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下的家国情怀
于殿利
按理说，对于一个105岁老人的离去，我们每一个爱她的人都应该有心理准备，但当事实真的降临的时候，却还是难以接受。一来是因为对她难以割舍的情愫，二来是因为她的离去留下的难以填补的空缺。好在她留给我们的精神营养足够丰富，足够我们消化、吸收好长时间，甚至永远都吸收不完，因为每一次咀嚼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滋味。这也许就是我们对她最好、最永久的怀念吧。这位老人就是敬爱的杨绛先生。在她留给我们的众多精神财富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她晚年充盈在生命中、显现在文字里浓浓的家国情怀。
一
为家人“打扫现场”，为人类传承智慧，可以说是这种家国情怀的一种体现。
作者与杨绛先生合影
杨绛先生辞世后，人们在痛惋之余，都说：时隔17年，“我们仨”终于团圆了。可见在人们心目中，这三口之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维系这个家的重要人物便是杨绛先生，她孑然一身，羁留尘世17年，只为了给这个家“打扫现场”，从她这个充满幽默的俏皮说法，人们便知杨绛先生是个乐观、达世之人，是个追求圆满之人，是个极具责任心之人。她深爱着她的家庭，深爱着她的丈夫，深爱着她的女儿，她要把他们未做完之事继续做完，使他们的事业圆而满之，使这个家圆而满之。圆而满之的意思就是有所交代，就是尽责。她要为这个家尽责，为“我们仨”尽责，为的是让“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为的是让“我们仨”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尽责。她所谓的“打扫现场”既体现出她对家庭的爱与责任，更体现出她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爱与责任。这么说一点儿也不为过，因为她所“打扫现场”之“战利品”，其价值不是对他们的家庭有益，而是对民族与国家乃至全人类有益。
钱锺书先生一向称杨先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作为贤妻良母，杨先生善于持家，战争年代，为了家计竟从大家闺秀转做“灶下婢”，“十年浩劫”期间，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共渡难关。出于对读书的共同爱好，杨先生最能理解钱锺书的追求、价值和遗憾。她知道钱锺书痴迷于读书，却开列的账单多，实现的太少，特别是晚年，疾病缠身，很多写作计划只能长期搁置。钱先生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还曾对杨先生说他“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他在清华、在牛津学的都是外国文学，回国初期教书也是外国文学，他曾经想过写一本以外国文学为主体以中国文学为镜鉴的《管锥编》，最后都成了镜花水月。而这些思考和研究的痕迹徒然留在他的笔记本里，因此杨先生力主出版《钱锺书手稿集》，使他的全部笔记得到最妥善的保存、最广大的传播。
杨先生一向以女儿钱瑗为骄傲。她身上有着父亲的聪明勤奋，更兼着母亲的坚韧亲和。晚年丧女，实是人生至痛。杨先生写作《我们仨》就是替女儿达成未能完成的遗愿，书后还附着钱瑗在病床上写写画画的手稿。思念一个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提起她的名字和往事，杨先生也不例外。我们的编辑去看望她时，说自己是从北师大毕业的，杨先生便亲切地笑着说钱瑗以前就在北师大工作。听说《钱锺书手稿集》的一位责任编辑叫田媛，杨先生说这个名字好记，跟我女儿的名字差不多。杨先生有一篇《记比邻双鹊》，记录了窗外柏树上一对喜鹊为了孕育喂养子女而奔波劳顿，又因一夜风雨所致小喜鹊的早殇而日日哀啼。2007年当这篇文章收入《走到人生边上》出版时，钱瑗冥寿七十岁，去世已整整十年。如果说在《我们仨》中，杨先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刚刚失去至亲的彷徨和无助，那么《记比邻双鹊》则浸透了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思念亲人而无处排解的痛苦。但是，正如杨先生在文末所说：“过去的悲欢、希望、忧伤，恍如一梦，都成过去了。”
即便是对钱瑗的爱也绝不仅仅是母爱这么简单，它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家国情怀。在《我们仨》中，杨先生这样写道：“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才’，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乃至整个钱家爱钱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钱瑗是“可造之才”，这个可造之才绝不是对钱家这个小家而言的，而是对国家这个大家而言的，他们看重的是钱瑗是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且可能成为栋梁之材。让他们“心上不能舒坦”的，或者说难以释怀的，甚至非常遗憾的，也是这个“可造之才”由于种种原因，“只发了一点芽芽”，未能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透过儿女情长，看到更多的还是浸润其中的那份家国情怀。
杨绛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决心和雷打不动的信念，打扫完了“现场”，先后推动出版了《钱锺书集》、《宋诗纪事补订》、《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全3册）、《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全20册）、《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全48册附1册），并且为完成女儿遗愿创作了《我们仨》。这一切都是在90至104岁的高龄完成的，我想人间已很难有词语来表达对她的敬意了。
二
杨绛先生晚年绝不仅仅是为家人“打扫现场”，她还以90岁以上的高龄继续其创作生涯。2003年92岁时创作、出版了《我们仨》，2007年96岁时创作、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还有2014年103岁时出版了《洗澡之后》。如果说《我们仨》以及《钱锺书手稿集》是为女儿和丈夫“打扫现场”的话，那么《走到人生边上》也可以看作是她为自己“打扫现场”，更确切地说，她要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她看来，这个圆满的句号只有一种画法，即把自己百余年的人生感悟，无论是参透的还是未参透的，以文字的形式留给后人、后世，以期对后人、后世有所教益，若是能对改进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如意有所助益，那更是在老人离开以后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了。
杨先生在96岁之际向世人奉献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其创作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用杨先生自己的话说：“我的《自问自答》是我和自己的老、病、忙斗争中写成的。”之所以要写这部书，是因为“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一个明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老人，还要探索人生的价值，显然不是为自己探索人生的价值，而是以自己的经历和感悟为世人探索人生的价值。之所以要为世人探索人生的价值，源于其对现实社会深深的关切，甚至极大的忧虑。她要世人警醒，她要世人向上，她要世人都像“我们仨”一样，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尽量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没有白活了”。这是她在与病魔作斗争中创作此书的最大动力。她以看似糊涂实际早已大彻大悟的自问自答方式，展示了自己的信念和信仰。
在书中，杨先生至少向我们表现了三个层面的现实关怀。在个人层面，她对很多人理想、信念缺失，良知沉沦，以及道德滑坡的状况深感忧虑。她说：“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战场’吧。”她活脱脱地绘出了今日的众生百相，并不无感慨地指出：“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故而她引经据典，化成循循善诱的教诲：“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
在社会层面，她列举了种种的社会不公，并提出了面对种种社会不公，应该如何自处。为了理清这个问题，在书中，她不停地发问：“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她不相信，她要追问人生的价值。“人是不是有灵魂？”“人死了灵魂是不是不灭？”她在这里绝不是在探讨宗教问题或者鬼神问题，她只是要让世人明白，人活着就必须有信仰。“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就像在西方哲学史乃至科学史上对于有没有上帝始终处于喋喋不休的争论一样，最后有没有上帝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上帝已经成为“善”和“德”的代名词，所以人们包括著名的科学家也都宁愿相信上帝真的存在了。它让人们有所畏惧，让人们择善而行，让人们依德而动，只有善举和道德才能保证人类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而使人类免遭生灵涂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灵魂具有类似的寓意，中国人往往把做恶事称作出卖了灵魂。直到百岁之际，杨先生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在《百岁答问》中现身说法，她每天都“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在全人类层面，杨先生对人类现实和未来的关切，主要体现在她对人类文明和人性的讨论上。她认为，“人类的文明，当然有它的价值，价值还很高呢，但绝不是天地生人的目标”，她坚信“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为此，她给出了如下精辟的论述：
如果天地生人是为了人类文明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该是有益于人类发展生存的。的确，社会各界的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农业学家、建筑学家以至文学艺术家等等，以及各国领导人，都尽心竭力为人民谋福利。可是，文明社会要求经济发达，要求生产增长、消费增长，于是工厂增多，大自然遭受污染，大自然的生态受到破坏，水源污染了，地下水逐渐干涸，臭氧层已经破裂，北极的冰山正在迅速融化，海水在上涨，陆地在下沉，许多物种濒临灭绝。人间的疾病在增多，抗药的病菌愈加顽强了。满地战火，人间还在玩火，孜孜研制杀伤性更为狠毒的武器，商略冷战、热战的种种手段。人类的文明却很可观。人能制造飞船，冲出太空，登上月球了。能在太空行走了。能勘探邻近的星球上哪里可能有水，哪里可能有空气，好像准备在邻近的星球上争夺地盘了。我们这个破旧的地球，快要报废了吧？
如此说来，所谓的人类的文明，只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而已，而对人类应有的知识、良心和道德却相关甚少。杨先生接着又说：“如果天地生人，目的是人类的文明，那么，天地生就的人，不该这么无知，这么无能，虽是万物之灵，却是万般无奈，顾此失彼，而大部分人还醉生梦死，或麻木不仁。”另外，为了我们所谓的文明奇迹，却往往要付出“尸骨相支拄”的代价。所以，她进一步追问道：“我们承袭了数千年累积的智慧，又增长了多少智慧？”
人类文明的这种状况要在人性中去探寻其根源。在杨先生看来，人性具有两面性：“人，一方面有灵性良心，一方面又有个血肉之躯。灵性良心属于灵，‘食色，性也’属于肉，灵与肉是不和谐的。”“人的食欲却不仅仅是图生存，还图享受。人不仅要吃饱，还讲究美食。孔子不是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吗？”“不和谐的两方，必然引起矛盾。有矛盾必有斗争，有斗争必有胜负。”灵性良心若要取得胜利，人类就要不断地修炼自己，“修养不足就容易受到物欲的引诱，名利心重就顾不到良心了”。“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这也是人类与动物界最大的区别之一。
杨先生在书中所表现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不是偶然的，她始终特别关注社会问题，直至逝世。2012年7月我去给杨先生贺寿，看到她的沙发对面有台电视，茶几上放着当天的报纸，看来杨先生也生活在信息时代。我送给她一本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她饶有兴致地一边翻看这本词典，一边说：“平时没有书看的时候，我可以拿这个词典读半天。”这让我们颇有些惊喜！其实想想也不奇怪，钱锺书先生也是把一本《韦氏大词典》常常翻来翻去，而且天头地脚都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批注。辞书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一本工具书，而对于智者来说，辞书中实是负载着文化、科技、政治的广泛内涵而且留有时代发展的印迹。我们谈起词典里面收了很多新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天天待在家里不常出门，叫宅男、宅女，这些词就收进去了”。杨先生听得津津有味，并且打趣地说：“那我就是‘宅女’。”大家都被她逗乐了。我还提到一个新词“地沟油”，杨先生开始摇了摇头，看我们写下来，便说：“哦，这个词我知道，但这油究竟是怎么来的，我搞不太清楚。”听完大家的解释，杨先生没说话，但表情略显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她给予当今社会的不仅是关注，还力所能及地为改善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杨先生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将她的情感更多地投向了社会。她关注教育，尤其是寒门子弟的就学问题，2001年便把她和钱先生的全部稿费拿出来捐赠给清华大学基金会，以“好读书奖学金”的名义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并且请获奖学生到家里来座谈，跟他们通信，从而了解现代大学生的心理和状况，并给他们有益的开导。
三
《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是杨绛先生“打扫现场”时处理的最重要的事情，她自己很看重，认为是她在人世间要完成的最后一件重要事情。一方面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重要到它不仅关乎中国的文化，还关乎人类的文化；不仅关乎过去的文化，还关乎未来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完成了这件事情，她也就达成了她理想的完美境界，此生无憾了。
《钱锺书手稿集》（72卷册）也许可以列入出版史上编辑难度最大的工程之一，杨先生以如此高龄和身体状况对此工程付出的心血不言自明。关于这一点，编辑手记中已有所提及，我在这里就不赘述。我想说的是，无论多么艰苦的差事，总得找点儿乐趣，否则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众，还不只剩下被折磨了？所以，我说《钱锺书手稿集》的最终完成除了是一桩重大的出版工程外，它还充满了人情世故，甚至还具有一丝浪漫，它本身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这些与《钱锺书手稿集》一样，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珍视。
《钱锺书手稿集》中难度最大的部分是外文笔记，钱锺书先生用七种外国文字所作的手写体草书笔记，内容涉及的又是异域之事，仅凭杨绛先生一人之力，又以百岁高龄，如何能够完成！所以，上苍派给了杨绛先生一对德国汉学家夫妇，来扶助她完成这桩伟业，这对德国汉学家夫妇就是丈夫莫律祺和妻子莫宜佳。莫律祺和莫宜佳夫妇之所以能扶助杨先生圆梦，是因为莫宜佳很早就与钱锺书先生结下了跨国之缘，莫宜佳不是别人，她就是钱先生《围城》的德文翻译者，她还翻译了杨绛先生的《洗澡》和《我们仨》。
说起莫宜佳与钱锺书先生的结缘，还要追溯到“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钱先生作为中国社科院代表团的一员前往意大利参加国际汉学方面的会议，在会上当西方汉学家用汉语发问时，钱先生就用外语回答，机智幽默，欧洲各国的文学典故、民间谣谚更是信手拈来，令与会的西方学者惊诧不已，使他们对“十年浩劫”后的中国思想复苏充满了好奇和希望。钱先生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其中来自德国的汉学家莫宜佳更是从此与钱先生，与整个钱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莫宜佳博士说：“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杨绛先生告诉我们，美国哈佛大学有位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叫哈里·莱文，是享誉世界学坛的名家，莱文的高傲也很有名。但就是这位高傲的莱文教授，与钱锺书会见攀谈后，回去说了一句：“我自惭形秽。”又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杨先生反复强调《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的必要性正在于此。应邀编纂这套书的莫宜佳博士形象地把《外文笔记》比喻为联通中西方的文化长桥，称它“饱含对相互文化的尊重”，“将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对民族间交流的慷慨贡献”。尽管工作十分繁重，但莫宜佳和她的丈夫深感荣幸。在这套书里他们深深体会到一位东方学者对西方文学的钟爱与眷恋，当对异国作品的阅读和理解达到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时，国界与语言都不再是障碍，他们无法阻挡东西方人对同一种文学现象和思想观点发生强烈的共鸣。翻译家许渊冲先生道出了我们的心声：“中国梦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强国，而把中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这套书是非常及时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就是建立文化强国的一块基石，将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至于莫宜佳的丈夫莫律祺，杨绛先生更是喜爱有加。我第一次拜访杨先生时，她就跟我兴致勃勃地夸起了他，她说：“我称他为女婿，我的洋女婿，他与我女儿年龄相仿，他和莫宜佳两个人加起来刚好懂得七种外语，否则这事儿还真难办。”杨先生所说的七种外语就是钱锺书先生外文笔记中涉及的七种外语，即英、法、德、意、西、希腊和拉丁语。我紧接着杨先生的话说：“是呀，虽然中国有句话叫事在人为，但世界上的好多事之所以能做成，机缘也不可缺呀！我们商务印书馆有幸能够出版《钱锺书手稿集》，也是一种缘分。”商务印书馆与“我们仨”都有缘分，杨先生和钱先生自不必说，钱瑗也曾为商务印书馆出过力，早在1977年在北师大任教时，她就曾作为主要审订者之一，审订过《英汉小词典》，这部小词典直到现在仍然畅销。在整理、编著《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过程中，莫律祺和莫宜佳夫妇也与商务印书馆结了缘。好多事业就是能让志同道合的人结缘，幸运的是，商务印书馆与杨先生所结之缘，是她在尘世间最后的书缘。
借“洋女婿”莫律祺的光，在2013年拜访杨先生时，我还享受了她给我的一个特殊礼节。在夸奖完莫律祺的才华之后，杨先生接着说：“我的洋女婿很有礼貌，他很有绅士风度，西方的绅士，他每一次来我家，走的时候都会把我的手抬起来，轻轻地亲吻一下。这是西方人的吻手礼。”关于西方的吻手礼，我们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剧里面都很习以为常，莫律祺先生把它带到东方来，带到与杨先生的日常交往中来，确实令人羡慕。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告别杨先生时，她牵着我的手一直送到门口，还特意把手背递到我面前，让我也享受了一下“吻手礼”的待遇，然后开心地笑了。杨先生让我享受的这个吻手礼，也许只是不经意的一个礼貌和一种风度的表示，可能还有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缘分的认可，《钱锺书手稿集》——我们共同事业的缘分；看作是一种责任和嘱托。她曾经说过，2011年《中文笔记》出版时，她不敢指望却十分盼望有生之年还能亲见《外文笔记》出版。在返回的路上，我就对随行的编辑、主任和副总编说，我们必须加班加点，必须和时间赛跑，有什么困难也要让我知道，我们共同努力克服，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虽然我没有说出那个目标，但随行的人都心知肚明，此后我们也没有人从嘴里说出那个目标，怕说出来不吉利，但所有人心里都憋足了劲儿。2014年5月，《外文笔记》先期推出了第一辑，我们在商务印书馆礼堂举行了出版座谈会，杨绛先生发来了录音讲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说：“如今《外文笔记》出版了第一辑，全书问世也指日可待了。”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我不知参加过多少次出版座谈会和新书发布会，心里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不平静。此外，与一般的出版座谈会和新书发布会不同的是，座谈会和发布会往往意味着一件事情的完结，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外文笔记》的出版座谈会不同。我虽然十分欣慰于杨先生的录音讲话，感觉算是有所交代了，但它于我更像一记重槌，催促我们继续奋进，把交代做彻底了。最后当72卷册的《钱锺书手稿集》于2015年全部出齐后，杨先生的愿望都实现了。她可以不带一丝遗憾地在另一个世界与丈夫和女儿团聚。
纵观杨绛先生的一生，其文字沉静而内敛，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本人身着“隐身衣”，甘愿做一个“零”，她始终隐藏在钱先生耀眼的光芒之后。但是如果仅仅把杨先生理解为贤妻良母，未免过于肤浅。1938年，陷入抗战烽火的中国大地上疮痍满目，很多留学生滞留海外，也有很多人前往国外，但是钱、杨夫妇却带着两岁多的幼女长途跋涉赶回国内，开始了流亡般的艰难岁月。1949年，很多知名文化人迁居台湾地区，钱、杨夫妇也在受邀之列，但他们却留了下来。在他们内心深处，父母之邦有他们挚爱的亲人，有他们眷恋的文化，令他们难舍难分。他们是有志气的中国人，尽管历尽沧桑，但是他们从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们始终酷爱读书，钟情于灿烂的文化，更追慕深刻的思想。他们一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父母之邦为他们骄傲和自豪。
杨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媒体第一时间采访我，第一句话就让我猜测或想象一下杨先生离开我们时的情形，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她一定是笑着走向天国的！是的，她给了自己一个圆满的人生；给了“我们仨”一个圆满的家庭；对那个永远都不会圆满的社会和人类，她也不遗余力地贡献了最后的力量和智慧！这就是她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她将激励所有不愿意为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的人们，激励所有盼望美好人间的人们，激励所有没有丢失的灵魂，沿着她的方向继续努力。这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业，是人类永恒的事业。
音容宛在，风骨长存！
2016年9月5日
（作者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