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繁荣中的焦虑

20世纪初以来，在外来刺激和内部反思下，我国学术迎来转折，走上一条新的发展脉络。在这场学术变迁运动中，敦煌卷子、殷墟甲骨、秦汉简牍、内阁大库书籍档案、古代各民族遗文等新材料的发现，为学术思路和研究范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资粮。以传统材料与新材料互证是非的处理方法，直接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大爆发。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的一场讲座中，对这一现实表达了热切的期盼，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然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时至今日，“地不爱宝”，或通过考古发掘、或通过盗墓窃取，各类埋藏地下千百年的文献不断出世，继续刺激着学者的神经，推动着学术研究的热潮。或许是因为出土时的集中程度不如简牍、卷子等材料，近百年来出土的中古墓志看上去并没有获得与前者同样高的学术热度，然而这些石刻材料的总量和学术价值与前者相比却毫不逊色，重要价值正逐渐获得时人关注。近二三十年来，中土墓志碑铭以极其罕见的速度大量出现，国内和日本学者对这些石刻材料的整理和讨论渐渐走上体系化道路。索蓉蓉和仇鹿鸣分别撰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21世纪初十多年来的中古墓志出土和整理情况做以综述，从二人介绍中可以发现这一学术领域的系统化程度逐步提高的具体过程。仅就唐代墓志的情况来看，仇鹿鸣指出，截至1996年，《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材料共计5164方，气贺泽保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第四版所收材料截至2015年，共收12043方。由此得出结论，认为1996—2015年新出唐墓志竟然达到近7000方的总量，超过此前1000年积累总和。

这样巨大和集中的文献拓展，对今人研究无疑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于唐代道教研究来说，近年不断发现的道教碑铭和道士墓志材料，帮助无比巨大。道教研究在文献方面存在的先天局限，是百年来最令此领域学者头疼的根本问题之一。对于现代学者而言，尽管我们拥有《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藏外道书》《敦煌道藏》等大批道教文献材料，但道教史研究在材料上始终存在严重缺陷，这些缺陷基本可以总结为“史料”总量稀缺、内容不确定性强两个方面。具体来说，正史文献因立场和史料选择等原因，对道教情况的记述总量既少，又常常不太准确。道教内部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录，也并不如佛教那样有持续性的自觉。与此同时，不论道教对自身历史的记述，还是佛教等其他材料中出现的涉道事件描写，均很难直接作为可靠材料使用。前者如《墉城集仙录》《王氏神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多沦为阐教之词，充满虚构的情节与夸张的想象，后者如《弘明集》《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等则常常是戴着有色眼镜对事情原委进行颇有偏见的改写。面对这一情况，道教碑志材料的新发现，无疑可以为规整传统记述提供莫大帮助。这当然不是说这些碑志所述全然符合事实，而是说这批材料既能进一步充实道教文献的总量，更能与现有材料和观点互相参照，彼此印证，由此提供观察道教史的新视角。

仇鹿鸣对新出唐墓志的统计

正是由于石刻史料之于道教研究有莫大意义，不少学者主动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付出心血，消耗大量精力收集和整理道教碑志材料。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陈垣编、陈智超等人整理的《道家金石略》。然此书为1988年出版，不可能收入近几十年新发现的道教碑志。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接续了陈垣等老一辈学者的工作，集中编纂道教石刻集。较著名者如黎志添、李静编《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龙显昭、黄海德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萧霁虹编《云南道教碑刻》，王宗昱编《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赵卫东等人编《山东道教碑刻集》，吴亚魁编《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张泽珣《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附造像碑文录》，潘明权、柴志光编《上海道教碑刻资料集》，以及茅山、王屋山等道教名山宫观自己编纂的《本山碑铭集》等。单就唐代道教碑志的研究而言，神塚淑子和雷闻曾分别撰写文章，神塚淑子的文章为项目报告书，具有一定概括性。雷闻的论文则以自己多年的唐代道教碑石收集和研究工作为基础，对新出碑志在唐代道教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进行精要讨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在相关学者的努力搜集和一再提倡下，主动使用石刻文献来进行道教史研究已经成为本学科的自觉和共识。然而，就在表面形式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笔者却感受到深深的焦虑。回到仇鹿鸣的那篇文章，作者在文中指出：“近年来新出墓志数目巨大，而且随着唐代墓志价值日高，贾人射利，鱼目混珠，伪造之风亦蔓延至此，新出各种墓志图录中也掺入了个别伪品。”根据笔者的进一步了解，伪造中古墓志碑石的行当由来已久，早已成为技艺娴熟、组织细密的地下产业。王连龙亦直言“伪造之例既清，辨伪之法亦明，貌似石刻辨伪之事已明了，实则不然。石刻伪造古已有之，其法日繁，不易掌握。加之，新技术、新手段的使用，辨伪之事愈进愈阻，永无止息”。造伪者技艺高超，往往能够欺骗学者的眼睛。陈爽曾指出，《元伯阳墓志》《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等赝造石刻，“曾长期占据在权威著录著述中，一直到近年才得到纠正”。类似现象，并不罕见。回到道教学领域，近年来本领域学者对道教碑石墓志的集体关注，无形中使道教石刻的“市场价值”得到提升。非常巧合的是，与道教石刻价值的不断提升相伴随，这些年来非考古出土、来路成疑、不见原石只见拓片的唐代道士墓志的出现速率，似乎也有所增快。在这个制造赝伪墓志再起高潮的时代里，新见道教石刻是否真的都那么确凿无疑呢？2015年7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报道，增加了笔者的焦虑，这篇报道即单颖文的《新出墓志知多少》。文中作者访问某民间墓志收藏家，其人指出“其实你看到的很多墓志，可能都是假的”，“无论是私人藏品，还是民营机构所藏，甚至包括高校博物馆在内的公立博物馆馆藏，都可能有赝品”。文中对墓志造赝技术和市场逻辑问题的报道，更令人感到震惊。这里不妨引述一段原话：

近年来，洛阳地区墓志制作水平愈来愈高，许多翻刻墓志都是用真志拓片摹刻，手工制作，人工做旧，有些翻刻品甚至使用过去的石头，辨识越来越困难。“现在的一些假志已经达到90%以上的高仿程度了。”一名文物商人告诉记者，在河南，偃师、孟津、伊川是三大墓志造假“重镇”。据说三地造假商井水不犯河水，分工明确。“像我们这种墓志看得多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是哪个地方造的假了。”“有市场，就有造假。”齐渊说，现在已经到了墓志“新发现”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没得挖了就得靠造假”。上世纪80年代河南、陕西还有宝藏，那时的造假成本远高于“动几下洛阳铲”，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今一块墓志的造假成本在万元左右，到了市场上就是几十上百万地卖。“把假货当真货卖，才能在价格上让别人相信这是真的。”一名文物商人认为，“一样是出了大价钱，这年头没人想故意买假货的”。

以上有些可怕的语言，对目前的道教学领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既然墓志造赝是随着利益和市场而动，那么近年我们对道教石刻的重视，是否有可能使造伪者嗅到了新的商机？墓志造伪行业既然已经非常成熟，获利极高，那么是否会有“高人”涉足伪造唐代道士墓志，进而制造出如前述《元伯阳墓志》等足以鱼目混珠的产品呢？这样的怀疑有其道理，不可视而不见。

历史学和文献学领域拥有长期接触流散碑志的经验，对待来路不明的新见材料向来比较谨慎，一般都会有一个鉴定、批判和讨论的过程。与这两个领域相比，当代道教学领域对待新材料的方式总体显得有些稚嫩，常常缺少对新见材料的鉴定辨析环节，往往是“一见倾心”，立即就将网络店铺等各种渠道流传的拓片作为史料运用到研究当中。而部分以“道士墓志考证”为题的论文，也先入为主地接受墓志为真品的意见，继而使考证成为赋予新见墓志正确性和合理性的一番解说。这样对待来历不详的新见材料的方式方法，缺少“质疑”态度，恐怕会留下严重的后患。梁启超曾在讲演中表示：

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止中国为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借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如根本没有这回事，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

任公所述实为肺腑之言。在“坎曼尔诗笺”事件中折戟的郭沫若，亦曾就材料使用问题说过一段非常平实但又非常中肯的话，其称：“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缺少谨慎的怀疑和鉴定环节，必然导致误用赝伪材料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而如果真有一批赝伪材料蒙混过关，并被拿来修订既有的道教史框架，便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道教学领域普遍缺少对新见材料持怀疑态度的问题，实际根源于对兄弟学科方法借鉴的不完整。对石刻等材料学术价值重要性的认识，自然是最容易获得的“态度”。但历史学、文献学、金石学等处理石刻史料问题的具体方法，却并没有随着“态度”一起进入道教学领域。“态度”的获取只需思维转变，瞬息即可，但完整的材料处理方法涉及整个学科复杂的背景和体系，非一定时间学习而不可得。为有效辨析包括道士墓志在内的新见材料，形成对新见材料的敏感性，便必须借鉴文献尤其碑石辨伪学的一些技术。既有造伪之事，便有辨伪之学。有关中国古代辨伪学及其方法的梳理，眼下也已有不少总结可以参考，如孙钦善的《古代辨伪学概述》、江岚的硕士论文《历代碑刻辨伪研究综述》、王连龙的《石刻辨伪通例》等，都是非常好的材料，顺藤摸瓜，不难入手。就本书所关心的新见唐代道士墓志问题而言，后两篇文章尤其值得反复学习。江岚的文章，是非常罕见的以“伪刻”为题的学位论文，值得关注。其文系统梳理宋代以来金石名家的辨伪方法，对梁启超、胡应麟等人的辨伪理论详细介绍，并结合一些成功辨伪案例检讨辨伪方法的实践模式。王连龙的文章首先指出石刻造伪有“臆造”“改造”“翻造”等几种常见类型，接着在吸收胡应麟“辨伪八法”、梁启超“辨伪十二公例”、陆增祥《金石祛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其“辨伪五法”及三个注意事项，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其文提要中罗列这些条目及要点，字字珠玑，值得引介：

辨伪之法有五：核之目录，以观其绪；核之故学，以观其述；核之形制，以观其称；核之文字，以观其用；核之事实，以观其时。五法之用，注意事项凡三：一、孤证不立，重博据。二、独立思考，不盲从。三、勤于实践，忌空谈。石刻辨伪者，务必求真，不可参杂以其他目的，不能卫道而囿于师说，亦不能服务于造伪者，以营私利，且需正确对待伪刻，以助益于辨伪研究。

有关这些条目和要点的详细解释，还请读者参考王连龙论文原文。此外，上文提及胡应麟的“辨伪八法”，其中“覆之传者已观其人”一则，今日看来亦当作为辨析新见材料的重要原则。正如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来路不明的“新见唐代道士墓志”多通过坊间店铺传播出售，而这些店铺所在区域常常就是造伪最盛之地，店中其他产品必出伪造亦不罕见。因此，在今日鉴定道士墓志的工作中，对于新材料“传播者”和流传过程的考察，尽管非常困难，但依旧值得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