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记载

我的右手边是一个沾有污渍的松木小书柜，它承载了我的童年。

那堆封面是不显眼的深紫色和卡其色的硬皮书大都是《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之类的经典，对四岁的孩子来说充满了生硬的格言：“做好战争准备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不远处是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翻译的《一千零一夜》（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一本正经地讲述一些羞羞的事（“他把手放在了她的左腋下，然后开始交合”）。时隔七十年，我母亲的有关神话、冒险、身体惩罚的八开本《远方的魔法树》（The Magic Faraway Tree）还在被阅读，我还有她的《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是她出生的那一年出版的。七十年后的今天，她的小孙子依然读着“屹耳①的日子”（“早安，维尼……如果这是个美好的早晨……我怀疑……”）。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本有着黑色皮面和烫金大字的《福尔摩斯经典案例》（The Celebrated Cases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Holmes）是我文学世界的启蒙。我很自豪小学时比同学的阅读量都大，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八百页大部头作品是我优越感的一个支柱。这有一定年头儿的版本让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我比其他十一岁的孩子更加聪明，因为我用的是严肃的衬线字体。我比老师更富于智勇，因为我读的是精装书。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神一样的存在，我希望长大后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们的共同特征罗列如下：社交上的鲁莽、情感上的游离以及病态的好奇心。在柯南·道尔的文章中这种虚拟人物比儿时不善待人接物的我更有特点。来看一下《四签名》（The Sign of the Four）的开头几句话：“夏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拿下一瓶药水，再从一只整洁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皮下注射器来。”我们的侦探是一个瘾君子，虽然方式优雅。〔我准备了一本字典，来查找“morocco（摩洛哥革）”和“panache（神气十足、羽饰）”这样的词。〕

然而《福尔摩斯经典案例》的虚构远比我的创作呈现的更多。我最终从柯南·道尔的奥秘中汲取的，不是机敏处事的才干，而是自由：独立思考的魅力。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在血雨腥风中，是“我的伦敦”。随着福尔摩斯把尖尖的针头推到底，按下小活塞，我跟着抽搐了，但是针头的样子和速度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华生（Watson）绅士般的英雄主义、莱斯特雷德（Lestrade）探长的平庸，所有的一切都属于那个静静地躺在绒面地毯上的小男孩。因此，福尔摩斯教给我的，不只是一部分的常识——三K党的标志、荒野的气氛、演绎法，更重要的是，学习运用自己的心智。在柯南·道尔的帮助下，我构建了这个奇怪的世界。比起有趣的大叔，作者更像是一个同谋。我们私下会面，将我从学校的乏味和家庭的暴力气氛中解放出来。

《福尔摩斯》不是我读的第一本书。我已经进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说吧，记忆》（Speak，Memory）中提到的“乐土”，在这里，“言语就是其本义”。在父母冷战时，我学会了阅读《高卢英雄历险记》。如果我想要理解双关和互斥，我必须自己解析文本。在我的床边，有一头狮子，它吞下蔬菜汤而不是兔子，还有抵御工业污染的恐龙，以及和平主义者公牛费迪南德（Ferdinand）。起初，阅读这些书是训练，后来则成了消遣。正如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样，我在字里行间忙得不亦乐乎，这是一种更接近贪婪而非好奇的冲动。这些欲望在《加菲猫》（Garfield）中集结起来，我同样贪婪地吞咽着意大利面，看着动画片。

不过，在《福尔摩斯经典案例》中，我对这一发现有了更深层的掌控感和愉悦感。一方面，我将福尔摩斯看作一位传奇历史英雄，我喜欢小说家迈克尔·沙邦（Michael Chabon）所说的事实和虚构的“快乐的困惑”。另一方面，我正在茁壮成长，有点躁动，而且越来越叛逆。我意识到这些纸上的黑色标记是我忽略或探究、强化或逃避的文字。同这个侦探一起，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强大的角色：一个读者。

魔　法

三十年后，我的书架上的藏书穿插着这种富有想象力的独立发现。对于这些作者而言，书面文字倡导了一种新的自由：用更强的意识去思考、理解或感受。

我在十几岁时读过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的作品，目前他的书被搁置在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青春期惊险小说和哈里·哈里森（Harry Harrison）的银河系列的讽刺小说之间的位置。同样受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影响，吉布森把单调的近郊改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有时是一堵砖墙。吉布森在接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采访时说：“我可以想象，四面八方都有无数类似的建筑，我置身于福尔摩斯时期的伦敦。”对吉布森来说，柯南·道尔的故事不仅仅是一种逃避或娱乐的方式，它们赋予他灵感。

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吉布森（Gibson）下面的两层书架上。他回忆到，阅读能使人从无聊的眼泪中解脱，从令人厌倦的现实中逃脱。在《别样的色彩》（Other Colours）中，这位小说家和我一样扬扬自得，认为自己“远比那些不读书的人更具深度”。 这多少有些年少轻狂。但也是对这项任务的肯定：将黑白的文本转换成跃然纸上的场景。帕慕克写下了作为一名少年读者所享受到的“造物主的幸福”，将心思付诸文字。

后面两个位置是比帕慕克早一个世纪的美国小说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自从儿时进入到她父亲的藏书室，她找到了一个私密的避难所，并称它为“王国”。她在自传《回眸》（A Backward Glance）中写道：“在我的内心有一个秘密的胜地，我不希望任何人闯入。”这不仅仅是逃离。受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和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的诗歌，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文学评论，与沃尔特· 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小说的影响，华顿创作的作品呈现出令人兴奋的新主题和节奏。她的阅读培养了她日渐形成的个性——她称之为“奇异内心世界的复杂旋律”。这位小说家认为，她的自我在那些泛黄的书页中变得更加完整了。

在华顿左边两英尺（大约0.6米）处是18世纪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曾与鳏夫父亲一起夜读浪漫小说。这些故事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他在《忏悔录》（The Confessions）中写道：“我在最初的阅读中与自我存在的完整意识约会。”重要的是不仅卢梭的情感被小说所鼓舞，而且他还把小说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尽管这位哲学家因自己爱好戏剧而遣责小说，他创作的情节剧还是主要基于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卢梭下面的书架是现代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作品。在六楼的公寓里，他俯瞰巴黎，手中拿着祖父的书，发现了自己的文学能力。言语让这个男孩对自己有了一定的掌控力：他是个造物者，通过语言赋予世界生命。他写道：“宇宙蔓延在我的脚下，一草一木都在谦卑地乞求一个名字。赋予它一个名字，就像是在创造它和接受它。”萨特还收集美国西部片和侦探漫画，相关的英雄漫画——孤胆英雄对抗世界——几十年后依然存在于他的哲学中。

在我的藏书室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紧挨着萨特，正如生活中是他的伴侣一样。她牢记书籍的可靠性，不仅是因为它们易受控制的资产阶级道德，而且是因为它们服从了“她”。“它们畅所欲言，不假装说其他事情”，波伏瓦在《闺中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写道，“我不在时，它们沉默了。”她意识到它们需要信念和艺术——来自西蒙娜，而不光是从作者那获取。德·波伏瓦称这是“将印刷的符号转化为故事的魔法”——如果没有读者，魔法就失灵了。

对文学魅力来说，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阅读与时代背景、家庭和心理的特征紧密相连。有些人，比如卢梭，找到了浪漫主义的推动力。其他人，比如萨特，发现了启蒙主义运动的优势。这里可能会存在伪装、自恋和怯懦的成分。（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渴望，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称之为“假日现实（holiday reality）”：逃避现实的庇护所。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描述过其童年时代的渴望：渴望某种超越时空的事物。但正如狄更斯之后的受欢迎程度所表明的那样，年少时期的读书时光与影响力的发现相吻合。他从孩童时期就开始意识到，世界不仅充满了侦探、高卢人和公牛，还有一个“我”——读者，读者的信任和创造力唤醒了文学作品。因此，阅读能让人拥有更加强烈的欲望。

两种自由

让—保罗·萨特在《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中写道：“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这位哲学家的观点并不是说作者无法享受为自己写作的乐趣。字句倾泻而下，为残暴的编辑和读者创作到手疼——正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一封信中写到的：“我将迟到的书稿倒入饥饿的腹中。”相反，萨特的观点则是，作者只是完成了一半的文本。如果没有读者，文本只是一股意识流，一些或明或暗的图形。

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的生活是一种愚蠢的必需品。感觉对人类来说总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是意义的产物，而宇宙从未被视为赤裸裸的事实。但文本世界并不能毫无障碍地描绘事物，暗示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萨特在谈及日常感受时写道：“模糊的意义隐含在其中，不管是轻盈的快乐还是淡淡的哀愁，或是保持逼近的姿态，或是像一片热雾在它周围颤动。”日常生活有一种朦胧的气氛，而语言则是明朗而犀利的。

这些字母通过指代自身之外的事物来实现这一点——我们通过文本阅读，而不是脱离它。萨特引用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说法：“当词语像玻璃透过阳光一样透过我们的目光时，便有了散文。”词语是散文的材料，它们构建了现实，当我们细看时，它又变得不可见了。

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像萨特所说的理想散文那样通透。诗歌可以更加晦涩难懂。以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书柜》（"The Bookcase"）为例。这首诗字面上指的是诗人的图书馆，但它也玩了一下英语文字游戏。“阿什伍德还是奥克伍德②？想要丝般柔软/斜拼接的，四周有眼的，如牛皮纸般苍白/书架的隔板从不下陷。（Ashwood or oakwood? Planed to silkiness / Mitred，much eyed-along，each vellum-pale / Board in the bookcase held and never sagged.）”头韵、节奏、隐喻：这关于一件事及其共鸣，也关乎语言。诗歌展现词汇，如同绘画之于色彩，音乐之于音符。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写道，诗意的短语“把指向自身之外的转瞬即逝的词语拉回来，使其停滞不前”。

语言可以是半透明的，像琥珀色或清澈如瓦莱里的玻璃，但看透它总是需要努力。铭文或投射成为词语，具有与其语气和节奏相关的含义。我在《福尔摩斯经典案例》中第一次认识到阅读总是把感知转化成意识。“你不得不从像死蚂蚁触角的信手涂鸦中识别它们。”诗人D. 纳克斯（D. Nurkse）写道。

对读者来说，这意味着要渲染一个世界：页面之外的错综复杂的整体。当读者透过柯南·道尔所写的“笼罩在这座伟大城市的朦胧面纱”看见太阳时，他们重新创造了伦敦。不仅是天空中的黄色和灰色雾气，更是煤炭和商业造就了这座大都市的“伟大”。报纸对夏洛克的客户之死的报道还唤起了从康沃尔到诺森伯兰郡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体，他们都参与到了这个想象中的书本上的社区。受害者匆匆赶往的滑铁卢火车站，说明蒸汽火车已遍布英国各地：运送乘客的同时将成捆的《泰晤士报》运送给华生这样的人阅读。这些都是文章背后的投射。“艺术所代表的对象”，如萨特所说，“出现在宇宙背景之下。”我把作者碎片化的意识拼凑成了宇宙。

这一切印证了一点：写作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早期版本的《福尔摩斯经典案例》对我来说晦涩难懂，只能囫囵吞枣。作为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我无法想象福尔摩斯坐在他的“天鹅绒扶手椅上”，向血液中注射。我将自己交给文本，去认同一种积极的被动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接受了柯南·道尔的语言，然后负责将这些词语连缀成整体。

阅读需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没有人强迫我设想他们的话语。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个邀请。萨特认为这是一种“吸引力”，而这种想法在把玩的时候是不必要的。阅读总是两种自由的结合——艺术家的自由和读者的自由。

迎难而上

鉴于此，我的童年在松木书架中度过的说法是错误的。它可能看起来像这样，因为旧书是怀旧的象征。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论阅读》（On Reading）中所写的那样，一些年少时的回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被磨灭了，但是通过那些年读过的书，我们重拾了那部分记忆。他写道：“那是我们对似水年华的唯一记录。”但是如果我再也不读这些书卷，那么回忆就会成为普鲁斯特所谓的往昔：逝去的时光。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只有当无生命的字母再次与愿意将其复活的生命接触时”，文字中最生动的东西才会复活。

这是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我的书只是一些物体与另一些物体的组合——颜料、胶水、无生命的纤维素和牛皮。如果它们没有与特定的对象——具有知识的人——产生特定的联系，阅读就不会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可能有一天完全停止。如果物种（比如人）知道自己会灭绝，严格地说来，所有的读物——书籍、报纸、推文、广告牌、路标、铜器上的字母将不再是文本。它们将成为生物的藏身之所，被吃掉、被掩埋、被攀爬、被氧化，但不会被阅读。

无处不在的文字掩盖了阅读的稀缺性和脆弱性。往大了说，你现在所做的，是迎难而上。

天才与圣徒

假设一下：你喜欢阅读——这种不太真实的活动。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毫无忧虑的热爱。这就很容易认同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他将车费用来买二手书，“相比忍受离开书半小时享受深蓝大海，更宁愿忍受搭便车”。但让我们说出“为什么”可没那么简单。

最明显不过的，阅读是有教育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父母每晚都吟诵布莱顿的作品，也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走廊里为我女儿讲《米菲在美术馆》（Miffy at the Gallery）的故事。早期的文字启蒙能够带来巨大的个人和政治优势。研究人员安妮·坎宁汉（Anne Cunningham）和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的报告显示，儿童文学能够促进词汇量的丰富：比大学生的闲聊，或热播节目要多出50％的非常规词语。词汇量的丰富往往又会激发更多的阅读，积极的反馈早在学龄前便开始了，并且会持续一生。凭借这种方式，阅读使人了解了许多原本晦涩难懂的事实。政治博弈、科学假说、历史剧，这些奠定了公民前行的理所当然的基础。而文字有助于在孩提时期奠定这一基础。

书面文字还能促进心理健康和社会联系。研究表明，坚持阅读和锻炼可以减少痴呆风险。埃默里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阅读小说的人在大脑的语言和感官运动区域有更多的神经连接。第一作者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写道：“阅读小说能将你带入主人公的身体。”这虚无缥缈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融合。研究还表明，文学小说有助于揣度心智，即我们对他人精神状态的看法。一个新的社会研究学派的调查显示，阅读像唐·德里罗（Don DeLillo）或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之类作家的作品会导致情商出现短暂但可量化的飞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眼睛判断一个陌生人的情绪。

尽管对爱书人来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法是种奉承，但对此表示怀疑是有根据的。定期慢跑可能比阅读村上春树关于慢跑的文章能更可靠地防止智力衰退。一些有少量样本和模糊数据的研究表明：脑部扫描并未表明阅读与其他娱乐活动相比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另一些人则过于大胆地概括了各种流派：契诃夫与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或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有同样的效果吗?即使德里罗能帮助我看懂某人的幽默，我也可以在没有同情和爱心的情况下做出正确选择——混蛋们也喜欢小说。阅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不是制造天才或圣徒的机器。

这种观点也将阅读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的确很重要，可以实现许多方面的真正价值，包括历史的、哲学的、烹饪的、两性的。我通过柯南·道尔来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或通过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来更好地理解现代伦理理论。一些阅读是为了符号资本，另一些则为了紧要关头的晚餐食谱，还有一些是为了性高潮。﹝18世纪法国畅销书《哲学家泰勒斯》（Thérèse the Philosopher）一书的女主人公说：“我读了大约一小时后，那种狂喜掠过了我的心头。”﹞突出文本的优点没有害处，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微妙的，学术的还是生物的。 但是这种方法可能忽略阅读本身的目的：一次体验的机会。

阅读不需要借口

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从字面上来说，它就是生活经历。正如哲学家约翰·杜威③所说，我的存在即经验：游走于世间（在人和环境间往复）。我的活动影响事物，同时事物也对我产生影响。我接收印象，但我的意识赋予它们颜色、形状和意义。这激起一些反应、习惯或选择，从而引起了世界的反应。诸如此类。“一个生命体的毕生事业和命运，”杜威写道，“与它和环境之间极其微妙的交流方式息息相关……”我和宇宙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不是混乱也不是绝对的和谐，而是有节奏地展开。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宇宙是什么，不能接受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摒弃了哲学上的怀疑。但即使在这里，经验的重要性也很明显：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一种生物游戏，包括对各自边界的混淆。

阅读提供经验。并不是通过让我在贝克街解决犯罪问题，或者让我服用兴奋剂重击罗马百夫长来做到这点，而是将符号与感知联系起来。写作将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融入自我和世界的创新视角中。萨特在普通感知中看到的“朦胧而微小的意义”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思想以惊人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情感从记忆转向幻想，感知被恢复或修正。虽然阅读可能不会用到每一个肢体或器官，但它会调动身体的全部，使其清晰、持久、生动。 杜威写道：“每一件艺术作品都遵循完整的体验计划和模式，使其更强烈、更集中地被感知到。”

这里提到的艺术不必是小说或诗歌之类的文学。虽然最好的小说或诗歌无疑具有可转换性，但哲学等学科也同样提供了经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的基调与荷马的《伊利亚特》大相径庭，但亚里士多德仍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宇宙画像，包括其情感氛围。我们的行为和经历并不被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所垄断。从社交媒体上的妙语到《圣经》典故，抑或在一些更大的平台发表言论，还有一些不需要符号的领域。无论阅读能带来什么好处，它们只能通过这种经历（作为更普遍的与事物混合的一部分）获得。

对读者而言，这种体验往往因其自身而受到重视。首先是努力的乐趣。正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所指出的，精神上的努力是令人满足的。他写道，我们寻求真理，是因为“天赋和能力被用于发明和发现”。读小说和做哲学一样，我们同样是在展示内心世界。

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努力所呈现的世界。我之所以读书，是因为喜欢阅读的经历：与一种精致的、重塑的生活愿景邂逅。这并非意味着书中有某种无形的价值内核，并非意味着我能很快从自己的幸福转移到埋藏在纸堆和打印机墨水中的那些神圣的价值。这意味着我很享受这种体验，仅此而已。这种体验也许是在读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或德博拉·利维（Deborah Levy）的简洁美文时，我被激发的思辨；也许是福尔摩斯勾起的怀旧之情，或是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让叶兰继续飘扬》（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产生的对自己的尴尬认识；也许只是在《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短暂逃避生活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如何去读一本书？》（"How Should One Read a Book?"）一文中对上帝的描述是“有点嫉妒精通文学的灵魂”。“瞧，这些不需要报酬的人，”他在天堂里对圣彼得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可给他们的，他们已经喜欢上了阅读。”阅读本身值得向往，除非它造成伤害，否则不需要理由。

舞　蹈

阅读说来容易，做来难。文学价值只有在实践中才得以彰显：阅读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正如杜威所说，阅读往往涉及对文本的“迁就”。自然，阅读也是要用心的。仅仅抱着自由的心态去阅读是不够的，更需要恰如其分地行使这份自由。要有技巧地阅读需要平衡各种倾向：思想与情感、自发性与习惯性、服从与批判、急速与缓慢、大胆与谨慎、拘泥与超然。

以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的经典图像小说《蝙蝠侠：黑暗骑士归来》为例，蝙蝠侠在战斗中把一个黑帮老大大卸八块。（“你搞错了，老兄。这可不是什么泥坑，这是手术台，而我是医生。”）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饱受争议，却又是为正义而战的。我很欣慰，故事的结尾蝙蝠侠被判刑而不是被处死。我被剧情和主题深深感染了。米勒笔下的故事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比如他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再如教育孩童凭借一己之力匡扶正义、除暴安良是否符合道德伦理。为了充分享受阅读，我不想过分评判这些。我也不得不假装认为没有人会认出面具下那个高大威猛的亿万富翁，认为迎头痛击罪犯是一种真正防止犯罪的手段。不论我的兴趣如何变化，这种假设都将继续下去。如果我由于审美疲劳或神经过敏忽略了《蝙蝠侠：黑暗骑士归来》中政治或者道德上的细微差别，那也不能责怪米勒。在不屈服于他们的结论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承认我会摇摆不定。这种在愉悦与厌恶、审慎与轻信、浸入与游离之间寻找平衡的能力，同样适用于该类型的其他作品。比如《绿灯侠》第五十四回，将一个女人恐怖的谋杀行为安上了英雄主义的动机，就引起了大众的反感，而米勒笔下的硬汉形象却被推崇。作为读者，我认为阅读就像一场谈判，在阅读的过程中，你的意向会不断地被检验和扭转。

维持这个平衡的词是“美德”。这个词捂着一层蕾丝窗帘，有着严肃的警世故事或族长指责的气氛。最早创立美德理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曾有过保守主义的时刻，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称他为一个“目空一切的家伙”。不过这是因为雅典学者的贵族式傲慢，并非因为他的理论完全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

在古希腊，美德是“aretē”，即“excellence”。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卓越不是一种精神状态，鉴于其变化着——它要求的是一种为生活而奋斗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瞬间。虽然它是理性范畴，但它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尽管它的确涉及情感，但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尽管这算得上是一种习惯，但它不仅仅是一种反射。每一种美德都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hexis”：一种倾向、一种性情或者一种意向。它表示准备就绪。当我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惯常地做出恰当的反应并自觉自愿地这样做时，我是有美德的。所以文学的“aretē”不是天生的，但也不是人为的。就像阅读本身一样，好的“hexis”的确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潜能，但要靠按部就班的研习才能实现。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每一种美德都是两个极端（缺乏和过剩）之间的中间项。因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令人不安而放弃阅读这本书是懦弱的。如果它能逼着我疯狂攻击我的女房东，那说明阅读它令人鲁莽。勇气是中间项：我意识到自己世俗的平衡受到威胁，但仍然坚持下去，因为小说承诺了一种丰富的心理体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并不总是令人信服，有些美德，如节制和正义，不完全符合蓝图。但总的来说，这种异教的卓越想法有助于平衡对文字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关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笔记中称阅读“几乎是一所品格学校”，它为美德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这里没有法则，因为美德随着文本和上下文而变化。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优势之一：他拒绝给出规则。他写道：“受过教育的人会在每个科目中追求确切答案，正如事物的本质所表现的那样。”“Aretē”只有同经验一起才能发展，这是一种本领，一种诀窍，而不是一个定理。想要很好地读书，我必须博览群书且小心谨慎，铭记我的权力和责任。

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自己，就好像我被分为两个我，一个看文字，另一个审视“看文字”这种行为。正如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④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监视下“我”总是拖延。我们对待自己的行为就像对待别人的行为一样，行为会被审视、批评、赞扬或忽视。但只有一种意识，它不能专注于自身——它所关注的是回忆，“逻辑上注定永远倒数第二”。阅读的美德不是要求精神分裂式的监视，而在于诚实的回忆和反思。

然而我永远无法完全摆脱偏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之一是，我就是偏见的，相互竞争和勾结的倾向混杂在一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意识到这些，但无法脱离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反思本身就是一种倾斜、一种弯曲，随着努力的程度加强或削弱。用今天的自由阅读来揭示明天的偏见——重点是要谨慎地揭示。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经称最好的学术和散文为“刚柔相济”的舞蹈，而阅读也要求做到一种举重若轻的灵活。

对书末题署⑤的崇拜

尽管文明中充斥着语言符号，阅读的好处却很少被称道。能够很好地阅读被视为一种基本的技能，而不是终身的目标，亦不是一种需要坚持丰富和提高的创造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