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过去的美好时光
我出生于一个大家庭，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这样，除了妹没有，兄弟姐全齐了。大哥和二哥比我大二十多岁，结婚后都有了自己的家。三哥70年代初就去当兵了。因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主要是和姐姐、弟弟一起度过的。
姐姐长我三岁，弟弟则小我两岁，我们三个年龄相当，可志趣却不尽相同。姐姐属鼠，弟弟属蛇，我属兔，从属相来看，志趣和性格也该有所不同才是。
姐姐天生热爱文艺，不到十岁就参加了“小红军”艺术团，喜欢唱歌，喜欢看小说，崇拜王心刚、郭凯敏之类的电影明星。姐姐看起小说来不要命，把学习方面的事统统搁在一边，而且常常躺在床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久而久之，眼睛就近视了。姐姐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待人极为热情、慷慨，有时甚至过于热情、慷慨，但由于性情太直率，有时还有点暴躁，往往好心不得好报。
在我的印象中，姐姐从小就喜欢吃各种零食，注重穿着打扮。那时，点心、干果之类的食品属于奢侈品。父母偶尔买一些回家时，往往先要藏在什么地方，然后分几次拿出来给我们享用。这是母亲的方式，母亲无论做什么都喜欢细水长流。可不管母亲藏在何处，姐姐都有本事将它找出来。为此，姐姐没少挨母亲的训斥。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时尚，包括那些极为贫困的年代。姐姐对时尚相当敏感。她毕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嘛。20世纪70年代，全国流行穿军装。姐姐整天死缠硬磨，要父亲找军队的朋友弄一套军装。军装当时可不好弄，需要很硬的关系才行。父亲想办法弄到了。姐姐兴高采烈，穿上军装，立马精神了许多。到了80年代，流行喇叭裤的时候，姐姐又是第一批穿喇叭裤的女孩。从姐姐身上，你大致可以了解到时尚的发展趋势。
家里就我们三个孩子时，姐姐常常煞有介事地宣布，要为我们两个弟弟做点吃的。姐姐最喜欢做的是奶油五香豆。当姐姐在炉灶旁炒着五香豆的时候，整个屋子里溢满一股特别的香味。这成为我童年生活中一个极为美好的印象。
自然，除了做五香豆，姐姐更多时间是在唱歌。姐姐往往先打开收音机，然后，一边打扫屋子，一边唱，投入地唱，毫无顾忌地唱。我在高考复习的时候，姐姐也这么唱。我一抗议，姐姐就说：你能考上大学？
在文艺方面，姐姐对我的影响很大。姐姐讲起故事来头头是道，还时常借给我《大众电影》看。我酷爱诗歌朗诵。每当收音机里响起合适的音乐时，我就邀请姐姐和我来上一段配乐诗朗诵：“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
姐姐有自己的房间。我和弟弟一直住一间房。弟弟在性情上与我和姐姐差异很大。他似乎不喜欢柔软，而偏爱坚硬，整天疯玩，野玩。
我们家附近有河，有桥。弟弟从小练就一身好水性，一口气能游几千米，还敢从很高的桥头往水里跳。我看着弟弟往下跳水时，常常紧张得要命。
其实，我们三个孩子中，弟弟智商最高，可他偏偏不爱读书。弟弟有自己的理论：如果人人都去上大学的话，那么，肉店，豆腐店谁来管？父母无可奈何。
整天疯玩，也就容易出事。弟弟出的事不少。一会儿从楼上掉下来，摔断了腿。一会儿又在游泳时扎破了脚。弟弟总共断过两次胳膊，一次腿。有很长一段时间，弟弟身上总绑着石膏。记得有一阵子，弟弟摔断腿后又绑上石膏，一位小朋友每天来我家背着弟弟去上学，一直坚持了好几个月。后来，那个小朋友随全家搬到外地去了。我想念那个小朋友。
弟弟有自己的伙伴，很少和我在一起玩。只是夏天乘凉的时候，弟弟和我躺在门板上，玩一种特殊的游戏：我们划拳，谁输了，谁就给对方挠痒痒或者扇扇子。我赢的时候居多。弟弟摇着扇子，一下，两下，三下……我闭着眼睛，静静享受着，惬意极了。
姐姐懒散，弟弟任性，我比较温和。对我们几个孩子，父母从不偏袒。但孩子乖一些，父母总是高兴的。相对而言，我就算乖孩子了。当乖孩子还是有很多好处的。难怪这个世界上乖孩子那么受欢迎。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母亲总要到厨房做几道像样的菜。我常常溜到厨房，给母亲一个小小的建议：能做个红烧肉吗？母亲看一看我，然后笑着说：好吧。
吃饭的时候，姐姐和弟弟幅度大，速度又快，我就吃亏一些。母亲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每做好吃的时候，就给我们三个孩子各分一份，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姐姐和弟弟往往一顿就吃完。我却故意每一回省下一点，留到下一顿吃。待到再开饭时，我就笑眯眯地把省下来的菜摆到桌上，不紧不慢地吃着，馋得姐姐和弟弟直流口水。弟弟说，给我吃一块，过一会儿给你挠一百次痒痒。姐姐说，给我吃一块，明天带你去看电影。我常常一心软，就答应了他们。母亲严厉地批评我说，你这是精神折磨，而且该一顿吃完的饭菜，分几顿吃，对身体也不利。
回想起来，我们三个孩子相处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从未有过大的冲突，至多有一些小的摩擦，而且这些小摩擦在今天看来就成了童年的趣事了。
我十六岁时，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去到北京，开始读书生涯。童年生活就算告一段落了。从此，童年便存在我心里并随着我走向四方。
如今，姐姐已成为一位十分能干的老板，经营着自己的饭店。姐姐的能干让我惊讶。她同小时候判若两人。弟弟中学毕业后进了供电局。我读完大学，又上了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我们几个中，弟弟读书最少，收入最高。我读书最多，工资却最低。
2002年1月19日于黑海之滨
