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31岁的前辈
大地主家庭的无情、国土沦丧的屈辱，成就了黑土地女作家的叛逆性格，和凄美中夹裹讽刺、冷峻中隐含幽默的“女性的纤细的感觉”及“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与“越轨的笔致”。她是五四新文化的女儿、“民族魂”鲁迅先生的弟子、东北黑土大地的骄傲！
向这位永远31岁的故乡文学前辈致敬！
——题记
一
有年春天，记得正是春风扑怀人人都想解开衣扣天马行空的时节，一个风头正劲的东北作家说，东北没有作家！
那时中国还没人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站在东北黑土地上说东北没作家的这位作家，一定是立足世界云端说这话的。其实，他还可以说，中国也没有作家。但他没这样说。这就有可能，他认为中国还是有作家的。他的口气比我当年听到的另一位也风头正劲的南方作家谨慎多了。那位南方作家在一次有位外国的文学教授在场的文学报告会上说，鲁迅的小说也没什么了不得，不少青年作家其实已超过了鲁迅。这位南方作家的小说我是佩服的，但他对鲁迅先生的不敬，让我心生不快，所以对他的中国没有作家的意思激烈地腹诽了一番。听到那位东北作家说东北没有作家那会儿，我只多遍读过《生死场》《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萧红作品，却还没读过她深受鲁迅《阿Q正传》那种老道讽刺风格影响而写出的长篇小说《马伯乐》，对萧红还没有今天这样全面深刻的认识，所以心下虽不服东北没有作家这说法，也不过私自腹诽一番而已，嘴上并没发声，笔下也没留言。我腹诽那说法的理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最被公认的要属鲁迅先生。由此联想，东北不是还有个很被鲁迅认可、我由衷佩服并深受其影响的萧红吗？
这个在读者心中永远31岁的杰出作家，故乡呼兰，和我的故乡巴彦，原来是一个县，后来才分开的，现在又同属哈尔滨市所辖。当年，我离开故乡远行，跨过的第一座桥是两县界河上的少陵河桥，相距不远的第二座桥就是呼兰河桥了。而多年后我每次回故乡，必得先跨过呼兰河桥，才能踏上我故乡的少陵河桥。因了这一地理缘分，我想躲开萧红都不可能。萧红是大地主家庭的叛逆闺秀，因与恪守封建礼教的继母和当过教育局长、督学的严厉父亲感情都很淡漠，从小生成了对大地主家庭中长工及底层人民的同情，及对家庭和旧礼教的叛逆心理，对家庭包办的婚姻极为不满，所以逃婚离家，到哈尔滨和北京，追寻自由民主新思想，成了“五四”的女儿。后又因反满抗日，与患难中自由恋爱的丈夫萧军一同逃往青岛和上海，成为“民族魂”鲁迅先生的得意弟子，由此成长为爱国抗日的优秀人民作家。她的父亲曾任呼兰县教育局长和黑龙江省政府文化厅秘书，因身为教育官员亲生女儿却在省城读书期间反叛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男人同居“有伤风化”，而被贬至我的故乡巴彦，任县教育局督学。若不是考虑负面影响，他也会把萧红带到我们巴彦继续读书的，但那时萧红做了最让他丢脸的事，所以他只把儿子带到巴彦，不肖之女由继母带到远离巴彦的阿城乡下，在大地主叔叔家看管起来。后来，萧红自己又偷偷逃出阿城。再后来，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萧红不当亡国奴，又从哈尔滨逃亡到青岛，而后又将写于青岛的反满抗日小说《生死场》投给居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随后因一同从哈尔滨逃往青岛的共产党员作家舒群被捕，萧红和丈夫萧军一同逃往上海投奔鲁迅先生。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同时被鲁迅极力推介发表，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新婚夫妇萧红和萧军的笔名第一次同时使用，共同的含义是谐音“小红军”，以示向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致敬。从此萧红和丈夫一同开始了以笔为枪的爱国抗战生涯。鲁迅先生去世后，她从留学的日本回到上海。全国抗战爆发后，她曾去往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又曾去往抗日前沿的山西临汾和陕西西安，后因身孕和疾病，辗转到武汉，一路写下了诸多直接描写抗战题材的作品，如《黄河》《逃难》《山下》《汾河的圆月》《莲花池》《孩子的讲演》《朦胧的期待》等，尤其是《旷野的呼喊》。她既万分憎恨日本侵略者，也十分憎恶国民及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同时更深爱着沦陷的东北故乡。她的奔波与漂泊，都是为了反抗。这个体弱多病的小女子，却是精神极其顽强的自由战士。她主张，一个作家应该以笔为刀枪去作精神的征战，而不是直接持枪去与敌人白刃搏杀，那不是体弱的文人力所能及，作家的武器是手中的笔，战果是笔下的作品，所以她最后与非要直接持枪当红军战士的丈夫萧军分了手，反向逃亡到相对安静的港湾——香港。在那里，漂泊和抗争多年的萧红，比拿枪战士还坚强，但却十分孤寂地一边与病魔作斗争，一边执笔苦写下短暂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批杰作——《北中国》《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名篇。中篇小说《小城三月》，是她在香港写下的最后一篇文学作品，那哀婉的笔调和凄凉的故事，成了她为自己写下的挽歌。读过她短短一生的全部作品，和关于她的多部传记，我无法不极力赞美这个从中国最北端一路与缠身病魔相伴着漂泊过北京、青岛、上海、日本、重庆、临汾、西安、武汉，最后一直飘零到天涯海角的南中国香港的东北天才女作家。她并不是想到香港过安逸的避难生活，她觉得，相对战乱与硝烟笼罩的环境，香港更有利于她的写作。她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以笔为刀枪的战士，所以在香港，虽已重病压身，她的笔却几乎从未停下来。在香港那段时光，她最大的贡献是，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完成了两部笔调与风格截然不同的长篇代表作，一部是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的自传体田园小说《呼兰河传》，一部是用鲁迅《阿Q正传》那种风格写成的讽刺小说《马伯乐》。《马伯乐》以三四十年代国难当头“逃难”这一政治文化景观为背景，以一个知识分子典型马伯乐为主人公(即讽刺对象)，对抗战以及民族出路问题进行了深省。鲁迅笔下的阿Q是乡间的流浪汉，他被剥夺了劳动权利而糊里糊涂地走上造反的道路，一事无成却靠着精神胜利法支撑自己，自私而麻木地活着。而被日寇入侵逼上无休止的逃难之路的绅士家庭出身、颇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马伯乐，也与阿Q具有相同的精神疾病，自私、卑怯、麻木，总是把“逃”说成“退”，把退当成一种出路，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同一病症的两个不同侧面。鲁迅写阿Q，是在画中国寂寞的灵魂和国民劣根性；萧红写马伯乐，是以“逃”的意识从另一角度揭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学习鲁迅的讽刺手法，继续刻画中国的魂灵，这应该算是萧红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但是，她的这一贡献却被当时的主流文艺思潮忽视了，至今也没被重视起来。她这部独具意义的讽刺力作，虽与此前完成的《呼兰河传》风格迥异，却仍属她一贯创作经验的发挥，即她总是写自己亲历的最熟悉的生活。完全是在香港写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就是萧红多年漂泊与逃难生活的积淀和深有感触的独特发现，不过是用另一种风格表达罢了。所以，《马伯乐》该算是她别样风格的代表作。其实，此种讽刺风格，在她以前的作品里已露端倪，如《三个无聊的人》《逃难》等，可惜都被当时的战乱遮蔽了。也正是战乱年月的漂泊生活，使萧红发现了中国国民性的另一侧面，即“逃避性”。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不久又风扫残云般占领了全东北，而几十万东北军“有礼貌地”节节退往关内，使得东北轻而易举变成了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而后继续节节地逃退。中国可悲的“逃退”性啊，被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天才女作家捕捉出来，给以深刻的讽刺和批判，这是另一种抗战！
二
让我一想起来便不能不欲脱帽致敬的是，病魔已把萧红折磨得离死只有两个多月时，她写下了类似遗书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沦落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
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思被悲哀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
“我们就要回老家了！”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人类对家园是何等的怀恋呀！
……
但是等待了十年的东北同胞，十年如一日，我们心的火越着越亮，而且路子显现得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战的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了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作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东北流亡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
……
病苦中，萧红又给去西北前线当抗日战士的亲弟弟张秀珂写了一封《九一八致弟弟书》：
可弟：小战士，你也做了战士了，这是我想不到的。
世事恍恍惚惚的就过了；记得这十年中只有那么一个短促的时间是与你相处的，那时间短到如何程度，现在想起就像连你的面孔还没有来得及记住，而你就去了。
记得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你还在大门外和一群孩子们玩着……
而事隔六七年，你也就长大了，有时写信给我，因为我的漂流不定，信有时收到，有时收不到。但在收到信中我读了之后，竟看不见你，不是因为那信不是你写的，而是在那信里边你所说的话，都不象是你说的……因为我总有一个印象，你晓得什么，你小孩子，所以我回你的信的时候，总是愿意说一些空话……关于你的回信，说祖父的坟头上长了一棵小树。在这样的话里，我才体味到这信是弟弟写给我的。
但是没有读过你的几封这样的信，我又走了。越走越离得你远了，从前是离着你千百里远，那以后就是几千里了。
……
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家跑来的人，还是一天一天的增加，这自然都说是以往，而并非是现在。现在我们已经抗战四年了。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我们中国的英勇，自然而今你们都是战士了。
……
不多时就七七事变，很快你就决定了，到西北去，作抗日军去。
你走的那天晚上，满天都是星，就象幼年我们在黄瓜架下捉着虫子的那样的夜，那样黑黑的夜，那样飞着萤虫的夜。
你走了……我送你到了台阶上，到了院里，你就走了。那时我心里不知道想什么，不知道愿意让你走，还是不愿意。只觉得恍恍惚惚的，把过去的许多年的生活都翻了一个新，事事都显得特别真切，又都显得特别的模糊，真所谓有如梦寐了。
……
恰巧在抗战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离着我很近，我转给你一封信，我想没有两天就可看到你了。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
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虽然我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很放心，就像见到了你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
……
今天又快到九一八了，写了以上这些，以遣胸中的忧闷。
愿你在远方快乐和健康。
这是萧红临终前躺在南中国海边的病榻上，写给在北方前线的弟弟，却无法寄出的信，也是她留给人间最后的成型文字。一个不当封建家奴，也不当亡国奴的黑土地的女儿，在抗争与奋斗的艰苦漂泊中，迎来了生命的终点。她心头永难愈合的九一八伤口，和个人情感的剧烈伤痛，都没能将她的灵魂击垮，她最念念不忘的仍是收复家园、收复失地，激励人们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一个如她同样心情的战斗群体，也在东南西北用脚和笔以至刀枪，在跋涉着、战斗着，他们后来共同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命名为“东北作家群”。这个群体的优秀一员，萧红，临终前躺在活动病床上，对守在身边的东北作家群的另两个成员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说：
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发展的，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你掷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你不要管有用没有用，你管他有用没有用做什么？凡事对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生活着不是做这个世界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
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人谁有不死的呢？总有那么一天……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
……
1942年1月19日午夜12点，萧红被喉管手术后的疼痛折磨得睡不着，也说不了话，她用手势向守在身边极其困倦的骆宾基要过笔和纸，躺着又艰难写下一句话：
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这就是萧红的临终遗言了，写于21日就被换上“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牌子的香港玛丽医院。她遗言中说的“半部《红楼》”，是指她没有写完的《呼兰河传》。她去世后经茅盾先生作序推荐出版的这半部杰作，和她刚从东北逃到山东青岛写成，经鲁迅先生作序力挺而出版的《生死场》，一同成为她的代表作，也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作。
萧红写下以上遗言的第二天，被日军撵往红十字会设立的圣提士反临时医院，22日，萧红停止了呼吸。如果没有日寇的侵略，她肯定不会仅仅31岁便丢下了她最恋恋不舍的笔。其时她“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散乱地披在枕后，但牙齿还有光泽，嘴唇还红；后来逐渐转黄，脸色逐渐灰黯，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这个离家出走十余年，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年月，随时代潮流漂泊了十余年的东北大地的女儿，怀着对故乡无限的眷念，只身葬在了南中国海边的香港。浅水湾畔，她的灵魂日夜想念着逃离出来就再没能回去看上一眼的故乡！
三
萧红的故居，便是现在她的纪念馆了，就在我一次次回故乡那条路的左边上，一下车就可迈进她故居的院门，她那永远31岁的塑像就站在门口迎望着每个来访者。在我第一次看见她年轻的塑像时便分明感觉到，我们已是神交已久的乡亲。往她那永远年轻的塑像前一站，我一遍遍读过的她那些描写故乡的不朽之作便在心中一页页呼啦啦翻卷开来，于是，已被寒来暑往的时光一年年催老容颜的我，忽然变得同她一般不老了。
她只活了31岁！她永远31岁！我是她的晚辈，即使早已比她老了，却不该早早老了心态！我的心湖曾一次次被她悲天悯人，凄美而冷峻，有讽刺，有幽默，往往力透纸背的独特而越轨的文字搅起波澜。她越轨笔致下流淌出的文字，写的都是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写的都是她最熟悉的环境和人，比如春、夏、秋、冬里的人和与人为伴的风、花、雪、月、太阳、树木、庄稼、菜园、牛、羊、鸡、狗、蝴蝶、蜜蜂等，都成了见证她思想情感的“人物”了。而那些给她家当长工的底层劳苦人物，都成了她关怀的对象。不管漂泊到哪里，她的笔都蘸着心血动情地写着那些人物和环境。她的作品常常让我既自愧又自豪。这是我们东北黑土大地养育的天才女作家。作为一个同一块土地生养的写作者，我没有理由不向她越轨笔致生成的温婉的讽刺和冷峻的幽默文字致敬，并努力从中汲取营养。如认真向她学习忠于时代的精神，不违心地写自己最熟悉的人物和环境，以及我的同情心和爱心所及的所有人。同时她小说的散文化风格，和写散文时也使用的小说笔法，以及她所有作品的自传性意义，我都有所借鉴。鲁迅先生称赞萧红“叙事和写景，往往胜于人物的描写”，茅盾先生指出她的小说有散文化特点。我原来都把自己小说写作上的这种情形当缺点看待，后来索性也当特点发挥了，“叙事和写景”及结构方面的散文化倾向，不仅不改，而且有意为之了。这种情形，几乎在我的长、中、短篇小说，甚至散文里，都有，即写小说时也发挥散文的长处，写散文时也吸收小说的笔法。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绿色青春期》，结构方面的散文化，颇受萧红影响。比如全书结构以一年12个月为纬，每月一章，共12章；以我一个红卫兵入伍的新兵军营生活感受为经，生活流式地描写军营文化在“文革”期间的新状态。而第11章这个月，却总共只有三句话、39个字。这一方面是结构的需要，另一方面更是受了《生死场》结构的影响。《生死场》一共17章，而第11章《年轮转动了》，只有三行64个字：“雪天里，村人们永没见过的旗子飘扬起，升上天空！全村寂静下去，只有日本旗子在山岗临时军营前，振荡的响着。村人们在想：这是什么年月？中华国改了国号吗？”而《绿色青春期》第11章的39个字，比《年轮转动了》还少25个字。还有，《绿色青春期》一开头对寒冷的描写：“……离县城十来里远的松花江冻有三尺多厚的坚冰，同时上去几十挂马车十几辆汽车保险压不塌。可寒冷那鬼东西却像有把神刀似的，毫不费力就把钢铁样的冰层割开几里长几里长的大口子。江冰开裂时传出巨人受了刀割而宁死不屈般的沉重呻吟声，我们在城里都听得见。从大江上分出来的小河只剩浅浅一点水在冰下流，小河上分出的细汊子干脆就冻实心了，冻死的小鱼嵌在透明的冰里看去活生生的，准是正游着突然就冻住了的。最厚实最能忍耐的大地也冻裂了，甚至有些人家的单层窗玻璃也会冷丁嘎巴一声冻裂了纹儿。好出风头的风冻住不刮了，老是呼啦啦响的红旗冻住不飘了，不管是家家的白色炊烟还是工厂的黑烟都像快要冻僵了，像一条又一条奄奄一息的黑龙白龙无力地向天上爬。麻雀那最没出息只会在热闹时凑热闹的小贼东西怕冻破了胆似的躲在屋檐下的窝里不敢出来，屋檐下一挂又一挂的大冰溜子被冻急了眼，谁的手一碰到它立刻就会被咬住。为人遮风挡寒的门冻得最可怜，一推或一拉它都会发出哭一样的吱吱声。太阳的光芒不知是被冻掉了还是收回去暖和自己了，冷冷地缩成一个月亮。比啥都精神的人当然不会在这时候出来踱方步了。”其中不仅对寒冷拟人化的描写是向《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学习的结果，借景物描写烘托时代气氛，及描写天气时使用的冷峻幽默与讽刺，都有萧红笔致的影迹。我在另一部长篇小说《不悔录》中，也借鉴了《呼兰河传》顺时的结构框架和自传体小说的叙述语气。如第九章第79节，《买了个鱼缸》，也短短五行字：“我忽然羡慕起鱼来，于是买了个鱼缸，并且放在办公室阳光可以照到的阳台上。我想养两条鱼。每天能看看鱼在水里游，多好啊。但鱼缸放了两天我又拿走了。我想，人家鱼活得好好的，干吗买奴隶似的圈进小小鱼缸里，让它只能看见光明，而连一米前途也没有啊！”其他几个直接用人物命名的章节，也借鉴自《呼兰河传》。萧红的叙事与写景拟人化手法，对我影响太深了，几乎每篇小说都有。比如：“一登上山岗，豪迈的大野秋风便迎上来，用长长的手指梳擦他汗湿的头发，掀弄他溻透的军衣，抚摸他发烫的脸颊和胸膛，他身上的背包被风用另一只手托起，后来整个身体都像被风用双臂热情地抱起来了。”(《啊，索伦河谷的枪声》)“他背朝着太阳，划动了桨。小船在树林里穿行，装满了斑驳的霞光。静静的黑水像燃着了，船好似在火上面走。天上就一个太阳。每当太阳这样辉煌动人地升起的时候，江两岸的人肯定都会认为太阳是自己的。他乔连长就认为太阳是他的，和他最熟，对他最温暖。此时不用回头看，他就知道，太阳正在岛子东端的桦树林上面注视着他，正是最红最好看的时候，肯定给自己的草绿军衣也照红了。他在心里和太阳说话……”(《一江黑水向东流》)“风又偷偷摸摸活跃起来，像是被轰轰烈烈的炮声撩拨的。打炮的人们陷在命中率不错的亢奋中，一时竟没发觉风这流氓已教唆炮火向犯罪的道路走去。风是在远离炮阵地和观察所的弹着区开始干坏事的，所以没法被及时抓住。放！大炮怒吼起来了。一缕炮火贼溜溜窜入山脚一丛荒草。荒草舍身助火将自己枯老的身躯也化作火焰。而等了好久的一股贼风就在枯草化作火焰时突然扑上去给以鼓励，那火立即变成一只黑乎乎的大蟒乘风爬上山坡，像群刚刚越狱死不改悔的纵火犯，顺山北坡斜着向东烧去，已烧出上百米宽一长溜黑地，像黑龙江、乌苏里江或者就像索伦河黑幽幽斜着向北山坡上流去了……”(《因为无雪》)类似的叙事和描写有许多，都可从萧红的作品里找到影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