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记载

我的右手边是一个沾有污渍的松木小书柜，它承载了我的童年。

那堆封面是不显眼的深紫色和卡其色的硬皮书大都是《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之类的经典，对四岁的孩子来说充满了生硬的格言：“做好战争准备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不远处是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翻译的《一千零一夜》（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一本正经地讲述一些羞羞的事（“他把手放在了她的左腋下，然后开始交合”）。时隔七十年，我母亲的有关神话、冒险、身体惩罚的八开本《远方的魔法树》（The Magic Faraway Tree）还在被阅读，我还有她的《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是她出生的那一年出版的。七十年后的今天，她的小孙子依然读着“屹耳①的日子”（“早安，维尼……如果这是个美好的早晨……我怀疑……”）。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本有着黑色皮面和烫金大字的《福尔摩斯经典案例》（The Celebrated Cases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Holmes）是我文学世界的启蒙。我很自豪小学时比同学的阅读量都大，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八百页大部头作品是我优越感的一个支柱。这有一定年头儿的版本让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我比其他十一岁的孩子更加聪明，因为我用的是严肃的衬线字体。我比老师更富于智勇，因为我读的是精装书。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神一样的存在，我希望长大后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们的共同特征罗列如下：社交上的鲁莽、情感上的游离以及病态的好奇心。在柯南·道尔的文章中这种虚拟人物比儿时不善待人接物的我更有特点。来看一下《四签名》（The Sign of the Four）的开头几句话：“夏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拿下一瓶药水，再从一只整洁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皮下注射器来。”我们的侦探是一个瘾君子，虽然方式优雅。〔我准备了一本字典，来查找“morocco（摩洛哥革）”和“panache（神气十足、羽饰）”这样的词。〕

然而《福尔摩斯经典案例》的虚构远比我的创作呈现的更多。我最终从柯南·道尔的奥秘中汲取的，不是机敏处事的才干，而是自由：独立思考的魅力。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在血雨腥风中，是“我的伦敦”。随着福尔摩斯把尖尖的针头推到底，按下小活塞，我跟着抽搐了，但是针头的样子和速度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华生（Watson）绅士般的英雄主义、莱斯特雷德（Lestrade）探长的平庸，所有的一切都属于那个静静地躺在绒面地毯上的小男孩。因此，福尔摩斯教给我的，不只是一部分的常识——三K党的标志、荒野的气氛、演绎法，更重要的是，学习运用自己的心智。在柯南·道尔的帮助下，我构建了这个奇怪的世界。比起有趣的大叔，作者更像是一个同谋。我们私下会面，将我从学校的乏味和家庭的暴力气氛中解放出来。

《福尔摩斯》不是我读的第一本书。我已经进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说吧，记忆》（Speak，Memory）中提到的“乐土”，在这里，“言语就是其本义”。在父母冷战时，我学会了阅读《高卢英雄历险记》。如果我想要理解双关和互斥，我必须自己解析文本。在我的床边，有一头狮子，它吞下蔬菜汤而不是兔子，还有抵御工业污染的恐龙，以及和平主义者公牛费迪南德（Ferdinand）。起初，阅读这些书是训练，后来则成了消遣。正如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样，我在字里行间忙得不亦乐乎，这是一种更接近贪婪而非好奇的冲动。这些欲望在《加菲猫》（Garfield）中集结起来，我同样贪婪地吞咽着意大利面，看着动画片。

不过，在《福尔摩斯经典案例》中，我对这一发现有了更深层的掌控感和愉悦感。一方面，我将福尔摩斯看作一位传奇历史英雄，我喜欢小说家迈克尔·沙邦（Michael Chabon）所说的事实和虚构的“快乐的困惑”。另一方面，我正在茁壮成长，有点躁动，而且越来越叛逆。我意识到这些纸上的黑色标记是我忽略或探究、强化或逃避的文字。同这个侦探一起，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强大的角色：一个读者。

魔　法

三十年后，我的书架上的藏书穿插着这种富有想象力的独立发现。对于这些作者而言，书面文字倡导了一种新的自由：用更强的意识去思考、理解或感受。

我在十几岁时读过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的作品，目前他的书被搁置在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青春期惊险小说和哈里·哈里森（Harry Harrison）的银河系列的讽刺小说之间的位置。同样受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影响，吉布森把单调的近郊改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有时是一堵砖墙。吉布森在接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采访时说：“我可以想象，四面八方都有无数类似的建筑，我置身于福尔摩斯时期的伦敦。”对吉布森来说，柯南·道尔的故事不仅仅是一种逃避或娱乐的方式，它们赋予他灵感。

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吉布森（Gibson）下面的两层书架上。他回忆到，阅读能使人从无聊的眼泪中解脱，从令人厌倦的现实中逃脱。在《别样的色彩》（Other Colours）中，这位小说家和我一样扬扬自得，认为自己“远比那些不读书的人更具深度”。 这多少有些年少轻狂。但也是对这项任务的肯定：将黑白的文本转换成跃然纸上的场景。帕慕克写下了作为一名少年读者所享受到的“造物主的幸福”，将心思付诸文字。

后面两个位置是比帕慕克早一个世纪的美国小说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自从儿时进入到她父亲的藏书室，她找到了一个私密的避难所，并称它为“王国”。她在自传《回眸》（A Backward Glance）中写道：“在我的内心有一个秘密的胜地，我不希望任何人闯入。”这不仅仅是逃离。受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和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的诗歌，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文学评论，与沃尔特· 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小说的影响，华顿创作的作品呈现出令人兴奋的新主题和节奏。她的阅读培养了她日渐形成的个性——她称之为“奇异内心世界的复杂旋律”。这位小说家认为，她的自我在那些泛黄的书页中变得更加完整了。

在华顿左边两英尺（大约0.6米）处是18世纪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曾与鳏夫父亲一起夜读浪漫小说。这些故事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他在《忏悔录》（The Confessions）中写道：“我在最初的阅读中与自我存在的完整意识约会。”重要的是不仅卢梭的情感被小说所鼓舞，而且他还把小说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尽管这位哲学家因自己爱好戏剧而遣责小说，他创作的情节剧还是主要基于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卢梭下面的书架是现代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作品。在六楼的公寓里，他俯瞰巴黎，手中拿着祖父的书，发现了自己的文学能力。言语让这个男孩对自己有了一定的掌控力：他是个造物者，通过语言赋予世界生命。他写道：“宇宙蔓延在我的脚下，一草一木都在谦卑地乞求一个名字。赋予它一个名字，就像是在创造它和接受它。”萨特还收集美国西部片和侦探漫画，相关的英雄漫画——孤胆英雄对抗世界——几十年后依然存在于他的哲学中。

在我的藏书室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紧挨着萨特，正如生活中是他的伴侣一样。她牢记书籍的可靠性，不仅是因为它们易受控制的资产阶级道德，而且是因为它们服从了“她”。“它们畅所欲言，不假装说其他事情”，波伏瓦在《闺中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写道，“我不在时，它们沉默了。”她意识到它们需要信念和艺术——来自西蒙娜，而不光是从作者那获取。德·波伏瓦称这是“将印刷的符号转化为故事的魔法”——如果没有读者，魔法就失灵了。

对文学魅力来说，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阅读与时代背景、家庭和心理的特征紧密相连。有些人，比如卢梭，找到了浪漫主义的推动力。其他人，比如萨特，发现了启蒙主义运动的优势。这里可能会存在伪装、自恋和怯懦的成分。（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渴望，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称之为“假日现实（holiday reality）”：逃避现实的庇护所。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描述过其童年时代的渴望：渴望某种超越时空的事物。但正如狄更斯之后的受欢迎程度所表明的那样，年少时期的读书时光与影响力的发现相吻合。他从孩童时期就开始意识到，世界不仅充满了侦探、高卢人和公牛，还有一个“我”——读者，读者的信任和创造力唤醒了文学作品。因此，阅读能让人拥有更加强烈的欲望。

两种自由

让—保罗·萨特在《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中写道：“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这位哲学家的观点并不是说作者无法享受为自己写作的乐趣。字句倾泻而下，为残暴的编辑和读者创作到手疼——正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一封信中写到的：“我将迟到的书稿倒入饥饿的腹中。”相反，萨特的观点则是，作者只是完成了一半的文本。如果没有读者，文本只是一股意识流，一些或明或暗的图形。

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的生活是一种愚蠢的必需品。感觉对人类来说总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是意义的产物，而宇宙从未被视为赤裸裸的事实。但文本世界并不能毫无障碍地描绘事物，暗示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萨特在谈及日常感受时写道：“模糊的意义隐含在其中，不管是轻盈的快乐还是淡淡的哀愁，或是保持逼近的姿态，或是像一片热雾在它周围颤动。”日常生活有一种朦胧的气氛，而语言则是明朗而犀利的。

这些字母通过指代自身之外的事物来实现这一点——我们通过文本阅读，而不是脱离它。萨特引用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说法：“当词语像玻璃透过阳光一样透过我们的目光时，便有了散文。”词语是散文的材料，它们构建了现实，当我们细看时，它又变得不可见了。

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像萨特所说的理想散文那样通透。诗歌可以更加晦涩难懂。以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书柜》（"The Bookcase"）为例。这首诗字面上指的是诗人的图书馆，但它也玩了一下英语文字游戏。“阿什伍德还是奥克伍德②？想要丝般柔软/斜拼接的，四周有眼的，如牛皮纸般苍白/书架的隔板从不下陷。（Ashwood or oakwood? Planed to silkiness / Mitred，much eyed-along，each vellum-pale / Board in the bookcase held and never sagged.）”头韵、节奏、隐喻：这关于一件事及其共鸣，也关乎语言。诗歌展现词汇，如同绘画之于色彩，音乐之于音符。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写道，诗意的短语“把指向自身之外的转瞬即逝的词语拉回来，使其停滞不前”。

语言可以是半透明的，像琥珀色或清澈如瓦莱里的玻璃，但看透它总是需要努力。铭文或投射成为词语，具有与其语气和节奏相关的含义。我在《福尔摩斯经典案例》中第一次认识到阅读总是把感知转化成意识。“你不得不从像死蚂蚁触角的信手涂鸦中识别它们。”诗人D. 纳克斯（D. Nurkse）写道。

对读者来说，这意味着要渲染一个世界：页面之外的错综复杂的整体。当读者透过柯南·道尔所写的“笼罩在这座伟大城市的朦胧面纱”看见太阳时，他们重新创造了伦敦。不仅是天空中的黄色和灰色雾气，更是煤炭和商业造就了这座大都市的“伟大”。报纸对夏洛克的客户之死的报道还唤起了从康沃尔到诺森伯兰郡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体，他们都参与到了这个想象中的书本上的社区。受害者匆匆赶往的滑铁卢火车站，说明蒸汽火车已遍布英国各地：运送乘客的同时将成捆的《泰晤士报》运送给华生这样的人阅读。这些都是文章背后的投射。“艺术所代表的对象”，如萨特所说，“出现在宇宙背景之下。”我把作者碎片化的意识拼凑成了宇宙。

这一切印证了一点：写作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早期版本的《福尔摩斯经典案例》对我来说晦涩难懂，只能囫囵吞枣。作为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我无法想象福尔摩斯坐在他的“天鹅绒扶手椅上”，向血液中注射。我将自己交给文本，去认同一种积极的被动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接受了柯南·道尔的语言，然后负责将这些词语连缀成整体。

阅读需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没有人强迫我设想他们的话语。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个邀请。萨特认为这是一种“吸引力”，而这种想法在把玩的时候是不必要的。阅读总是两种自由的结合——艺术家的自由和读者的自由。

迎难而上

鉴于此，我的童年在松木书架中度过的说法是错误的。它可能看起来像这样，因为旧书是怀旧的象征。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论阅读》（On Reading）中所写的那样，一些年少时的回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被磨灭了，但是通过那些年读过的书，我们重拾了那部分记忆。他写道：“那是我们对似水年华的唯一记录。”但是如果我再也不读这些书卷，那么回忆就会成为普鲁斯特所谓的往昔：逝去的时光。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只有当无生命的字母再次与愿意将其复活的生命接触时”，文字中最生动的东西才会复活。

这是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我的书只是一些物体与另一些物体的组合——颜料、胶水、无生命的纤维素和牛皮。如果它们没有与特定的对象——具有知识的人——产生特定的联系，阅读就不会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可能有一天完全停止。如果物种（比如人）知道自己会灭绝，严格地说来，所有的读物——书籍、报纸、推文、广告牌、路标、铜器上的字母将不再是文本。它们将成为生物的藏身之所，被吃掉、被掩埋、被攀爬、被氧化，但不会被阅读。

无处不在的文字掩盖了阅读的稀缺性和脆弱性。往大了说，你现在所做的，是迎难而上。

天才与圣徒

假设一下：你喜欢阅读——这种不太真实的活动。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毫无忧虑的热爱。这就很容易认同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他将车费用来买二手书，“相比忍受离开书半小时享受深蓝大海，更宁愿忍受搭便车”。但让我们说出“为什么”可没那么简单。

最明显不过的，阅读是有教育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父母每晚都吟诵布莱顿的作品，也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走廊里为我女儿讲《米菲在美术馆》（Miffy at the Gallery）的故事。早期的文字启蒙能够带来巨大的个人和政治优势。研究人员安妮·坎宁汉（Anne Cunningham）和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的报告显示，儿童文学能够促进词汇量的丰富：比大学生的闲聊，或热播节目要多出50％的非常规词语。词汇量的丰富往往又会激发更多的阅读，积极的反馈早在学龄前便开始了，并且会持续一生。凭借这种方式，阅读使人了解了许多原本晦涩难懂的事实。政治博弈、科学假说、历史剧，这些奠定了公民前行的理所当然的基础。而文字有助于在孩提时期奠定这一基础。

书面文字还能促进心理健康和社会联系。研究表明，坚持阅读和锻炼可以减少痴呆风险。埃默里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阅读小说的人在大脑的语言和感官运动区域有更多的神经连接。第一作者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写道：“阅读小说能将你带入主人公的身体。”这虚无缥缈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融合。研究还表明，文学小说有助于揣度心智，即我们对他人精神状态的看法。一个新的社会研究学派的调查显示，阅读像唐·德里罗（Don DeLillo）或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之类作家的作品会导致情商出现短暂但可量化的飞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眼睛判断一个陌生人的情绪。

尽管对爱书人来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法是种奉承，但对此表示怀疑是有根据的。定期慢跑可能比阅读村上春树关于慢跑的文章能更可靠地防止智力衰退。一些有少量样本和模糊数据的研究表明：脑部扫描并未表明阅读与其他娱乐活动相比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另一些人则过于大胆地概括了各种流派：契诃夫与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或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有同样的效果吗?即使德里罗能帮助我看懂某人的幽默，我也可以在没有同情和爱心的情况下做出正确选择——混蛋们也喜欢小说。阅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不是制造天才或圣徒的机器。

这种观点也将阅读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的确很重要，可以实现许多方面的真正价值，包括历史的、哲学的、烹饪的、两性的。我通过柯南·道尔来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或通过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来更好地理解现代伦理理论。一些阅读是为了符号资本，另一些则为了紧要关头的晚餐食谱，还有一些是为了性高潮。﹝18世纪法国畅销书《哲学家泰勒斯》（Thérèse the Philosopher）一书的女主人公说：“我读了大约一小时后，那种狂喜掠过了我的心头。”﹞突出文本的优点没有害处，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微妙的，学术的还是生物的。 但是这种方法可能忽略阅读本身的目的：一次体验的机会。

阅读不需要借口

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从字面上来说，它就是生活经历。正如哲学家约翰·杜威③所说，我的存在即经验：游走于世间（在人和环境间往复）。我的活动影响事物，同时事物也对我产生影响。我接收印象，但我的意识赋予它们颜色、形状和意义。这激起一些反应、习惯或选择，从而引起了世界的反应。诸如此类。“一个生命体的毕生事业和命运，”杜威写道，“与它和环境之间极其微妙的交流方式息息相关……”我和宇宙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不是混乱也不是绝对的和谐，而是有节奏地展开。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宇宙是什么，不能接受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摒弃了哲学上的怀疑。但即使在这里，经验的重要性也很明显：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一种生物游戏，包括对各自边界的混淆。

阅读提供经验。并不是通过让我在贝克街解决犯罪问题，或者让我服用兴奋剂重击罗马百夫长来做到这点，而是将符号与感知联系起来。写作将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融入自我和世界的创新视角中。萨特在普通感知中看到的“朦胧而微小的意义”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思想以惊人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情感从记忆转向幻想，感知被恢复或修正。虽然阅读可能不会用到每一个肢体或器官，但它会调动身体的全部，使其清晰、持久、生动。 杜威写道：“每一件艺术作品都遵循完整的体验计划和模式，使其更强烈、更集中地被感知到。”

这里提到的艺术不必是小说或诗歌之类的文学。虽然最好的小说或诗歌无疑具有可转换性，但哲学等学科也同样提供了经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的基调与荷马的《伊利亚特》大相径庭，但亚里士多德仍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宇宙画像，包括其情感氛围。我们的行为和经历并不被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所垄断。从社交媒体上的妙语到《圣经》典故，抑或在一些更大的平台发表言论，还有一些不需要符号的领域。无论阅读能带来什么好处，它们只能通过这种经历（作为更普遍的与事物混合的一部分）获得。

对读者而言，这种体验往往因其自身而受到重视。首先是努力的乐趣。正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所指出的，精神上的努力是令人满足的。他写道，我们寻求真理，是因为“天赋和能力被用于发明和发现”。读小说和做哲学一样，我们同样是在展示内心世界。

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努力所呈现的世界。我之所以读书，是因为喜欢阅读的经历：与一种精致的、重塑的生活愿景邂逅。这并非意味着书中有某种无形的价值内核，并非意味着我能很快从自己的幸福转移到埋藏在纸堆和打印机墨水中的那些神圣的价值。这意味着我很享受这种体验，仅此而已。这种体验也许是在读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或德博拉·利维（Deborah Levy）的简洁美文时，我被激发的思辨；也许是福尔摩斯勾起的怀旧之情，或是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让叶兰继续飘扬》（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产生的对自己的尴尬认识；也许只是在《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短暂逃避生活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如何去读一本书？》（"How Should One Read a Book?"）一文中对上帝的描述是“有点嫉妒精通文学的灵魂”。“瞧，这些不需要报酬的人，”他在天堂里对圣彼得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可给他们的，他们已经喜欢上了阅读。”阅读本身值得向往，除非它造成伤害，否则不需要理由。

舞　蹈

阅读说来容易，做来难。文学价值只有在实践中才得以彰显：阅读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正如杜威所说，阅读往往涉及对文本的“迁就”。自然，阅读也是要用心的。仅仅抱着自由的心态去阅读是不够的，更需要恰如其分地行使这份自由。要有技巧地阅读需要平衡各种倾向：思想与情感、自发性与习惯性、服从与批判、急速与缓慢、大胆与谨慎、拘泥与超然。

以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的经典图像小说《蝙蝠侠：黑暗骑士归来》为例，蝙蝠侠在战斗中把一个黑帮老大大卸八块。（“你搞错了，老兄。这可不是什么泥坑，这是手术台，而我是医生。”）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饱受争议，却又是为正义而战的。我很欣慰，故事的结尾蝙蝠侠被判刑而不是被处死。我被剧情和主题深深感染了。米勒笔下的故事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比如他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再如教育孩童凭借一己之力匡扶正义、除暴安良是否符合道德伦理。为了充分享受阅读，我不想过分评判这些。我也不得不假装认为没有人会认出面具下那个高大威猛的亿万富翁，认为迎头痛击罪犯是一种真正防止犯罪的手段。不论我的兴趣如何变化，这种假设都将继续下去。如果我由于审美疲劳或神经过敏忽略了《蝙蝠侠：黑暗骑士归来》中政治或者道德上的细微差别，那也不能责怪米勒。在不屈服于他们的结论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承认我会摇摆不定。这种在愉悦与厌恶、审慎与轻信、浸入与游离之间寻找平衡的能力，同样适用于该类型的其他作品。比如《绿灯侠》第五十四回，将一个女人恐怖的谋杀行为安上了英雄主义的动机，就引起了大众的反感，而米勒笔下的硬汉形象却被推崇。作为读者，我认为阅读就像一场谈判，在阅读的过程中，你的意向会不断地被检验和扭转。

维持这个平衡的词是“美德”。这个词捂着一层蕾丝窗帘，有着严肃的警世故事或族长指责的气氛。最早创立美德理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曾有过保守主义的时刻，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称他为一个“目空一切的家伙”。不过这是因为雅典学者的贵族式傲慢，并非因为他的理论完全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

在古希腊，美德是“aretē”，即“excellence”。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卓越不是一种精神状态，鉴于其变化着——它要求的是一种为生活而奋斗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瞬间。虽然它是理性范畴，但它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尽管它的确涉及情感，但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尽管这算得上是一种习惯，但它不仅仅是一种反射。每一种美德都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hexis”：一种倾向、一种性情或者一种意向。它表示准备就绪。当我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惯常地做出恰当的反应并自觉自愿地这样做时，我是有美德的。所以文学的“aretē”不是天生的，但也不是人为的。就像阅读本身一样，好的“hexis”的确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潜能，但要靠按部就班的研习才能实现。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每一种美德都是两个极端（缺乏和过剩）之间的中间项。因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令人不安而放弃阅读这本书是懦弱的。如果它能逼着我疯狂攻击我的女房东，那说明阅读它令人鲁莽。勇气是中间项：我意识到自己世俗的平衡受到威胁，但仍然坚持下去，因为小说承诺了一种丰富的心理体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并不总是令人信服，有些美德，如节制和正义，不完全符合蓝图。但总的来说，这种异教的卓越想法有助于平衡对文字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关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笔记中称阅读“几乎是一所品格学校”，它为美德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这里没有法则，因为美德随着文本和上下文而变化。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优势之一：他拒绝给出规则。他写道：“受过教育的人会在每个科目中追求确切答案，正如事物的本质所表现的那样。”“Aretē”只有同经验一起才能发展，这是一种本领，一种诀窍，而不是一个定理。想要很好地读书，我必须博览群书且小心谨慎，铭记我的权力和责任。

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自己，就好像我被分为两个我，一个看文字，另一个审视“看文字”这种行为。正如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④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监视下“我”总是拖延。我们对待自己的行为就像对待别人的行为一样，行为会被审视、批评、赞扬或忽视。但只有一种意识，它不能专注于自身——它所关注的是回忆，“逻辑上注定永远倒数第二”。阅读的美德不是要求精神分裂式的监视，而在于诚实的回忆和反思。

然而我永远无法完全摆脱偏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之一是，我就是偏见的，相互竞争和勾结的倾向混杂在一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意识到这些，但无法脱离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反思本身就是一种倾斜、一种弯曲，随着努力的程度加强或削弱。用今天的自由阅读来揭示明天的偏见——重点是要谨慎地揭示。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经称最好的学术和散文为“刚柔相济”的舞蹈，而阅读也要求做到一种举重若轻的灵活。

对书末题署⑤的崇拜

尽管文明中充斥着语言符号，阅读的好处却很少被称道。能够很好地阅读被视为一种基本的技能，而不是终身的目标，亦不是一种需要坚持丰富和提高的创造才能。

这与流行写作行业（学位、短期课程、工作坊、大师班、中心、节日座谈）形成了鲜明对比。报纸和杂志上都开设了“如何写作”的专版：乔治·奥威尔的简明散文、乔治·马丁（George R. R. Martin）的科幻文学、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专栏（“我的主要原则是对这样的事情说不，它们诱使我放弃了我的正常工作”）。甚至还有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文学成就。（坦白地说这是我撰写的。）许多文章不仅承诺提供技术诀窍，而且还提供了说服编辑出版和读者购买的技巧。

在这种情况下，阅读的艺术和出版的念头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有80%的人想要写一本书——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即使只有一半是真格的。尽管他们只是向往作家的身份，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的爱书人。皮尤研究中心⑥发现，25%的美国人过去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正如作家兼翻译蒂姆·帕克斯（Tim Parks）所指出的，作家已经成为一个富有魅力的职业，而不再只是一项技能。他写到，这更像19世纪诗人自发的浪漫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的描述。不管这可能与专业作家的日常训练多么不一致，拙劣的模仿依然存在。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的观察似乎是对的：“他们感兴趣的是成为一名作家，而不是写作。他们感兴趣的是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某部著作的封面上，至于什么作品，并不重要。”这就是对书末题署的狂热崇拜。

也许这是所有有文化修养且悠闲的群体的标志。罗马帝国有一个短小而生动的文学文化。公元1世纪时，诗人马夏尔（Martial）抱怨说被一位雄心壮志的作家骚扰。“当我站着的时候，你读给我听，当我坐下的时候，你读给我听，”他啐了一口，“在我跑的时候，你读给我听，在我如厕的时候，你读给我听。”这种印象是无穷无尽的，通常是自负的涂鸦和演讲。他自己写了一千多句讽刺诗，通常是讽刺前人的作品。比马夏尔更年轻的同时期诗人尤维纳利斯讽刺了著作狂的弊病：恶性的写作欲望。他抱怨说，罗马资助人赞不绝口，却没有付现，荣誉不能拿来换酒喝。“可是我们还是坚持着，”尤维纳利斯写道，“用我们贫瘠的犁，犁着一条尘土飞扬的沟，用犁刀改造海岸。”美国医生、诗人（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在一首诗中回应了尤维纳利斯，他在大约十八个世纪之后做出了类似的诊断，在《著作狂》里写道，即使全世界都是信纸，每一片充满了墨水的海洋都被耗尽了，“仍然会有蹩脚文人聚集在它的边缘/索要更多的笔，更多的纸张，更多的墨水”。

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著作狂”，问题都不是写作本身。当我们背弃作者的时候，鼓吹阅读是很荒谬的。业余作品也可以很有价值。正如哲学家R. G.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的观点，写作有治愈作用。无论是诗歌还是哲学中的表达，都提供了一个净化心灵的机会。这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总是愉悦的，但它可以克服科林伍德所说的“意识的腐败”——拒绝现实。治疗过程不需要公开，因为信件和日记也是文本实验室。学习写作也可以培养对他人的天赋和成就的尊重——熟练的写作也带来了一定的鉴赏能力。德国哲学家兼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指出，鉴赏家尊重艺术的付出，而一知半解者则是不安分的囤积者，仅仅收集他人无形的努力。因此，那些被视为涉猎者的人在文学领域和在体育或绘画领域一样吹毛求疵。通过学习写作，我能够变得更熟悉自己（至少是心理上感觉如此），并且对别人的劳动更加慷慨。

问题是这种热情很少适用于阅读。我很少承认可以熟练运用波伏瓦笔下的“魔法”，但却没能充分掌握这种魔法；我很少承认自己可能是个天才作家，却拙劣地或恶毒地占用我的读者的自由。

健忘和眩晕

在某些方面，阅读容易被忽视。最明显的是，读写能力通常是童年就掌握的，而且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们出生时对世上的事物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慢慢地，我们便能将特定的颜色、形状和动作与特定的事物联系起来。由黑色和金色构成的长方体叫作“书”，还有无数白色和蓝灰色的长方形。每一种印象都是新的，但我们学会了在变化中看到规律。阅读也是如此：掌握这种把感知与事物联系起来的技巧。成行的文本首先会变成词（"ay" "bee" "see"），然后是声音，它们结合起来唤起思想和情感。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心灵之眼》（The Mind's Eye）中写道：“我们识字不是靠神的干预，而是通过一种文化创造和一种文化选择，这种创造和选择使得先前存在的神经倾向得到了巧妙的……新的利用。”因为这对识字的成年人来说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很容易忘记它的新奇和奇妙之处。最初的感觉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进一步发展这种新意识的意愿。

阅读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人看不见的。“我意识到没有人……能够进入我的阅读空间，”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在《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中写道，“除了我自己的意志，再没有什么能允许别人知晓。”即使我大声朗读——如同古代和中世纪的习俗那样——对观众来说，这种展示也可能是欺骗性的。很多使阅读在心理层面如此丰富的原因是私人的，而且可能与我的公众形象相冲突。一个有魅力的表演者可以营造一种大师级的印象——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里的亨利·克劳福德（Henry Crawford）就是一个例子——但表演和解析之间存在着鸿沟。我可以谈论一部小说，并展示我的看法：专注或不安、通晓或无知、赞许或轻蔑。但是大部分的阅读都从检查中退出。

这使得阅读不太适合拿来招摇过市或自卖自夸。是的，我可以用文字作为身份的象征，正如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那样。我那本金边的《福尔摩斯经典案例》是我在文化市场上的一笔糟糕投资。然而，这种权力的游戏并没有说明我是如何解读这些词语的。因此，阅读是一种不显眼的天赋。对于那些寻求文化资本的人来说，写作是一种更明智的投资。

但是比起早期的起源，或者看不见的内在性，我们更容易遗忘阅读的艺术。阅读同样会引起不安。不仅是因为像《贝奥武夫》（Beowulf）中的格伦德尔（Grendel）或《洛丽塔》（Lolita）中的亨伯特（Humbert）那样的怪物，而且是因为自由是令人不安的：我的生命是我的，没有人能代表我去证明。我无法逃避布尔迪厄所谓的“社会空间”⑦，我是一种特殊的动物，有特定的生理需要。但我如何看待这些和我自己呢?没有宏大的宇宙文字指明从生到死的道路。人类的问题没有终极答案。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讨论过这个问题，这引发了“畏惧”或者焦虑。

“畏惧”不仅仅是恐惧，不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威胁畏缩不前。“畏惧”是一种情绪，它无处不在。霎时间，存在似乎是虚假的、虚幻的，或毫无意义的。我很少感到这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我忙于生计。但偶尔我会被提醒，没有完美的个性，我的理想和价值观是我可以主张或批评、赞同或嘲笑的理想和价值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日常的熟悉感崩溃了。在这种心境下，我不能依靠神明或自然，生命的重量是我必须承受的。伴随着这种负担而来的是迷惘——对我身下事物感到晕眩：几乎什么也没有。焦虑是沉重和轻松、恐惧和兴奋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结合。

言语唤起了这种畏惧，因为它们揭示了我在描绘世界时的作用，它们展示了一切我为了获得可靠的事实而忽略的可能性。如果读者和作者一样自由，那么就无法避开这种潜能的发挥。书页只是人类含糊不清的词句的一个短暂确定性。当我意识到我的责任是肯定一个世界而不是另一个世界，以及所选择的事物的脆弱性时，就会产生眩晕。每一串字母都可能是存在主义的挑战。

这种眩晕是对作者崇拜的另一个原因：它让我们停止了符号的游戏。正如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作者可以让阅读变得可靠。这不是指现实中可以获取版税支票、忍受腰酸背疼的作者，而是作者的想法，被福柯称为“作者功能”。作者功能不是个人，而是一种驾驭内涵、外延的方式，它产生于社会和心理的力量。人们很容易相信《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的“马塞尔”其实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或者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的神话实录《致希腊》（Report to Greco）中的“我”是留着小胡子的盆景厌恶者。作者成为简化文本的一种方式。

福柯的观点并不是说作者的生活和动机总是无关紧要的。任何与创造的结交织在一起的事物都是密切相关的：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The Republic）中的瘟疫、尼采《瞧，这个人》（Ecce Homo）中的梅毒。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作者肯定会成为文本中的“人物”。福柯的观点是，作者只是众多阅读方式中的一种，这种阅读方式突出了某些含义，而隐藏了另一些含义，这些往往是作者在隐藏自己的同时进行的。他称之为“意义扩散中的节约原则”。专注于作者，我可以给自己一份显而易见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所带来的满足感则是：作品就意味着故事的结束。

因此，读者的自由并不是简单地被遗忘。人们对此不屑一顾，因为文字可能会导致一些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在手稿、报纸专栏还是漫画小说中，人们都在寻找容易确定的内容。文字变成了别人的工作：作者被认为是一个孤独的天才，或者被指责为潦倒的文人。读者的潜力被剥夺了，连同更巧妙地运用它们的机会。

欢　乐

此书是对这种压抑的回应，提醒读者认识世界的力量。每一章都强调了一种特殊的美德——好奇心、耐心、勇气、骄傲、节制和正义。这排除了许多经典的优点，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亚里士多德的辉煌，对那些有钱的贵族来说，比藏书家更有价值，然而慷慨的文学意义并不大。希腊哲学家的诚实被骄傲所掩盖，即使动怒也受到全盘颂扬。奥古斯丁敦促虔诚的基督徒为爱拿起《圣经》，但却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大多数作品。对他来说，最好完全避免书写文字，而不是不崇拜上帝（“诅咒将希望寄托在人类身上的人”）。同样，信仰和希望也与宗教的宇宙观和道德观联系太过紧密，无法帮助世俗的读者。在基本的美德中，谦卑是正常有益的骄傲的一部分，而文字中的简洁则类似于节制（虽然我建议博览群书）。就像异教徒和基督教的书目一样，这份清单是片面的，但不是武断的。这反映了我所尊重的东西。

本书反映了写作的本质，但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相去甚远，后者坚持不懈地发现并挖掘西方的形而上学理论。我的兴趣不是存在的历史，而是角色——不论这个“我”是如何模糊多变。我认为有些解释更好，但并没有类似于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Teaching）这样的指南。我已经放弃了百科全书式的精通，转而追求传记的纪实性——我的意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所读过的和我如何阅读的。当我富有冒险精神地去阅读——从思辨的现实主义到黑色超级英雄，从海德格尔到海因莱因——对于作者、流派和风格，我有自己的偏好和成见。有时我克服了这些偏见，显露出了犹豫不决的自我。有时我已经证明了我的倾向是正确的。重点不在于捍卫确定的诠释，而是对这种通常比较私人的艺术进行公开的反思。

这一坦白很重要，正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所指出的，因为美德在集体中得到最好的发展。如果阅读是两种自由之间的对抗，那么做到恰当地阅读就需要第三种自由，即其他读者，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对立的或异乎寻常的生活印象。

这也是文学批评如此重要的部分原因。批评者被讽刺为傲慢的看门人、麻木的学究或寄生虫，而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的确如此。但最好的批评家是阅读艺术的典范。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地介绍作品。他们还揭示了我们为作品注入的偏见——清晰或模糊、慈善或卑鄙、好奇或麻木——以及被提倡的生活愿景。美国散文家门肯（H. L. Mencken）称，批评家是一种“催化剂”，不同于在两种化学物质之间的催化剂，批评是在文本和读者之间发生作用。门肯写道，激起艺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反应是他的职责。有时候，的确如此，批评家对那些无知或不能全然理解的观众有帮助。他们使在时代、语言或情感上极其陌生的作品变得更加为人所熟知。不过批评家也能促使那些博学而自信的读者做出反应，因为他们博学而有主见——他们需要释放个人的想法。最好的批判性研究能够在哲学领域做出贡献，放松紧绷的神经。

专家对这一角色没有垄断权。没错，更好的批评家把在严肃和游戏、我和你、文本和语境之间游刃有余地行走作为他们的工作，并试图享受这种乐趣。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一种更根本的动力，敏感而明智地对文字做出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批评家们选择了这一职业（或者被它所选择）­——他们享受阅读的艺术，如同享受写作一样。正如评论家乔迪·威廉森（Geordie Williamson）所言，他们愿意向更伟大的人才致以“明显的敬意”，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熟练程度的陶醉。这些悦人的才华并不局限于杂志版面或学术研讨会。都市文学节与郊区书友会上演着解读之争，在咖啡馆的长凳或家庭餐桌上亦是如此。不是每个人都是评论家，但是每个读者都可以当众进行评论——不仅是为了发现作者错误，更是为了关注自己。

这本书是群体性阅读中的一种练习，提醒人们自由和冒险的回报。这也是我个人对自由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