏宾客如厉樊榭、杭大宗，此康雍乾嘉时代名人之纪载也。道咸时有梅花诗社及续梅花诗社，为梅树君先生先后主持。嗣杨香吟先生倡立消寒诗社。自是而后科举盛行，乡人多从事帖括，风雅几至中绝。近年严范孙、赵幼梅同立城南诗社。范孙故后，幼梅继起，直至今日，人材之多，著述之盛，有加无已。”他将城南诗社与清代水西庄之盛会与清末梅花诗社之雅集等相提并论，言语之间，也道出了城南诗社在天津文脉承传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其实，在斯文传承的方面，城南诗社不仅“继往”，前呼乾隆时期的水西雅集，而且“开来”，后应抗战时期的冷枫诗社与持续到21世纪初的梦碧社。在天津沦陷以后，国是日非，长者凋零，城南诗社虽然未停止活动，但是难复抗战前的盛景，其成员也逐渐完成新老交替。于是，城南诗社的青年诗人发起一个新的诗社，即冷枫诗社。冷枫诗社以赵元礼等城南前辈为导师，在结社宗旨、成员传承、诗学旨趣等方面，与城南诗社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当时津门诗人，不入城南，则入冷枫，或两者兼入，成为天津文坛一大盛事。正如陈友岑所言：“所有社员，先者加入城南，后者合并冷枫。故城南与冷枫，为民国数十年来沽上诗坛之两大主流。”冷枫诗社消歇后，寇泰逢等人组织梦碧词社（诗文并作）。而社中成员大多为城南诗社与冷枫诗社的旧成员。寇泰逢所撰《四十年代的天津梦碧词社》曾称：“梦碧词社较为晚起，故社友多属各社中人。例如：李琴湘、王新铭、刘赓尧、李国瑜、王叔扬为城南社友。周公阜、姚君素、王禹人、冯孝绰、石松亭、王伯龙、杨轶伦、杨炜章、杨绍颜、马醉天、王梦龙、顾恺白为冷枫、玉澜社友。”梦碧词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传统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家园杂咏纪事》

王照撰。王照（1859～1933），天津宁河县人。字小航，号水东老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曾任礼部主事。戊戌变法期间，亦曾上书提出变法建议。其上司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递，王照具呈劾堂官阻遏，欲往都察院亲递。怀塔布劾王照“请皇帝游历日本，系置皇帝于险地”。但光绪以怀塔布阻隔言路，将礼部六堂官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顽固派发动政变后，被革职通缉，流亡日本，但与康梁不睦。后削发为僧。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潜心研究官话字母，后将有关文章、奏折、书信选编成《小航文存》。主要记述作者所创行官话字母的各种制度和学习方法等，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国语运动的重要资料。

《方家园杂咏纪事》记慈禧太后与隆裕皇后宫廷逸事，以方家园为两后母家所居巷名，故名。收杂咏诗二十首，每诗咏一事，史实取自《德宗遗事》。恭亲王（奕）曾言：“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王照以知内情者的身份，在这组诗中写到了不少自戊戌变法至联军入京、两宫西逃、慈禧光绪死亡等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内情，每首诗后均有“纪事”及“附记”为之注释事件本末，皆为清末第一手资料。尤其于戊戌、庚子前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间龃龉情形记述较详。

曾据实驳斥吴光耀《慈禧三大功德记》中之谬误，指出所谓奕谋夺政权，李鸿章卖国日本，光绪帝让位康有为，皆系吴氏捏造。收入《水东集初编》。

《王仁安集》

王守恂撰。王守恂（1865～1936），原名守恬，因避讳光绪帝载湉之名，改为守恂。字仁安，号阮南，晚署拙老人。直隶天津人。祖籍山西。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宣统二年（1910）任河南巡警道。入民国后，曾任内务部佥事、浙江钱塘道尹等职，后辞官回津，晚年与严修组织城南诗社和崇化学会。著有《王仁安集》四卷及《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崇祀乡贤祠诸先生事略》等。

王守恂为范当世弟子，文宗桐城，诗学同光体。汪国垣认为“其诗学致力甚深，得力于肯堂较多。其用意之作，亦复健举”。1894年，他将此前所作诗文大部分烧毁，仅存四首。现存王守恂的作品绝大多数是1894年后所作。

《王仁安集》计三种三十二卷，附一种九卷。三种为其诗文集：《仁安诗稿》二十一卷《词稿》二卷、《仁安文稿》四卷《文乙稿》一卷、《仁安笔记》四卷。附《杭州杂著》则包括《仁安自述》一卷、《从政琐记》一卷、《杭居杂忆》一卷、《乡人社会谈》一卷、《说诗求己》五卷。是书较《杭州所著书三种》多诗文集。有民国十年（1921）刊本。中国书店1990年曾出版《王仁安集》七种四十一卷，续集六种十二卷，三集五种六卷。

王守恂散文亦有文名，其中《天津政俗沿革记》记载天津近代政治、社会及风俗人情之变迁，为治地方史志者所重视。是书前有金钺序，叙本书之缘起云：“天津地处偏僻，昔非冲要。自与海外列国通商以后，于此为往来出入之门户。轮楫交驰，冠裳骈集，遂蔚然成一巨埠。而时局之推迁代谢，亦因以千奇百变，每出寻常想象之外，方诸往迹，迥不相同。故一切政治风俗，势皆不得不改弦更张，以随机应务矣！若夫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可见天津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性质改变而渐成巨埠以及在商业城市形成过程中，社会风气之有所交迭变迁，因此不能不对其有所记载，以资传信。故首由撰者门人赵甫芾起草，后经撰者大加删削修改，于1933年（癸酉）定稿，及至1935年作者病危之际“犹以此书未获观成，系念良殷”，但终以抱憾而殁。继室黄夫人为偿其志，以节衣缩食之资当剞劂枣梨之费，俾该书得以问世。

金钺序后有署“七十拙老人王守恂”之自述称：“此余修志时初稿，所载事实至宣统三年止。阅时既久，偶从敝簏中检出，私录存之，题曰《天津政俗沿革记》，以别于志稿”，即以明撰者的初衷与心志。全书凡16卷，分述舆地、河渠、水利、邮递、户籍、田赋、货殖、盐业、工艺、文化、礼俗、善举、讼谳、防御、兵事、外事诸端。虽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尤以能反映近代天津的发展变化为其特色。今撮述各卷要旨如次：

卷一《舆地》。于简略介绍天津建置沿革之后，即记述了天津城垣的修筑、设置，坊巷的方位、名称，乡镇及署廨的迁徙，道路的修筑等情况，而撰者于此卷附加之《电车》一节，记述电车初设的情况和运行的线路，令人有时代气息的感觉。

天津位于九河下梢，环城之水有自北来者，有自南来者，有通贯南北者，都至津汇合于海河而入海。卷二《河渠》设《水道》、《桥梁》二节。其《水道》一节乃记述境内干河、来源、归墟、潴蓄、支引、航路诸方面，分析河流分布、流向的变化与现状。《桥梁》一节则详记了作为地域交通特色的各种桥梁、渡口，其中所记在西沽、钞关口、巡盐御史署及盐关等处之浮桥，现已不存。后来仿西式铁桥所建可开合的金华桥（东浮桥）、金汤桥、金钢桥等也已成历史遗迹，今金钢桥亦随现代都市之变化而被拆除。

卷三《水利》记改津地水患为水利之营田与堤坝二策。自明万历十四年始议屯田，至天启元年实施开垦，使津郊广种水稻而推动地方农业的发展。至于修堤筑坝，一以防患，一可围田。此二策迄光绪末年已见效果。

卷四《邮递》。详记驿递、邮务、电报等通讯形式及以轮船、铁路为载体的交通工具。综此数项于一卷，虽嫌不妥，若以现代信息管理角度衡量，则亦尚有必然联系存焉。

卷五《户籍》分论津地户口与选举。户口所记为人口与丁税数字，而选举则分篇详记清末举办自治选举的若干具体措施。

卷六《田赋》。以大量篇幅介绍地丁、杂税、杂捐、蠲免、仓廒、漕运等以反映天津基本经济状况。卷七《货殖》所设百货、商栈、榷税、商会、钱币等篇目以见近代天津经济繁盛的特色。卷八《盐业》，乃记天津经济之支柱行业，记及盐业的生产及管理机构状况，反映了这一传统产业在近代的变化。卷九《工艺》集中反映清末新政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对袁世凯督直期间所创立之工艺总局与高等工业学堂以及实业家周学熙等所创设之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教育品制造所等则予着重介绍，并记及天津的电灯与自来水之开办与发展，均助成天津经济状况得居于全国前列，对迅速发展天津为近代化城市之功，实不可没。

卷十《文化》。以儒学、书院、学校、教育为主体，详叙天津文化事业的变化。仅《儒学》一门即对文学、武学、商学、学额、学田、义学、义塾及考试诸方面，均有详述。《学校》之下附表，胪列当时天津各类学校之校址、师生人数、经费等项，足以见天津文化教育事业的概貌，所谓“津人士多渊懿博雅之材”，良有以也。卷十一《礼俗》，虽以“天津民气刚强，其赋质尚朴”，然因“地滨海，商富于农，养生送死之具多失之奢侈，富者为之，贫者思效，其弊由来久矣”，颇合津门实况。其《祠祀》门记总祠、专祠、坛庙的地址与相关人物，则赖此可见当年风貌。对婚丧、时令等诸种习俗记录颇详，类此似可见津门之繁盛景象。卷十二《善举》，首论津民好善之心称：“吾乡之好为善举，由来久矣”，“往往一人为之，众乃翕然趋之，莫不振人所急，展人所绌，津人遂以慈善著闻。”所记救火会、育婴堂、延生社、保赤堂、备济社及红十字会等十余种地方自救助组织，起到了为公众服务的重要作用。其附论天津试办地方自治状况，虽被时人讥为“官办”，但在当时确得风气之先。卷十三《讼谳》，则以新奇视角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津之试办新式法制，对诉讼程序的受词、审转及诉讼机构的审判厅、检察厅、监狱、司法警察等逐一进行介绍，可见著者于新事物之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